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话题

别部司马

                                沈曾植
       (1850-1922) 字子培，别字乙庵，晚号寐叟，初别号小长芦社人，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 轩、持卿、乙 、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嘉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外调任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这期间他主张变法，支持维新活动。沈曾植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署理安徽布政使，并护理巡抚，宣统二年(1910)病归。辛亥革命后，侨寓上海。民国3年(1914)春，浙江设立通志局续修《浙江通志》，聘其任总纂。未几，局裁，编修中辍。此后，在上海等地与康有为等一批清朝遗老密切往还，参与博仪复辟活动。6年7月张勋复辟，沈曾植曾赴北京参加，任"学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闲居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其寓所海日楼中常有中外学者名流前往质疑问学，被尊为中国大儒。11年11月卒于上海。康有为谈艺论学，对沈曾植极为钦服。王国维自4年春在上海结识沈曾植后，经常同他切磋学问，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很大帮助。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后专治辽、金、元三史，于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开辟前人未窥的新领域。清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18年，潜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独到成就。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与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等人相俦；其成就的深度超过龚自珍、魏源；其精处胜过戴震、钱大听；称他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蒙古源流笺注》、《元经世大典笺注》、《西北舆地考》、《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呓词》等。他工诗词擅长书法。其诗宗孟郊，而所作洁净精妙，又近于陆游。书法取法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参以爨宝子碑法，变态多姿，奇取横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卓然成一代大师。沈曾植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学术上艺术上却富于创新，对后人影响颇深。沈曾植故居在嘉兴城内姚家域，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兴郊区马桥乡( )( )村，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子沈慈护，媳劳善文(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于50年代将嘉兴住宅捐献给政府，把其父所遗文物分别献给浙江省和嘉兴文物管理部门。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广东学政等职。亦有文名。

别部司马

http://www.eastart.net/artinfo/zpimg/sf_shengzenz2.jpg

别部司马

                      《（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来新夏

　　王蘧常编《东方杂志》第二十六期第十五至十六号又增订本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从书》之一)铅印本
　　 李土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
　　 洪焕椿：《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著录，题《沈寐叟先生年谱》。
　　 《上海图书馆馆藏年谱目》著录。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商务铅印本。
　　 杭州大学图书馆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著录。
　　 谱主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斐。 浙江嘉兴人。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年)生，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卒，年七十二岁。光绪六年(三十一岁)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 郎中、江西广信、南昌府知府，督粮、盐法等 道、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一度护 理皖抚。辛亥革命后，坚持“忠清”立场。
　　 谱主为清末书家，并通晓刑律及西北地理。著述较富：其已梓行者有《岛夷志略广证》 二卷、《寐叟题跋》二集、《喁于集》一卷、《寐叟乙卯稿》一卷等；其末刊及散佚者有《元朝秘史笺注》十二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长春真人西游记笺注》二卷及《汉律辑补》、《晋 书刑法志补》等书。
　　 是谱系弟子所编，记述谱主家事、仕历及学术活动。编者除据谱主及有关人之著述外， 尚有得诸谱主嗣子口述者。每段之后辄以小注 注明资料来源，颇便参考。
　　是谱自初稿发表后，又经多年订补，于一九三六年写成增订本，较原稿几增二分之一， 并附《著作目》、于研究谱主之学术造诣，颇有裨助。书后有跋，记编补缘由。增订本有商务 印书馆铅印本、收入《中国历史丛书》。
　　一九六二年钱仲联辑谱主读书笔记《海日楼札丛》八卷及《海日楼题跋》三卷共为一册，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转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别部司马

　                         沈曾植年表

　　沈寐叟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 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 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 《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 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 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 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 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 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
　　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 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 为权臣所阻未果。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 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 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 利弊当探本清源。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 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 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 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 ：“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
　　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 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 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 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 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 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 使然。后人苛求，何益?
　　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 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 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 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 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 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摘自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

别部司马

                   《嘉秀近代画人搜儿铨·沈曾植》

                             倪禹功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号乙盦，亦作檍盦，又号孺卿，别署寐叟、乙龛、逊斋、逊翁、老逊、逊公、逊叟、寐翁、馀翁、馀斋、随庵、东轩、灊佣、乙僧、灊皤、寐道人、李乡农、月爱老人、巽斋老人、睡庵老人、东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农、逊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禅、宛委使者、马鸣侍者、东湖盦主、东畴小隐、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逊斋学人、东轩支 离叟、踵息轩主、媻者薮长、释持梵持诸名。嘉兴人，奇辟宏伟，博学多闻。光绪庚辰进士，累官至刑部主事、总理衙门行走、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乙巳复辟拜授学部尚书。
　　诗合韩杜，书宗道周，出其馀绪，游艺六法，丛山耸秀，古木森罗，虽非擅习，弥有雅致，特为盛名所掩知者甚鲜。鼎革后，高寓沪渎、潜心净业，与弟曾桐合志同方，时称“二沈”，自画《海日楼图》尤为其生平完作、(按先生所作往往无题无印，而有印、无题已佳，款印皆全甚难。)原藏族弟莼庵家(丁丑劫后，未知无恙否)。著述宏富，名闻海外，(因有俄人哲学名家伊卡萨林尝方公如意大利列鄂那德蒲思之谓)兹录其已刻者，如后有《海日楼诗文集》十二卷、《曼陀罗室寱词》一卷、《菌阁琐谈》一卷、《寐叟题跋》、《群书题跋记》等行世。
　　清道光庚戌生，民国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传溢曰：文诚其未刊诸作有曰《晋书·刑法志补》、《元秘史笺注》、《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及校本《女贞考略》、《蒙鞑备录注》、《鞑事注略》、《蒙古源流笺证》、《蛮书校注》、《异域说注》、《岛夷注广证》、《汉律辑存》、《东轩温故录》、《月爱老人客话》、《护德瓶斋涉笔札记》、《道家笔记》、《海日楼书牍》等。

