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老師陳巨來 ■許培鑫

貺齋

十  談天說地

　　在與老師“同窗”的一段日子裏，除了學習篆刻的時候之外，可說是無話不談。張佩隧和王繼生本不願意得罪任何人，也從不向隊長彙報。現在拆拆紗頭，聽聽轶聞，後來轶聞講不出什麽了，幹脆說起珍珠塔、玉蜻蜓來又有什麽不樂呢！文化革命外面還有誰在說珍珠塔、玉蜻蜓之類，在裏面四個犯人相安無事。說的是頭頭是道！聽的是津津有味。倘若長期這樣的話，一定會有很多人打申請報告或買票進來的。

　　在那段日子裏老師說起過沈大雨和夏夢等的轶事尚有記憶。因爲沈大雨的婚姻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而夏夢成明星是被母親“害”成的。我在這裏要請講到的人不管過世或健在，千萬原諒一下：我許培鑫講這些無非是我說與老師的一段獄中相處，決沒有說好誰說壞誰的目的。況且老師所講也不一定對。看過聽過一笑了之，則最好！

　　老師說：“沈大雨的對象原是沈的同學，當時還是南京大學的校花。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天生的一對竟然走了運。也許是因爲被稱作校花的她太漂亮了，竟被當時的一個軍閥看中，一定要取她做小妾。她與沈大雨一講，二人豈不抱頭痛哭。沈大雨提出二個人一起逃到美國去，可女的：一、害怕到異國他鄉，一出門竟跨了半個地球，不知什麽時候纔能回來。二、丢不下父母。大雨也沒有辦法，軍閥娶她的日子到了，她只能被軍閥娶去了。

　　如此，沈大雨心中始終想念着她，沒有另找對象。而她呢！真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也時刻想念着沈大雨。幸好這個軍閥是後來醒悟了還不知是什麽原因，二年後軍閥給了她一筆錢，讓她走了。她回到大雨身邊。沈大雨見了正是又愛又恨：愛的是感情更勝當年；恨的是軍閥霸占我心上人二年。她是已哭成了淚人，只要你沈大雨仍然愛她，她什麽都願意聽大雨的了。

　　沈大雨到底是有知識的人，看到了這是社會造成的，他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她一個弱女子怎抗得了一個軍閥。終于他們又抱頭痛哭成了眷屬。不過，他們比梁山伯祝英台幸運，因爲他她都經受住了刺激沒有死。要不，豈不只能成二隻蝴蝶了。”

　　老師講夏夢的事是出于對夏夢母親美麗的贊美和對夏夢青年時代不幸的同情而講的。

　　老師說夏夢的娘比夏夢更漂亮、更風流，風流得怎樣呢？老師說：“有一天有四個老闆在夏夢母親處搓麻将，是四個男人。夏夢娘不過是倒些茶，與他們談笑伺候罷了。這時來了一隻電話，原來是要夏夢娘去。于是夏夢娘放下電話，打開大櫥換起衣服來。沒想到她竟把衣服脫個精光，連襯衣一起換。三個看得見她的男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牌，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那位背對她的老闆當然要回過頭去看發生了什麽事。不料夏夢的娘竟開口說：‘某老闆，你如何這樣不規矩，人家女人換衣服也要看的，有什麽好看。’四個搓麻将牌的男人豈不厥倒！”

　　我聽着老師的講述，像是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一位裸體仙女似乎從窗外飛來……

　　“夏夢是夏夢娘的前夫所生。當時夏夢娘的丈夫常在外找别的女人玩，甚至找妓女。夏夢娘當時年歲已高，管不住她的丈夫。心想大概是自己年齡大了，他喜歡年輕的。那時夏夢正是亭亭玉立之時，她想要是把自己的女兒也給了丈夫，那他就不會到外面去找女人了。所以一日她要夏夢陪自己的丈夫睡覺，夏夢當然不肯喽！哪裏知道她竟跪在自己的女兒面前苦苦哀求。夏夢是個好小囡，如何忍心母親這樣的哀求，終于答應了。可是她丈夫的病到底還是沒治好。”老師說：“真作孽，夏夢就這樣被糟蹋了。不過，不這樣，也許夏夢還成不了今日的夏夢。”

　　夏夢是個大明星，她之所以成爲大明星，唯物地講是由她自己走過來的。唯心地講是上帝安排好了的。總之，人的一生都是出之分毫，差之千里。年輕時對任何一件小事的取捨，都會改變一生的道路。夏夢成了今日的夏夢，不虛度此一生。

