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吊唁饶公宗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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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吊唁饶公宗颐先生

摘自回忆录(未刊稿)《我与书法二十年》（79）香港岂敢称“沙漠”

我去过三次香港，或者也可以说是四次，都在香港回归之后。1997年12月我应邀去台湾参加学术讨论会，回来途经香港，去时，我停留一天办赴台证，我利用这个时间拜见了倾慕已久的饶宗颐；返回时，在香港未多停留，所以可以说去了二次，又可以简称一次。1999年5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办“刘正成书法展”，是第二次香港之行。2001年4月，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出席“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是第三次香港之行。因之，我深深地领略了以饶宗颐等为首的文坛诸贤，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卓越的文化建树。

1997年冬，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刘才昌引荐和陪同下，在香港半山跑马地的一间公寓楼里见到了年届八十一岁高龄的饶公。饶公的寓所并不宽敞、豪华，一个十来平米的客厅里，两壁由满架的书籍砌起来的。客厅沙发、茶几一任简单，与鹤发童颜的饶公一样，透出一种清矍、清高的气派。我送了饶公几本当年新出的《中国书法》杂志，向他简略地讲述了内地的书法活动情况，饶公很感兴趣地听着。饶公也常常去大陆各地，但多与考古、历史等学术界交流。他见我对他抱有一种强烈的了解欲望，精明盖世如饶公者向我娓娓讲述他的欧美行略，得便也介绍了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他讲过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住在张充和工作室沙发上达三月之久，得以与他心仪的张充和唱和了几十首诗与词。他说他喜欢听她的昆曲。饶公可以称是中国典型的文人，艺术家加学者式的中国文人，用他自已的话说叫“学艺双携”。而在西方，艺术家是艺术家，学者是学者，似乎井水与河水互不相犯。当然，今天称饶公是“国学大师”也一点不错，但饶公的学问又岂在中国的“国学”。1997年那一次，我记得最深的是他给我讲了“罗赛塔”石碑的发现与埃及学的建立一事，如在水面轻轻一拨，波涟起处让我茅塞顿开：一代学术，也许就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以至系于一个天才的建树。没有在二百年前于埃及亚历山大海岸水中发现“罗赛塔”，就没有法国人尚伯乐解读古埃及图画文字，世界就不知道埃及文明是人类的重要历史，就没有后来的“东方学”和东西方文明的对话。饶公—边谈，一边起身去他的书架上找寻那张“罗赛塔”图版，满足我强烈的好奇心。“罗赛塔”没有找到，但在我第二次去香港时，他送给我一本新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时，我才更深刻地感悟到，饶公在开辟着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即他凭借着自己天才般地语言学努力和独特的艺术哲学思考，他从打通中亚、西亚历史语言文明的通道，让东西方文化做真正的沟通。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书本到书本的比较文学、比较艺术学和比较历史学的猜想。他从西亚苏美尔人的初文与中国仰韶陶文的比较研究，既找到了人类文明起源的许多共同点，同时也坚定有力地否定了“中国文字西来说”的偏见。他把汉字比喻成一棵大树，已经长了几千年，仍然活着，仍然生机勃勃的大树。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我怕耽误饶公的时间，在起身告辞以前，我请饶公与我合影留念。饶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似乎不太愿意结束我们的谈话，他想留住这个能够倾听他言谈的后生，这可以从当时的合影中看得出来。他的这种心境，在我第二次去香港与饶公的访谈中，才有了真切的了解。

第二次去香港，饶公亲自出席了我在中文大学的书法个展开幕式，并为之致词和剪彩。那天我送他到地铁站时，他执意独自一人上火车回家，让我深感老人的孤傲与力量。我约好了第二天去他家，要与他做一次访谈，他很高兴我去。我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发表在《中国书法》2000年第四期上，题目叫《饶宗颐教授对刘正成谈古文字与书法》。访谈文字加了五个小标题：一，中国古文字与巴比伦、埃及古文字是不能互通的、不同的文字体系；二，古埃及象形文字消亡的主要原因：不实用·宗教的消亡；三：宇宙性符号——不要在谁是始祖的问题上一争高低；四，汉字树——中国象形文字的成功发展；五，书法的现代意义——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精神。在访谈即将结束时，饶公尤其强烈的表现出了他对当时书法的学术观念。他的话简洁而肯定，他使用的概念处处在文艺美学的关要处。且录一小段对话为证：