　　　　　　　　　　　　　　　　　　　　　　　　　　 ——书稿存嘉兴博物馆

别部司马

　沈曾植先生著述目录

王蘧常
1、《佛国记校注》一卷
2、《蛮书校注》十卷
3、《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鞑备录注》一卷
5、《黑鞑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笺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
8、《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9、《西游录注》一卷
10、《塞北纪程注》一卷
11、《异域说注》一卷
12、《近疆西夷传注》一卷
13、《岛夷志略广证》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笺证》八卷
16、《汉律辑存》一卷
17、《晋书刑法志补》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楼文集》二卷
20、《乙盦诗存》厶卷
21、《海日楼诗集》厶卷
22、《海日楼诗补编》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于集》一卷
25、《倦寐联吟集》一卷
26、《僾词》一卷
27、《海日楼馀音集》一卷
28、《东轩语业》一卷
29、《曼陀罗寱词》一卷
30、《寐叟书牍》二卷
31、《类贴考》厶卷
32、《寐叟题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龙松生书法问》一卷
35、《东轩温故录》一卷
36、《东轩手鉴》一卷
37、《札记》一卷
38、《笔记》一卷
39、《月爱老人客话》一卷。(1919年于上海)
40、《冶城客话》一卷
41、《护德瓶斋客话》
42、《护德瓶斋涉笔》一卷
43、《护德瓶斋笔记》
44、《潜究室劄记》一卷
45、《全拙庵温故录》一卷 (1919年于上海)
46、《菌阁琐谈》二卷
47、《鄂游栖翫记》二卷
48、《简端录》


　　　　　　　　　　　　　——根据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版，商务印书馆

别部司马

[这个贴子最后由别部司马在 2003/05/08 01:16pm 第 1 次编辑]

