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07-1-6 01:5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正成]香江行二：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豪华阵容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7/01/06 01:44pm 第 1 次编辑]
。。。19248
.
治史论学六十年──饶宗颐教授访谈录
作者：周少川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5年01期
饶宗颐教授，字固庵，号选堂。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现任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1982年、1992年连续两届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被复旦大学、广州美院、中山大学、北京广播学院聘为名誉教授。并于近年出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饶宗颐教授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他长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曾先后在新加坡、印度、日本、法国、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1993年被法国高等研究院授予第一位荣誉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并获法国国家文化部“文艺荣誉勋章”。侥宗颐教授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在文、史、哲、艺诸多领域皆有高深造诣。
1994年9月7日－12日，饶教授应邀在京举办“1994饶宗颐书画展”。展出期间，得饶教授拨冗，在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了采访，同时在座的还有教授的助手、香港《国际潮讯》总编、泰国崇圣大学副研究员郭伟川先生。77岁的饶教授精神矍铄，访谈虽然不时被电话和来访者打断，但教授仍然热情地、一次又一次坐到录音机前，顺着话题侃侃而谈，回顾起自己的治学道路和经验。
从史地研究走上治学道路
采访是从教授如何走上冶学道路谈起的。饶教授把自己六十年的治学生涯大致分作三个时期，一是从十七岁接续其先君编撰《潮州艺文志》开始到1949年迁居香港为止；二是从1952年香港大学任教到1978年自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退休为止；三是退休以后仍在国内外各研究机构任职，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的情况。
教授谦虚地说，现在大家都把我看作史学家，这一点我实在不敢当。虽然我的治学领域不止于史学，但是我年轻时走上治学道路确实是从史学研究开始的。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家中丰富的藏书和家学对我影响很大。十七岁时，续成出版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使我对地方人文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发展为1947年－1948年间，主编《潮州志》二十册，尝试以新观点、新门类来编修方志。延至近几年来在海内外倡议对“潮州学”的研究。十八岁时，由于《潮州艺文志》在《岭南学报》作为专集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被中山大学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此后一段时间内，我专注于从地方志入手，开展对古代史地的研究。一方面，撰写了《广济桥考》、《海阳山辨》、《古海阳地考》等有关地方古地理的考证，发表在《禹贡》等刊物上，在这些文章中纠正了地方志记载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在对地方志的研究和利用中，我也看到地方志有许多材料是不可靠的，有粉饰地方人文的现象，有的地方志伪造古迹，这些古迹是无中生有的，因此给后人的研究造成麻烦。比如研究古地理，常常会碰到一个古地名在多处出现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形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由地理“层化”造成的，也即前边所说到的人造古迹，人们把后出的地名往古地名上套；一是氏族迁移所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出现较少，在研究中不能滥用。在多处地名相同的情况下，作古地考就必须依据多种材料考证，而不能在几个相同的地名中，选取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合理的假定，其它统统否定。当时钱穆先生在《燕京学报》扣《清华学报》发表了几篇有关古地埋考证的文章，一是对周初地埋的考证，一是对《楚辞》地理的考证。钱先生由于受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中关于古史地域扩张理论的影响，认为古史发生地应集中在中原地区，因此他把周人的起源地全都搬到山西，把屈原的话动范围放在湖北，把《楚辞》中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阳等移到了河南，甚至说三苗也在河南。针对这些问题，我写了一些文章专门与钱先生商讨，指出他的那些提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年轻时我对古代史地下讨不少功夫，我曾经将古史上的地名摸了一遍，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前四史等，抄下几本大册子。特别是对《史记》用功最多，因为《史记》只有《河渠书》，没有《舆地书》，所以我想补作《史记·舆地书》，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史记地名释例》，也没有发表。
