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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禅大师与吉林情缘
http://www.godpp.gov.cn/yxzp_/2007-07/18/content_10610488.htm 2007-07-18 来源: 吉林日报
李苦禅大师生前曾数次欲过山海关，到吉林省的集安看一看，可是每次行到关前都因事而返，直到１９８３年仙逝，这个愿望终未实现。１９９２年夏秋之交，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先生借到吉林讲学之机，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长白山脚下的古镇集安，在碧波荡漾的鸭绿江畔，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巨碑“好太王碑”。他抚摸着碑上的文字，感慨万千，父亲的音容犹在眼前。
苦禅大师曾多次说过：“我一辈子多少次要亲自去吉林的集安看看‘好太王碑’。我不光喜爱它古拙丰厚的书法，更关心它的有关内容……可惜我没机会出关（山海关）啊！” 国画大师李苦禅为何对“好太王碑”情有独钟？日前，在北京市西城区李燕的工作室，记者不仅有幸看到了苦禅大师收藏的四种“好太王碑”拓本，而且也进一步了解了苦禅大师在金石碑学上的深厚造诣以及大师的人品艺品。  | | 苦禅大师珍藏的“铜柱墨”。图片来源：吉林日报 潘永顺 摄 |
苦觅禅思“好太王碑”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年方３０多岁的李苦禅在《神州国光集》上看到了罗振玉撰写的有关高句丽“好太王碑”释文以及相关的传说，引发了思古忧今的激情，于是，他从书法入手，开始了搜集研究“好太王碑”的相关资料。但是坎坷的经历几番打断了苦禅大师的研究工作。李燕说：“‘七七事变’后，家父参加了北平的地下抗战，被日寇以‘通八路嫌疑’罪名抓进监狱，遭受酷刑，但是父亲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发现家里收藏的学术资料被抄得精光，心疼至极。抗战胜利后，家父又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存于一位山东老友家中，不料解放之初尽被其家人当作‘封建东西’付之一炬！” 苦禅大师心中始终惦念着“好太王碑”。据李燕回忆，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一天，人到中年的李苦禅兴冲冲地抱着一个大牛皮纸包跑回家中。当时家里正摆桌椅要吃午饭，苦禅大师把桌椅挪到一边，腾出地方，急切打开牛皮纸包，现出一叠四张巨幅拓片，这是整幅“好太王碑”早期“锅烟子”（锅底灰）拓片。由于房间太小，只能铺到地面一幅一幅地看。只见苦禅大师汗流浃背，边看边念，一边高兴地给家人讲述碑文上壮美的神话传说以及好太王讨伐百济和倭寇的历史，并嘱咐李燕以后在搜集金石拓片时一定留意与此碑有关的资料。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李燕先生从琉璃厂购得一套“好太王碑”裁裱成册的原拓本，分两函四册装裱，苦禅大师一见即为之题签，并提笔临摹。同时指出，由于原裱的人文化水平有限，所以该拓本中错装、倒装、甚至反装之处不少，嘱李燕抽空一一校对，用朱笔释文校批，以利后人研究。不久，李燕先后在北京旧书厂肆购得民国初年的“好太王碑”石印缩小本两册。苦禅大师在整幅缩印本封面上题：“近方研究‘好太王碑’，巧遇缩小本，益感对校便利，幸甚！幸甚！尝谓北京为全国人文荟萃中心，苟致力于诸学术，有所征求文献资料，稍经留心，无不附合愿志者。辛丑（１９６１年）秋八月苦禅即识”。又在《旧拓好太王碑》缩印本上题：“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颠倒、行误等。实则字行尚未甚残泐也。燕儿购于厂肆，壬寅（１９６２年）正月禅记。” 李燕先生说，苦禅大师对“好太王碑”拓本十分珍爱，尤其喜欢观其书体，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每日不辍研习两年，并把其古朴方正、气静神凝、雄厚高美的气韵揉进书画当中。苦禅大师认为，在我国众多的古代碑刻书法中，“好太王碑”独具面貌，堪称是书法艺苑中的奇葩。可是，由于该碑发现的太晚了，发现后不久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着力刻意封杀，因此，一些书法传承者只专注于“名碑法帖”，冷落了“好太王碑”。尽管如此，“好太王碑”上那些似隶似楷、遒古朴茂、颇具篆味的文字，与先秦书风一脉相传，又与魏晋诸碑刻有不同的风格，在碑帖研究上可算作是一个冷门。 “好太王碑”是中国东北古代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４１４年），是用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略呈方柱形，高６.３９米，幅面宽１.３４至２米不等，它四面环刻汉字碑文，共４４行１７７５个字，除去裂隙、剥落损坏者外，目前尚可辨识者１５９０字左右。碑文记述了“好太王”一生的功绩和有关高句丽起源及建立政权的传说，１５９０余年来，它以高大雄伟的身躯，一直矗立在我省集安市东郊。 据有关专家介绍，高句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有文字文物仅存世3件，好太王碑是其中记叙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件。