                        三百年来第一人

                            柯文辉
一
　　无论个人秉赋何等优异、品德学识何等出众，造就他们何等不易，但只要依附没落的统治阶级。时代列车匆遽转弯的时刻，总要甩掉这些不合潮流的乘客，毫不吝惜地让他们为退出舞台的势力殉葬。他们忠而见疑也罢，尊为座上客也罢，结局都一样。
　　沈曾植、王国维两位学术泰斗都是这样的悲剧性人物。
　　这类人物的命运引起过大作家们的沉思，曹雪芹笔下的凤姐、宝钗，萧洛霍夫精雕细刻的葛利高里，异中有同。着眼于制度，超出个人好恶，才有现实主义的胜利。
二
　　曾植先生字子培，晚号寐叟，别署甚多，详见年表。一八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 京，原籍浙江嘉兴市，世代为官，书香门第。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六年进土，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中，为时十八年，通历代刑律之学，主张平恕断案。改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日俄皆觊觎我东北领土，先生上书请求借英国货款自去创办东三省铁路，皇帝不听而罢。俄大使要求俄军统辖黑龙江渔业航务，遭先生痛斥，未得逞。年四十九，母丧，扶父母灵柩归葬守孝，寻受张之洞聘掌两湖书院史席。八国联军入侵，先生奔走沪宁及武汉间，与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密筹确保长江流域之策，对入京八国侵略军施加压力，有利于退兵。不久任广信府、南昌府知府，江西督粮道、盐法道。旋授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制，深受彼邦学人崇敬，乞书者甚众。在皖五年，升过布政使、护理巡抚，设存古学堂，建造纸诸厂，遣派留学生出国，支持洋务运动，以图救国受民，无奈清廷腐败透顶，农工商部大臣戴振到安庆，巡抚索巨款招待，先生拒绝，获罪于权贵，称病求退。一九一零年正月七日他跋《督恪碑》曰：“皖署蕴湿，蠹灾甚烈，而此册居然无恙，纸墨不渝，岁寒相守、问老精魂、摩挲若接，世间何处更得此老儒与共冷清生活?噫!”他也修过天柱阁等署内小园林，个人生活俭朴，忧君忧民，预感到清廷不久，曾在致友人信中自剖对官场的厌弃：“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病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予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退居上海，与遗老康有为、郑孝胥往来，张勋复辟闹剧不过十二日(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至廿五日)先生参与此事，返沪后多病，至七十二岁，卖字自给，次年十月初三去世。
　　先生治学继承祖父小湖先生家学、始宗周濂溪、张载、朱熹、程颐、程灏人手，既长以清初诸老为法，考定政治利弊，世道人心，升降浮沉，穷其根源，以义理辅实用，探其奥妙，拓其领域，由理学而考据为一变；从政后由考据而求经世，以经史为独立之学，成就不亚乾隆、嘉庆以来诸大家，在辽金元史及边境地理方面有突破为二变；晚年三变；用治经史之法研究儒玄道释之学，旁及百家，“则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趣博而旨约， 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鸽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这段话不算太溢美，而结论则为事实否定，"五四"后封建思想虽仍有一定势力、理学儒学、考据、成为少数入书斋中雅事，江河日下，与社会生活关系甚微，经世乃为政者专利，哪用儒生从故纸堆中找教条来束缚?在学用一致而言，先生实为末代儒家，后学仅能正心诚意修身，全家思想不齐，治国平天下是白日梦呓。先生不谈阴阳五行、余事于中医、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法皆卓然成家，时至今日，史地著作大部散佚，仅剩下书法有些影响，但在学术界，把他列为本世纪首选者寥寥!其实当之无愧。
　　寐叟早年弟子唐文治说："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虚拘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寐叟辞世前数年，十八岁的王蘧常(瑗仲) 先生从之学、故撰有《学案小识》，记述其学，又有《沈寐叟年谱》述其生平甚详，可供研究参考。
　　先生爱护后学，据《康有为年谱》说：康上万言书变法搁浅，保守势力欲置康死地而后快。康自言"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徒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揖》焉。"康著不胫而走，得力于寐叟处不少。
　　王国维反复向先生请益音韵之学，先生耐心教之："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国维举'天显也'三字请释疑。先生说："显与湿(济漯之漯)俱从显声，湿读他合反，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以舌腹言之。'"又指示国维写成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发人所未发。
　　先生尊敬年长他八岁的吴昌硕，评价极高，眼力谦虚并见于《缶翁像赞》："缶翁之画，发挥其诗。诗渡他方；未绣弓衣，画合天倪，云无涛泻，安吉一灯，分光日下。怀铅和墨，人人家家，不会翁诗，践迹乃差。？？金容、我自来东，苦铁为铜，铅泪在胸。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注际翘勤，礼翁若圣。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代身阳迈，长侍佛前。"(一九二一) 朱光策去世，陈三立撰墓志，吴吕硕书碑额，沈写碑文。吴为沈刻"海日楼"印，可谓文人相亲。
　　寐翁读诗多，诗学深、作诗少，故自称诗 功浅。所居海日楼藏书数十架，客人进书房， 不见人影，必高呼，叟方伛偻自书堆中走出。 他不爱休浴更衣，亦是奇僻，每思考学术专心 致志，至不近人情，如友人丧母，托他代寄讣 告、他事忙忘记寄出、三年后见讣告立即补寄，收件者莫名其妙，不知这位友人有几位生母。而司法外交学政筹划了了，非常人所及。奇者不奇，不奇大奇，合成先生。
　　寐翁早年诗作自己弃斥不存，自律甚严。五十岁前大抵爱作古体，风格险拗晦雅，苦学韩愈、孟郊，梅尧臣，黄庭坚。但时有“清言 见骨，诉真宰，荡精灵。”同光体之魁杰也。”(陈衍语)陈衍论诗以三元为最盛，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不分唐宋。寐叟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与陈同感，不尚门户之见。后作近体，文从字顺，平易有余味：“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友业。月缺一分光。意象籀重识，虫生患未央。微风频末起，平旦更商量。”(其一)“天河低案户，星气灿如云。巧拙时难定，蝉媛夕有亲。福缘祈上将，绚语属词人。中夜危楼影，披云望北辰。”(其二)(《简静安》) “如此江山日乍长，椒盘守岁阿戌忙。衣冠阊闾三生梦、瓶钵禅关一炷香。天上星辰元历历，(予八九岁时，除夕仰视三星，忽然泪下，至今此景不忘，此悲亦末减也)画中人物自堂堂。(东坡生日，悬像以拜)月明云散须臾事，杖履相期建德乡。”(“和樊樊山”)
三
　　先生首先是书学家，其次方为书家。
　　康熙好董书，董书长在谈中含腴，禅悦之趣存焉。康熙雄才大略，惜仅得董书寒蹇。乾隆粉饰盛世，喜赵孟倾书丰满，才学不逮甚远。故仅得赵字甜软，(张照代笔又下一等)与遒嫩晋骨无缘。馆阁为钦定考卷书体，不工乌亮方媚小楷不入科举。帖学家剂墉、钱鲁斯、翁方纲、王文治①享大名、书坛柔靡。布衣邓石如异军突起，以北碑雄视几百年，遭钱翁等诋毁黯然出京。弟子包世臣即寐叟师，撰《艺舟双楫》，尊北碑即尊石如，卑唐即卑钱翁刘王等。迨寐叟中年，“欧底赵面之字风靡一时，其初由于外官贺启皆骈俪绝工，各蓄善书少年一二十辈，……十数人如出一手，每有长函则分别缮写，刻许便就，合之不知为众人所书也。”康有为卑唐即卑此辈，非真否定唐人。他本人曾得力于唐碑《千秋亭记》却秘而不宣。包认为刘墉所说“指不死则画不活”乃表面文章，刘的侍者周某说刘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是真。笔转毛如麻花螺狮，锋尖被裹。包在理论上承认“万毫齐力故能峻”；“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凡作书无论 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备具，筋者锋所为，骨者毫所为，血者水所为，肉者墨所为。锋者毫之精，水者墨之髓，锋能将副毫则水受摄，副毫不裹锋则墨受运。”但与临池实践脱绝，用三十年时光才悟得：“晋字宋拓，人间罕见、但得一二裹笔、方自诩为盛业，何能更知其实为下乘乎?仆学裹笔，二十年而后得，继求之古，悟其用意伤浅，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词章家之倍犯蝉连，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要之不可恃为当家也。”“裹锋则专惜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长短 排闼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