由于我很早就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的禹贡学会，又在古史地上作了一些研究，所以引起了顾先生的重视，当时顾先生让我编《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是《古地辨》。我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全书的目录己经列出来了，发表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责善》半月刊上，全书的内容也都作了考虑。后来由于日本侵略的影响，《古史辨》第八册的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材料也有所遗失。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我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意识到《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是比较草率的，特别是辨伪的方法不成熟，假定太快，有一些提法是不准确的，所以《古史辨》第八册我没继续编下去。
谈到这里，饶教授风趣地说，我因此成了顾先生的“叛徒”。教授说，虽然《古史辨》第八册没编成，但在1946年，我出版了《楚辞地理考》，这部书就是《古史辨》中的一部分内容，童书业先生写了序言。这部书有不少地方是不同意钱穆先生关于楚辞地理的观点的。钱先生把《楚辞》中许多地名移到湖北、河南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汉代贾谊贬谪到长沙时，长沙还是很不发达的地方，没有文化，不可能产生《楚辞》这样伟人的作品。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还没发现，但我还是根据当时长沙已发现的一些古物，运用古地理考证来说明《楚辞》中在湖南的一些地名和水域。今天，湖南当然已有许多考古发现来证明我五十年前的论证了，李学勤先生在他的《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古代史地考辨应该说是我早年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对古代史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两汉史。我对汉代历史很感兴趣，两《汉书》可以说是到了烂熟的地步。那时我想写一部有关新莽的历史，题目叫做《新书》。这个想法是受编辑《二十五史补编》的王钟其先生的影响，他给我写信，说很多史书都把王莽当作臣民来写，但是与王莽相关的许多事情却是皇帝才能做出来的。因此，他希望我把王莽作为一个皇帝来写。当时我的心气很高，是把《新书》当作第二十五史来写的，所以用了纪传体体裁，王莽入本纪，此外还有志、表、传等部分，全书的目录我已发表在1940年的《责善》半月刊上面，各部分内容也已大体完成。顾颉刚先生曾把这部书列入齐鲁大学的一套丛书里，收入这套从书中的还有吕思勉的《先秦史》、童书业的《春秋史》、杨宽的《战国史》等。但是后来我终于没有把这部书稿交出去，一个原因是大战的影响。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第二年我又被聘为中大研究院研究员，本想绕道香港入云南任职，但因病滞留香港。在香港期间，曾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词典》撰稿，并协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香港沦陷，又奔广西桂林担任无锡国专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广东，先后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汕头南华大学文史系主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多年迁移，不仅使新莽史一书未能脱稿，还丢失了不少稿件，后来这部书只刊载了《新莽艺文志》、《西汉节义传》和《新莽职官志》等个别部分，这部书的许多内容现在我还保存着，不急于发表。我个人作学问还是比较谨慎的，就象前边所提，我的《古史辨》第八册没有最后编完，是由于我的史学思想起了变化，于是自己否定自己。《新书》没有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出版，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又要涉及我在中国古代史所做的第三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对于“史理学”的研究和探索。
