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家创始人—沈周1478年作品《松下洗砚图》鉴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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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在山水人物的构图中，水壶也是常出现的物件之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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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的绘画用纸是沈周绘画作品的常用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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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的传承依据： 该作品曾被清代画家钱慧安收藏过，他创作的作品《烹茶洗砚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仿沈周的该幅《松下洗砚图》。《烹茶洗砚图》（如下图）是钱慧安一生中创作的最好作品，但观赏钱慧安其他作品可发现该作品与钱慧安的绘画风格明显不符，钱慧安绘画风格倾向于媚俗、年画风格，与本幅作品安宁清雅、平和怡适的情调有格格不入之感，风格迥异，其中缘由就是他是按照沈周的这幅《松下洗砚图》仿画的。他在仿此画的画面中又添加了鹤、茶杯、小鱼等画面，在画面中添加景物是后人仿前代古人作品时常有的事。如沈周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沈周在画面中使用了赫石和丹青，并且在画面中添加了一段山峦平岗树石，笔墨画面似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但也终归是仿品。沈周之所以能仿《富春山居图》，其中原因便是沈周收藏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原作。沈周收藏、仿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钱慧安收藏、仿过沈周的《松下洗砚图》的情形大体上如出一辙。《烹茶洗砚图》是钱慧安一生中创作的最好的作品，纵观钱慧安其他全部作品，再也没有与该作品创作风格（包括构图、人物造型、服饰等等）相同或相似的作品，从作品创作水平来看，他与沈周相比相差的也不是一点半点。即使是他仿沈周的这幅《烹茶洗砚图》与沈周的该幅《松下洗砚图》相比，也相差很多，一是笔墨相差悬殊，二是构图中人物与水榭之间的比例不符。所以说钱慧安收藏过沈周的《松下洗砚图》，是有客观事实依据的。      钱慧安在画面中添加白鹤的的想法也可能来自于沈周作品，沈周的山水画中常画有白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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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钱慧安作品，绘画风格与上面的作品明显不符，说他仿沈周的作品是有可靠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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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松下洗砚图》作品中的人物服饰造型，在明代同时代画家中如唐（寅）伯虎、陈（老莲）洪绶等一些画家的人物画中也都画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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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的光头人物发型及书童服饰，在明代其他画家的人物绘画作品中也常出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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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沈周人物画的一些情况，《吴郡丹青志》中曾经说沈周“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可见，他还擅长刻画人物。徐渭曾经记载“世传沈征君画多写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吴中，见其所为《渊明对客弹琴阮》，两人躯高可二尺许；数古木乱云霭中，其高再倍之。作细描，秀润，绝类赵文敏（孟頫）、杜惧男（堇）。”[28]此图想必十分精彩，且与常见的“粗沈”风格不类，所以虽为少时所见，而徐渭回忆时仍然记忆深刻。更使人惊讶的是，吴宽记载沈周曾为吴中隐士姚栗庵写真画像[29]，可见他在人物画创作上也具备多方面的才能。沈周的人物画没有可靠的作品传世，我们只能从这些记载中，零星地了解到他人物画创作的一些片段。然而在其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物的准确把握（如下图），而作品《松下洗砚图》是沈周一生中少有的、画有人物画面较大、形象刻画生动、逼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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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沈周1478年创作的《松下洗砚图》所用的”启南“印章印文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沈周的第19号（p513页）印文相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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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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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书画鉴定，书画自身的笔墨、款识、钤印等依据应是主要的，如果在这些方面缺少比对的标准件时，人们只能依据前人的著录来判断（如功甫帖中的字因苏东坡墨迹少找不到相同的字来比对便只能相信后人的著录）。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画，在一些文人、官僚手中收藏时大多数愿意在书画上盖印章，而商人收藏书画，一般是不加盖印章的。一个大书画家一生作品可能有几千、上万，在流传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作品都在这些文人、官僚手中，也就是说不可能每一幅作品都在这些收藏家手里；还有书画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了第一方收藏印，那么被再次盖钤印的机会，就会增加，因为大家都有从众的心理。

   例如一些重要的古代绘画，就没有收藏印，也没有被著录过，如上海博物馆的《雪竹图》，不论其是否徐熙作品，但是作为北宋之前的巨幅绘画，是无疑的，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著录记载，直到20世纪，才通过钱镜塘、谢稚柳这条道路直接进入了上海博物馆，才为世人所熟知。还有如北京故宫的《宫苑图》，上海博物馆的《宫乐图》等等，在历史上也毫无痕迹，因此有些书画的流传没有著录也很正常。

   沈周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