　　寐叟抛开包氏弱点，不像包康那么极端，不裹锋作书，也不卑唐。他以宋拓《淳化阁帖》课子“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又指出明前所拓《圣教序》“纯是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②”“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善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沈氏以帖起家，中年由帖入碑，广泛吸收，不分南北。如论《校官碑》说：“结字用笔，浓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上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所谓一群白顶鸦者，王氏之化于吴久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他从地理环境变化来说明书法变体原因。阮元认为羲之等人南来开南派书法之说为沈驳倒，他把楚人金文、《校官碑》为南派书家远祖，指出《爨龙颜》、《爨宝子》来龙去脉，言之有据有理。因李世民攻击王献之，孙过庭在《书谱》中对献之也只能先骂两句再指出其长，陈陈相因。唯寐叟说：“大令草势开率更”，将献之、欧阳询比为佛家空有二宗，掸宗中慧能神秀二派，地位极高。他说：“六代清华，沿放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放纵，大今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张)旭(怀)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凝式)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董其昌)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 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未合也。 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索靖)之裔乎?”
　　他把南北书法看做一个整体，各有所长，北碑中粗率之作也不少，南碑如二《爨》并不妩媚。取长补短，摒除偏见，超越时流。在论隋《杨厉碑》时指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这正是他的追求：集阳刚阴柔二美于一身。如跋《敬使君碑》：“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秉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此碑不独可证《兰亭》，—且可证《黄庭》。倦游翁(包世臣)楷法，胎源于是。门下诸公，乃竟无敢问津者，得非门庭峻绝，不可轻犯耶?”又说：“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主》、《张猛龙碑》及此论为大宗。《刁志》近大王(羲之)、《张碑》近小王，此论则内延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 《兰亭》者，可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 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禇(遂良)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 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脐，唯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寐翁跋《高湛墓志》说：“大抵北朝书法 亦是因时变易：正光(始子五二○年)以前为一种，最古劲；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以下为 一种，风格视永徽(六五○——六五五)相上下，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质朴，惜宇文(五五七——五八一)一代传石无多耳。③”在《全拙底温故录》中写道：“南朝书习可分 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内景》皆写书体也，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乃颇近之。按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陶)隐居《与梁武帝书》语，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抵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章)》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智)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至(张旭)颠(怀)素大变矣。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过庭)之《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唐太宗)《屏封帖》，《屏风》之书，固不能与卷轴一体也。”
　　与前辈同辈相比，立论公正，心胸宽广，力破门户町畦，是以可贵。
　　又说“(邓)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可用为笔法法式，则印篆有何不可用乎?”后来黄牧甫治印取法秦前文字，证明寐叟设想正确。又谓：“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式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楷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今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张猛龙碑》“骨韵俱高，敛分入篆。”只有精通书史源流，才能有此活脱眼力，固守一隅，难逃庸陋。
　　他认为“永字八法”是“闾阎书师语耳” 以法自缚不能尽意。横平竖直，汉唐碑皆然，用笔有势便佳，无势即排算子。他列举欧阳修用软笔浓墨以惜其力，赵字多硬笔浓墨，至董其昌前皆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知识面广，观察入微，来自实践，方能写出这些甘苦。
四
　　寐叟得笔于包安吴，中年受张裕钊启迪，不为包世臣、吴讓之所限，遍临南北各碑，变幻莫测，势韵姿神，皆自己面目。晚年接受倪元璐、黄石斋两家之长，碑骨帖筋，抱气酣圆不泄，无拘近观远视，都具艺术震撼力。
　　历来书家写行草求飞动，多取直式，或一轴中穿，或乱石铺道，当中一股力在不同对象面前摇曳多姿。寐叟是多角取势，直式而外，还有隶书般横势，行书的斜式。只有修养高了，横势仍能抱住行气。斜式不怕拆开看，个个都无懈笔，势自字中生出，不靠互相借势。刘墉笔笔用点法，王文治笔笔用挑法，祖父辈的独创中孕含着小巧纤甜的遗传因子、寐叟不满足于这种笔划处理。他将金文、小篆、隶、章草、魏碑、楷书的笔意笔魂，相对自然地化入行草。危丁解牛，目无全牛，文同写竹，必有成竹。采取萧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波诡云谲，翔舞回环，有须眉修伟 丈夫的阳刚，以慈驭刚，跌宕丛生，汪汇凝蓄，笔尖笔腹，偶现飞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赞美：“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明末草书大家们有突破天地小囚笼的气魄、黄道周为其中之一，只因位高，又不受重 用，当烈士是历史对他的最佳安排，否则高洁心胸与污浊的现实，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之 间，矛盾无法解决。他写字受当时大环境制约，不全是重则威，温而厉或温柔敦厚的庙廊士大夫味，而徐渭、傅山式的狂放、朦胧的个性解放追求、又找不到出路、彷徨于遥夜、带有若干市民审美意识，黄又在抗拒与接受皆有保留的微妙处境。在此矛盾中加上国破家亡山河易色的大哀，临池时间有限，其书险峭幽寒，未脱求态失态通病，不及倪元璐沉静通脱。寐叟的生硬处，也比不上倪书。心态上与黄道周略近，不过效忠的种族有别，封建集权风雨飘摇则相似。在字形上对横直撇捺，或加长，或缩短，皆属夸张。行气酣畅，重心稳，洋洋洒洒，相顾盼，伸头、缩颈，抬肩，躬腰，种种动势，真切不虚，别无假饰，横劲磅礴，竖劲助之，生辣苍老间，时有童趣穿插点缀，雍和、奇崛、宽博、雅丽，天马行空，云上蹄痕幻花，顿挫扬抑，目不暇赏，心不暇思。作者学养广袤深远，在书法上的开拓具有高度自觉，不惑于外力，牢守心源，取精用闳，能韧长，无机巧，不在鸣世，(一如他大量著作无意得名，而不出版以致散佚而无悔)笔便留得住，与剑拔弩张一泻无余绝缘。他不是高明的画师，画因人贵，然书中有山的沉着，水的浩淼，乔木的葱茏，把碑帖的宁馨儿推到一个极致，以诱惑勇士跨越的魅力，绵亘在近代书法史上，考验后辈的脚力。
