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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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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5-18 10: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见彩图商代刻字卜骨 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问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此即商代甲骨文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除殷墟外, 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
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
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完整的胛骨卜辞拓片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
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
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
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涂朱的甲骨卜辞拓片完整的腹甲卜辞拓片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
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胡厚宣)
    敦煌文书
    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 5~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遗书多为卷轴式。北朝写本书法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写本则为楷书或草书。8世纪末,有木笔、苇笔书写的卷子。9世纪以后,出现经折装、册子本和木刻印本。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 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
  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
  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后语》、蔡谟注《汉书》等佚书。由于唐《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发现,使人们对唐代的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有了新认识(见彩图唐律残片、唐天宝官品令、神
龙元年(705)散颁刑部格、唐水部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卷,对考释丝绸之路地理有重要价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件有助于研究唐代门阀观念的演变。曲子词:《菩萨蛮》伍子胥变文 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
  子部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近年亦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等。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还有医书、算经、历书、占卜书、类书、书仪等。
  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词文等。1957年中国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搜集了变文、押座文等写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王昭君变文》、《庐山远公话》等。此外,列宁格勒藏本《双恩记》亦颇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选唐诗,可补《全唐诗》之佚。在二十余件《王梵志白话诗》写本中,以列宁格勒所藏大历六年(771)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为善本。《云谣集杂曲子》等写本的发现,对研究词曲史有重要意义。目前对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内外是一重要专题。此外,唐代刘邺《甘棠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都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而后亡佚的集子。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
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薄》为唐前期杂徭、 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 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分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
  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敦煌文书发现以后,在1907~1914年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登堡等,先后来到敦煌,使用诱骗方法,劫走大批文书卷子。目前在国内,敦煌写本的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兰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国外则分藏于伦敦、巴黎、列宁格勒、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与中世纪的中亚、中国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的研究。
  参考书目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193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
 Fujieda Akira,The Tun-huang Manuscripts,Essays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dedicated toCh.P.Fitz□erald,pp.120~128,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
                  (姜伯勤)
    汉简
    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代“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近代最先发现的古简是魏晋简。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个遗址后来被定为楼兰遗址。同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也发现了魏晋简。在所谓楼兰遗址,斯坦因和日人橘瑞超也发现过魏晋简纸。
  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大部分简的性质类似后世赠物名刺,有人推测是西域精绝国遗物。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七十多年来共发现四万余枚,其中既有完整的,也有残碎到只剩一两个字的。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 还可分为三种:
  ① 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 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 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 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汉简。 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四十三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一千二百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的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②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 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 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 但是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查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见彩图居延汉简 居延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简牍,内容多为汉代边塞屯 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居延汉简
  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
  ③ 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七十一枚。 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 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 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新出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三百一十二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其中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革(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同时发掘的 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 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了竹木简六百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册,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西汉医方木简 甘肃武威出土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 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一千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 249号墓有《日书》。258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先令”即遗嘱。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 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从西汉简上可以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为八分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见秦简)。
  参考书目
 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d□con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1913.
 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上虞罗氏影印本,1914年;又重印校正本,1934。
 Henri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troisi□me exp□ditons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centrale, Oxford,1953.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
 劳□:《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考释之部,台北,196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北京,1980。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研究院,1948。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64。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银雀山汉墓竹书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书〔壹〕》,文物出版社,1986。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裘锡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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