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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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

                                                     高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很久以来为学者所关注的陶寺晚期朱书文字，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通讯》第1期(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 字扁壶》)予以报道，并公布了标本墨线图和文字摹本。本文拟就标本出土后的鉴定和文字释读有关情况聊作补叙，以供研究参考。
    (一)  这件扁壶是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 III 发掘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约当BC2200—2000)灰坑H3403出土的。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异常惊喜。因是残器，大家希望找到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同样有文字的标本，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并无所获。反回来再细察扁壶残器，见沿断茬涂朱一周，始推知涂朱时(或书写文字、符号的同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有其特定含义。
    (二)  对扁壶背面(即平腹一面)的两个“符号”，曾请教过一些专家，多未破解其意。惟张光直先生1988年秋访京时，曾提出“会不会是字？” 若将扁壶口朝下倒置去看，“会不会是‘祖丁’？”虽并未十分肯定，却不失为破解那两个字符提出一条思路，从中也透露出张先生对这件扁壶性质的见解(祭器？)。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新解。
    (三)  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象，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者。1985年冬，张政烺先生见到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和原大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用极简练的一句话概括了距今5000年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其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大家公认甲骨文已是初步定型的成熟文字系统，许多前辈早已指出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陶寺朱书“文”字比甲骨文早七八百年，但字形已相当一致。若联系陵阳河、尉迟寺、石家河、龙虬庄、澄湖、王城岗以及丁公陶文，龙山时代文字已不是个别地点的孤立现象。仰韶时代以来，随各族群间的迁徙、征战，长江、黄河流域及周围地区不同系统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汇，日趋频繁。经过上千年的交互作用，促成各区系在物质文化和观念形态上出现认同的演进趋势(以社会上层前铜礼器群反映最为突出)，最终形成多源一统格局。若将中国文字的产生、在江淮河汉间广大地域文字的传播及与之同时最初阶段的文字统一(定型)过程，放到上述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可能会得到一些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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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地之一

　　位于襄汾县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今4500-4000年左右。这里的窑洞、居址、水井及等级分明的墓葬、龙盘、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预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别部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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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李健民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时间，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1978年至1984年，以及2000年春、秋两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取得丰硕成果，揭露出大面积的墓地和居住址，进而发现了古城址，并出土了许多珍贵遗物，从而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遗存目前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多年来，陶寺遗址屡有重要发现，尤其是朱书“文”字扁壶的出土，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朱书“文”字扁壶的相关资料加以叙述，希冀加深对陶寺文化的认识与研究。
　　朱书“文”字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灰坑H3403，为残器（图一、二、三），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双鋬面各有凹槽两道。口长径20.8、短径9.2、腹最宽24.8、残高27.4厘米。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有筆锋，似为毛筆类工具所书。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个朱书符号，不识。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
　　扁壶在陶寺遗址出土数量极多。陶寺文化居住址水井底部，均见有扁壶碎片的堆积层，可知是一种汲水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手制，其延用时间与陶寺文化遗址相始终，是陶寺遗址典型器之一。扁壶形制演变系列清楚，早期扁壶口部和腹部的剖面为椭圆形，晚期近半球形；早期扁壶颈、腹分界不明显，晚期呈束颈状；早期扁壶器鋬在颈部两侧，为舌形或柱形，晚期鋬在口部鼓凸一侧，鋬为桥形，且双鋬呈平面相连；中期扁壶则为过渡形式，突出特点是鋬升至口部鼓凸一侧，略外斜，双鋬不相连接。出土朱书“文”字扁壶的灰坑H3403，属陶寺遗址晚期。朱书“文”字扁壶亦具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典型特征，距今约4000余年。
　　殷墟甲骨卜辞中已见“文”字（《殷墟粹编》三六一）。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与之几无差异。殷墟甲骨文具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产生的初始阶段。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有关专家一致确认为“文”字无疑，由此进一步证明甲骨文早在商代以前就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史。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陶寺遗址以其规模宏大的居住址和墓地，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曾出土铜铃，近来又发现古城址，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达到史前时期的较高水平，从而为文字的产生奠定了硕实的物质和文化底蕴。