　　近來聽說夏夢還生活在香港，身體很好，我祝願她健康長壽！

　　老師講自己曾爲張大千介紹一女弟子，也是趣事一樁。

　　一日老師對大千說：“我幫你介紹一個學生可好？”

　　大千說：“是男的呢女的？”

　　老師答：“是女的。”

　　大千說：“是女的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好女色，女學生畫圖我在旁看着，看看覺得她好看，便會情不自禁的把嘴湊上去，親個臉。你我老朋友了，有什麽不好說。”

　　老師哈哈大笑說：“不妨事，不妨事！我介紹的女學生保證你不要親嘴、親臉。難看得你看到後決不會喜歡。”

　　“是這樣嗎？”大千說。

　　“你見了就知道。”老師笑着說。

　　“那好！你就介紹給我吧！”大千終于接受了這個女學生。

　　珍珠塔、玉蜻蜓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記得老師還因現在不重視文化教育而說過二則笑話：

　　一則是講王福庵，王福厂（同庵）也是個篆刻家，有一次，有郵差送信到他家門口，可能是要蓋印的信件。郵差在門口高聲地喊：“五福厰，五福厰！……”一連喊了數十聲，誰也不知道這五福厰是誰，都不敢接嘴。後來有人也許是可憐郵差喊得口幹了，或者是嫌煩說：“哪一個五福？讓我看看。”他接過信一看原來是王福厂的。這全是把厂字簡寫成了廠，而厂原本此字是庵的一種寫法。

　　另一則是師母去看病，挂了号，排隊等着。曾聽護士多次叫：“沈錦初，沈錦初！……沈錦初有嗎，沈錦初！”師母聽着想：會不會是自己？然而又不敢答應，因爲與況綿初三字相差太遠，怕護士說她瞎搞。一直到診療都結束了，還未叫到她。一個護士見她怎麽不走就問：“你怎麽還不走，好回去吃飯了！”

　　師母見問便答：“我毛病還未看過呢！”

　　“你還未看過？你叫什麽名字？”護士問。

　　“我叫況綿初。”師母答。

　　護士見桌上還剩一本病歷卡便拿起來一看說：“啊呀！你不是沈錦初嗎，叫到現在你怎麽沒聽見啊！”

　　師母聽了真是有苦說不出。

貺齋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乾得差不多了，其實肥皂早就乾得象臘肉一樣了。正確些說是寫了幾天篆文，手有些癢了想刻一個印試試。

　　我用綫硬是把一連體肥皂分爲二塊，分開後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撳，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換下用着的牙刷，把裝毛的一端斷掉，在地上磨了起來。我問老師：“老師，這刻刀是二面開口的，還是一面開口——只磨一面的？”

　　老師本來就在指導我弄平肥皂說：“是二面開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開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尋找着毛一點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會兒磨好了遞給老師看。“這塑料刀可以了嗎？”

　　老師接過塑料刀，還挺仔細地看了又看說：“你這刀磨得還不錯！”

　　“是嗎！”我口中雖如此答應着，可心中想一個做了多年木匠的人，這樣一把刀會磨不好嗎？

　　老師又說：“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個朋友會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後再爲我送上來。”

　　我被老師吓了一跳，這樣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點不可思議！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後我來幫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麽刀磨不來，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說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頭、鑿子、刨子哪一樣不要磨，哪一樣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點：一是手關節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磚一定要平。這樣磨出來的刀一定煞平、鋒利。在外面人家都說磨不來、沒磨過的、剃頭師傅用的軋刀，我也磨過！什麽刀磨不來？”我邊說邊想，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師傅了，我可當個祖師爺了。

　　“好，那好！以後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師完全信得過我地說。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麽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麽不存在問題，可在裏面就有些兩樣：一、打下的印要保證保存到能帶出去。二、有一天給隊長發現了要不因爲文字　而坐“文字獄”，又不能沒收。

　　當時我身邊有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就決定刻這幾個字。刻好後打在書的第一頁空白處。想這第一個印，也是在獄中刻的，一定要帶出去，這樣也就能帶出去了。

　　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只有一個“馬”是姓，是學過的，其餘七個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師是不是都能寫，若要查字典就沒處查了。

　　我問老師：“老師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除了這‘馬’是姓，其餘七個字都不是姓，你能爲我把篆文的寫法都寫出來嗎？”