饶:不能用单纯西方观念的东西讲来讲去.说明白了,文学艺术都是心灵的东西,还有人格等等,我看过你写的研究黄道周的文章,很好嘛!他的作品就是一种精神与人格的表现，所有的大书法家都是如此。王铎虽然是“贰臣”，但他还是个大诗人嘛！有那么深的文学功夫才能写得那么好。艺术决不是光写几个字的问题，光写几个字就能成家？我不信！

刘：苏东坡讲：“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饶：正是这样！要先破除“视觉艺术”这四个字来论书法，书法不只是视觉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与漫画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第三次到香港，和饶公有了更多更亲密的接触，他既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忘年交。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报告厅里，饶公坐在首席，我被安排在紧靠他的位置上。我曾经提到，在他当时发表的论文《泛论三国碑刻书法》一文中，没有点名地与我讨论了关于钟繇与新出土长沙走马楼吴简所引申的书体问题，显然他是仔细阅读过我发表在1998年第一期《中国书法》上的论文《钟繇与长沙吴简说》的。在那次会议上，他也曾代我为舞阳贾湖甲骨文的断代问题的答辩，充分体现了这位耄耋长者对我的关爱与关照。休息时间，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创建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办公室去，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们。那一次，他要准备让我看他的特大榜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据说一个字就有一米见方，要一个篮球场才能展开。两年前，他看过我的展览，这次他要让我看他的。他急着叫研究所的人帮助联系崇基学院的室内球场，但光有球场还不行，还得有人把字展开铺在地上。那天是星期天，找不到人，可惜大字《心经》也没有看成，只看了他给我的几张照片，是大家正在一个室内球场看饶公的《心经》，展开的字铺满了球场。我当时答应实现他的愿望，想办法把这件《心经》镌刻到大陆的某个山崖上。后来，我还真给峨眉山佛教协会和有座大卧佛的四川安岳县县委商量过，他们都愿意找个山崖把饶公的《心经》刻出来，认为这是重要的文化财富，得了饶公的墨宝不说，还能扩大当地的知名度。但后来，我给彻底赶下台，忙于平反冤案而未能张罗饶公《心经》的事。据说，饶公的这件《心经》还是刻在香港西贡的旅游地去了，十分壮观。但是，饶公要把他写的这幅《心经》，比僧安道—在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的字迹更大的这幅《心经》镌刻在大陆名山的愿望的未能实现。那次在中文大学学术讨论会期间，与饶公商量的当年8月在广东汕头召开“庆祝饶宗颐先生八十五岁华诞——饶宗颐先生书画艺术研讨会”，还是如期召开了。

2001年9月7日，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和汕头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饶宗颐先生书画艺术研讨会”，在展览开幕后于汕头龙湖宾馆召开。我和汕头市书协主席黄舜生共同主持，应邀出席会议的有台湾著名书法家，与饶公同年的陈其铨，大陆赴会的还有曹宝麟、石开、王岳川、刘启林、徐寒等，福建陈秀卿、柯云瀚、沈雁等闻讯开车赶来赴会。座谈纪要发表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上。当年十月，世界潮汕人大会在北京召开，饶公的这个书画展又移师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潮汕人有引以为骄傲的双子星座在香港，一位是在经济上成功的李嘉诚，一位是在文化上成功的饶宗颐。饶、李二公相偕光临饶公的书画展，数以千计的来自世界各地潮汕成功人士一齐来此捧场，把饶公的书画展作为潮汕人大会的隆重庆典。我好容易挤进去和饶公刚说了两句话，就被汹涌的人流又挤开了。当天下午，饶公忽然给我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国子监看碑，问我能不能来。国子监正好在我家附近，我连忙赶了过去。原来，香港某电视台正为饶公做一个节目，我便陪同饶公去看一排一排的历代进士题名碑，又去看石经碑林。本想让饶公就近上松竹草堂坐一坐，但会议又催饶公来了，我们在国子监子口挥手而别。自那以后，我已五年没有见过饶公了。后来，我陷入冤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从香港朋友传过话来，说饶公问起我的情况，还慨叹道：“怎么就一抹到底，一个职位也不留！”饶公的关心我，让我倍感怆神。

