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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求同”还是“存异”? ——对当代中国教育思维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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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8 16:37: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求同”还是“存异”?

                      ——对当代中国教育思维的反思与批判

文/朱中原

在中小学课堂上,我们经常能听到教师问学生:“某某同学,你来说说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
在中学的考试试题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设有A、B、C、D四个选项的选择题,尽管选项不同,但它就像是迷宫一样让考生在选项的迷宫中胡乱摸索,一头雾水。
在大学的考试试卷中,我们仍然能经常看到那种单凭死记硬背就能蒙混过关或是答案非常唯一的试题。

在研究生的政治考题中,在绝对政治理念和绝对政治信仰的指导下,政治考试答案同样被赋予了某种绝对性、规范性、准确性、权威性和同一性。

甚至在毕业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中,我们也被赋予了某种程式化、规范化和形式化,论文要怎么开头,怎么行文,怎么结尾,行文要启承转合等等,和“八股文”没什么区别,难怪,新时代的学术论文被一些人戏称为“新八股”。这就和要求小学生写地点作文要写东南西北,写时间作文要写春夏秋冬一样,完全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的圈套之中。

……

从一开始接受教育起,我们就被赋予了某种被统制、被规范、被启蒙、被教育的对象,而教材和教师则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绝对性、权威性和标准性。于是,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开始以绝对的“对”或“错”来对身边的事物进行价值评判。到现在我们仍然一直以为:凡是封建社会都是不好的,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剥削人的;凡是唯物主义都是对的,凡是唯心主义都是错的;凡是辩证法都是对的,凡是形而上学都是错的;凡是民主都是好的,凡是自由化都是有问题的…..一种固有的绝对化的理念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一直禁锢着我们幼小的心灵,那种固有的范式与制度化模式像幽灵一样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耳际。

在一堂《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上,当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痛心地讲到红军的黑史时,立马遭到了台下学生的强烈反对,竟然有学生愤然地质问:“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党,它所领导的红军怎么会有黑史呢?”这样幼稚、白痴的问题竟然会出现在堂堂大学生课堂上,简直是对当代大学教育的一种绝妙讽刺!更有甚者,竟然有学生向校党委检举、揭发该教授有思想问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很多教师实在搞不明白,讲红军的黑史那是为了让后人以史为鉴,与教师个人的思想素质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要认为我上面的故事是胡编乱造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判断力和思维模式保守、固执、幼稚到这种地步,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不仅仅只是高等教育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国式教育的悲哀。

