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从书法技艺到选官制度

北居

从书法技艺到选官制度
　　　　　　　　　　　　　 京东山人
　　最近到西安旅游，碑林博物馆是不可不去的地方。这套曾作为皇家学府的大院子，现在依然传递出浓郁的书卷气。而在碑林里徜徉，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较全面地了解了唐玄宗。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至上主义的皇帝，不但是一位音乐大师、戏剧大师，更是一位书法大师。而唐代的许多名臣宰辅都是书法大家，像储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等。这些在中国政坛熠熠生辉的名字，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依然有着硕大的背影。
　　看着这些书法大师的作品，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被处决的胡长清。他也是一位书法家，当时，向他厚金求字的人也曾门庭若市，他题写的碑匾更在南昌市着实闪亮过一段时间。当然他的字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因为他的事情败露后，南昌的大街上掀起了“铲胡字热”。那些花重金求来的“胡笔”，都被无情铲了下来。
　　胡长清的名字，很快会被人们淡忘，但在新中国的反腐史上，一定能留下一笔，因为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因腐败问题被判以极刑的副省级干部。他的被处决应具有时代意义。
　　胡长清以一介布衣，成为高级干部，按封建社会的官阶标准套用，应在三品右。他的书法技艺一定在他的仕途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基本上还是一种“看对眼”方式，即只要能为领导赏识，为某位高官看重，就会迎来青云直上的美好前途。以前不是有民谚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嘛。相信胡长清的一路青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书法技艺的“光环效应”：首长们看到这小子书法不错，很容易判定出他的其它方面也不错，甚至得出“这么有才华的人应该重用和提拔”的结论。
　　书法技艺历来在中国为官之道中占有重要位置。秦桧、严嵩、和坤都是一代书法大师。这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的遴选机制，基本上是一种“文人政治”。
在科举制度下，能够进入权力精英阶层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科场强者。经过
十年寒窗，写得一手好字，当不是问题。而在众多书法家云集的政坛上出一两个贪官也属正常。更何况这些顶级贪官，在获得权力精英层的通行证后，其向上升迁往往靠投机和钻营。在向权力中枢继续进军的过程中，较强的书法技艺和高超的写作水平是两项硬功夫。无疑那些著名贪官们都练得一手遵劲好笔，更写得一手锦绣文章。
　　说到封建科举制的本质，一是保证了权力精英层的基本素质，二是扩大了选拔干部的范围。在这过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很可能从梦想成为现实。虽然美梦成真者寥寥无几，但在当时来讲，毕竟使那些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子弟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
　　但科场胜利后也仅仅是获得了官场的资格。要再向上攀登主要还是要获得上级推荐和提拔。在这一过程中擅长逢迎投机者就有了用武之地。在中国古代官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的经验可作为金科玉律。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单向的、人为色彩极浓的选拔制度。其实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稀还能看到这种选拔制度的影子。要不怎么中国官场无耻之徒杀而不绝呢？
　　吏治和惩贪一直是中国官场的主线，到了今天也依然没有扭转。个中原因，
一是我们今天的权力集中程度，比封建社会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是腐败的源泉。
二是我们今天的吏治和惩贪程式，基本上还带有“少数人负责”的影子。除了专
司其责者之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机会。我们的吏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
步，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尤其要加大民主参与的力度，这样才能跳开几千年的
“少数人负责”的怪圈。
　　其实仔细想来，中国的历史政权之所以频繁更迭，与吏治的“少数人负责”模式有很大关系。因为，选拔官吏是一项关乎国家大计、政权长期稳定、百姓安康的重大工程，但中国历代却一直由少数人负责。这种“少数人负责”导致的后果就是吏治的腐败必然发生，进而使整个政权腐败，最终导致政权以暴力革命方式更迭，而多数人遭殃。
　　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是跳出“少数人负责”模式的根本出路，更是保证干部素质的主要选择。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干部选拔任用中来，扩大一般人的知情权、参与权是保证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而通过严格的考试则是保证干部的业务素质的重要保证。
　　这两点，在过去我们好像都不具备。这使得胡长清之流能窃据高位，就不是偶然了。
　　中国历史已走出了封建社会近百年，我们再没有理由在吏治问题上还走老路了。

狂禅

都不象是一个学者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