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载书声——朱圭铭草书艺术展在暨南大学开幕

石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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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斋赘语
朱圭铭

很多人提及书法创作，多云凝神静虑、意在笔先而致胸有成竹，或当一任自然，不拘小节，任情恣性，此等皆为失于偏颇之论。我认为创作时最好能够做到意在笔先、意在笔中、意在笔后三者兼具，换言之即为创作之前认真构思，创作过程中又要能随机应变，随势取形，而作品中更要有随兴而发的出人意料之处，或曰神来之笔，方可令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为艺者切忌俗，何也？盖俗者，平庸矣。董香光论书重淡雅之趣，其言淡乃天骨带来。吾今易言之，俗亦由天骨带来。有清乾隆，其见识非不广，更非胸无点墨，然其书俗之极也，何故？再者，古有很多文人士大夫，其学也非不深厚，其书却俗不可观，又为何故？山谷尝云，人百病可医，唯俗不可医，是为肯綮之言。有若人之染疾，先天之疾实难医也！或有君言，大俗即大雅，然大俗非等于俗，大俗亦即不平庸，古今为艺者得之又甚鲜矣！

    昔日游学于金陵，与众好友把酒言欢之际，偶有人论及吾书云：“汝字虽好，然有集古之嫌，尚未找到真我也”。吾初觉惭，后细思量，史有米南宫之鉴，何惧？似古总比似今佳矣！

清季康南海尝言书学为形学，近日又闻当今某大方家大谈书法形式之重要，似可视为康氏思想之逻辑发展。吾思忖，多有疑惑。无庸讳言，形式乃为书法艺术不可忽视之因素，书体、笔墨、展示方式诸形式因素皆直接影响书法之审美意趣，然是否可依此断言书法为“形学”乎？若说魏晋之短笺长卷与明人之高堂大轴因形式之不同而给人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意境，然《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帖》在书史上跨度数百年的三件经典佳作，其形式之具体差异又在何处？是因为形式之变化才使其有了巨大审美差异吗？又，古人尝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当为书之肯綮也！


一个人的学养与其学问高低有直接而又紧密的关系，二者又不能简单等同。有学养不一定都能成为书家，但没学养的人肯定成不了一名优秀书家。

书法必由“技”方可进乎“道”，古来大家无不如此，若张芝池水尽墨、怀素退笔冢。又，晋唐人论书多以“精熟”为要旨，而明董香光有“字须熟后生”之语，斯可谓精能之至，而后反造疏淡，求真率之美。故历代书家有学而不成，未有不学而成者。

艺术家之成功，其先天禀赋必不可或缺，然眼界与观念也至关重要。眼界须广，读万卷书之同时尚须行万里路，择良师交益友，内外兼修，不可作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古之怀素若不游历四方、拜诸名公，今之齐白石若不离乡求学、身置京华，焉能成功否？另者则须树立自我正确的艺术观念，不能人云亦云，观念不明甚至错误，极易若习武之人走火入魔，恐终生皆不能登堂入室，自毁前程。

近年关于“流行书风”之论颇为热烈，实质上一味褒贬皆失之公允。反观书史，历代多有“流行书风”，非今日之始然，若明之台阁书法、清之馆阁体，即便若明代吴门文人书家群、松江文人书家群等，皆为其时流行之风。若“流行”时间长，则说明其艺术价值高，反之，即如“快餐”，久吃生厌而无营养，不利身心。今日之“流行书风”，实为清代碑学审美发展之余绪，兼受西方文化之影响，乃时代之必然，创新之意虽有，然其以“丑”为美，则万不可取，有悖艺术本质。

晋人书风韵万种，不拘一格，情驰神畅，何也？缘其时风陶染、精神自由而人格不凡之故。山谷谓宋、齐间士大夫翰墨颇工，合处便逼右军父子，盖其流风遗俗未远，师友渊源，与今日俗学不同耳！唐宋以降之书家于晋人亦能仿佛一二，凝神为法，法外求意，然即便若元代赵松雪毕生追随晋人，心无旁骛，最终皆与羲献相去甚远。时至今日，我辈书者学晋、学唐、学宋、学元明，其迹可学，而其神难求，所谓时过境迁，实不可逮。要者修自我之心最为关捩，作书当如董香光以吾神代他神，唯此方可合刘熙载所云书者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