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在“新出楚简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别部司马

       李学勤先生在清华大学“新出楚简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有关《诗论》简的文章收在《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和大会论文集中，不想在这里多讲。这里讲几句题外话，向各位求教。近几年，很多人提到王国维先生对“简”的研究的贡献，今天是在清华开会，我还是先回顾一下王国维先生70多年以前在这里的演讲。
     我想各位先生都知道，王国维在1925年应曹云祥之邀任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作演讲，这篇演讲收在《观堂集林》中，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篇文章概括的时间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25年的二三十年，王国维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有新的发现。例如西汉初年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在河南汲县发现的所谓《汲冢竹书》。他举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现都是竹简，他认为这两个发现从汉代到晋代一直到清代以及后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使中国学术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时来讲，19世纪末以后，中国又有几个重大发现——殷墟的甲骨文、西域的木简、敦煌的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由于有这些重大的发现，王国维说当时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王国维的这次演我们应该纪念，因为他所讲的在他以后的70多年中全部实现了。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大家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关于简牍和帛书的发现，这些在去年长沙的会议上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由于有这些发现，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而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从70年代开始，如1972年整理的山东银雀山的竹简、1973年的马王堆的帛书、八角廊的帛书、阜阳双虎堆的竹简、1976年睡虎地的秦简等等，一直到我们最近发现和公布的包山简、郭店简和上博收藏的我们今天讨论的简。这些简的发现，我想从单个墓的出土情况来讲，也许比不了“孔壁中经”，但是重要性和数量是不比《汲冢竹书》逊色的，如果加在一起就足以与前二者媲美了。因此我们就可以预见，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整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界都会受到这些发现的影响，何况这些发现正是方兴未艾，几乎每年都有竹简被发现，这些发现每每相当重要。我们可以预见在最近一二十年里会有性质更为重要的、数量更大的一些发现。这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更大的影响作用。我特别想指出，作为这次讨论会的主题，上博简中的《诗论》以及郭店简的所涉及的内容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大家都会同意，当我们谈到先秦，比如儒家从孔子以后到七十子以及七十子的弟子等早期的儒学著作，又比如战国时代的《老子》这样的著作，像这样的材料的新发现当然会影响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因为这些材料都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正如我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个人看法，由于先秦一直到汉初是中国文化上的经典形成的时代，因此有关这个时代的文献的新发现就不止影响到当时的学术文化研究，而且影响到那以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就根据我们感兴趣的《诗论》简，我想有七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会影响到整个学术史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从《诗论》看当时或更早的《诗经》的本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对《诗经》的认识，如果有诗学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诗经》是古代重要的经典之一，《诗经》的学问即所谓的“诗学”是中国经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当时的诗究竟是什么样的？通过对《诗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可以比过去做更为直接的探讨，看看当时或更早《诗经》的本子到底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们与《左传》、《国语》等书中引的《诗经》相对照，这个问题就更为重要。
     第二个点是可以考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孔子怎样整理《诗经》，孔子是否删定过《诗》。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多次提到《诗三百》，那么是当时删定过的三百篇还是原来就有三百篇？有没有“三千篇”之数？孔子究竟在整理上起着什么作用？孔子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对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诗论》简进行探讨。这里就涉及到孔子对诗学的传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孔子之后《诗》学是怎么传留的。中国各经籍的传留有的比较清楚，有的不是很清楚。应该说《诗》的传留就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关于《诗》的传留的比较系统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三国时期，而且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的矛盾也很多。如果说中国的《诗》学与孔子有关，那么从孔子以后是怎样传的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孔子的弟子七十子以及七十子的弟子即孔子的再传、三传弟子对《诗》的认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论》时间很清楚是战国晚期，但是没有郭店简说的那么清楚。可是从我个人来看，和郭店简的时间差不多，可能稍微晚一点。作为战国晚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本子，它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孔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关于《诗》学的思想。这个对于研究孔子之后《诗》学的传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个问题我已经在很多先生的论文里看到了，大家在讨论它和《毛诗》的关系。今天我们传留完整的《诗》就是《毛诗》，《毛诗》究竟是怎么传下来的。大家都说是出于子夏。是不是出于子夏，与子夏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诗论》和《毛诗》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长时间地探讨。现在看到的《诗论》虽然字数不多，可是内容很精辟，对于很多的诗都作了直接或概括的评价。这些看法究竟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毛诗》和《毛诗序》（包括《大序》、《小序》）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所以我们对《毛诗》也可以做专门的探讨。
     第五个问题就是不仅要看《毛诗》，还可以把《诗论》、《毛诗》和《三家诗》再进行比较。《毛诗》和《三家诗》的比较，大家知道特别是清代的学者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清代学者的有些问题是间接推论，认为某些人或某个时代流行的是《韩诗》或《鲁诗》，然后推论这样的著作里所引的《诗》一定是某部《诗》，一般是这样的逻辑。《三家诗》毕竟留传的太少，我们知道的太少，所以做间接推论。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对于可能和《毛诗》有关的《诗论》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诗》的传授是不是只有这四家。四家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可以从《诗论》与《毛诗》以及其他《诗》的关系，得到新的启发。
     第六点，因为《毛诗》和《三家诗》特别是《毛诗》是汉、晋以下历代《诗》学的基础。汉以下的历代《诗》学，名家百出，各有见解。可是究竟哪些见解和先秦儒学中的《诗》学更为接近？是否有比较接近的？是否还有什么传承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得失究竟怎样？这些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先秦诗学的认识。如果对先秦的诗学没有认识，那么后代诗学的源流就很难说清楚了。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基于先秦甚至西汉诗学的认识，对历代诗学的评价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这个工作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的。
     第七点，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诗学的看法和过去又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个人认为，以《诗论》为例，其发现不仅关系到《诗论》涉及的对当时诗学的认识，而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史上的诗学以及与诗学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其意义非常广阔，需要我们探讨的范围也非常广阔。
     我举这个例子，不仅是因为我们今天开这个会议，我们要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借此说明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确实是由于有新的发现。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有这样多的更新的、重大的发现，我们可以预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研究会有新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不能奢望在短期内能够完全形成，我们现在只是开始，恐怕要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新发现的影响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转自  中国传统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