“史理学”就是贯穿于历史事实中的道理。我早年读史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一个国家精神的维系，不光光是知识的东西，还有一个理。知识只是一些拉杂的学问，理才是其中的精要。在史学中，就要讲“史理”。我们知道，很多学科都讲“理”，有物理、数理等等，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史理，许多讲通史的书，只是教人知道一些史事，没有讨论其中的道理。柳治徽先生的《国史要义》写得很精采，但没有写出“史理学”来；陈垣老的《通鉴胡庄表微》有这个意思，但不是专讲史理学。其实中国古代史学中是有注意“史理学”这个传统的，比如讲正统论、区分正朔就是古代史理中的一个特点。先不论现在人们对于“正统论”的看法如何，但正统论确实是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春秋》下来，就一直讲这个问题，东晋的习凿齿不满意《三国志》中魏蜀谁接正统的看法，写了《汉晋春秋》。《通鉴》也讲这个问题，每一个朝代改换后，都要讲一个正统，一直到辽金也还是如此。因此，我注意“史理学”的探讨，就先从这个问题作起，搜集了历代史学上讲正统论的材料。1970-1971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时，他们历史系有个教授叫AutherWright，他有一个Seminar（专家讨论会），是专门讨论世界历史范围的“正统”问题的。我参加了讨论，有人提出了中国史上的“正统论”向我请教，于是我就将手头的材料理一理，写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这部书，收罗从春秋到明清每个时代有关正统论的材料，每篇材料后面加一个按语，最后有一个总结。这部书在美国影响很大，至今美国汉学界仍然把它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两三年前我到哈佛大学去，他们请我在那里讲几个月的课，但我没时间，他们说哈佛现在还把《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作为讲课的教材。（这时，在座的郭伟川先生补充说，前年泰国法政大学校长陈贞煜博士讲中国历史时，也用的是饶教授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总之,通过对中国史学上正统论的研究，我从司马光的《通鉴》上受到影响，重新考虑到《新书》的正统问题，所以没把它最后整理出版。但是这方面的资料还存在，以后有时间还要作出来，不过形式要改变，材料也要补充。因为从目前出土的汉简来看，又增加了许多新莽史的内容。汉简至今出土有几万条，我已经从中汇集到有关王莽新朝的汉简七八百条，准备集中编成一部《王莽简》，附上一些考证。再继续作下去，还可能编成《新莽会要》或者是《新莽资料汇编》等等。
从中国文化史到人类文化史
饶宗颐教授在回顾自己第一阶段的学术活动后概括说，这一阶段我不仅在中国古代史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同时也对词学、文学史、艺术史等问题有所研究，但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史的范围内，很少接触外国的东西。在我学术活动第二阶段，即1952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以后，开始接触一些西洋文化，眼界比较开阔了，逐渐感受到人类文化有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中国文化有许多材料流散到域外，域外的材料和文献也可以用来作中国文化研究的例证。另外，异域的一些观念和方法也可参考利用来研究中国文化。这些想法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首先，我在语言上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不管研究什么东西，一切都要从语言入手，不然就得不到别人的精髓，日己的思想也表达不出来。虽然我的英文原来有些基础，但我还是学了法文、日文，这些语言我经常要用。我有很多外文书籍和材料，就是这样不断地学、不断地用，熟练起来了。1954年我第一次去日本，1956年第一次去巴黎，1957年去德国，58年去意大利。德文我也学了，专门跟一个德国小姐学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文法，能看懂德文材料。除了掌握以上语言外，我还学梵文，学楔形文字和西亚的古文献。语言上能过关，不仅自己利用材料方便，也不怕别入写文章引用什么文字资料，我都能追到源头。老辈学者不大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当然他们有许多人没有这个学习条件，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的学者有条件，多掌握一种语言是有好处的。这是我在香港大学时做的一件事情。
我搞甲骨文，也是在香港大学期间奠定基础的，我觉得不了解甲骨文，就没有资格谈古史，特别是先秦的东西，所以我特别重视对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1954年我到日本去，就利用了东京大学两三千片甲骨的拓本进行研究，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第二年到法国巴黎，我又进行甲骨的搜集，出版了《巴黎所见甲骨录》，后来又有《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一书。我搜集甲骨文，目的不是专门搞材料，而是要将这些材料汇合起来作研究。我把甲骨中所见殷代贞人作了专门的整理和考订，1959年在香港出版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将甲骨文中的有关材料排列起来，汇总殷代贞人130多人，这部书有一千多页，份量是比较大的。当时作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内地大概有陈梦家先生所作的《殷墟卜辞综述》，但他所用的村料比我少，因为我有从法国、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所看到的甲骨作补充，材料就显得充实一些。《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的出版在当时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世界范围内为此书所写的评论文章育13篇，美国人因此一定要请我去讲学，后来我也是因为这部书得了法国的汉学儒莲奖。通过甲骨文的收集作为基础，可以理解古史的东西，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仍然在做，因为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我己经按照内容分类编了《甲骨文通检》第一册和第二册，这个《通检》还要接着编下去。