　　“來，我來寫給你看。”老師說着爲我寫了起來。寫好後交給我時老師又說：“我不但什麽字的篆文都會寫，而且每一個字都可以至少寫出十種不同的寫法！”

　　我在老師寫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八個篆文後便覺得老師真有一手，老師說他每個字還至少能寫出十種不同的寫法，這使初學篆文的我簡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說要寫哪個字，我就寫哪個字給你看！”老師補充說。

　　“那好，你就把我的許字寫十種篆體給我看看。”我考起老師來了。

　　老師一個一個幾乎不加思索地寫了起來。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嗎？你可瞎造一氣嗎？畢竟是同一個字嘛。

　　老師十個許字寫完了問：“還要寫嗎，還可以寫！”

　　我這下算是服了老師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書還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寫了，不用寫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紙上繪了一圈，然後把它分成八格，豎二格，橫四格。再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用篆文填寫進去，描粗、描濃。再把紙翻過來貼在肥皂上，随後輕輕地撳壓後，把紙掀開。肥皂上出現了篆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紙背朝上放在旁邊參考，刻了起來。

　　不一會，刻好了。便急急遞給老師看。

　　老師又像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樣認真，隨後又是一句：“五十年後又要出個小木匠了。”

        這句比看篆文時說的少了“不要”二字，沒有了“不要”二字，好像是肯定了的。這大概是人在困難時往往會希望奇跡出現在自己或同好親人、學生身上吧！

　　我受稱贊總是高興的，一面又覺得這篆刻也太方便了——換塊石頭換把刀，不就成了嗎！

       老師又說：“你将來一定成名，不過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還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還不一定成名，成名還要有方法。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過，我也完全忘記了我是一個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麽還不一定成名？

　　“一個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還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記住。”老師說。

        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師說：“我說給你聽鄧糞翁求成名的方法。”

　　這又是聽故事了。“怎麽樣？快說說。”我催老師快說不在于求方法，正確地說是聽故事。

　　“鄧糞翁沒名時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師說了起來，“他爲了要讓大家記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爲糞翁。你說，你聽說某人名叫糞翁，你還會忘記他嗎？不但如此，而且他還在報上刊登鄧糞翁死了的訃告。而過二天又登鄧糞翁死後復活的啓事。你想這死後復活的人，人們還會忘記嗎？特别是叫糞翁易記，少不得要打探這鄧糞翁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了。是怎麽死的，又是怎麽活的。於是他的名字就不脛而走了。”

　　我聽了老師的叙述覺得可笑，但又覺得作爲一種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過我不會要成名而給自己取糞翁之類的名字的。也不會登報說自己死了……又說自己死後復活。

貺齋

十二  送禮

　　在監獄中老師收我做學生，可以肯定地說：不論老師過去有過如何得意的學生，從感情上來說誰都不會比我更深。老師不止一次地囑我出去後一定到他家去，還說地址忘了也不要緊，只要到富民路近延安路的一頭，見到一公用電話處一問就知道。馬路邊戴着紅袖章的人也可問，只要問起陳巨來他們都會指點給你我住在哪兒的。

　　一天老師從毛選中翻到一條印鑒，說要送給我一件最好的禮物。我初一聽要送我最好的禮物，心想什麽禮物？

　　吃官司改造，人在裏面，還能有什麽最好的禮物。不過立刻又想吃官司改造，人在裏面，不管送什麽都是最好的禮物。哪會是什麽禮物呢？我想。

　　老師邊說要送我最好的禮物，邊慢慢地拿起毛選，從毛選中取出一張宣紙條，遞到我面前說：“喏，這是最高的禮物了，送給你！”

　　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打着五個印鑒的宣紙條。這紙條不說印鑒的好歹已是夠好看了——一條雪白的紙條上蓋着一個個鮮紅的印。

　　老師側身過來指着其中的一顆印說：“這枚‘韶發’印你看刻得多好啊！一邊大一些，一邊小一些。安排得是那樣得體、穩重。這是一隻名貴的秦印，而且是秦始皇時期的秦印，特别名貴。這隻圖章在我家裏，你出來後送給你。”

　　我被這紙條中的一枚印鑒吸引住了，來不及去回答要不要，也來不及爲這禮物道謝就急急地問：“這是什麽，是什麽圖章，好象刻的是燕子和魚嘛！不象文字，難道是最早的象形文？”

