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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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二十八）
李廷华

“干禄第二十六”辨析

上古周官教谕“六艺”，“书”即与“礼、乐、骑、射、数”并列。盖此六艺，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中华文化，本虚实并重，六艺之用，或于学者一生间轻重有别，然修养含蓄，每以无用为用。书法发展至于东汉，篆隶草楷各体均备，庙堂之用，尚在篆隶之间，草书初为军务紧急间发明，风行之倾，其抒发心绪，驰纵笔墨之艺术性情竟漫衍人群。此为书法艺术魅力之大展示，然其“无用”，亦招致若赵壹辈之反感，其《非草书》曰：“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盖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此为东汉时期之情形。及至后世，书法与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以书法入仕得官代不乏人。科举成为制度之后，书法技艺可为“干禄”之具亦成制度。康南海之《广艺舟双楫》，以扬碑抑帖为旨归，言及终了，仍以“干禄”之实用为说，其谓赵壹之说云：“诚如其说，书本末艺，即精良如韦仲将，至书凌云之台，亦生晚悔。则下此锺、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有自来。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南海列举此张景仁，位至高显，其人初以能书得效宫掖，后以子息与后宫宠贵通婚而位至于公卿，其书法并无一字之传。书翰妙手而为朝廷重臣若虞世南、欧阳询、诸遂良，南海不为引举，惟以此张景仁为楷式，盖即云干禄，则摒艺文而入实用也。然若唐代虽以书选士，亦与“身、言、判”诸端衡铨，初非仅以书法可至高位。张景仁之属，非书法之荣，实书法之耻也。丰考工（坊）尝愤慨当世不学而骤进之徒云：“近时举业白丁，厚赂主司，叨冒抡魁，舔痔权倖，骤跻譕仕，乃谓书不足学也”（《历代书法论文选》505页）。实用主义之极端，必然导致悖论，书法亦必如此。

南海谈书法干禄，谓有清以来，帝王喜尚此道，士子机遇犹多，“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绝闻者，今皆是也。”南海告诫群侪，北齐张景任为斯世鲜闻，如今则人皆可为也。中国有书法至于清末，式微之中，竟然有此奇用，不啻贫家女忽得锁麟囊焉。南海又云：“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于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百余年来，斯风大扇，童子之试，已系去取，于是负床之孙，披艺之子，猎缨捉衽，争言书法，提笔伸纸，竞讲摺策。”南海开篇引赵壹所论，为草书无用，现时移世易，以书干禄已成显荣之途，即百千张景仁亦可造。然盗亦有道，况书乎。究以何种书体而能越陌度阡，直接庭趋。南海既以素王为憧憬，复贻学者以金针，其谓：“惜其昧于学古，徒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不知中朝大官，未尝不老于文艺。欧、赵旧体，晋、魏新裁，所阅已多，岂无通识？何必陈陈相因，涂涂如附，而后得者。俗间院体，间有高标，实则人数过多，不能尽弃，然见弃者，固已多也。”南海以欧赵为旧体，晋魏为新裁，岂颠倒时序也，然南海通篇以尊碑抑帖为说，倘不归于实用，焉能汲引人群，故南海之新旧，固以导扬之碑版为新，务去之帖札为旧也；晋魏之说，岂真有晋，即古远之北魏为新，后续之欧赵为旧也。循此伦序，方可解南海之说焉。且看南海如何教当世学者以书法干禄：“盖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斯时也，盛用吴兴，间及清臣，未为多覯。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名流书体相似，其实郭、张二家，方板缓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彼于书道，未窥堂户，然而风流扇荡，名重一时，盖便于摺策之体也。”此段文字，足见南海之义理混淆，次第不分。其初云乾隆之世乃赵吴兴、颜平原并用，吴兴即可云弱，平原岂堪同谓。乾隆之后书体之衍变不可仅以强弱划分明矣。南海于前章论行草书时已推举本师朱九江远过刘墉、姚鼐，直接颜平原，于有清一朝书法实目中无人，其云及郭尚先（兰石）、张翰风（宛鄗），自不以为意必也。然郭、张二人之书，亦断非若南海所云之“方版缓弱”。