学习梵文，搞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研究，是我此期所进行的另一项工作。五十年代末，有个印度人叫帕拉尼普尔来找我，让我教他文字学。他是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厄赫鲁访华时他当翻译，他跟唐兰先生学过一段文字学，跟翻译《楚辞》的印度学者Frank是同学，对中国文化有点底子。于是，我教他《说文解字》，让他教我学梵文。帕拉尼普尔的父亲是印度专攻《弗陀经》的大教授，他本人对梵文也很精通，因此我学梵文的起点较高，层次也较高，我跟他学的是印度婆罗门经，念了《薄珈梵歌》、《奥义书》等等婆罗门经典，前后学了三年，为我的梵文打下了基础。后来，法国方面派了一人来跟我学甲骨文，才暂时中断了这次梵文的学习。1963年，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请我到印度作中印文化比较研究，使我又有机会对梵文作进一步的学习。在印度我跟帕泣尼普尔的父亲，这位《弗陀经》大师继续学梵文，自然收益不少，现在我有一千多册印度典籍，可以熟练地阅读和利用梵文资料。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所在的Poona是古梵文研究中心，研究所有一位老先生叫Kent，当时九十多岁了，他的职业是律师，被印度推崇为当时的最高学者。他一辈子撰写他的《诗学》和《法典史》，他的《法典史》一共七八册，是一部全面论述印度文化史的巨著。他对印度的经典研究得非常深透，他对本民族文化无比的热忱和追求，使我深受感动，由此也增强了我对文化史的兴趣。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作学问的精妙。后来，我在Kent治学方法的影响下，将我对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总结为三个集子，这就是《画领》－－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文辙》－－中国文学史论集、《选堂集林·史林》－－古代史研究的结集。
饶教授接着说，在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工作的收获是很大的，在中印文化关系问题上我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如《梵文四流母音RRLL（鲁流卢楼）四字母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安荼论（Anda）与吴晋间之宇宙观》、《蜀布与CinPa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等，季羡林先生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后来我还出了一本论集，名叫《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桌—一悉昙学绪论》。
笔者向饶教授请教有关悉昙学的问题，饶教授说，悉昙，梵文是“成就”的意思。悉昙章是古印度教授孩童的启蒙读本，有字母，也有文法。中国人学梵文就要从悉昙章学起。悉昙学涉及到声韵学，中国古代传统的语言学从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如何准确地辨别声韵就是从悉昙学来的。我讲悉昙学是从语言、字母方面来讲印度文化，讲中印文化的交流。陈寅恪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四声三问”，他认为四声是从印度弗陀的三声来的。我不同意陈寅老的看法，记得写过一篇文章叫《四声外来平议》，我认为陈寅老说的弗陀三声其实是佛曲中的高低音调，跟语言上的四声没有关系。就这个问题我也曾请教过印度学者，他们说弗陀经怎么念现在都还未能确定，如何能看出弗陀三声对中国四声的影响呢？
教授接着说，我敦煌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敦煌学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曲》、《敦煌白画》等等。
197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退休以后，可以说是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退休当年我又被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聘为客座教授。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水平比巴黎大学高，巴黎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考到这里来，要念上十年书才能拿博士学位，而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高等研究院是不算数的。我到这里给他们讲“中国古代宗教”，利用以前所掌握的甲骨文、金文材料以及佛教、道教经典，在一年中给他们讲了二十四次课，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教材。可以说这次讲学对我本身也有很大受益。当然我也培养了一批学生，有些学生现在在法国汉学界，甚至在国际汉学界上已有一定影响了。比如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出了一本专著，在欧洲受到重视。这个学生已是我在巴黎培养的第三代学生了。