　　“噢！這圖章！這圖章刻的確實不是文字，是燕子和魚。你看！”說着老師用他那像女人一般瘦小的手指指着印面，“這是一隻燕子，這是二條魚。這枚圖章叫做魚燕相通，一般用在互通的書信上，表達寫信人希望經常通信的願望。魚的回遊，燕子的去來都表示往來不絕，表示寫信人美好的意願。”

　　“哦！”我真想不到，圖章還有這一種用法。

　　“你以後也可以刻一隻，與要好的朋友通信的時候，寫完信蓋上一個印，表示希望多通信，往來不絕。”

　　“是！”我點了點頭。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會，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夾進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

　　老師好像又想到了什麽說：“我家中還有一隻印床，紅木做的，是×××送給我的，你出去後也送給你。”

　　我不由得心中歎了口氣想：現在是什麽時候，我出去是什麽時候。中間還有五年多，以後的路誰都說不準！不要說五年後的事，先過好眼前的日子再說吧！

　　老師稍息了口氣又說：“這印床是×××送給我的，我也沒用過，其實篆刻家是不用印床的，圖章稿印好後就拿在手上刻了，最快的急就章，連印稿也不需要，把章面用墨一塗黑動手就刻。只有刻字匠才用印床。”

　　我想：奇怪！既然篆刻家不用印床，還說送給我做什麽！不過又想：這是老師喜歡我說給我，我且答應着再說，到時候還不止怎樣呢！

　　老師又說：“我過去送東西最多的就是圖章，不管人家結婚還是做壽，我也都送圖章。我總是到廣東路文物商店買印石的，那是只要一元錢一方的明青田。我挑二方，磨掉章面從新刻了送人。”

　　“你是不是把石頭再磨磨新，好看些？”我問老師。

　　老師像要磨他的印石那樣，急急的答：“哎！不能磨，不能磨！一磨就不成明朝的青田了，新青田不名貴。”

　　“唔！要明朝的青田才值錢？”我問。

　　“當然！新的青田要多少！明朝的青田才值錢呢！”老師又說，“文物商店賣石頭的人也認得我，我送得最多的就是圖章。”

　　我打趣老師說：“哦！你送禮倒便宜，只送二元錢！”

　　“什麽！二元錢！”老師顯然不滿意我的說法，“我送的是我的篆刻，什麽二元錢！人家還特别喜歡我刻的圖章呢，人家結婚我只送二方圖章全家去吃喜酒還歡迎得不得了。”

　　“那麽你的圖章有什麽好？有什麽特點呢？”我又問。

　　老師說：“我的圖章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對稱的篆文或篆文中對稱的部分，你若中間一折它必然會重合。”老師又說，“說到好，我的圖章在方圓變化中方方顯得隽永勻稱。有人說我的篆刻像美女一樣，若再長一些會覺得太長；再短一些會覺得太短。再胖一些會覺得太胖；再瘦一些便會覺得太瘦。總之是恰倒好處。”

　　“哦！是這樣。”我忽然又想到了藝名，我便說，“老師，你給我起個藝名吧！”

　　“好，好！嗯……”老師思索着，顯然想給我取一個好名字。

　　我自作聰明地搶了出來：“老師，你名叫巨來，我就叫後來吧！跟在你的後面慢慢來，怎麽樣？”

　　“哎！不好，不好！這不像名字了……”老師像是還要說些什麽似的，但未說出口。

　　我看着老師的神情，聽了老師的回答，覺得自己說錯了口。你想：我叫後來，那老師不就是先來，豈不成了死人了嗎！于是我再也不敢開口了。

　　老師呢！好像還在思索一個好名字，但他結果還是沒有想出個好名字來。

貺齋

十三  洗澡和看電影

　　監獄中說起人道主義來，那什麽都不會少的。不過，實在說也只是市監。而市監中也許只是反革命的三号監，或許還有八号監——病号監和醫院。因爲在我關過的六号監——新生監，打人是普遍現象，不過不是隊長打人，是犯人打犯人——是一部分犯人聽隊長的話，批判、幫助一個或幾個犯人。說起來隊長是不打人的，但在打人的事件上背後都有隊長的影子，他只要暗示一下便什麽都有了，用不到自己動手。