我同意余秋雨的一句话：“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说香港有饶宗颐在，就不会是‘文化沙漠’！”饶公本人也反对过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倒并非炫耀自己的存在。但他也同时说过，香港是商业社会，对文化关注较少。他在赠给我他的那本《汉字树》时，曾调侃地说：“香港人不读我的书，我在香港感到很寂寞。”而我说，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孤独感。不独香港人未把饶公的文化力量充分发挥，整个中国又有几个人知道饶宗颐呢？在中国的大众中，饶公的名声恐怕还不如中国书协的一些头面人物响亮吧。我们只能在知识界讨论饶公和饶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贡献。王岳川在汕头那次研讨会上，把饶公与季羡林先生并列，称为“北季南饶”。也有些人把饶公与钱钟书并列，称为“北钱南饶”。这些比喻可以表达一种推重的意思，但也缺乏充分的可比性。饶公和季老都精通西文、梵文、吐火罗文，季老写散文好，饶公词章好，又兼善书画，各有高低。钱钟书先生小说写得好，但饶公在古文字学、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上的建树又为钱钟书先生所不长。饶公这样的人物生活在香港，行走于欧美，他所代表的文化既属于香港，又属于中国。饶公六十岁之间，曾花了三个月时间在国内看了三十三个博物馆，写了一百多首诗，每到一处还要留下墨宝。饶公的天才与精力，真属神仙中人。

中国的发展真快，即使有“泡沫”浮泛，文化也热起来了。十年之间，饶公已在中国遐尔闻名了。2006年12月底，我应邀从伦敦转道香港，出席了“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天我坐了12个小时拥挤的经济舱飞到香港，正好碰上朱清时院士在宾馆大堂，他等我放下行李一同搭上最后一班车赶到香港会议中心，我为饶公书法展览开幕式和其后500人的庆贺酒会震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专程从北京赶来为饶公祝寿；新任香港特首曾荫泉和中央驻港首长等大批官员蒞临；以柳存仁、汪德迈等为首五大洲学界耆宿名流并与饶公多交谊者200多人提供论文且大多数人赴会；李嘉诚为首的香港商界名流也来捧场。学者而当世而荣者罕与匹敌矣！这两天，《华学》第九、十两辑六大本论文集寄到，与会论文分主题演讲、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上古文献、考古学与上古史、文化交流史、敦煌学、历史学/潮学、宗教、艺术、古典文学等10个分类编组。有人称饶公为“国学大师”，“国学”岂能涵盖饶公学问者！饶公是香港文化的代表，当然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显然也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东方和世界文化的代表者！

其实，在港澳地区、尚有众多文化界耆宿在，其文化多元、正统、自由的生态环境，不仅不能称为“沙漠”，亦可称为明珠。2001年4月我去香港参加了“中国碑帖和书法艺术研讨会”后，曾借道澳门拜见了另一位传奇人物梁披云。

我没有办澳门的签证，但香港甲子书学会会长苏树辉工作在澳门，他是亚洲赌王何鸿燊的执行董事，由他给予安排去了澳门。香港甲子书学会石斋黄博铮、容浩然二位陪同，从湾仔乘过海轮船去了澳门。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事理长霍志钊负责安排并陪同去了梁披云先生家。当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梁披云先生曾以主编《书谱》和《中国书法大辞典》闻名于世。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我曾偶然在大陆上看到一本从香港“偷渡”来的《书谱》杂志，无异于会了一顿精神大餐。后来《书谱》停刊了，但《书谱》在我们这代书法人心中的地位是犹忆犹深的。熊秉明先生也曾给我提起过，他的那本《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也是在《书谱》连载的。那时候，《书谱》当然不仅仅是香港的，它是世界范围内华人心中书法的圣火。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书法学人的案头没有摆放着梁披云主编的一套两大本的《中国书法大辞典》？霍先生说，与梁老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谁知梁老对我这个造访的后生也是一见如故，把原定的半小时见面时间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不是家人的劝阻，我们的话题还要继续下去。那次访谈让我倍加感慨的，还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与于右任的薪传关系。