包世臣在其《齐民四术》中专论张翰风云：“翰风嗜书，移汉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书敛入分势，并腾踔蕴藉，当世无与匹”（祝嘉著《书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325页）。包氏论书，亦每有过甚之词，此乃肇南海之先衅也，然张翰风之用力碑版且得名于此则非虚。至于郭尚先，不仅书名甚隆，于碑版考撷，亦堪为南海先进，其《芳坚馆题跋》评《子游残碑》“结体在《韩敕》、《郑固》之间，东京初年书类如是，观其古谈，足正魏晋以后矫强之失”；又云：“此书纵横跳掷，一洗唐人方整习气，唯未平淡，稍佻耳。” 郭尚先认为《礼器碑》书法为“汉隶第一，超迈雍雅，若卿云在空，在《史晨》、《乙瑛》、《孔庙》之上。” 他对王铎之评价亦不同于包世臣之轻描淡写，而开启康有为之新识。其云：“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此卷合作，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 ”云郭氏于书法之碑帖两造均有心得，非虚誉也，本当为南海之师，却贬斥“于书道未窥门户”。然二氏摺策之体得干禄之功，又风行天下，南海本以书法不工而致科场失利，此时论书，功名之心尚炽，故其对郭、张得朝廷宠遇颇有戚戚焉。欧、颜、赵、董既非所好，尚先、翰风亦未在心，南海重言干禄，敢问路在何方？观其所开妙方，无非将前章胪列之北碑再道一通：“《樊兴碑》秀美绝伦。河南《思顺坊造像记额》丰美匀净。《韦利涉造像》精美如绛霞绚美。《南阳张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遒媚。《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纬墓志》体峻而笔圆。《一切如来心真言》和密似《刁遵》。《马君起浮图记》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罗周敬墓志》整秀峻美。”引列南海所述，比较前章，可见南海纵词章琳琅，已若强弩之末，未能穿鲁缟也。前贤书法之为用，每在后进之体会，内涵之发扬，又每因人不同。“院体”、“馆阁”即能干禄，碑版书中自亦有可为利用者。南海则一味扬碑抑帖到底，道尽魏碑造像，不得已云及　唐碑，仍回环缭绕云：“必求之唐碑，则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极多佳书，合于时趋者。能购数百种，费赀无多，佳碑不少。”此南海又重谈“购碑”之术也。此际之南海，真放身段若市賈，其云：“历举诸碑，以为干禄之用，学者得无眩于目而莫择乎？吾今撮其机要，导其次第焉。学者若不为学书，只为干禄，欲其精能，则但学数碑，亦可成就 。”“笔性近者，用功一时，余则旬日。苟有师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独出冠时也。此不传之秘，游京师来，阅千碑而后得之。”又授机宜云：“卷摺笔当极匀，若画竖有轻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气体丰匀而舒长，无促迫之态，笔力峻拔而爽健，无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体自能方，画自能通，貌自能庄，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驾騄駬与骐骥，逝越轶而腾骧。”此莫非馆阁之书乎！南海大倡北碑之倾，似有出尘逾表之态，此诱人干禄，与艺术又何干？盖南海之欲于书坛自立，而乏功少韵，徒以菲薄前贤以为自得，终不能不落于溷尘也。衡观《广艺舟双楫》，其最勉强塞责，言不由衷者，即在此“干禄”之章也。此书发布未久，科举遽废，书法之为利禄器具，亦赋阙焉。然而书法于国人之性情培养、意趣涵容，即其无用之用，则长萦暇望。南海在其《共和平议》中有云：“昔有科举之日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青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士，读书谈道者焉。其上尚有翰林之署，无职事而以文学为职，或出典试事，以与一国之童生、秀才、举人相接焉。故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群邑郊野乡遂之间，裒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制以无用为用也”（《精读康有为》鹭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两相对照，南海精神之反覆不亦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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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二十九）