　　毋庸讳饰：他是封建遗老，政治理想与他富民强国的愿望背道而驰，更为潮流所否定。 他在书法上的贡献，较之古哲，康有为的评价或有溢美，但三百年来无人抗衡。由明降清的钱谦益、王觉斯周亮工的著作未因人废言，寐翁与周作人之流毕竟不同。贵老不足挂齿，艺术史上的地位可以重新认识。
　　沈诗沈文除去学术历史价值、认识价值而外，不免有衰飒暮气。在书法上作为汇合巨流的大师，难免有开创者的不成熟之处，但并无头巾气和酸腐迟暮衰朽味，奥秘何在?自惭无知，难解此大题目，只觉得是：
　　一、艺术受制于世界观、人品，但三者并不永远统一。人的思维中总有矛盾因子存在。贵族的世界现没有使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艺术窒息，正是对艺术和现实的忠贞，使大师们战胜偏见、贡献了不朽杰作。沈书可否作同样解释呢?
　　二、沈在学术上锐意精进，书法中一定程度上的迭宕勃发，与他治学精神一脉相通，勇于突破旧我。但在政治上做不到，尽管他比守旧的官僚开明。也旨在补天，因为“天”的灵魂烂了，他愈想补便愈陷入可悲；在学术上愈猛进愈有创获。人，本非一种颜色塑成。
　　三、他研读老庄，医疗小朝廷减亡的伤痕无效，但在非政治领域有作用，加上他还勤修佛典，空无意识占上风时，遗老观点相对淡化，这种无为帮助他放下功利，反而推动了艺术上的无不为，合乎人生的辩证法。
　　四、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字求趣；学者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唯寐翁全有，故能兼美。这种兼收并蓄、南北书派两不偏废的道路，是书法史走到狭窄羊肠道上面对荆棘、另觅生机的必然，而必然只能由他来体现，又是个人学养气质被历史选择的结果。他不求创新而新机自创于笔下，符合艺术规律。较之抱缺守残者，他的实践与呼号，能震聋发聩，比他龙腾云海、鹰扬雪峰的书作更有功绩。其书已不朽，书学 (包括实践)就更值得去开掘。
　　寐叟知名度与成就不相称，为俗书刻碑出帖，书星们穿上皇帝新装招摇过市，名人不少传世名作有限的碑林，提供了生存空间。笔者作为书坛之外的无名小人物，为未尽到宏扬真善美的责任而羞郝，简直无法自谅。
　　祝福书家们享受做寐叟后学的艰难!
　　祝福批评家、书学家们为新世纪的学术助产!和书法家并肩探讨，以怡兄弟情，共出成果!
　　《晚清四十家诗钞》编者吴北山去世，章土钊请康有为写墓志、一贯自视极高的康长素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结果康撰文，沈书丹。康居西湖一天园有诗怀寐翁：“深烟不见北高峰，独掉扁舟写旧踪。可惜寐翁不携手，钱江风雨啸涌龙。”
　　张大千师曾农髯评沈字：“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又说：“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里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云：‘翁覃溪一生稳字误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何绍基)七十后更不稳，唯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谢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马宗霍(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在《霎岳 楼笔谈》中云：“寐叟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渐有人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披离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
　　何荣评语：“……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 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
　　寐翁临终前数小时写成二联，甲联写在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三十九人题跋。乙联书于五尺宣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绣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十六家。康有为写道：“寐叟尚书与吾交垂四十年，无事不共，无学不谈，文史儒玄，冠冕海内，其经国之谋，思君之忠，了徹之慧，近世所少见。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 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何况余子?”陈散 原跋云：“垂危临命之人，仅隔数时，犹能作楹帖，岂非庄生所谓精神与天地相往来者哉?”
　　寐翁有画名，高妙而非精深，生拙可喜，为学者书家画。
　　本世纪前中期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风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皆受沈书影响。他的足迹昭告着南北碑与帖学写经诸水同源，分道而行，终归于大海。
五
　　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实值得我们思考:闭关自守，将儒释道重新拼合，不能使我国完成现代化的嬗变。但对遗产茫然无知，盲目弃绝，则导致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将民族文化长处否定，为全盘西化张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走，靠 “超车”奇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跨到世界最前列是幻想。如果审美教育失败，殖民地次殖民地粗鄙文化腐朽没落的东西将侵蚀青少年身心。
　　知古不泥古，上入先秦，下入民间，整理好遗产，既研究西方，也溯本探源，弄通希腊罗马道统，不停留在技法皮相的模仿。对民族文化负面的内容要科学批判，但不是按西方理论框架重新组装，更要适应国人精神承受力，一过头则导致月亮是西方的好。“五四”后先哲们对中医京剧的偏颇，包涵着时代的悲剧因素，不能简单地脱离立体环境苛责个人。要多多理解抱缺守残则失去抵抗力而被动挨宰割全盘西化则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教训，重建民族的科学的先进的审美观，让中国文化的突出的个性去丰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东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心灵的净静，减少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肩负西方文明不能单独完成的神圣使命。二者平起平坐，共泌灵乳，沾溉伤痕累累的地球，趋于精神完美的人类。
　　书法是外来影响最少的艺术。写字在强化人的涵养、耐力、创造力、审美力，谐调生活节奏等等方面，都是大有潜力的。
　　每个时代都出过经不起时光考验的书法闻人。真学问总是在大寂寞中完成，不羡慕非艺术因子造就的成功，不骄人前，不馁人后，用恒温写下去，成败无尤。斯为强者。正确评价、发展寐叟创造的美，推动临池，诗化生活，还要书坛内外共同努力。历史证明：古代大师绝大多数是业余书家。书家成为学者、思想者，书外屹立着人品、学术，艺术、书法将突飞猛进。
　　艺术各部门发展从来不平衡。从去汉人未远的晋代至明代中叶，皆无篆刻大师。唐代诗人许浑、李群玉、钱起……不过三流歌手，生 在元明是一流大家。明人高启、刘基、杨孟载生于盛唐必失一流地位。对手愈强，后来居上者愈多，是学术繁荣的岁月；对手屏弱，当上诛儒行列中的巨人，是偶然的幸运，象征学术的停滞。判定艺术家成就，有时要他去世百年甚至更长、非艺术因素不起作用，才能较为准确。
　　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充满希望，即使在开宗立派的大师们凋谢之后的积聚酝酿时期，也不会例外。我们不回避艰辛，仍很乐观。
　　注：①刘墉(一七一九一一八○四)，任过直隶总督，吏部、兵部、礼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初习赵字，后以钟繇、颜真卿血肉写董体结字，劲气内敛，如堆棉团。他对客作书则用龙晴法，自矜为运腕，其实用裹锋，笔势缓弱，已落巧的下乘。虽有才气功力支撑，终被局限。翁方纲(一七三三一一八一八），官居二品大员，习初唐虞世南、欧阳询体，得其间架，乏前贤蕴藉、工小揩，七十岁犹能在芝麻上写“一片冰心在玉壶”七个字。其书墨守成规、犹如他倡导的以学问为诗，一样板而弱。钱伯坰(一七三八一一八一二)，字鲁斯，常州人，由董其昌上溯李北海、颜真卿，实本于毫人梁？，“执笔虚小指，三指包管外，以大指相拒，侧毫入纸，筋怒张，指腕不动。以肘来去。”刘墉去世后被推为第一，工行草书。王文治(一七三○一一八○二)，镇江人，有“淡墨探花”雅号，他讲风神，失之秀纤孱弱，曾出使琉球，文字传之海外。“集古终能自立家”是他的宗旨，曾工米、董两家，又习过张即之、李北海，总嫌气魄小。乾隆“盛世”即被这些人笼罩，只有伊秉授工隶书，有些气象。②指智永禅师。王蘧常先生撰《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初学》一节引此段文字，注释中说是怀秦，不知何据，乞方家教我。③沈寐叟：《高湛墓志跋》。

