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洒血菜市口（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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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洒血菜市口（转贴）
我自横刀向天笑
　　　　　　　　　　　　　　　　　　　　――记在戊戌政变中献身的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近代伟大的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的失败后，被封建顽固派囚于狱中，行将就义前夕所写的一首题壁诗，音调激，情怀壮烈，近一百年来传遍了华夏大地，感染每一个怀有爱国热情的中华儿女，激起人们对为改革中国而献身的爱国志士们的无限的敬仰与怀念，也促使人们对中国近代改革的危难阻进行深入的思索。
　　（一）“平生慷慨悲歌士”学文红武报中华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０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中，父亲谭继洵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僚，曾官至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与湖北巡抚。谭嗣同在姐弟中排行第五，最小。不幸在１８７６年他十二岁时，他的母亲、二姐和大哥染上瘟疫，在五天内先后死去。谭嗣同也被传染，昏死三天才苏醒。他父亲为此给他取个“复生”的别号。他在家中受继母歧视。他后来追述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这种遭遇，使他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感受尤深。
　　谭嗣同从五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封建传统文化教育。少年的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性格好动厌静，极喜游玩与运动。因此他在求学时，既先后拜了两位文教师：欧阳中鹄与刘人熙；又拜了两位武教师：王正谊
　　（大刀王五）与胡致廷（通臂猿胡七）。这些教师对谭嗣同影响很深。欧中鹄与刘人熙这两位教师对明末清初的两位大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推崇备致，并深有研究，他们将黄宗羲与王夫之坚持清斗争、保持民族气节的英勇事迹，以及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的深刻思想等介绍给谭嗣同，给予谭嗣同极大的启迪。谭嗣同向王五、胡七等人学习各种武艺，不仅掌握了击剑等技艺，而且感受到江湖侠士们急公好义的优良品质。这些人都与谭嗣同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外国殖民者加紧入侵，清朝统治者拚命强化其专制统治，农村破产，阶级矛盾加剧，社会日益动荡。这一切深深地刺激着年轻的谭嗣同。他一腔热血，时时都在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苦心探讨拯救与改革中国的道路与方法：他苦读各种书籍，探求新知；他观察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他为了“察视风土，物色豪杰”，为投身祖国改革大业作准备，更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从２０岁起，历时１０年，驰骋西北高原，漫游祖国河山，足迹遍及大洒南北、黄河上下，往来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合计路程达八万余里，照谭嗣同自己的说法，是“堪绕地球一周”。
　　谭嗣同在壮游中曾多次作诗抒怀：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刀迭来苍茫！”
　　又写道：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通过读书学习与游历考察，谭嗣同对封建社会的了解越来越多，思考得越来越深。他面对着祖国壮丽的河山与破败,深深在感叹道：“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短短十六个字，充分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然而，这时期的谭嗣同，上于所处社会环境的限制，其思想还未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樊笼，头脑还局限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之中。他认为社会的种种腐败贫弱，并不是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所造成，相反，乃是违反封建伦理纲常所致。因最维护与赞扬封建伦理纲常，反对人们提倡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
　　但是，急速发展的形势，中国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把这个伟大的爱国者迅速推入到正迅速兴起的变法改革运动中。
　　（二）冲决网罗批判专制 勇猛无畏投身变法