李廷华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辨析

康南海于《广艺舟双楫》文末胪列其论书绝句十五首及解说，乃曲终叫散。古来论书以诗，若韩昌黎、苏东坡、米南宫，代不乏人，然以康南海既撰专书，复附吟咏，为其显者。其诗亦同前论，均为扬碑抑帖之利用，惟以口号音韵，藉以传扬耳。其一云：“隶楷谁能溯滥泉，勾容片石独敻然。若从变处搜《灵庙》，应识昆仑在《震》《迁》。”南海跋云：“勾容有《吴葛府君碑额》为正书第一古石，浑厚质穆，亦自绝尘，真隶楷之鼻祖。《灵庙碑》在隶、楷交变之间，意状奇古，若从欲变之始言之，则《杨震》、《张迁》二碑，实开隶、楷之意矣。以真书而带隶意，乃南海顶礼之由也。启元白亦有诗云：“真书汉末已胚胎，锺体婴儿尚未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元白此诗，亦不同意楷书在汉魏间已然确立之说，为“兰亭论辩”中郭沫若一派之说张本，与其一生寝馈帖学之端绪颇异，可见作者之心路崎岖。张宗祥《书学源流论》则云：“《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是楷之始祖为王次仲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71页)。  

南海诗其二：“《受禅》应为卫觊书，邯郸韦诞比何如？瓘恒世受真传法，一脉逾河走传车。”其三：“元常法乳知谁在，珍重丰碑有《枳阳》。文质蹒跚开石阙，始知晋法有传方。”均为申明“晋法”由北宗而来。阮芸台开南北书派之论，为包、康接踵，然其勉强之处，亦为包康发扬。启元白在其《论书绝句一百首》中尝比较北碑翘楚《张猛龙》与南刻星皇《瘗鹤铭》之余，即大反“南北书派论”，又论及敦煌写经云：“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多见其辞费耳”。倘书派之分判根本缺乏事实支持，则必子矛子盾相戕也，又岂仅辞费云尔。芸台造论之初，尚持寻觅之诚，谓其研经余绪可耳，至于包康，则每多“拉郎配”。元白尝论包世臣书法云：“今取北朝人书迹比观之，实未有安吴之体者，地不爱宝，墨迹日出，于是安吴之文词逾其见斑斓，而去书艺逾远也。”倘云文词斑斓，芸苔、安吴均非南海之匹，且再观其诗：“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此以《爨龙颜碑》为李斯笔法之传，即形勉强，谓为正书第一，非仅摒弃锺繇、王羲之，既在碑派体系，此《爨》岂可与《张猛龙》、《云峰山》并驷。南海论书仓促，不暇多思，亦当时人病急投医之状也，惟文章故国，斑斓琳琅仍具缭萦云尔。其续咏之云：“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此惟品赞《石门铭》之体态飞逸，洵诗人比兴之笔也。又谓：“琅琊茂密集书成，《郙阁》《郙斜》章法精。能戒《熹平》变疏匾，仅传古法《彦云铭》。”“《郙斜》分法知谁继？瘦硬应推《吊比干》。风荡齐碑成一律，《修罗》雄峻独为难。”“銛利森森耀戟枿，《始兴碑》法变锺传。率更后出书名擅，谁识先师具义渊。”南海于兹有跋云：“率更书有武库剑戟森森之气，窦臮以为出于北齐刘珉，想以其峻峭处近之。其实信本南人，南碑《始兴王碑》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所从出。然南碑无不圆浑者，此则先变锺法矣。”南海既言及窦臮《述书赋》，其云刘珉“遐思右军，欻尔由道”当亦诵之，然每见是类，皆付惘然。又屡言欧阳信本得诸贝义渊，此又以《始信王》为其法乳；《始信王》未若南海屡言之南碑“圆浑”，又强搭截锺元常以圆其说，以南海此种论列之术，则天下之书，皆可归其藩篱，天下之人，亦莫不可拢为父祖裔孙。谓予不信，其咏及《兰亭序》“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合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此《浮图》产于唐代，本可为唐代碑刻艺术丰富之证，南海昧于言此，亦不甘云及《兰亭》传人欧、虞诸人，遂出此漫漶，倘此碑产于西晋，则必据以为王羲之书法自北碑而出之证据耶。辨析及此，难不生扼腕之叹。南海论书诗最后一首云：“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且跋之：“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南海论书，于兹最显鲁莽，书体源流，代有所兴，唐代为诸体之最后澹定之期，欧、虞、颜、柳，大备楷法，何云“古法坏矣”？邓石如、张廉卿之书法固有佳处，岂堪超越唐人？