                                                        转自沈曾植纪念馆纪念文选

别部司马

[这个贴子最后由别部司马在 2003/05/08 01:17pm 第 1 次编辑]

                       世　界　原　未　有　斯　人
         
                          —— 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　　　　　　　　　　　　　　　　　　　　　　　　　　　      葛兆光
　　
    记不得是哪一年，耐着性子读王国维，竟也渐渐读出些意思，但读到《沈乙？七十寿序》，却有些不明白，王国维说沈曾植兼有清初诸 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而见“综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隐隐有以沈氏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之意，于是急忙取来学术史著作翻却渺无形迹，心里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何被王国维球涝天人的沈氏，党“ 在后世并不曾享其应享之名?近来，又读日本吉川幸次郎所编《东洋学的创始者们》，其中记载七十年代一次追忆先哲的座谈会上，不少亲受，内藤湖南教诲的学者都提到，被奉为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的内藤对沈曾植极为敬重，神田喜一郎就回忆，内藤曾对他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氏，因为他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生前盛誉，身后寂寞，“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一 九一八年心情十分忧郁的沈曾植写下的《自寿诗》之三里，：半是旷达半 是伤感的这两句仿佛是谶语，预言了他的学术史命运。看上去，学术史似乎很无情，也似乎不那么公正，不过，读沈曾植《海日楼诗集》和《曼陀罗寱词》，又隐隐体会出学术史也有几分“难与君说”的委曲，说来，也许这不干学术史的事，倒是思想史阑入学术史的结果。
　　晚清时事既变，学术不能不变，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渐渐变成了文、史、哲三分灭下，过去反身内省的道德功夫、记忆背诵的人 文知识和体验揣摩的经验系统渐渐被称作“科学”的东西所取代。在这新旧学术的转型期内，有两种很能反映新变的学问，一个是边地民族历火与地理为特色的史学，—个是以早期佛教历史考据和唯识法相思 想研究为中心的佛学。前者打破了中国典籍中心的旧史学体系，引入了国外的记述资料，不仅有了比较，而且需要实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说到晚清“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时， 已经说到了“域外地理学之兴，由晚明西士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这种历史意识开放的现象，但没有说到这种历史与地理的研究与“实测”的科学彼此接轨的意义；他虽然一一列举了祁 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乃至同光时代的丁谦，但没有来得及说到沈曾植就匆匆结束。后者既改变了传统佛史的宗派主义与信仰主义做法，也扭转了以“修心”体验为特色的文人佛学传统和以“礼忏”为特色的民众佛教传统，将佛学与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在佛教历史研究和佛学义理阐释上都出现了现代意味的转化，梁启超《消代学术概论》从杨文会说到了谭嗣同、章太炎，也说到了“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这两派，“哲学的研究”这一派中他也看到了佛学与西洋哲学理解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晚清人在佛学中建立科学理解系统和从佛教中寻找社会改革药方的思想意图，也没有注意到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转向，所以也没有得及看清沈曾植在这—晚清学术“伏流”个作为现代转型期代表的意义。
　　其实，沈氏在当时学术界的声望显然是第一流的。他通语学，精律学，治西北舆地，著有《元秘史笺注》十五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在当时都是领先的，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国维、伯希和都曾登门求救。有一个很像传说中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很能说明他的学问精湛，在他还在京师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 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似乎有些故 意考校中国人学问的意思，于是，沈曾植就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得俄国人大为佩服，“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也”，俄国人前踞后恭的态度变化证明沈氏当时的确为中国学人争了一口气。对当时人来说，他更著名的是精通佛学，王遽常《沈寐叟先生年谱》说：“公梵学最深，始业当在四十前后”，并举他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在鄂州所作的《跋坛经》为证，但从他《月爱老人客话》卷首的一首诗(少为科举学)看来，似乎他研究佛学或爱好佛教要更早一些，当然，时间的早晚并不重要，应当注意的是他对佛学研究的兴趣与方法都很现代，在他的《海日楼札丛》中可以看出，他很关心早期佛教史，这是中因佛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热点的领域，他与过去把佛经所说一古脑儿全盘照收下来的传统佛教研究者不同，关于《吠陀》与佛陀思想的关系已经参照了欧洲印度学的成果，讨论佛陀时代的朋党则依据《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指出“大众、上座之分”的起源，考辩十八部分离始末则比较了《舍利弗问经》与《宗轮论》的不同，论证上座、大众两部的分裂则从经论中梳理出三种不同说法，对大众部所依经典、大众部的大乘思想、马鸣与婆须密迦旃延子的关系也有全然不同于传统佛教的论述；还可以举出的是在作为中国佛教研究最具有典型性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上，他应该是现代研究思路的前驱，胡适当年给早期禅门的命名“楞伽宗”沈曾植早已提到，后代所谓北宗禅史料的“发现”即《法如砷》沈曾植也早已发现，胡适自信为禅宗史上最重要人物的神会的意义沈曾植也早已指出，保唐宣什在禅宗史 上的存在、曹洞宗与唯识学的思想关系，也是沈曾植的最先发明；至于今人研究。户颇有创获的巾商林愈、李奴谈与密宗勉画之彤M向、晚庙诗论以“势”字论诗语盖比自佛教等等，沈曾值也在《海日楼札丛》的卷七、卷五中已经早早点出，仅仅读他的这些札记，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识见。
　　一九一二年，蛰居不出的沈曾植隐于海日楼中读书，身边只有几个学生环侍，这时，一个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见而后他大为感叹，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可是，这时的中国学术界给沈曾植留下的空间已经很狭窄了，除了一九一五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一九一六年伯希和来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他的学问似乎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只是他那些艰奥深沉的诗歌使他在当时的中国留下诗人的盛誉，他尽管满腹经纶，却因为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被学术史渐渐遗忘，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等与他多少有些相仿的人时不时提起他之外，这遗忘，半是无意，斗是有意。
　　沈曾植的确是不合时宜的人，不过他并不是不知世事的人。举例来说，公羊学成了当时变革依据，于是有人就对公羊学讳莫如深，而他称这种态度是“因噎而废食”；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新政的后果忧心仲仲，而他在一九○一年与张之洞书中所提四条建议中仍有“奉行 新政”；新思想与旧思想在当时争论激烈，夷夏之争更使这一争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而他在一九○六年访日时仍能对穗积博士的学说和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表示理解，并称赞这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无论如何，说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似乎并不合适，“道情拯溺平生意，岂问迂儒抱一经”；戊戌变法失败和强学会遭禁后，他真的是很伤心的，“世界归依报，衣冠及祸门”，从他的那几首诗作里可以看出他的沮丧、愤懑、悲伤和叹息。
　　不过，他又确实与时宜不合。本来，辛亥革命时他并不是很震惊，也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时代从此结束，也许他对于清代中兴本来就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但是，当新的时代并不那么使他心情愉快的时候，那个刚刚逝去的王朝就在他的心里成了一种批评现实的依据，成了时时追忆的象征。追忆本是一种悼念，但当追忆的对象不再是一个 实存的东西时，它总是把过去幻化为追忆者的主观投影，寄寓着五彩流溢的理想，特别是过去的零星片断一再地出现在眼前提醒自己去追忆的时候，它就不断地强化这种对过去的恋眷和对现实的不满。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一个朋友从光绪陵墓归来，携来一片石头，就让他们 这批人唏嘘不已“孤臣下拜鹃啼苦，率土精诚马角催”，再一年后，光 绪的皇后去世，消息传来，又引起这批人的感慨万端，“空传创夕奠，穷海蛰孤臣”，当他们集会吟诗，分咏当年京师胜迹的时候，他们的追忆就挟裹了怨气和悲愤，沈曾植的诗里说是“身在南藩且无预，心悬魏阙怀千忧”，他的好朋友陈三立的诗里说是“尔来铜驼窜荆棘，承平故事过者迷”，一九一九年，已是前朝灭亡的八年之后，当那个满清情结最强烈的郑孝胥写了一首怨气冲天的《六十感愤诗》发泄着“所耻伍群盗”的委屈和“廉颇得赵卒，妖孽犹可扫”的期望时，沈曾植也跟着感慨 “意尽虚空都粉碎，道亡歌哭倍绸缪”。“九日登高有故常，不知何处是 故乡”，不知故乡是一种无家的感觉，他在这种无家的感觉中，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当成清朝的遗老了。
　　其实，不必在乎沈曾植是否算是前清遗老，倒是有必要来检讨一 下“遗老”这个词语里所蕴涵的一种叫做“正统论”的历史价值观念。一个王朝新建立的时候，有一批人不与它合作，站在这个王朝立场上说，这批人就是“遗老”或“遗少”，在“遗老”“遗少”这两个词语里就有一种站在本朝立场说话的意思，多少有些贬义；但是，如果不站在这个王朝而是站在前一个王朝的立场上来说，这些人就应该叫“遗民”，像宋遗民、明遗民等等，在“遗民”这个词语里就有一种站在前朝立场说话的意思，多少是个褒意(和这个词语相反的叫“贰臣”)，从没听到有人会讽刺顾炎武、王夫之、郑成功是“遗老遗少”，就是因为评价者不自觉地就把立场放在了汉族的明朝上而不肯把自己的屁股挪到满族的清朝上。从刘知几写《史通》起，历史学家就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把伯夷、叔齐夸奖成“义不食用粟”的“遗民”还是斥骂为“逆历史潮 流而动”的“余孽”，也不知道“于旧朝存抱柱之信”是讲气节的忠臣还是“良禽择木而栖”是识时务的俊杰。