　　１８９４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的腐败彻底暴露。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悲愤笼罩全国。
　　这时，谭嗣同正在湖北，协助几年前升任湖北巡抚的父亲振灾。当他听到甲午惨败、马关签约的消息，受极大刺激，悲愤异常。他在给欧阳中鹄、贝元徵等师友的信中，痛陈《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危害。他眼看祖国如此任人宰割，忧心如焚，夜不成眠，深夜从床上起来，以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了一首《感事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更急切，更深刻地寻求挽救祖国的危亡、振兴中华的道路与方法。他终于明白：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与封建纲常礼教是束缚中国、腐蚀民族、使中国不得进步与富强的巨大障碍。要使中国得救，必须变法维新，必须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改革！“酌取西法”。甚至“尽变西法”！――这说是他的结论，这就是甲午战败后谭嗣同的思想的巨大变化。甲午年谭嗣同正好三十岁，他写了《三十自纪》一文。他在当进写给友人唐才常的一封信中，说：“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的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分为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谭嗣同在给友人贝元徵的信中，提出了“尽变西法之策”。他规划出全面改革中国的方案：从开议院、改官制、兴学校、变科举等、文化方面的主张，到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开银行、改税制、讲农学等经济方面的主张，从练乡兵、改军制等军事方面的主张，到变衣冠、兴女学、修街道、造公园等改变社会风气习俗的主张。总之谭嗣同主张“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备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这样，中国就会旺发达，富强可期。
　　在这风云动荡、祖国危急的日子里，谭嗣同感到自己过去那种有言论无行动的立身处世方法不行了，必须勇敢地投身到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改革大潮中去，做一个改革中国的闯将与斗士。他说：“中外虎争，文无所用”，“由是自名‘壮飞’”，称其居处为“壮飞楼”，表示要做一个飞翔天下、干一番大事业的壮夫。因此，他在规划全面改革中国、“尽变西法”的方案的同时，还全力以赴将此付诸实施。他感到自己没有大权，守旧势力又很强大，改革方案不可能立即在全国推行，就准备先在一个地方推行变法，打下基础，等条件具备后再实地“自立”。１８９５年他与友人唐才常、刘淞鞭商量，先在家乡济阳“兴学术”，造舆论，培育人才，传播维新思想。但阻力仍然很大，几经周折，才在欧阳中鹄老师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个几十人的浏阳算学馆。改革的艰难使谭嗣同感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更迷信取得“在上位之人”支持变法之重要性。
　　为了进上步深化自己的变法思想，联系各地的维新志士，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全国、推向设法，谭嗣同决定再次到上海、北京等地游历考察，“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当时，在甲千战争后，维新变法在全国已成为一个颇有声势的运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建立了强学会等维新团体；呼变法的报刊与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改革派与顽固派的论辩斗争如火如茶。谭嗣同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早就心向神往。１８９６年春，谭嗣同奉父命陪侄儿去北京赴考。他就利用这机会遍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求教”：在上海，他访问了热心在中国传播近代技术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见到了前所未见的古生物化石、计算器、爱克司光透视机等，大开眼界，受到一次近代科学的洗礼；在天津，他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灾民嗷嗷待哺的惨状，还特地访问了当地民间流行的秘密会社“在亘理教”等组织；到北京，康有为已南下，他会见了康的大弟子梁启超，彻夜交谈，了解到康有为的学说后，十分信服，认为“与己冥思者十同八九”，因而称自己是康的“私淑弟子”；他还接触了一些对佛学深有研究的人士如吴雁舟、夏穗卿等人，又为佛学的空寂博大与大无畏的精神所吸引……好学而又性急的谭嗣同为了尽快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就这样急切而又广泛地吸取他感兴趣的各种思想与知识。
