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权力的市场化与市场的权力化

朱中原

权力的市场化与市场的权力化
朱中原

仅仅就权力的性质本身而言，“权力”只是个中性词，本无所谓好与坏。但是任何语词的产生都带有着某种特定的社会语境，而对任何语词的读解和注解也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社会语境。当权力作为一个阶层为另一个阶层服务的载体的时候，那么“权力”这个词就是褒义的，权力主要起正面作用；当权力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进行自我机构的运作与社会秩序的维护的时候，“权力”就是一个中性词；而当权力超出权力本身，被滥用、甚至被无限制地放大、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及角落的时候，“权力”就是一个贬义词，这个时候的权力就主要起负面意义。尤其是在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运作背景的当代中国，市场可以作为各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纽带和载体，那么在官本位意识和权力意志仍然未被消泯的现代中国，权力就完全可能延伸向市场。本来，市场作为一种独立的运行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无所谓好与坏、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市场”这个词本身也是个中性词。但是，“市场”及其经济学含义的伸缩性正在于，它能被社会主体无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发挥。任何市场都是人为操控的，都带有人和人性的痕迹，没有脱离人和行政主体的单纯的市场存在。所以，离开一切社会语境和文化背景来单纯地讨论市场，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在所有的社会资源及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是唯一公平、公正的调配元素。任何社会资源的配置，只有通过市场这个杠杆，才会得到最有效、最公平、最合理的利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现代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最良性的体系之一。作为西方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正是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它也适用于中国当前的社会模式。所以，“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滥觞就不显奇怪了。但是，中国社会的复杂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群体所构成的具有复杂意识形态和社会运行模式的社会。特别是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和行政主体意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社会运行。那么，市场一旦出现，就可能引发权力与资本市场的勾结与合谋。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提出过中国的行政权力要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观点。我觉得张维迎的观点客观上为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作了某种合理化注解和辩护。特别是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社会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也很不完善，很不健全，而且，“资本家”和企业主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在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中，必然会有许多非市场的因素注入其中。这其中就包括权力因素。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市场运作基本上都是在政府及官方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权力的无限放大来延伸到市场领域的，甚至直接操控市场的资源配置，而这个过程就表现为“权力的市场化”。而市场在遭遇权力的非法性干预时，其本身也会表现出某种非理性、非正常的状态，市场一旦与权力相遭遇，必然会产生“梦魇”，而这种“梦魇”又是以损害中小企业主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运动，是以损害郊区居民及周边农民群体的土地利益为代价的；证券市场的运作，是以损害中小股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教育的产业化运动，是以损害大部分贫困学生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航油的新加坡破产，是以损害中小企业主的利益为代价的。“权力的市场化”导致了社会资源在市场中的配置出现了混乱，也导致了资本运作的极度混乱，当大规模的资金运动被无限制地非法操纵时，随着时间的增长，必然会导致破产，而破产的后果往往却是大股东或企业主圈钱逃人，而大部分中小股民或员工则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所以，“权力的市场化”是权力的扭曲和变形，而不是权力的合法化延伸和利用。
市场作为一种中性的资源配置因素，既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媒介，也是资本运作的一个平台。但是，当市场一旦放弃了自己的中立性原则之后，它就会向权力靠拢，甚至为权力所左右。只有绝对的权力，而没有绝对的市场。特别是市场在权力的操控之下，会变得越来越不纯，甚至会直接演变成一种权力。这就是“市场的权力化”。“市场的权力化”在当今社会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几乎随处可见。许多处于强势群体的商家、企业主或投资者，完全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后盾，利用市场资源，操控市场，进行随意的资本运动，以至于让对手破产，让中小企业主或弱势群体利益受损，而且这种现象往往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资本风暴或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大鄂索罗斯就经常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实力，完全操纵着美国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频频让其他弱小国家的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这些现象，虽然可能没有任何的行政力量插手，但是市场中的强者也可以通过其强劲的金融资本实力，完全控制资本及金融市场，从而使对手或弱势群体处于崩溃或破产的境地。这就是一种“市场的权力化”表现。我们应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当强者与强者通过“市场权力”进行博弈时，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你死我活。这是商业社会的普遍规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当强者通过其强大的资本实力强占弱者（更准确说是弱势群体）的资本空间时，在没有政府或官方任何宏观调控或协调的状况下，必然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局面，如此，则可能会使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化越来越突出。不稳定社会局面就可能发生。1989年动乱，既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内经济矛盾的总爆发。而这场动乱的起因，其实主要还是缘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所导致的社会分配问题的凸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国家的行政权力大大地伸入到企业和市场中去，这样，行政权力被广泛地利用和变异；而经济体制的放开，又使得一部分有头脑有经济实力的人可以利用市场，大肆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样，一部分企业主就迅速地聚敛起众多的社会财富，迅速地集中了国内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而广大中小企业主和职工群体的经济利益则受到剥夺，这样局部性的社会动乱就随之发生，当这种动乱在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号召力之后，就完全可能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1980年代，在19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的今天，资本原始积累也仍然没有结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又开始了再一次甚至是许多次的资本积累。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的过程。在目前行政权力还没有完全淡出资本市场及市场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模式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在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行政权力与市场的会合，而一旦这种会合缺少任何法律性的有效监督和规范，就必然出现权力寻租，因此而产生腐败现象。中国种种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的产生，从根本上讲，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而形成的。只有权力没有市场，权力无处可以寻租，腐败也就无从产生；只有市场而没有权力，也无所谓腐败。所以，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就必须把权力与市场相分离，否则反腐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讲反腐要制度反腐，其实这仍然是一句空话，既然制度是人制定的，那么就有人敢去践踏，再多的制度对于一个缺少制度规范的国度来说，仅仅是一个摆设而已。还有人说监督可以抑制腐败，这还是一句空话。所谓的监督其实只是体制内监督，体制内监督也是以权力监督权力，而且还可能是自己监督自己，这样的监督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所以，中国任何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对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的深入探究。在进行政治问题的探讨时，既不能与经济问题脱节而单独地谈论政治，又要探讨行政权力与市场在各自领域中的不同特质，不能笼统地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任何腐败问题的产生，必然与经济及市场有关，任何政治问题的产生，必定与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有关。所以，对权力市场化及市场权力化的探究，成为当代社会语境中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的根本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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