南海之论风靡半纪，流荡百年，几成经典，然风行当时，即频遭质疑，非仅不怿于“碑学”者反驳尤多，即使崇扬斯学者，倘秉求是之心，亦不甘偏信。祝嘉《书学史》论“清朝之书学”云：“是代书家，包康俱首推邓石如，以为各体兼善，千年来无与比者。马宗霍《书林藻鉴》谓其篆足名家，余未能称是，欲尸一代，未免太污。”又比较张裕钊与何绍基云：“廉卿虽气魄雄厚，然其布白犹未免平直若算子，尚乏疏逸之妙，不能无瑕。何子贞由鲁公以上追秦汉六朝，所取极博，功候殊深，当为第一流书家，康氏论不及之，何也”（祝嘉《书学史》，岳麓书社版271页）。祝燕秋甚崇赏康南海之《广艺舟双楫》，此从其论书间明见，以南海之渊博，岂不知有清书家之备细，然百瞭之间而云惘视，其故何在，燕秋或以尊碑之心，不欲辨明矣。关中有学者党晴梵，亦碑书健者，其《论书绝句》，云及有清书法，先发祝燕秋之慨云：“书法何人学平原，北平而外一南园，峥嵘后期何蝯叟，振笔直探九曲源”。又诗：“山舟争似望溪妍，秀韵尤誇张老船。耳食纷纷谈魏体，谁将帖学仔细研。”身当碑学笼罩之世，得此论真有知有胆也。党氏精碑版考据，毛昌杰为其《论书绝句》作跋云：“举四千年之文字分条论列，指陈正变，较量优劣，如数掌上螺纹，安吴、南海二家视此瞠若乎后矣”（《待庐丛稿》之四）！党氏作此论书诗百首，乃在1926年西安被军阀刘振华围困之危城残堞之中，其时党氏为民军高级参议，兵书旁午间论书法而自见机杼，实为难得，可惜其书未得广行，至为岁月所湮也。

其后若启功之《论书绝句百首》，多有不怿南海乃至于芸台、安吴诸论者。元白尝为人题跋《朝侯小子残碑》，又咏而跋之：“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黄小松，则小子碑可跻身于郑杨诸石。假令得为欧赵诸洪，则此拓本可值重金，其斤两将逾碑石矣”（《论书绝句》三联1990年版46页）。此微贱时语也，亦调侃碑版之学兴盛以来书坛情形。至晚岁之元白，一言亦可铸鼎焉。其论书诗起于二十余岁初接书翰之时，迄于八十年代得名之后，把读之间亦可见今世书坛泰斗星路熹微。其论唐太宗《温泉铭》云：“书法至唐，可谓瓜熟蒂落，六朝蜕变，至此完成。不但书艺之美，即摹刻之工，亦非六朝所及。”此不啻为康氏以北魏贬抑唐朝之批判乎？然元白虽然寝馈帖札，亦不拟明言批康氏，其《论书绝句一百首引言》有谓：“其中所论，有重复，有矛盾，亦有忍俊不禁而杂以嘲嬉者。或以此病相告，乃自解嘲曰：重复者，为表叮咛，所以显其重要性也；矛盾者，以示周全，所以避免片面性也。”元白之自谓“矛盾”，冀求“周全”，亦尚有惧于“扬碑”之气氛笼罩也；其“重复”之“重要性”，乃必欲发撷对“碑学”笼罩之大不满也。元白亦曾受南海等论之影响，其于早岁所作论书诗中尝云：“朴质一漓成侧媚，吴兴赝迹日纷沦。明珠美玉千金价，自有流光悦妇人”。倘不分辨，或以此诗阑入南海集中，充其贬抑吴兴之说，亦可被人口。元白晚岁乃反思云：“赵书真迹，今日所见甚多，然在有清中叶，精品多入内府，世人可见者，率属翻刻旧帖，其中尤多伪帖。若陕西碑林之天冠山诗，用笔偏侧，结体欹斜，而通行海内，摹之者，流弊日滋。即此浇漓伪体，当时亦曾有学之得名者，致包慎伯、康长素共斥赵书，盖未尝一见真迹也。”其晚岁论书诗云：“贬赵卑鄙唐意不殊，退波南海助安吴。纡回楫撸空辞费，只刺衰时馆阁书。”又跋之云：“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而痛贬唐人，至立“卑唐”一章，以申其说。察其所举唐人之弊，仍是包氏贬赵之意而已。”南海所贬斥，岂仅一赵，唐宋皆蔑如，直欲捣晋帖而扬其灰耶。然其以再造书史之气势，媚惑几多人群，碑帖之争流衍至今，有一现象颇见吊诡，即学者论书，即使不同南海之论，亦多于具体作品欣慕翰札，于碑版亦留地步，鲜有接南海否决“帖学”之箭而还射者。此中心理，当若启元白之唯恐欠缺“全面性”也。刘咸炘研摹多碑，于南海道及之《嵩高灵庙》、《爨龙颜》、《枳杨府君》等一一论列，至于南海备极称颂之《暉福寺》则谓其“用笔甚滞，复不成势”，又慨乎言之：“吾不独于康氏之滥颂魏碑不敢雷同，且于诸家所盛称之北碑亦多不解其妙”（《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919页）刘双流享寿仅三十六岁，其论书之勇，可发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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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三十）
李廷华