　　也许应该有—种超越王朝立场的文化眼光。其实从文化的角度看，沈曾核们的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稳定秩序的企盼，在社会变动中，他们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变化，于是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于那些有高度文化修养、已经拥有了应付社会的知识、并且自 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人来说，心理上的冲击尤为强烈，他们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在李翊灼《海日楼待补编序》里有一段沈氏的喟叹很能表现他的心底意思，他叹息“道”与“术”的分裂，觉得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定”即不证白明无须质疑的价值本原，而这种价值本原的社会体现是秩序，价值的阐明应该是知识人的承担，是文化人的责任，可是，在这种社会大变动时期，“学者”都背弃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向一种实用主义的追求，所以秩序也就出现了混乱，“学土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对上层文化的偏爱和对终极价值的看重，正是这批文人的所谓“旧朝情结”的来源。我很同意列文森(J.R.Levenson)在《历史与价值：当代中国思想选择的张力》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对近代 思想史上维新派文人的分析，他说这批人们意识到对中国现存价值结 构进行改革的必要，但在情感上仍然向传统倾斜，他们承受不了一种非中国化的价值体系在生活中成为普遍观念的中心，因此在精神上一直处于紧张与困境。这种对于传统的价值的依恋，有时会寄寓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面，通过它们来呈现，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一本从箱子里突然找到的旧书，一件过去时代的衣服，一首依稀记得的老歌的旋律，其实人们未必一定就是依恋这些早己过时的东西，但没有这些东西似乎那种对于过去的情感就无处落脚安身，沈曾植《致汪康年》说：“所谓补偏救弊者，非邓将军捐其故伎之谓也，就固有之物加以节制，如临淮王入汾阳军，一指麾而壁垒旌旗变色，斯乃为善救弊者”，他们并不真的反对变革，也不是真的拒绝未来，但是，把“过去”彻底地扫地出门，来个“旧貌换新颜”，连一点回忆都不给他们留下，对于他们来说太严酷，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陌生。
　　清王朝对于相当多的文人来说就是这样，它不是令人眷念的生活世界，却是理想中传统的象征，就像清朝末年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是让人揪心的乱世，可在事后的追忆中却成了“太平年”了一样，所以沈曾植看到曾有道光二十七年人题字的郑所南兰花图卷，就勾起往事如烟 的旧京繁华梦，“题诗原是太平年，黄阁紫枢眉寿愿，十年我辈草间存， 一老不遗箕尾远”，看到道光二十二年《椿香圃图》时，就难免引起他离黍之思，想象八十年前的“海宇承平之日”，还自比司空图写道“起我王宫谷里思，图成意足不须诗”，表现着自己的遗民情结。其实，他何尝 不知道道光一朝的内忧外患，正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头，让人实在没法子自欺欺人地说“太平”二字。
　　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二十年代时，作为沈曾植心目中传统象征的逊清皇帝已经只是踡缩在紫禁城里的寓公，过不了多久就谈那紫禁城也住不成了，传统的象征的失落，象征着传统的失落，人们也在自己的记忆里很快地淡化着对前朝的记忆，这同对于前朝“遗老”的记忆。居住在上海海日楼内的沈曾植虽然有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友赋诗唱和、有一些慕名来访者登门求教，但毕竟蓬筚不再生辉，往日只是梦境，旧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在梦中重现。一九二二年，他其实已经明白他 的这一命运了，四月，他在给五年前写给康有为一首诗后写下了一段跋语说：“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不我违也，于今五年，学说益昌而事实属左，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不幸这是谶语，就在这 一年的十月初二，他与世长辞。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说到昨夜“梦境极佳”，还写了一首诗，说他“每日至戌、亥、子时，神情特定”，在别人即将入睡时他倒清醒起来，作为一个老人，似乎有些反常，诗的 开头就是一句“黄叫·飘如蝶，青买逝不i医”，连他的梦里都是凄凉秋风，把黄叶刮得纷纷扬扬地漫天飘落，这秋景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了他肃杀的结局。其实，这以前，医生就说过他，“心血太少，脑血 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经之用太强”，看来，处在紧张和忧郁中的沈曾植命中注定难以越过七十三的大限，而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也就随着他的躯体的消失而消失，时间却没有一点儿女情长的留恋，照旧把传统越来越远地忘在身后，真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合时宜的入的命运本来常常是被思想史遗忘，可是，他们似乎 不应当被学术史遗忘。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 视野也绝不狭窄，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会是这个模样，正是从他们那个时代一点一点地转化过来的，正像王国维说的，他本来是“继承前哲”、“开创来学”的，“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但是，他们终究被渐渐遗忘，虽然胡先骕说他是“消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或未之先也”，可后 来记得起他的意义的人并不多，只是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人想起 他来就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长辈学者的一种尊祟，内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国人提起他来就情不自禁流露对中国学术的一份敬意，数来数去，也就是一个俄国人卡伊萨林、一个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个中国人王遽常还记得起来给他写了介绍、传记和年谱。但是，在王国维、陈寅恪 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的时候，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就更加隐晦，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属于“保守”，而“保守”在以进化为线索，以进步为主流的思想史上是被贬斥到思想史之外的，思想史有时就像一本功劳簿，没有功劳的人没有资格在上面，他们只能发配于“另册”。
　　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学术史笔谈里提到，学术史与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应当适当地分家的，如何分，当然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不过让人忧虑的是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价值上的双重性常常被用一个尺码来衡量，被用单一方式来处理，以致于思想与学术搅在一道。如果思想史在高屋建瓴式的褒贬人物，学术史只好投鼠忌器，跟着思想史的褒贬而褒贬，单一的尺码中，要么一白遮百丑，要么一粒鼠粪坏一锅汤。思想史常常不得不用一种“当下”的立场来审视思想的过程，去取之间不免有时代的价值局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史家，自然对依恋旧时代的思想者不必假以辞色，也有理由把“主流”之外的思想家暂时放置一边，尽管去拣主流思潮进行描述，因为它的处理对象是“思想”，思想是有时代性的，思想史也是有时代性的，可是，学术史则应该用另一种眼光与另一种价值来观看学术的发展，学术史处理的是“学术”，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办法、研究角度以及学术价值的断定，它似乎与思想史并不一样，如果思想史的判断过多地干涉学术史的描述，那么，学术史是很难公正地还原它的本来历程的，像胡适、像王国维、像陈寅格、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预已经使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只是他们名声太大，离我们太近，学术史既躲不了又绕不开，可是像沈曾植这样离我们远一些的学者呢，难道学术史的遗忘就可以是顺理成章的遗忘么?
　　其实，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说，如果不是站在当下的立场或王朝的角度进行选择，如果不是用简单的进化或狭隘的价值进行评价，而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来估量他们的历史意义，从一种“文化”的观念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学术，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当然，这对于沈曾植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本来，他还很着重学术与思想的意义，一九一九年，他给罗振玉的信里称赞罗氏“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因以铁驾前贤，而殷篆—编，绝学遂通……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矣”，这是赞入，也是自期，表明他心底里还是很在乎自已是否能“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的，可是，越到晚景他越是明白，当他从有意使自己的心情从激愤转而悲凉，从悲凉转而旷达，他就在佛教思想中已经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思想史也罢、学术史也罢，身后名声谁管得，“世界是空还是色，先生非 有且非无”，’可是，又有谁看不出他的心境，实际上是旷达中潜藏了悲凉，悲凉中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迷茫呢。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京西寓所