上世纪二十年初，梁先生就读于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于先生就教他学书法。一提起于右任，老人深切怀念的心情不能自已。他说于先生告诉他喜欢什么碑帖就临什么碑帖，从爱好出发学习。当时，他学于右任学得很像，有人要他代笔题签，他严正拒绝。他说，七十年代初，大陆在搞“文革”，但海外的华人反而珍视书法，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抗战时，于右任也在那个危难时期，领导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搞了《草书月刊》。他现在也可以搞《书法》杂志传播书法。于是，1974年《书谱》诞生于香港。他说他当时就收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大陆各地的积极反响，纷纷来信求购，让他激动不已。谈起这些往事，梁披云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战士”，无比激动和兴奋。在那次，他还透露了埋在他心底多年的关于于右任原本不想去台湾的故事，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代诗人和书圣于右任的那首《望大陆》之挽歌，和我去阳明山谒陵时的那阵大雨。于右任的诗与书是一首真正的现代版《离骚》，梁先生堪称其薪火传人和历史见证。寂静地幽居于澳门—隅的梁披云，值得当代书法史册的记忆——从《书谱》起步的当代书法史的创造者足迹。与梁披云的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7期上。没想到，2008年，梁先生已103岁的高龄要复刊《书谱》，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小同乡、福建张培元。一天，张先生来松竹草堂为《书谱》复刊组稿，我便建改把这篇访谈重新发表，以示对于、梁二先辈的纪念。当然，这篇访谈没有重新发表，但《书谱》毕竟复刊了。梁披云有了传薪者，《书谱》必将在急功近利主流之外另辟蹊径而影响当代书坛。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位港澳书的人物马国权，他也与《书谱》有关。就是在此的两年前，我曾与梁披云的一个重要合作者马国权也有一个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12期上。《书谱》杂志和《中国书法大辞典》的另一位执行主编马国权，也是书法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坛上遐尔闻名的大人物，我那次在中文大学办展览时，由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书画鉴定家林业强引荐认识了马先生的。马先生是容庚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的研究生，当然也成了容庚先生的薪火传人。1956年张伯驹组建北京中国书法社时，他就作为一个外地会员参加。后来作为书法篆刻家和学者长期活跃在书法界。他曾追随和协助容庚编纂《古玺文编》和《丛帖目》，既立功德，又广见识。使他在古文字领域驰骋多年，颇有建树。我们畅谈很久，末了，与林业强—起在中文大学食堂用餐，延续着我们的谈话。第二年，即千禧年1月某日，我忽然接到马先生一信，他说他在《大公报》上连载的《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拟出单行本，请我作序。他说他读过我在《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略论隶书与当代隶书创作》一文，他很欣赏，所以想到委托我为之作序。他还告诉我在中文大学开设“新文字学”新课和“篆隶草楷书法歌诀研究”新课的情况。我感谢马先生对我的赏识，我即回信称不惴浅陋愿意效劳。千禧年世事匆忙，直到2001年4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碑帖与书法艺术研讨会》时，我仍未完成。那一次，我也见到了前来听会的马先生，我一边道歉，一边表示会尽快写了呈上奉教。也许由于我对单行本何时出版未予认定致使一再延误。直到2002年4月27日，马先生瘁然仙逝于香港，我的序言仍未完成，以致成终生憾事和欠债。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到，气宇轩昂、红光满面且壮硕康健的马国权，竟会在七十初度便倏然而去。我也尚不知道马先生的这单行本出了没有，还出不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补上这个欠债。我看见案头这封马先生的遗书和两篇遗稿，不禁潸然而叹。

香港书坛人物让我佩服者，除了上述三位之外，便数香港甲子书学会的书法家群体了。他们曾邀我去西贡游乐，参加笔会，吃海鲜大餐。其会长苏树辉虽属商界人士，但雅好翰墨，醉心书法，颇有可观。苏先生又热心公益，让甲子书学会活动频繁，会员众多。饶宗颐、黄君实，翟仕尧均为其顾问，会员有近百人。每月都有定期集会活动。我还曾为其协会展览作品集写过一篇序言，题目叫《青眼高歌望吾子，四海八荒同一云——香港甲子书学会展览作品集序言》（载《刘正成书法文集二》）。这篇序言记叙了我参与甲子书学会的书法活动，和我对这个社团为代表的香港书法艺术活动非功利性的赞赏。社团成员从负责人到会员，都是业余的，其中有企业经理，有医生、教师，还有警官等各行各业人士，他们以自娱自乐为目的，也不用争夺官位，因为谁当负责人就意味着他要多奉献；他们也不用书法去蒙个职业混饭吃，不用争位子去写作品卖高价。社团活动一切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一定的社会赞助。负责人在使用资金时一切透明，给会员要报账。甲子书学会在出版这个作品集时，就准备到北京中国美术馆来办展览。展览想请中国书协作一个主办单位。苏树辉会长把这个要求告诉我后，我当即答应回北京尽力去办。像这样的书法交流活动，中国书协当然应该支持。可惜，我这个副秘书长从2001年开年起，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包括这样一个挂名的事。我回到北京后即向郭雅君秘书长报告了，郭秘书长说，党组刚开了会，一切展览挂名都收费。这个“挂名收费”的“潜规则”使我很尴尬，我没有办过这样的涉外交流，何况向甲子书学会这种绝对非盈利艺术社团怎么去谈要钱的事。我向苏树辉会长施了一个缓兵之计，说等你有机会到北京来再说。苏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而他的上司何鸿燊先生是政协常委，苏先生在陪何先生来京出席政协常委会时，我联络了郭雅君秘书长与他当面谈。见面在北京贵宾楼饭店，郭雅君秘书长也同情甲子书学会的正当要求，答应同中国书协请示研究后再回话。苏树辉会长对郭雅君秘书长说：“并非我掏不出这个钱来，我今后还可以给中国书协更多地出力，但展览挂名要收这么多钱我怕会员们接受不了，我们用钱的账要给大家报的，无法隐瞒，请中国书协领导理解。”后来，郭雅君秘书长请示党组后回话说：“我们提出10万元的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不能再低！”甲子书学会在北京的展览终于没有办成，使我至今都觉得无颜面对苏树辉会长。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为大陆人这种见钱眼开，雁过拔毛的短视外交而惭愧不已。我们自己的文艺社团已经官本位化了，现在则进一步商业化，还要把这铜臭味散布到香浓去，让大陆艺术家社团的品格蒙羞。