结语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是其政治改良，学术托古改制在书法学术方面之表现。因书法与政治毕竟距离遥远，即在文化学术中亦处边缘，于康氏全部事功学术中并不占主要分量。也正因书法之艺术属性更具独立，并不能随政治波澜破灭而消泯，故康有为书学观念在其生前身后很长时间，依然发挥重大影响。此著问世以来，膜拜崇仰者固不少，置疑发难者亦不鲜。然逐篇探究辨析之著，尚未得见。余亦对书法学术之抱兴趣者，于一世纪中华文化跌宕之风云际会，衡观南海之撰，早有辨析之念。此意平时与朋侪闲聊，与文章中点染，终觉零星为文，难入肯綮，率尔为言，终落吻唇。遂以一年之功，逐篇辨析。想南海当年以十七日之期，完此大论；今余辨析一过，即逾年周。南海当年于政治风云间偶问碑版；如今余辈不问其余惟向雕虫。南海当乾、嘉考据时代之后，义理词章重为喧腾；今又趋澹定之世，百年烟云还当撷详。或一新考据时代亦当出现也，以世相纷争未已，众说莫衷一是，问题也罢，主义也罢，“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终归不谬。辨析之余，犹将南海之书学思想在现代中华文化思想变衍中之作用状态略为言之，以为结语。

南海所处之世，乃中华民族有国家以来数千年变局之所聚，康梁变法，为当时改造社会最激进之思想行为。以后接踵而至之革命，则迅速抛弃变法改良，南海亦由最先进之革新党一堕而成最反动之保皇派。然南海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广艺舟双楫》诸说中张扬之尽弃前规，一任新说之激进态度，则为以后百年之滥觞。在南海诸说中，《广艺舟双楫》乃漏洞最为明显者，因南海之书法修养较之其于经学、文学所下功夫更相形见绌，渠以为前有阮元、包世臣之铺垫，登高一呼，全功可奏焉。南海即以“帖学”为陈旧腐败之射鹄，追慕群起，书坛之跟风，又较它界为甚也。余英时考辨百年中华思想脉络，于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尝云：“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17页）》。此种群体思想状态，亦可用心理分析加以了解。弗洛伊德在其《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文里有云：“集体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人是一个氏族的成员，一个民族的成员，一个阶层的成员，一个行业的成员，一个机构的成员，或者是作为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在某个时期内组织起来的某群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集体虽然它自己容易走极端，但要使它激动起来却只能靠过度的刺激。任何人，倘若想要对一个集体施加影响，不必考虑如何使他的论证具有逻辑的力量，而只须危言耸听，只须夸张其词，只须一而再地重复同一件事。因为一个集体对构成真理或构成错误的东西不置疑问，而且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强大，所以它一方面顺从权威，一方面又非常偏狭、不容人”（《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83页）。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比康有为大两岁，作为一个终身的心理学医生和哲学家，他从一个一个具体病例中发现人类的精神现象。他所揭示的以“集体”为代表的极端精神现象，“文革”期间之吾辈曾经历不虚。康南海于《广艺舟双楫》中所表现之缺乏逻辑，夸张其词，也正为其以极端思维对极端受众之表布。余英时云：“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21页）。“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对传统进行猛烈批判的人也常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之类的话，可惜只是门面话，不过为‘批判’找借口而已”（同书39页）。余英时又云：“康有为提倡变法的同时，也涉及宗教的改变，譬如他要立孔教。他创孔教当然是仿照西方，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同书15页）。康有为必欲扬弃之“帖学”，实即中国有书法以来最为普及之文人书法传统。在近二千年发展之中，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传承系统和美学规范。康有为之时代，国势艰危，政治危机之应对必然导致文化危机之质问。而对于文化传统“同情的了解”即付茫然，将其“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也渐阙如。康有为必欲扬弃传统，而又思想以自己张扬之新传统以代之，即若其以孔子思想之传人而欲为“素王”之裔，在变法中建立学统宗教。对康有为书学观念及其书法的热衷，很大成分即受此观念影响。