　　１８９６年秋，谭嗣同的父亲替他谋得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官职。谭于８月上旬来到南京。他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十分失望与厌恶，就利用这段候补时间，将他近年来所学到的中、西各种学问，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多年思索，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与批判，以及对改革中国的理想与途径等，写成一部名叫《仁学》的著作。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全书除自序外，共有四十九篇，数万余言。其中最光辉的篇章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激烈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他还进一步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他不但一般地批判封建与制制度，而且把攻击重点指向清王朝统治者。在书中他同情家民反抗封建暴政的起义，说：“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他更大胆地号召中国人民冲决封建“网罗”，投身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等与民主政治，甚至但昌导侠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
　　谭嗣同的《仁学》，代表当时中国思想的最高水平。
　　在谭嗣同于南京写作《仁书》期间，全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谭嗣同的家乡湖南现钞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学使江标、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都是热心改革的人士。在他们的提倡与支持下，湖南兴办起一些新式企业、报馆与新式学校，各维新团体也纷纷建立。许多维新志士齐集湖南。潭嗣同身在南, 方面参加南京的变法活动，一方面通过书信等方式，关心与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他协助创立湖南的时务学堂；积极邀请梁戾超等人到湖南任职讲学；支持唐才常创办《湘学新报》等。１８９８年初，他终于摆脱南京俗务，回到家乡，以全部精力投身湖南的维新运动：他发起成立了“南学会”，使这个带有省议会性质的组织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导机构；他也唐才常等又创办了《湘报》，自任主笔；他利用演讲、撰文，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湖南的顽固派势力非常强大。以劣绅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派用各种方法向维新派发动攻击、诬蔑与威胁。谭嗣同是维新派的中坚，他如泰山屹立，巍然不动，用“横目相仇”来面对顽固派。他豪迈地向亲友表示：他视地球如掌上之物，置生死于度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他常用“杀身灭族”四字来与朋友互相勉励，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方兴之望。”
　　谭嗣同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将更加坚定勇敢地投身到更加严峻的斗争中去。
　　（三）奉旨入京参予新政 夜访法华说袁兵变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清廷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与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推动下，部破顽固派的阻挠，毅然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开始了著名的戊戌“百日维新”。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以主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敌视与破坏。为了加快推行变法，壮大维新派阵营，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徐致靖等人的建议，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变法。于是，在宣布变法的第二天，即６月１２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束送黄遵宪、谭嗣同上北京，准备接受授予的新职。
　　这时，谭嗣同正在替张之洞主办湖南焙茶公司，并为在湖南推行改革事业困难重重而苦闷。现在，他突然得知光绪要他去北京接受新职、参与维新大计，既出乎意外，更使他十分高兴与激动。他感到自己是“绝处逢生”，立即匆忙地进行进京的准备，忙乱中差一点连有关的公文都忘了带。他预感到此次进京参予变法定然遇到各种凶险，但他以“我不病，谁当病者”的大无畏精神自勉，毅然踏上征途。临行前他再三向妻子李闰表白衷怀：“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路经湖北时，他生了一场病，在其父的巡抚衙门里耽搁了一些日子。当他到达北京时，已是８月２１日了。