郭伟川先生插话说，巳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施博尔博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就专门强调说；“饶宗颐教授不仅是我们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也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饶教授说，重视宗教史的研究，是我学术活动第三个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个时期我写了大量关于宗教史研究的论文，比如《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台集》、《禅僧传綮前后前名号之解说》、《隋禅宗三世祖塔砖记》、《谈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巫的新认识》、《从释彦琮＜辨证论>谈译经问题》、《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等等。当然，我搞宗教史研究并不是从第三时期才开始作的，在此之前也作过一些东西，比如五十年代出版的《老子想尔经校证》，就是对道教早期经典的整理和考证。《想尔注》曾失传很久，道藏没有收入，我从敦煌卷子中把它整理出来并进行研究，当时也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这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几年重印过。《想尔注》以前说是张陵所作，其实是成于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陵的。
饶教授说，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我与内地学术界的交流增多了，同时也注意内地新材料的发现，经常到内地来考祭和收集新发掘的资料。1980年我曾在内地考察历时三个月，走遍14个省市。我利用湖北发掘的考古材料，第一个进行对秦简日书的研究。秦简日书是秦代对于时日宜忌的一种记载，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了解秦代术数历法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秦文化的信息。这部《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己与其它两种著作合为《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了。
第三时期除了宗教史研究方面我作得比较多之外，其它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因为我手头还有许多资料要利用，另外很多新发现的材料要作新的研究、新的发展。我个人的特点是不愿意停上，不愿意Copy（复制），对别人的成果是这样，对白己已取得的成果也是这样。
这时，在座的郭伟川先生说，饶老虽然在1978年退休，但港大和中文大学仍然聘请他担任许多工作，他在欧亚各国研究、教育机构的兼职反而多了起来，因此更为繁忙。说到饶老第三时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治学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挥洒自如，愈臻化境。由于这些年我得以追随先生，聆听教诲，所以感受良深。我想有两点还需补充提出来的，一个是近年饶老更加关心乡邦文献和乡邦文化，在世界性范围内，积极倡导和推动了“潮州学”的研究。他除了以自己大量的著述为“潮州学”奠基外，还多次在内地发起组织“潮州学”研究机构和刊物，规划、指导“潮州学”的学术研究；多次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宣传潮汕文化，呼吁和促进海外潮人与学术界对“潮州学”研究的参与和投入。目前“潮州学”已初具规模并取得可喜成就，这与饶老的首倡之功是分不开的。还有一点，是饶老的文史哲艺全面进展，在第三个学术研究时期愈见弘博。仅举他在1989年结集出版的《固庵文录》为例，其中佳章杰构，则可谓满目玑珠，比比皆是。茗名古典文学家钱仲联教授为此书作序，对饶老的文学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王国维）、寒柳（陈寅恪）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他认为饶老文章“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观观党、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至于饶先生在艺木方面的书画实践和理论，则是出神入化，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将饶先生个人的综合成就，比作一发光之圆球体，面面皆璀灿，令世人为之眼花缭乱，这是人类智慧发挥极致的象征，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经验之谈与对史学的展望
正当我为郭先生恰如其分的比喻赞叹之际，又一批采访者推门而入，《人民画报》社两位记者来为饶教授拍照和进行专访。在摄影机的灯光闪耀下，饶教授虽然西装革履，却轻松自如地在沙发上做了一个绝妙的双腿打坐瑜珈静坐功。久闻教授精于养生之道，我赶紧向教授请教。饶先生说，其实我的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中餐西餐、南国北土我都能适应。我也没有很多时间作身体锻炼，但每天必要打坐静养，这不仅对身体有好处，还能保持思维敏捷。这也是冶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季羡林先生说我善于收集和利用材料，这里边不仅包括我看到的材料多，也有我的记忆力强、联想丰富的原因。有些材料多年前见过的，到我要用的时候我还能想起来；有些材料大家都看到了，别人没引起注意，但我通过联想，能把它利用起来，这其实也是我治学的一个特点。
顺着话题，我请饶教授接着谈谈他个人的治学方法和经验。饶先生风趣地说，元好问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英把金针度与人”，其实我是连“铜针”、“铁针”也没有。话虽这么说，教授还是认真地谈起他的治学特点来。他说：