我们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走的都是奴化式教育。什么是奴化式教育?这里所说的奴化式教育当然不是教人去做真正的奴隶,而是教人去做知识的奴隶,做权威的奴隶,做制度的奴隶,在书本、教材和权威面前,我们无能为力。奴化式教育的典型特征是教人臣服,教人驯服,教人遵守,教人放弃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反对标新立异,反对独立思考,扼杀思想,扼杀异端,扼杀人才!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甚至到整个社会,我们都被教育告知要遵守规范,不要标新立异。奴化式教育的根本就是要教人“求同”,用一种“同一”的范式与思维去框定每一个人,在他们看来,不断追求“同”的过程、不断被同化的过程就是教育和学习不断进步的过程。奴化式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教育者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体,以某种固有的权威为主体,而不是以被教育者为主体。奴化式教育的话语权全都掌握在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被教育者没有主动权,没有话语权,没有知识表达权。知识话语权的被剥夺、被控制从根本上扼杀了学术和思想的生成。于是,在奴化式教育理念的诱导下,我们看到了一批批专以顺从、服从、圆滑、世故、周旋和耍小聪明却毫无独立思维意识的庸才的出现。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哲理:“不是要让社会去适应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去适应社会。”这句被无数教师、专家和学子精英顶礼膜拜的格言看似是完美无缺,而实则是一种在现代商业化游戏规则下单纯追求自我人际关系的圆满而忽视自我人格塑造的一种奴化式谬论。它其实隐含了这样一种生存哲学:就即便社会是一个沉渣,那么作为精英的我们也要融入到社会这个沉渣当中去;正因为我们自身没有个人的人格建构和人格塑造,才要通过外在的社会人际来不断弥补自身的缺陷。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呢?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教育为本的人本教育,人本教育是与奴化式教育相对立的教育。人本教育的教学理念是以人为主体、以培养人的思维为主体,而不是以行政为主体、以制度为主体和以某种固有的权威为主体。人本教育的目标不是要以某种制度、规范和权威来规范被教育者,不是要使被教育者的思维走向同一和规范,而是要充分维护被教育者的思想自由、话语权和表达权。“存异”是人本教育与奴化式教育的根本区别。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者一直犯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错误:即妄图通过某种科学的规范、固定的模式和权威的知识体系,并通过“教育”这一手段和途径来达到教化、规范被教育者的目的,而其直接结果是凝固了知识和思维,扼杀了天才,其最终后果则是凝固了整个民族的知识文化体系和思维。在这种模式指引下,不断教育的过程即是不断同化、不断规范的过程。奴化式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教育”学生,而是要教化学生,要规范学生,要限制学生。认为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于是,我们的学生都成了现代规范化教育制度下的顺民和机器,只有被接受、被服从的权利,而没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奴化式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被驯服、被服从、被改造、被接受和被同化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奴化教育就是一种趋同化教育。趋同化教育与人性化教育是一个对立的范畴。趋同化教育是一种漠视人性、摈弃差异、扼杀思维的制度性教育,它企图以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教育理念来遏制人的思想和行为,它只注重塑造人的集体性、规范性、屈从性和变通性品格,而忽视人的差异性、个体性、主体性、独立性和情趣性品格,是一种极为粗暴和保守的教育理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大学教育也在走这条路子。有人说,当代大学教育是以牺牲少数思想精英和天才为代价来换取大多数平庸人才为目的的庸俗教育,这固然有点偏激,但是却极为深刻!因为平庸人才的最大根本特点即是“趋同”,而在追求“趋同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排除和扼杀“异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既然“异端”是少数,那么就必然要使“异端”服从“趋同”,这样,“异端”就只能穷途末路。于是有人浩叹:当代中国大学无精英,无学术,无思想,无大师。实乃肺腑之言!

很多人都在吼喊教育要现代化,要人性化,但是又有几所大学真正做到了教育的现代化、人性化呢?有人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总是有一种错觉:即认为教育的现代化就等于教育的西方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其实这是一种对教育现代化的误解。所谓教育的现代化不是说要使教育要西方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的主体是什么?教育的主体是什么?教育的主体和现代化的主体都应该是人,教育的现代化即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一切都是虚设,而所谓的科学、制度和规范则只不过是西方人用于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具体手段和途径而已。

既然教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那么现代化的本体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多元化、差异化,而不是一元化和趋同化,现代化程度越高,多元化、差异化趋势就越明显,而作为主体的人则是要在多元化、差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现代化的一分子、一角色。因此,只有充分承认和充分发挥了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个主体性、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才有可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而当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无疑承担着这一重大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当代教育的最大问题则恰恰是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多元化、差异化和主体性特质,是通过所谓的西方化的科学式教育管理手段来促使人越来越单一化和趋同化。