　　这时，北京的变法维运动已进行两个多月了。变法运动表面上忙忙碌碌，实际上遇到了顽固派有力的阻挠，实绩很少，且难以为继。新旧两党的斗争更加激烈。谭嗣同一到北京，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们朝夕过从，密商变法大计。９月５日，光绪帝召见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授予他们四品官衔，令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相当于光绪帝的机要秘书），参予新政。令下之日，还给四人一道“密谕”，要他们努力力辅佐变法，不要顾前虑后。从此，谭嗣同等四人就成为光绪帝的主要助手，经常同光绪帝见面，替他审阅奏文，草拟谕旨，并承但光绪与康有为间的联系人。在这期间，谭嗣同草抉文件驳斥顽固派曾廉，力保康有为、梁启超，还向光绪提出画“懋勤殿”的建议，企图从顽固派大臣手里夺取各项军政权力。
　　但是，未等谭嗣同的建议付诸实现，顽固派们便准备先行下手绞杀改革派了。他们策划在光绪陪同慈禧到天津阅兵的机会，由但任直隶总督的顽固派大将荣禄发动变，罢黜光绪帝，推翻一切新政，让慈禧太后重新上台垂帘听政，使中国仍回到变法前专制守旧的老路上去。消息传来，光绪帝惊恐万分，于９月１４日与９月１７日连续两次给康有为下达密诏，说他自己“位且不保”，要康等赶快设法相救。第一道诏因杨锐胆层耽搁。直到９月１８日早上，光绪的两道密诏由林旭带给康。这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等正在一起筹划对策，接读诏后，知形势严重，又将梁启超找来协商。几个人痛哭一场后，拟定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计划以挽救变法事业：一方面派人说服争取手握“新建陆军”、又热心变法事业的袁世凯发动兵变，诛杀荣禄，发兵围困慈禧居信的颐和园；另一方面颏派会党首领毕永年等人带领侠士潜入颐和园，捕囚慈禧，让其今后不得再行干政。事情的关键在于能否说服袁世凯。维新派中一些人担心袁不大可靠，但当时他们舍此以外别无他法。谭嗣同自告奋勇地去充当对袁世凯的说客。无疑，这是极其重要又是极其危险的工作。
　　此前，在９月１６日，维新派为了争取袁世凯，已安排光绪皇帝召见袁，并破格提拔他为兵部侍郎，企图用“恩典”笼络他。到９月１８日夜间，谭嗣同按照白天的计议，独自一人离开其往地――宣南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向东城法华寺袁世凯的临时住处奔去。当时黑暗笼罩着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气氛阴森恐怖。谭嗣同来到法华寺，未等看门人能报便闯了进去，与袁世凯稍加寒暄后，劈头就问：
　　“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
　　“是旷代这圣主！”袁不知谭的来意，乃小心地回答。
　　“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废黜皇上的阴谋，你可知道？”谭进一步问。
　　“是的，我听到一些传闻了。”袁不很肯定地回答。
　　“今天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你一人。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谭嗣同说到这里用手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你可以到颐和园和园向西太后告发我，也可以因此享尽荣华富贵。”
　　“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狡猾的袁世凯故意声色俱厉地说，“皇上是我们共同奉侍的英主，我同你一样，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之责，不但是你的，也是我的！你有什么要吩咐，就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一定万死不辞！”
　　听袁世凯这么一说，谭嗣同想念了。这一方面因谭一贯为人心地坦诚，不识政界官场的欺诈凶险，另一方面也因形势急迫，谭不及多加警惕识别。他匆忙地将光绪帝密诏的内容及康有为等人拟定的反政变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说：“荣禄等人的计划，全在于借天津阅兵来实现。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是荣禄节制的主力部队，荣禄就靠你们三支军队来实现阴谋。但是，董、聂两支军队都没有什么力量，只有你率领的新建陆军，用新法训练，战斗力强。如荣禄发动兵变时，请你用你的军队抵抗董、聂两军，同时保扩圣主，使皇上能恢复大权，清理朝政，肃清宫闱。这样，你就立下了不世功业……”
　　袁世凯摸清了谭嗣同与康有为等的全部计划，便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天津阅兵时皇上如能迅速进入我的军营，发布命令诛灭奸臣，那我必定能与诸位一道，竭尽全力营皇上，收拾局势。”
　　谭嗣同深知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便故意激他一下：“荣禄待你一向很好，你将如何待他？”袁世凯故意笑而不答，而由其一位亲信幕僚诉说了一宁禄怎样排挤他的话。
　　谭又问袁：“荣禄是一个奸雄，曹操王莽之才，要对付他恐怕不容易吧？”
　　袁世凯怒目相视，激昂地回答：“如皇上在我军营里，令我下手，那么，杀一荣禄如杀一狗耳！”
　　至此，谭嗣同完全放心了。他同袁世凯又商量了一阵子具体办法，便赶回去向康有为报告喜讯，安排下一步要做的事。
　　当课嗣同从法华寺回到自己的往地浏阳会馆时，已是第二天――９月１９日的凌晨了。
　　（四）从容就逮，英勇赴义
　　正当谭嗣同等人紧张筹划反政变活动时，顽固派却抢先下手了。
　　９月１８日，担任御史的顽固派杨崇伊给慈禧上密折，历数光绪听信维新派实行变法改革“变更成法，斥逐老臣”、“位置党羽”等种种罪过，兹禧“即日训政”，执掌国家大权。９月１９日慈禧即从颐和园突然回到皇宫，密作政变准备。