好些人说找是奇才，写的东西多，出手快。其实我写文章也是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之奇年谱》，那是我二十岁时写的，五十年以后找才拿出来发表。因为郭子奇是晚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著作和字迹没人提到过，所以我才觉得应该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我冶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比如前边提到的作《新莽史》和编《古史辨》第八册，这两项工作后来我自己压掉了。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侯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象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的恃点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治学领域广泛是我的又一特点。多种兴趣的结果是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学术上找不愿意Copy，同样也不愿意限制自己，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领域。因此除了史学，我在诗、文、词、音乐、书画上都有爱好。李学勤先生在我的书画展上说，学术和艺术的造诣是相联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我很同意他的这种看法。
饶先生谈兴正浓，他把话题转到对中国史学的展望上来。他说：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可为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前途是无量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出土资料可以利用，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之幸。大量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弥补前人古史研究的缺陷，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要用实际材料说话，而不要滥用神话学、语言学来解释古代史。有些学者用西方的神话学来套中国的历史，而他们自己又对西方的东西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往往出错。另外，有的人滥用语言学中的假借来推理，可以由A＝B，B＝C，一直推到A＝W，这种推演太远，假设性太大，不可取。语言学上同音的推演，不可过于泛滥，一定要慎用。
在谈到中西文化比较时，饶教授说，比较和借鉴是应该的。从比较史学的立场来说，同类事物的发展在西方某个地区有同样的情形，这些情况可以研究，可以提供，但不是说两者是相同的。打个比方说，东方有龟，西方也有龟，这种同类事物可以比较，但不是东方的龟就等于西方的龟。以相同的东西作参照物，从中求得我们的特点，求异而不是求同，这是比较的目的所在。有的学者学问很渊博，也写了很多著作进行中西比较，但是求同的多，求异的少，这就不好。我主张求异，求异可以揭发我们文化的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饶教授又说，在史学研究中，西方的史学流派可以借鉴，但要了解他们的特点和缺点。他们的理论有一部分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但不是全部都可以利用，不能以偏概全，不是全部照搬。当然，从掌握学术动态的需要上讲，我们是必须了解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的，至于利用，则要慎重，不能随便套用。例如，在美国很盛行的Weber（韦伯）宗教理论，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他从清教徒移民美国来看美国经济的发展。有人以这个理论来解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进步，说是儒家思想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本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新加坡，了解那里的情况，新加坡的发展不是儒学思想在起作用。有一位学者专门作过事实的统计来反对这种观点，在这里我就不用细说了。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饶教授虽然被众多的来宾和我不停地“纠缠”，依然谈锋甚健，毫无倦意。和教授交谈，实在是一种享受，他带你遨游古今中外，饱览学术殿堂，沐浴智慧之光。渊博的学识，机趣的谈吐，让你既受教益又轻松愉快。由于饶老当天下午还要上清华大学作学术报告，我不得不结束了这次采访。
告别了饶教授，归途中，回想饶老六十年的学术历程，四十多部专著、三百多篇论文、逾千万字的煌煌著述，遍及史学、敦煌学、甲骨学、词学、目录学、楚辞学、梵学、宗教史、考古及金石学、书画及艺术史等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心想：我这篇以管窥天，以蠢测海的小小采访记，岂能表教授学术之万一？于是，心中不免惴惴不安起来。所幸，愈伟超先生已与饶老相约，1997年饶公八十大寿之际，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一次他的学术与艺术成果展览，届时国内学术界将可尽览饶老的辉煌成就。到那时，想必教授的著述目录上，又会出现一些令人入迷的“新面孔”了。
|
|
IP卡
狗仔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7-1-28 14:31:08
发表于 2008-6-9 13:4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