香港还有一个中国书法家协会，是由在港中国书协会员组成，主席是刘才昌，会员有著名碑帖鉴定家王壮宏、书法理论家兼篆刻黄简、广东藉书法家容浩然等十来人，很有专业水平。像这样的社团在香港有好几十个，我所接触的两三个而已。其中有一个叫“谷华书学院”，院长就是书法家戚谷华女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有三位书法名人，书法家翟仕尧、书法理论家李润桓和莫宗良，都在两岸三地书坛银活跃。李润桓教授当了很长时间的中大艺术系主任，再加上中大文物馆的林业强等诸先生，也是一道书法风景线，2006年我赴港参加饶公的学术讨会时，李润桓也是与会学者。那次，他还特地联络了黄博铮等甲子书学会的老朋友在中环附近宴请了我。。   

香港还有一位旅美退休归来的书法家黄君实，虽然他持有美国护照，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他的根仍然在香港，是香港书法界的重镇之一。与黄先生相识，得缘于日本文化学者、老朋友西岛慎一的推介与引荐。黄先生当时编了一部《宋元明清四朝翰墨》，他将一位美国藏家的大量传世书法精品逐一考证鉴别，然后在日本二玄社出版。我想为《中国书法全集》搜集资料，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编者，西岛先生说这是你们中国旅居美国的黄君实先生编辑的，我来跟你们联络介绍认识吧。于是，便有了与黄先生的交谊。近十来年，他与我的交往愈益深厚，特别是近几年，他常来往的北京的时间增多，交谊中让我获益良多。

黄君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等，在就学期间就曾执笔撰写长文参加了“兰亭论辩”。他当然是站在高二适、容庚一边，他曾将当时发表的文章给我看，我惊讶于一个大学生的雄辩与才华。黄先生能写骈体文，这是时下罕见的本事。他后来又去日本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转赴美国堪萨斯大学获艺术学硕士学位。在美国二十多年中，他先在博物馆工作，然后长期任职于嘉士德拍卖公司东方部主任。中国书画作品走上西方拍卖市场，黄先生立了第一大功。他熟稔中国海外书画文物，他不仅是一部海外书画文物活字典，而且也是当今书画鉴定界为数不多的国宝级人物了。他的夫人庞志英跟他是同学也是在美国嘉士德拍卖公司的同行，他们一起从美国退休以后回到香港，黄太太也是鉴定高手，曾在《中国书画》上发表古代书画研究论文。他们夫妇不管何时到北京，必来松竹草堂做客，切蹉书艺。2002年冬我蒙冤下台时，他们曾频繁来京，几次在日坛一饭馆请我和太太吃饭相宽慰，令我们感动不已。2000年春，黄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了他的第一次大陆书法展，然后又相继于2002年在上海和2003年在杭州办了个展。每一次展览，均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惊叹。王羲之书暮年乃妙，是指阅历造就了书家。黄先生七十岁左右书更入佳境，故三个个展以杭州为最。黄先生的字在黄、米之间，更兼董香光的秀逸，其所作草书与小楷，堪称精品。在2000年那次北京展时，我曾遵嘱为之撰写序言，命题为《蛟龙得云雨，鹰隼出风尘》以代序。其中记录了我们最初的交谊，载入《刘正成文集二》，略见我上个世纪与香港书家交往的一些历史与细节。

                                                                            2005年撰于松行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