由于石碑源于高句丽政权鼎盛时期，史实记载比较完整，涉及面广，且文献资料对这一民族的记载又很少，因此，“好太王碑”对研究高句丽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传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好太王碑”历经高句丽朝代更迭，兴盛衰亡，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重新被发现的好太王碑已经被千余年的“苍苔漫没”。由于多次焚烧清苔，古碑遭到破坏，后来又多次捶拓，涂抹石灰、修补文字，给石碑造成了损害。因此，好太王碑的早期拓本尤为珍贵。李燕说，由于此碑发现甚晚，且碑体附着物很多，故极少好拓本，而早拓且好的拓本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装册）者尤为稀少。日本侵略者窃据东三省时曾完全垄断了对此碑的一切权力，不准他人染指。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世人无暇顾及此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好太王碑”并周围古迹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少数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拓成的资料外，再无私人拓本，故此碑早期拓本益显珍贵。 采访过程中，记者曾致电集安市博物馆馆长崔明。崔馆长说，集安市博物馆藏有三种“好太王碑拓本”，最早的是１９２８年前后用毛头纸拓成的，墨的质量较差，但文字还清楚，其余两本则拓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从现状看，碑的第一面和第二面交角，距碑基２米左右的地方损伤最大，崩掉裂口达３５厘米左右，并导致裂纹倾斜向上延伸，这是发现之初保护不利造成的。后来又经多次捶拓，直接危及了“好太王碑”的原貌。所以，早期拓本对研究“好太王碑”是很有帮助的。
耿铁华先生是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的教授，早年曾在集安市博物馆工作过，是国内研究“好太王碑”的专家，他曾发表《好太王碑新考》、《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等论著。看了记者拍的照片后，他认为，苦禅大师收藏的整幅“好太王碑”拓片比较有特色，整体均匀，有些字比较完整，特别是裂痕边的字迹较清晰，没有变形，可以说，是一幅相当不错的拓本。年代可推断为１９１０年以前，也有可能是１９００年前后拓的，由于拓片的情况较好，对“好太王碑”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 | 苦禅大师收藏的颜真卿“神道碑”原拓本和柳公权“玄秘塔碑”原拓本。图片来源：吉林日报 潘永顺 摄 |
苦心珍藏“铜柱墨” 采访中，李燕先生及夫人孙燕华女士多次提到吉林省的珲春，他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对珲春这个地名却非常熟悉。记者有些诧异，问其究竟，得知苦禅大师的收藏中还有一个珍品与吉林省有关，那就是著名金石家、书法家吴大澂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在中俄珲春勘界后制作的“铜柱墨”。 李燕小心翼翼拿出一个小玻璃盒，打开盒盖，剥开几层棉纸，露出一个直径约３公分，长约１０公分的圆柱形墨块，只见它通体赤金皮、并凹铸小篆四行，文字俱填石绿色。虽历经百余年物事沧桑，但这块墨仍完好无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墨块的赤金皮上，篆文书体厚而古拙，气势豪放，它默默无闻地记录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珲春的一段历史。光绪初年，中俄边界十分混乱，尤其是珲春河至图们江口的５００余里地段竟无一个界碑，有的地段虽有界碑，但是沙皇俄国一再命人偷偷将石界碑向南移，每次都是趁夜色刨出界碑，用马向南驮，当地百姓称之为“马驮碑”。俄国不断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做法引起了当地人民和爱国官吏的极大愤慨。在吉林督办边防事务的吴大澂闻知此事怒火中烧，多次向朝廷建议，与俄国划清界址，限令俄方将从前侵占珲春界内的地方一律交还。１８８５年，吉林边境再次紧张，光绪皇帝谕令熟悉吉林东部边界情况的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为正副使，前往中俄边境与俄国代表交涉。经过长达近半年的艰难谈判，中俄勘界宣告结束。总的来说，在吴大澂的坚持和努力下，这次勘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复了１８６１年以后被沙俄侵占的大部分领土；据约纠正了私移和错位的界牌，明确了边界线具体的走向；争取了图们江的入口权。 鉴于以往“马驮碑”的教训，吴大澂和依克唐阿特命人铸成一个“定海神针”似的巨型铜柱。１８８６年６月２１日，吴大澂在珲春监立“土”字碑当天，于岩杵河至珲春要道的长岭子上竖起了铜柱界碑，铜柱高十二尺一寸五分，宽三尺零三分，上刻吴大澂亲笔篆书：“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铭文表达了对沙俄越界侵疆的严正警告，以及中国严守此界，决不后退的决心。立柱后，吴大澂依然放心不下，又命人依此柱原型缩小，做成一批“铜柱墨”传布于世。果然，１９００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北边失防，俄兵公然将铜柱碎为两段，运至伯力博物馆。让沙俄没有想到的是，“铜柱墨”——这个侵略者的“耻辱柱”和被侵略者的“国耻铭”仍存于世间，没有被中国人民遗忘。然而，历经百余年的磨难，存世的“铜柱墨”实在太少了。 李燕回忆说，苦禅大师当年购得此墨后，十分珍视，他不时取出来给子女们看，并讲述“铜柱墨”的来历，告诫子女们：“别忘国耻呵！”