　　在陶寺文化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居住址早期灰坑中出土的夯土碎块和刻花白灰墙皮，说明附近曾存在大型建筑。
　　陶寺文化居民的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目前已发掘1300多座墓，大部分属于陶寺文化早期。所有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是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仅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小型墓则占90%左右。这三种不同规格的墓葬在数量上的比例，就像一座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反映着当时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埋葬在大墓里面的是首领级人物。这种大墓一般长3.2米、宽2.5米左右，有木棺，棺底垫以硃砂。随葬品丰富而精致，有彩绘龙纹陶盘、鼍鼓、土鼓、特磬等礼乐器物，有成套木器，还有精美的玉石器物及整只的猪等。随葬物品多的可达到一二百件。其中一座规格略小的大墓，无鼍鼓、土鼓和特磬。埋葬在中型墓里面的，是首领的妻妾或权贵。这种墓略小于大墓，长2.5米、宽1.5米左右，墓内也有木棺。随葬有成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较精美玉石器和用以标志财富的猪下颚骨等。埋葬在小墓中的是一般成员。这些小墓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有的用席殓尸，只有少数墓随葬一二件小型器物，大多数墓没有任何随葬品。从上述情况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实际上已经划分出阶级。高踞于一般成员之上的首领和权贵，是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多量财产，掌握着军事、祭祀的大权。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是一般成员，他们倍受奴役与剥削，生活贫困，是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
　　陶寺遗址已经出现铜器。在一座规模不大的墓中，发现一件铃形小型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这是一件红铜铸造器，含铜量为97.8%。遗址早期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同样形制的陶器。这件铜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铸，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陶寺古城是陶寺遗址近年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夯土墙分主体和基槽两部分。夯层分9大层，11小层，厚薄不均匀。值得注意的是，古城址附近的灰坑中发现许多残毁的白灰墙皮，残块上可见清晰刻划的大圆圈和戳刺纹，表明城址内很可能有大型的建筑基址。若此，则古城已非一般聚落，很可能是当地的权力中心所在。陶寺遗址已发现大型墓地，并出土铜铃和书写“文”字的扁壶，现在又发现城址，因而对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探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临汾古为平阳，史有尧都平阳之说。《汉书·地理志下》：“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又师古注引应劭曰，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平阳，“尧都此”。注云：“《晋地道记》曰有尧城。”《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以火承木，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山西省辑要》卷二平阳古城下：“在临汾西南，尧都平阳。”帝尧所都之平阳应在今临汾一带。陶寺村位于临汾市西南22公里。陶寺墓地在时间上主要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其年代上限距今约4600年。陶寺遗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内涵，尤其是早期墓地与古城的发现，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
　　晋南自古有夏墟之称。《左传》昭公元年记：后帝“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又昭公十五年：“唐叔受之，以处参虚。”由此可见，大夏、夏虚、参虚应是从广义所指的同一地域。晋国始封于唐，夏商时期的唐国在夏虚，故说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与襄汾县毗邻的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晋国贵族墓地，证实这里便是晋国早期都邑，从而可以确信霍山以南、绛山以北，以汾、浍交汇地带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范围内，当即晋始封地—唐之所在，也可认为是大夏、夏虚的中心区域。这同《晋世家》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及《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说“大夏在汾、浍之间”的地理方位完全符合。陶寺文化广泛分布于临汾、襄汾、侯马、翼城、曲沃、绛县、新绛、稷山、河津、霍县、洪洞、浮山等地，与上述晋始封地大致相合，而范围更为广大。尤以崇山（今俗称塔儿山）周围、汾浍之间大型遗址较多，如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两处面积均在百万平方米以上。陶寺遗址在崇山西侧，同曲村—天马的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据现在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夏代的起始年为公元前21世纪。陶寺遗址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之内，陶寺遗址与晋始封地曲村—天马相距甚近，自当在夏墟的中心地域。此外，陶寺大墓中出有彩绘龙盘，也是部分学者把陶寺文化作为夏文化探索主要对象之一的重要原因。据考证，夏族即以龙为图腾。龙也是中华民族发祥的象征。
　　《史记·夏本记》：“夏禹，名曰文命。”《大载礼记·帝系》：“鲧产文命，是为禹。”又《五帝德》引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皆以文命为禹名。由上述文献可知文命与夏之先祖禹具有密切的联系。陶寺遗址的朱书“文”字扁壶，距今约4000余年，正当夏禹之世。地处夏墟中心地域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与禹名“文命”之“文”相同，当非偶然巧合。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方得以传世。更多的书写于织物、竹、木类载体上的古代文字早已朽没。陶寺文字书写于陶器上，方得以幸存。相信随着今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能有更多的文字面世。陶寺扁壶另一腹面上的两个符号，尚不识，亦期盼专家、学者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