　　不過，我在三号監雖然時間不長也有一個月，這一個月中既未見打人的事，也未聽說打人的事。

　　三号監每個月還有看一次電影和洗一次澡。在新生監是初收期，好像真正的改造還未開始，故還沒有這種待遇，只是發些水擦擦而已。看電影和洗澡之類的事都不事先通知，說看電影便看電影；說洗澡了就洗澡。

　　監獄中的任何一幢大樓，只要是一個統的樓面，放起電影來就決不會比外面一般的電影院小。故看電影的時候人很多，可能是一個樓面一個樓面地看。

　　洗澡的地方就小得多，也許只四、五十平方，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洗。

　　總之，和老師二人手攜手一起去看過一次電影和洗過一次澡。在這種情況下，老師會突然變得年輕了許多，他拉着我的手，腳步也不再似平時那樣緩慢，心情也顯得興奮得很。先是一次洗澡：我和老師手攜手，走過某一樓面的拐彎處，老師告訴我說這裏關着個“河馬”。

　　“什麽？關着個河馬？”我有些搞不清，輕聲地問。

　　老師輕輕地告訴我：“河馬也是個反革命犯，只是頭長得比常人大得多，又要叫。所以，大家叫他河馬。他要叫，叫他不要叫他不聽，老是要叫。所以隊長沒辦法，做了一隻馬桶樣的帽子把他套起來，手當然也綁着。”

　　我吓了一跳，這不要悶死嗎！猜想大概是此人被批鬥、判刑吓出了精神病，要不爲什麽要叫呢？與誰過不去呢？當走過他門口時，老師叫我看，果然我看到了“河馬”。原來他悶不死，有出氣洞，旁邊還有二個犯人關在一起，不用說是犯人看着犯人了。

　　洗澡時都帶了面盆毛巾，肥皂及替換襯衫襯褲。到了浴室先在外間脫掉衣褲，帶着洗澡用品一批人一起進去。

　　監獄的浴室與外面的不同，它是一個房間上面排着熱水管，這管子上有孔，象噴水池的管子一樣，只是都朝下。邊上是一個開關，管開關的人不像是隊長，不穿制服，可能是勞役犯或刑滿的留用人員。人都進入浴室後，只聽他叫：“都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開喽——”一面撥動一個圓形的開關。

　　這時象下陣頭雨那樣，整個房間越下越大。這水冷暖適中，人們都用力用帶來的毛巾擦着身體；用手搔着“和尚頭”。稍待一會，水龍頭關掉了。囑道：“擦肥皂，擦肥皂……”

　　於是大家拿起肥皂擦起身體來。這洗澡還得要有些小竅門——先把身體擦上肥皂，擦好，最後洗頭。要不然象外面一樣先洗頭的話，不小心肥皂弄到眼睛裏，眼睛睜不開，那是沒有水沖的，一定會搞得手忙腳亂，洗不好澡的。
　　
　　“好了嗎？差不多了嗎？……”這是管開關的人在問。回答是不一致的：有說好了的，有說稍等一會的……。

　　當幾乎聽不見等一會的聲音時，水龍頭也就開大了，整個房間又下起了瓢潑大雨，這次比前一次時間要長，沒有特殊情況，一般都是夠你把身體乃至頭面的肥皂都沖清爽的。而且還夠讓你積一盆水——最後擦幹身體時搓毛巾用。

　　我在市監關了有半年了，第一次享受到這樣的熱水澡，只覺得舒服極了。不過，這也是我最後一次享受，因爲之後還未輪上第二次洗澡，我就被送往一隊——板頭廠勞改了。

　　回來的路上老師問我：“舒服嗎？”

　　“舒服，舒服！”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想：外面好象從未洗過這樣舒服的澡。另外，外面的浴室好象設計得沒有裏面的先進——省時、省水。

　　看電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儘管覺得有些事攝得不現實或不客觀，但還是喜歡看的。并且每次看電影還不把自己放到反面人物一面。這我後來也想過爲什麽會這樣呢？一、我們本來就不是什麽壞人，也沒幹過壞事。二、精神生活也像吃飯一樣，對人來說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老師的步子是邁得那樣輕鬆，也那樣愛看。我想：不管他是否也像我一樣想，總之，客觀上總是這麽一回事。我決不相信老師會偷、會搶、會放火、會殺人……

貺齋

十四  接濟

　　這是每個犯人每月最盼的一天了，早晨就能看出這是個好天氣，我想上天知道我們這些人與判我們的人或看管我們的人是一樣的人，我們并不犯罪，它并不剝奪我們應該有的好天氣。今天輪到我們接濟了。

