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西方新地理学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影响

刘正成

西方新地理学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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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新闻网 　 编辑：宁杰 　 2005-3-28 8:32:57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对华侵略，搜刮我国资源，曾陆续派遣了若干地质、地理“学者”来华“调查”。其中如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H.M.Приевапьскии）、奥布鲁切夫（B.A.Обручев），美国人彭柏来（R.Pum.Pelly）、维里士（B.Willis），德国人李希霍芬（F.V.Richthofen）和日本东京地学会的调查队等，前来中国搜集大量的地质地理资料。到了 20世纪，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在英、法帝国主义者支持下，来华进行考古调查，测绘地图。斯坦因并盗窃了我国大量的敦煌文物，美国人葛德石（G.B Cressey）、卜凯（J.Lossing.Bu-ck）等则长期居留中国，搜集了大量地理资料。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处心积虑，在上海设同文书院、中国禹域学会，长期研究中国各地地理。这些“学者”，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先遣队，他们虽然也引进了一些科学的地理知识，但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副产品，如地缘政治学、世界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和庸俗的地理主义等反动的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也直接传播到中国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在中国地理学界留下了极其恶劣的思想影响。
　　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我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地理科学的成就，首先在自然地理领域里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气象学、地形学、地图学等部门取得了一些成就。
　　气象学方面主要是对大气环流与气候区域的研究，中国气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对于台风、季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等都进行了相当的工作，并第一次进行了中国气候区的划分。以后，又有若干学者继续对形成中国大气过程的气团分析、区域气候描述及气候区划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地形学方面，地质学家和地理学者对地形与河流发育的历史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李四光通过杰出的研究与考察，证实中国有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并对庐山的第四纪冰川现象作了详细的探讨，对中国地形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地图学方面，清末杨守敬在胡林翼采用西方经纬度绘图法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的基础上，详加考订我国疆域、行政区划、河流等的沿革和变迁，编绘了一部集我国历代舆地学之大成的巨著《历代舆地图》三十四册。首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次为历代分图，以各史《地理志》为主，标绘春秋至明各朝代的政区和山川形势，古、今对照，朱、墨套印。隋以前诸朝图，多附有序、或表和札记，对《地理志》讹误，有所补正。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杨守敬和熊会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的同时，编绘《水经注图》，该图亦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朱、墨套印，分标古、今地名，对《水经注》记叙的一千多条水道的流程，均作了较精确的标绘，疏图互证，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三十年代（1930—1933年），申报馆利用最新的测绘成果，并参考中外地图七千多幅，制印成《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图采用了一千多个经纬点，及适于中国的亚尔伯斯双标准纬线投影，比较精确。以后，又在这一地图的基础上，完成缩制的《中国分省新图》，曾世英、方俊等又编绘成三百万分之一，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国地形图》，为中国近代地图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所出版的地图，大多以它为根据。
　　在经济地理方面，旧中国的经济地理工作者，对土地利用、交通地理、经济制图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资料，但他们大多因袭外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理论，并脱离中国生产建设的实际，成效不大。
　　“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的成立及其贡献
　　1909年9月28日，张相文等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1912年起迁至北京），这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术团体，积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地理学，并把我国传统的舆地之学和从国外引进的新地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我国新的现代地理学的萌芽和成长。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会刊《地学杂志》即于1910年2月问世。该刊在自筹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坚持出版了一百八十一期，共刊载地理学论文一千六百余篇，对我国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属于沿革地理范畴的也为数不少。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发行《地理学报》，地理学逐渐普及。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的同年2月，在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顾颉刚，和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谭其骧的共同发起与倡导下，联合三校师生，成立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3月1日起开始出版以《禹贡》命名的半月刊。
　　“禹贡学会”成立的宗旨，以及《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以沿革地理的研究为主，但其英译名称于1935年已开始使用《中国历史地理》一词。表明了随着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促使历史学和地理学两门学科相互渗透，进行融合交流的发展趋向。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出版了七卷，共八十二期，发表文章七百零八篇，对历代地理志的校补，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考订，河道、水利、交通的变迁与兴废，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以及对古代地理著作的研究等方面，都作了不少新的探索和取得很大的成果。
“禹贡学会”成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正是强邻压境，国势阽危之际，学会宣称：“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有未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之学”，“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忱，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半月刊为此先后出了《东北研究》、《西北研究》、《南洋研究》及康藏、察绥等专号，以唤起国人投入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
　　“禹贡学会”提倡走出书斋，进行实际观察与调查。如1936年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并出了一期“调查专号”。学会还重视国内外文化的交流，先后发表其他国家学者的译著达三十多篇，做到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学会在三年多短促的时间里，还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造就了大批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成为今日研究历史地理学的骨干力量。尽管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学会没有能完全实现它预期的目标便夭折了，但它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为解放后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文出自“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著者 王育民。胡若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