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典】《孙过庭张旭怀素》作品考释

书法在线 · 发表于 2016-1-18 10:42:46

2、张旭审美：颠狂与艺术书写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但初唐时代政治结构几乎被关陇军事集团所全盘占据，非我族类则不得其门而入。当时科举入仕皆从重门阀世袭的明经科，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开始推重不论出身的进士科，并亲自“殿试”，不以门阀选拔人才，改变了朝廷的政治结构和社会风尚。虽然以辞赋文章取士极盛于唐玄宗时代，但实际是开启于武则天时代。李白乃由贺之章以江湖奇才“谪仙人”引见于玄宗，《新唐书-李白传》述其身世称“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当然非门阀显贵之士。后起之元稹、白居易等均是出身寒族的东南人士。这些盛唐时代的“竹溪六逸”、“吴中四士”等风流人物，如果生在关陇集团垄断政坛的初唐时代，是难以大批量崭露头角的。陈寅恪撰《元白诗签证稿》深研元稹这个命运摇摆于明经与进士二科仕途，只能把“仕”与“婚”相结合而攀附门阀士族的下层士人心理与情感揭示得淋漓尽致，足见这个时代演进的生动画面。唐代诗歌的兴盛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峰，皆在于这个时代无数下层土人—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解放后生命激情的讴歌与表现。张旭一生处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之盛唐时代，其狂草的诞生，以书法名于当世而入于正史，从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看，正是这个时代之赐。如果说初唐书法的艺术特征是冷静“尚法”与理性主义的日神精神，那么，以张旭为代表的盛唐书法的艺术特征则是颠狂激情与非理性主义的酒神精神。熊秉明先生说张旭狂草的出现把书法艺术“变成纯粹的表现” ，从而在中国艺术史上卷起一阵“狂飙” (36)，为我们认识张旭的美学意义作了重要的提示。

欧阳询《八法》云：“点画调匀，上下均平。”(37)虞世南《笔髓论》云：“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38)这是初唐“尚法”领袖所要求的书法形态与创作心理。而张旭则背其道而行之，以颠狂态，作鬼神书！

朱关田《张旭考》纠正闻一多《张旭年考》所论张长贺少之说，从而考订张旭的生卒年是详尽可信的。张旭约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卒于唐肃宗干元二年(七五九)，享年八十有五，但是，并未论及张旭的家世。《新唐书-张旭传》只记载他“初，仕为常熟尉”，他的最高官衔是“太子左率府长史”，为东宫执事官，人称“张长史”。

《唐诗纪事》卷四O《包佶》记他与张若虚、贺知章和包融被称为“吴中四士”。杜甫《饮中八仙歌》记他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八人俱善饮，称为长安的“酒中八仙人”。连与他在长安相交过从的诗人李颀也不知道其人究竟，而写诗叹曰：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39)

从诗中知道他是生于太湖，其“草隶”成为太湖之“精”。“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他寒舍破落，生如浮萍。他爱吃螃蟹，爱读“丹经”，崇尚道教。晋葛洪《抱朴子•金丹》：“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40)

张旭作为诗人和书法家，如同练内丹的方士。“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他在潜心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体验自身的神秘。“兴来”“挥笔”的艺术创作原动力就是他的生命激情，也就是他的自我的形，自我的显现。创造活动和他的生命一样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微禄”，指一个低级官员的贪困，然而其志向高远达于“八纮”。《淮南子•墬形训》：“九州岛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41)当然，这些只是文学描写，而非其履历传记。《新唐书》附于《李白传》后的《张旭传》也同样生动描写他书法创作状态，开篇即写他的“颠”状。曰：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走狂叫，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42)

这个书之“神”，即是在颠狂的非理性状态下获得的一种具有超验性的崇高而绚丽的精神境界。其实，对于这种创作状态最为完整和精辟的阐释，是韩愈（七六八—八二四）的《送高闲上人序》：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43)

因为 “不治他技”，张旭与草书是同义词，即创作主体与创作物件已合二而一。张旭“嗜酒”，大醉后作书，甚至“以头濡墨而书”，这是一种令人惊奇并引人入胜的行为艺术。他的创作行为与作品，成为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全息的审美对象。如果用张旭所尊崇的道教思想来看，他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自然的各种现象融为一体，然后“一寓于书”而“发之”。作者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状态，都和他所感知的“天地事物之变”能一一契合，而这种“天人合一”的创作状态，又必借助于饮酒颠狂中最有效地用直觉与本能去“发之”---表现。张旭狂草的这个过程与结果，即是美的全部存在。这种美的创造“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也就是说由人的逻辑的、理性的途径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熊秉明用萨特所说的“人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44)观点诠释张旭，认为他创造艺术品的同时也就创造了艺术家自己。“艺术对人来说是一种叫他超越自己的呼唤，一种他具有超验性的不断的提示。”(45)

熊秉明指出：“张旭的狂草产生于七世纪的中国，这实在是世界艺术史的一个奇迹，而他那种挥洒点泼的艺术对现代艺术家来说是很熟悉的东西，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研究课题，它不但提出许多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而且也给了我们一把理解中国的民族特征和中国艺术的钥匙。” (46)

熊秉明提出这个“课题”后，自己作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虽然是用法语说给欧美人听的，但对于我们中国普罗大众认识张旭狂草的审美本质，把握欣赏方法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他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和作为古希腊各种艺术之母的雕塑比较后说：

中国书法则相反，并不想从写实形体，甚至简化图式去把握人。虽说象形字中还存有简化图形，但是对于不认识象形字的人来说，这图像是难以辨识的。书法是把没有体积，也没有实物可辨认的符号，和来自想象而富有含义的形象，加以安排，作为一种外射，它是我们心理结构的表现。这些符号，作为复杂的系统，作为思想和经验高度浓缩的概括，是人类高度精神性的创造。(47)

韩愈的另一篇重要著作《送孟东野序》所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论，进一步诠释了张旭的“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的表现主义审美本质。“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48)社会人才结构的改变与士人精神世界的解放是同步的，张旭在这种环境下所获得的文化自信力及其不与世俯仰的叛逆精神，轻视既有世俗形式与审美标准的因袭，他是这个时代的“善鸣者”。张旭的狂草敢于解散孙过庭所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今草法则，对今草点画与结构进行空前的夸张变形，达到其汉字可识度的边缘。同时一反书斋书写平静中和的心理状态，用饮酒破除理性约束，用非理性释放自己内心本能，从而得到无与伦比的完美创造。张旭狂草，是书法从实用书写转向艺术书写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与典范，也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完美体现。张旭狂草与李、杜诗歌一样，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化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