从哲学层面上说,中国式教育体现的本应是中国式的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然而现代中国教育走的却是一条反中国、反本土式的“伪”西化式教育。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伪西方化和伪现代化特征。李泽厚早就说过,中国的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恰恰相反的“乐感文化”,也即中国人的哲学是“乐”的哲学,中国人的文化是“乐”的文化,而正是这两方面才使得中国人的生活追求是一种对此身此世的此在追求,而非西方的彼岸式超越。中国人就即便是在大悲大难的境遇下,所追求的也仍然是一种“乐感”的精神慰藉。以上种种,正好构成了中国教育的审美内涵:美感教育,生活教育,“乐“的教育,也称美育。这一点,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说过。而中国历来的教育都一直贯穿着儒家式的“乐”的教育,寓“教”于“乐”,寓“教”于“礼”,“乐”是进行美育,“礼”则是进行伦理教育。这是最为典型、最为精华的中国式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重启发、重启蒙、重情趣、重人的审美功能的开发,而决不是强制和规范。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好的教育不是在现代,不是在当代,而是在古代,在先秦的孔子时代。孔子时代的教育是最具有先进性、最具有原生性同时又最具有启发性和启蒙性的典型的中国式教育。孔子既开创了中国儒家教育的先河,同时又开创了私学教育的先河,还开创了人性化教育的先河。孔子的教育思想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的教育,是人本教育,而不是官本教育。孔子特别强调不同人的不同性格、习性、情感和心理构成,因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也正因此,孔门七十二子才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一优秀的教育思想,自孔子之后特别是秦汉以后却被专制统治、科举制和盲目的西方现代化潮流所打破了。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孔子教育的衣钵,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孔子教育的精髓,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封建教育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背景和铺垫的典型的人格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综合,充满了种种悖论。而现代教育则恰恰抛弃了这一精华,单单追求西化的教育模式。我们看到了很多小学生都在抱怨:为什么学习是这样的头疼?,为什么学钢琴、书法、绘画、音乐这样的艺术却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学习除了成天地去遵守一些固有的规范和模式之外,别无“快乐”可言,教育和学习,已经没有什么“乐”的成分了。

一些现代教育者虽然经常口头上高呼“人本教育”、“人性教育”、“因材施教”,然而却几乎很少重视过“人性”、“人本”,几乎从来不懂得“因材施教”的真正涵义。很多高校教育者都高呼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然而却把教育的现代化误解成了教育的西方化。其实,西方化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西方化的文化背景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更为注重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层面,即“器物”的层面,而其深层层面则仍然是要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来实现教育的人性化目标,即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然而,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则是生硬地照搬西方的教育管理模式,盲目地追求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妄图通过制度和规范来使人的思想和行为趋于同一,而这,正是违背了人性的发展规律,违背了人的现代化宗旨。而且,这也仅仅只是实现了西方教育的“器物”层面,而根本未能吃透西方教育的深层内核。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教育模式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人最为本质的哲学——文化思维模式——“乐感文化”,中国人的思维从来就不重科学和理性,而是重审美情趣,重抽象思维,即便是讲理性,那也只是“实用理性(李泽厚),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导致教育思维的整体性偏离。多年以来,我们老是抱怨,为什么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奥林匹克竞赛人才,却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为什么我们每年盛产那么多的“研究生”和学术专著,却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就连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华人三大管理学大师,也全都是台湾人,而中国大陆却一个也没有。

我们大陆的很多高校都在搞扩招,都在拼命地打“创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标语,但是如果照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别说十年二十年,就是百年千年,恐也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因为中国教育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理念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理念是要用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工具来限制、束缚人的头脑和思维,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教育不是在“育”,而是在“规定”、在“规范”,“规范”永远不能“规范”出世界一流的大师。有人会说,中国不是出现过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吗?但这都是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思维下产生的大师,这是属于蔡元培的时代,基本与现在无关;还有人说中国不是产生过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匠吗?但是可以这么说,杨振宁、李政道虽是华人,但基本上所受的都是美国式的教育。如此一说,有些人显然不服气,认为这是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但我想说的是,事实就是这样。或许有人会反问:难道中国就没有令世界骄傲的学术或思想大师了吗?我的回答是:有。但不在高校或学院体制之内,而在体制之外,在民间。中国当代的堪称思想家型的人物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在学院之内的,都在民间:顾准、何新、王小波、顾则徐、余杰、王怡、任不寐、吴思、冼岩、陈永苗,等等,没有一个供职于学院之内,即使他们曾在学院求学,但他们基本都不承认他们的才华是学院培养的,这就是当代中国高校教育的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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