                                                   （转自沈曾植纪念馆纪念文选 ）

别部司马

                      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王蘧常
　　沈寐叟先师，讳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一八五O——一九二 二)。清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员外、郎中，凡十八年， 谳狱平恕。寻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 俄窥我东北、而日本亦自奋东陲，与俄相轧，先师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不果行。又力驳俄黑龙江渔业航务，俄为气沮。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师与盛宣怀等，密筹互保长江之策，力疾奔走强臣间，而李鸿章实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服阕，调外务部。出授江西广信府知府，历任南昌府知府、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验学制，契国穗积博士之说，始有意冶新旧于一垆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先师治皖五年，尚礼治、 政无巨细，皆以身先，故事举而财不伤。后忤权贵，乃浩然有归志。与人书云：“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 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怪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余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问不绝，先师不应。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时爱新觉罗氏小朝廷尚予谥文诚云。《清史稿》有传，然论学不多。余五十年前。曾为先师作《学案小识》，文繁不能备述，兹约举其后辈论学之辞而不肖有所见亦窃附焉。
　　(一)太仓唐蔚芝师文治，从先师最早，其论日：“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二)海宁王静安国维论其为学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案谓清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家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 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 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谨案，先生实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 矫归命于宋五子(见其门人曾国藩所作墓志铭)之教，故其为学，其初以义理辅实用，即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郅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书艺晚名益高。先师门人金甸丞蓉镜尝论之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 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 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贴、《郑羲》、《张猛龙》、《敬显？》)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唐 蔚师所传“知类通达，开物成务，拘虚一隅何为者”之意也，亦即王静安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说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识其小，作此篇。昔赵之固有《书法论》、余集师说，名之曰《书法论提要》。于碑帖名称偶加注释，为青少年说法。

澜亭雨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