 | | 李燕先生在讲述苦禅大师对好太王碑的高度评价。图片来源：吉林日报 潘永顺 摄 |
两代艺术家的精神品格 一条白练在山石间凌空而下，远处是苍茫起伏的山峦，瀑布的上方，耸立着一块赭红色的天峰，苍劲的松枝附石而生。天峰上，三只苍鹰傲然于世，粗壮的爪子紧抓石壁，庞大的身躯蕴藏着无限的动力，眼大而深邃、棱角分明，它们或雄视远方，或低头凝思。这是苦禅老人作于１９７９年的《松鹰》，画面水墨淋漓，磅礴放逸，气象万千。 山鹫、雄鹰、寒鸦、渔鹰，这些“大黑鸟”们在苦禅大师的笔下灵动了一生，超越了一生，也阳刚猛进了一生。 １９世纪末，苦禅大师生于山东一农家，取名英杰。从小他就爱听关于玄鸟的古老传说，田野、河畔，逮兔子和鱼的老鹰、渔鹰深深印在了英杰幼小的艺术心田里。１９２２年，２３岁的英杰考进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导师是徐悲鸿，同年又拜师于齐白石，幸运地得到了徐悲鸿和齐白石两位大师的指点。他白天学画，夜间靠拉人力车维持生计，生活极其艰苦，为此同学赠他一个艺名“苦禅。” 作为齐白石的得意门生，他始终铭记老师的教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苦心研究明清以来的花鸟画传统，学习齐白石的艺术精神，追求八大山人的“意象”造型，三十年代中期，艺术个性初见端倪，齐白石在其画作上题道：“英也（李苦禅）过我。”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３８岁的李苦禅断然拒绝伪“新民学会”的拉拢，辞去日伪“公立”学校教职，靠卖画为生，并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战活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李苦禅以洒脱放逸的画风蜚声画坛。五六十年代，由于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写意花鸟受到排斥。对此，苦禅大师乐观应对，他一面倾心教学，一面继续埋首于写意花鸟的探索。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北京的旧厂肆搜集了大量金石碑贴拓本，每日如饥似渴地读碑帖、欣赏铜器图文和砖石刻画的拓片，极尽其能感受金石美，体会碑帖背后深不可测的文化内涵。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偷偷地研习碑帖；年至八旬，仍旧临池不倦，总感觉“还不够”，直至逝世前的６小时，才放下笔墨。 苦禅，苦心孤意，“禅”其艺术。他虽师承白石老人，一脉相承地把金石美融入到写意画当中，但他只是“融合前人和老师的笔墨，画自己的东西，创自己的笔法。”他认为，做人要老实，做画却不能太老实，要创新，另辟蹊径。他说：“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他的字从碑来，如刀劈斧斫；他的画乃写来，融书法绘画于一炉。长期手摹心追，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古朴、雄浑、厚重、高雅、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 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苦禅大师不仅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也迎来了他人生艺术的春天。他以力能扛鼎的笔力和酣畅淋漓的墨色直抒胸臆，其作品饱含旺盛的生命力，艺术上也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他晚年的作品古拙、含蓄、老辣，堪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北方大写意花鸟画新的里程碑。此时，他笔下的雄鹰造型简练、意象变形，充满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令人振奋，催人向上，被认为是人格的化身，是英雄的象征，其画风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受父亲的熏陶，李燕夫妇不仅继承了先辈的文化艺术事业，也承袭了先父的一脉家风和人格品格。苦禅大师去世后，他们不仅向国家捐献了大师的作品和收藏４６０余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还一再为保护传统文化奔走呼号。他和夫人孙燕华女士经常接待群众的来电来信，白天调查走访，深夜撰写提案，保护了一大批如纪晓岚、李大钊、齐白石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他们更是呕心沥血拯救民间文化，像当年苦禅大师搜集碑刻拓本一样，自费拍摄京城的说唱艺术电视专题片、买下了整套的皮影戏及各种戏曲戏本、卖画帮助老艺术家们出版书画集等等。（记者 伊秀丽 韩金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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