　　更出乎谭嗣同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他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９月２０日晨，光绪帝又召见袁世凯一次，袁在应对中作了一紫闪烁其词的回答。其实，他经过利害权衡，感到维新派依靠一个毫无实权的光绪，必然敌不过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此时他决定站在顽固派一边。当晚，他赶回天津，径直到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立即赶赴北京见慈禧太后。此时，慈禧已布置妥当，当即于９月２１日晨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吁请慈禧“训政”。慈禧执掌清廷大权后，首先下令捉拿康有为，查抄康的住地南海会馆。此时康有为已离京赴上海，其弟康广仁被捕。在这同时，慈禧下令，废除在变法期间颁布的几乎一切新政法令与措施。历时１０３天的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政变发生的当天下午，谭嗣同在自己住地与梁启超等人紧急筹商对策。他与大刀王五计议密召“京津健儿”去中南海瀛台劫出被幽禁的光绪，未成；他又与梁启超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容闳等人，准备促请英、美、日驻公使出面“设法保护皇上”，结果也落了空。至此，谭嗣同跟看事情已无可挽回，改革大业行将被扼杀，决心以死报国，以自己的鲜血暴露顽固派的凶残，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惟有死！”
　　第二天，即９月２２日，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谭嗣同知大难即将临头，显得更加沉着坚定，从容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他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其中包括《仁学》手稿，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请梁保管，并要梁早点逃往日本。梁劝他一道出走，谭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希望梁启超把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而自己决心为变法、为光绪帝献出生命。
　　在这危急的时刻，大刀王五也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希望王五继承其遗志，投身改革大业。日本使馆的几位友人也赶来劝告谭去日本，谭也拒绝了。他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了，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这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作好杀成仁的准备。他在自己的往地浏阳会馆里照常每日习文练武。他突然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担任巡抚的老父谭继洵，必然要受自己牵连，若大年纪再受牢狱之灾实在于心不忍，又无法可救，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他取出往日父亲寄来的七封书信，烧去信纸，留下信封，再摹仿其父口与笔迹，给自己写下七封假信，每封都有训斥儿子、反对变法的内容，指责谭嗣同不忠不孝、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等等。信写好后，谭把它们放在屋内显眼处。
　　９月２４日，顽固派终于进一步下毒手了。慈禧下令将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军机章京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这是清廷下对谭等的逮捕令。
　　谭嗣同自８月２１日到达北京后，在９月５日被光绪帝任为军机章京，到９月２１日政变发生，他参予新政领导活动仅１７天；到９月２４日被解职止，也只当了２０天的军机章京。
　　根据慈禧下达的逮捕令，９月２５日凌晨，大批清廷禁卫军出动了，分头逮捕军机四章京。清军冲进锐府第时，杨在床尚未起身，被从床上拖下来，单衣就缚；林旭到军机处值班时被逮；刘光第闻讯乃自投狱中。
　　这天清晨，当清军还不到达浏阳会馆时，预先得到消息的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赶来要谭速走，说：“北禧懿旨已下，人马立刻发动，人马一到，你就插翅难飞了。”但谭嗣同再次拒绝，并催促王五、胡七速速离去。这时，听到远处传来的马蹄声，情形万分危急，王五与胡七乃含泪纵身跳上屋顶逸去。约是四更时分，谭嗣同沉着地像往常一样来到莽苍苍斋前庭院的槐树下将备飞武。忽闻一阵嘈杂的人喊马嘶声，大批清军乌黑了邻近的几条胡同，浏阳会馆的四周与屋顶上顿时站满了士兵。谭嗣同从容地走出莽苍苍斋被捕。
　　当政变发生、谭嗣同等人被捕。北京城一片肃杀恐怖之密、卖身投靠，但是，有一位年已５０岁的改革派斗士、任御史之职的杨深秀却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清廷，指责慈禧发动政变，要求归政光绪与继续变法。这无异在老虎头上拔毛。杨深秀迅速被捕。