康有为书法并不像王羲之《兰亭序》等作品，长期流衍，几乎家喻户晓，也不像苏东坡的性情人格让人爱敬有加。尊康者往往是既热衷于书法，又不甘在传统渊薮里寝馈终身者，比较之下，倒是追求新奇的专业书法人员居多。康有为离经叛道之说，毕竟为书法现代发展中以“独创”、“个性”为追求者**了心理依据和社会氛围。尽管这种经常矛盾的心理依据缺乏严密的理论支持，社会氛围也经常变幻，但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只要能够找到一点栖息地，便不愁没有同类汲引，不愁没有作品产生。“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作为艺术家，自可成立，且具表演意义。作为艺术个体，即使将书法艺术纳入现代美术甚至表演艺术，均无可厚非。但中国书法之传统，特别是王羲之以来最具文化融合意义和个性表现意味的“帖札”翰墨，毕竟和中华文化之长期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近代以来，此传统遭遇之误解亦最严重。余英时长期研究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潮流之关系，在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中有云：“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的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同书第80页）。其实，康氏诸学行世以来，即有学者在不断进行此种工作。比康有为更加激进者如章太炎，因反感康有为之拜孔，竟专著《订孔》，甚至激而诋孔，至中年之后，复笃信先前秉持之古文经学。这样一个大回环，以学术受政治影响复归于学术。梁启超中年之后之反思，亦见同调；陈寅恪、吴宓均在游学外邦期间更加锺爱中华传统文化，甘受“保守”“反动”之重围终身以之；连徐复观这样卷入政治深邃者也以后半生潜研传统文化。经历了世纪跌宕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最终是要寻找其足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性与它民族文化难以代替的特殊性，而在此寻找中仍必须“实事求是”、“修辞立诚”，非以主题先行、六经注我。康南海以学术为政治工具，终游离学术，最终无所皈依。王国维发表于1914年之《论近年之学术界》，言及康有为云：“其有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之《仁学》，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然氏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静安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1700页）。《广艺舟双楫》之仓促、粗率、自相矛盾，南海未必不能省见，其晚年在上海与弟子闲谈间尝欲“尊帖”，究竟未付实行。南海之为学，终非出“固有之兴味”，故或欲登高一呼，必求群山之应，或事过奄忽，难为沉潜之思，有以也。作为政治人物而以学术为工具，发轫之时，即未以“修辞立诚”为鉴戒，“反求助己”终为难哉。

此“辨析”过程中尝引述张宗祥、刘咸炘等人批评南海之语。诸人处清末民初之世，研书翰之学，求自立之途，均曾受南海之学影响，然终不能无视书史真实，其所发傥论，亦于当时氛围笼罩中挣扎而出也。现今辨析南海之论，故以时移世易，传统文化重受崇扬，书法学术并无禁区，故可自由议论，然在此自由之下，作者还当自律。南海固否帖而扬碑，今者不能反其道而行，为扬帖而抑碑。此实真中庸而非以乡愿行也。乃碑帖之分，本从人为，两者皆以中国文字为基本，其艺术性之分判当具体而论，碑版之书虽被南海诸人揄扬过甚，然其即有几分妙处，亦当为学者发撷利用。倘若章太炎当年之《订孔》，徒呈意气，虽翻阑笔舌，于学术终为无用功。言及此，亦非谓“碑”“帖”可为等观，二者虽同处于中国书法之大传统中，但精粗之分，高下之别，依然存在，而传统之形成，具体之人为努力不可漠视。帖中之精，故当以具体书家之具体作品而鉴赏，碑中之隽亦必持同法。中国书法之所以区别于其它民族之写字，文人化之个性精神融汇于技法之中，此为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之由来，如同伦理精神有孔子为圣也。百年来被破坏之文化传统，主要因素即以激进为标志对士大夫文化之扬弃。康南海之《广艺舟双楫》即于书法艺术行此戕伐之尤也。恢复传统文化，固有多端，然发撷其中最具长久价值者，方可有益于文化复兴之长远，此某不得不申言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