　　谭嗣同与他的难友被关押在刑部大狱中。谭意气若，终日绕行室中，回顾往事，思索历史与当前的变法斗争。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很似汉朝的张俭与杜根。张俭因为揭发朝中权贵而受到报复，被通缉，逃亡在外，望门投宿，四处奔波；杜根因为劝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给皇帝酷刑，死去活来。此二人虽各难万险，但英名留于青史。谭嗣同想到自己因为投身改革大业而身陷牢狱，行将被害，但他不悔不惧，面对着刽子手的屠刀，他放声大笑。他寄希望于康有为、梁启超、王五等志士仁人，将把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想到此，他从牢房地上捡起煤悄，在牢房壁上题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胸襟，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录的那着感答肺腑的《狱中题壁》诗。
　　谭嗣同的战友们在狱中也多表现不凡。林旭是林则徐的后人，年纪最轻，仅２４岁，“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泰然自若，“时时作微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年龄最长的杨深秀已５０岁，坚强不屈，写下了“缧绁到死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的毫迈诗句。
　　清廷在逮捕广仁、谭嗣同等人后，曾几次会议讨论对他们年处置。刑部以事体重大，请求军机大臣会同审问以昭慎重。但在禄、刚毅等人的怂恿之下，慈禧下令不经任何审讯，将谭嗣同等六人斩决。其“圣旨”说：
　　“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９月２８日下午，清廷刑部官吏将嗣同等六人提出监狱，从西门出。谭等以为是去提审。只有刘光第是刑部司员，知提犯从东门出，则是提审。提犯从西门出，早是处斩，故愤怒地抗议道：“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错愦乃耳！”经他这一说，谭嗣同等方知就义在即。监斩官令六人下跪听旨。刘光第等昂首不跪。杨锐提出“愿明心迹”，刚毅称“有旨不准说”。谭嗣同更是高声指责，场景十分壮烈。
　　谭嗣同等六人被押上铁笼囚车，人人身带镣铐，从刑部监狱押向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沿途大量官兵手执刀枪围护，如临大敌。此时，谭嗣同的龙人王五、胡七等集合了十多位有武功的武林弟兄，在宣武门的城门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劫持囚车，营救谭嗣同。但沿途清军密布，王五等人无法下手，只得作罢。
　　下午３点半钟，菜市口刑场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进刑场。成千上万的人哭泣着为他们送行。有友人为刘光第等送来西鹤年堂药店的鹤顶血，要他们服下，立即昏迷，可以减轻就刑时痛苦。刘光第推开说：“读书数十年，惟今日用之耳，拿去”谭嗣同则呼唤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不理睬。谭乃悲愤地用宏亮、高昂的声音朗诵起自己的绝命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又不顾刚毅的阻挠，慷慨陈词：“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谭大义凛然的正气使刽子手们惊恐。监斩官刚毅用朱笔一勾，慌忙命令刽子手赶快行刑。
　　第一个被杀的是康广仁。当时行刑的刽手所用刀，杀官员的与杀平民的不一样，杀官咒的刀称“大将军”，较少用，刀口较钝，一刀下去，鲜血汨汨然冒出，脑袋却没有掉下，必须第二刀、第三刀……这不叫吹头，叫锯头。锯比砍头是更要痛苦几十、百倍的。康广仁因痛苦挣扎，全身衣裤尽裂。
　　面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谭嗣同等悲愤而又平静。杨锐被钉后，刘光第将其头奉来，用纸贴擦掉血，放回杨锐脖颈处，然后引颈就戮。林旭就刑时，厉声责问刚毅，自己所犯何罪。其神色不变。
　　谭嗣同是第五年被钉。他大踏步走向就刑处，仰天大笑。
　　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后，清政府还残暴地下令将六人的头颅悬挂在刑场上示众三天，浏阳会馆的看门人刘凤池于当日午,刘险将谭嗣同的无头尸体运回浏阳会馆，以自己的私蓄纹银６０两购棺装殓。三天以后，刘凤池又将谭的头颅找回，请人缝合尸首，将殓后暂时安葬。第二年，刘凤池又护送谭的棺木回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正式安葬。谭墓前的华表上刻着一副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这是对谭嗣同的热烈歌颂，也是对他崇高人格的真实写照。
　　谭嗣同年迈的父亲谭继绚果然因谭嗣同的保护，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仅被革职回浏阳老家。他因儿子的壮烈就义，思想也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对哀哀啼哭的谭嗣同夫人李闰说：“儿呀，不要悲伤，今后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是我这个曾当过巡抚的老父亲，而是你那为改革献身的丈夫！”
　　历史是最公正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谭嗣同为中国的改革与进步英勇斗争，最后献出了他年仅３４岁的生命。他的伟大爱国精神、热爱人民与追求真理的情感、坚强斗志与崇高品质，赢得了中国人民历久不衰的高度敬仰与深沉缅怀。这诚如毛泽东在年轻时所说：“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