　　每個犯人盼接濟倒不如說是盼與家人見見面，說說話，聊聊家事。早餐後，通知了今日接濟便不學習了，像一般的下午拆紗頭一樣，叫到誰的名字，誰就去。

　　老師聽說今天接濟精神看上去就特别好，他問我：“你今天有人來嗎？”

　　我答：“有的，我哥哥來！不是與你說過，要送一條被頭來嗎。”

　　“怎麽是你哥哥來！”老師問，“你父母呢？”

　　“我父親已去世了，母親身體不好。”我答。

　　“你哥哥沒結婚！你們都住在一起！”老師說。

　　“是的。”

　　“你有一個兄弟，也判了刑！”老師好象想起了什麽似的，“你哥哥是一個月接濟兄弟一個月接濟你。”

　　“是的，你怎麽會知道的？”我問老師。

　　“啊！多好的哥哥呵！”老師贊美着。“樓中傳說的，你弟弟這裏也關過，現在他解到外地去了。”

　　“噢！原來他也關過這樓面。”我繼續說，“我哥哥十六歲進法商電車公司，解放後父親年邁，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全靠他挑着，到現在四十多歲了還未娶妻。兄弟三人二個被判了反革命，母親年齡大了還要他照顧，生活在一起，要工作，要做家務，還要接濟兄弟……”我一直想幫哥哥分挑些擔子。沒想到工作沒分配給我，卻判了我反革命，心中著實不甘。社會主義是應該這樣嗎！自己幹些活，掙些錢，叫走資本主義道路；工作安排不出把失業人趕到農村，不去的全判刑，以此向全世界聲明中國已沒有了失業工人，好個偉大的創舉。然而不甘心又有什麽用呢！唉！我只能歎氣。

　　“啊！世上真有這樣的好哥哥！”老師聽我說哥哥，也說起了自己，“我也挑過家庭的重擔，養過兄弟……我的兄弟很好，我妻子不會生孩子，我現在的女兒本是兄弟的孩子，是兄弟從小給我的。我女兒好，我現在全靠女兒，家中靠她，接濟也是她來的。”老師介紹起自己來了。

　　“她叫啥？”我問老師。

　　“她叫陳玉嫦，女婿叫孫一麟。都好！”老師很得意自己的女兒和女婿。

　　“她比我大呢比我小？”我又問。

　　“她大概比你大些。”

　　“那我來時就叫他玉嫦姐了。”

　　“好，好！不過……”老師又補充說，“不過我的女兒性格很活潑，說話也随便。你到我家來時，要是她開口叫你小木匠，一隻凳子幫我修一修，你是否會生氣？”

　　我答：“不會，不會。我是木匠嘛！年齡又比她小，她叫我小木匠我不會生氣。”

　　說說笑笑一會兒叫到老師的名字了，老師立刻站起來，走了出去。他輕快的動作，怎麽也不能和平時生活在一起的陳巨來合拍。這不是上次洗澡看電影他拉着我的手，這次是他一個人要跨過走廊中拆着紗頭的人群。這是什麽力量使他有這樣輕快的步子——這是對親人的眷戀；對自由的憧憬；對外界的向往。即使是已經習慣了獄中生活的人；即使是平時看似對外界已忘卻了的人；都會有此異常反應，這就是自由的力量。

　　老師接濟回來，女兒爲他送來了一些好象是紙筆之類的小東西，我見老師像孩子翻弄着玩具那樣的愛不釋手。

　　一面對我說：“我就知道我的接濟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我的女兒一定會早來的。”

　　我想起了老師接濟前說的話問：“怎麽！你的妻子不會生孩子？”

　　“許培鑫，我來講給你聽，我的婚事非常有趣，象天上掉下來一樣。”老師說着收起了接濟送來的物品繼續說，“一天我到丈人家去有事，當然那時還不是我的丈人。”老師半帶糾正地說，“事情辦完，我要走時，他忽然叫住我，要我等一會。說：‘我把女兒叫下來給你看一看，給你做妻室，你一定要當場回答我要不要？’說着他就在樓梯口喚起女兒來，并叫她下樓，站在樓梯口讓我看。我說我回去想想。他不允許。與父母商量也不允許！一定要我立即回答，不能與任何人商量。我一時難出口，他就囑他女兒上樓去了。我見他女兒生得倩，實在喜歡。可沒有過這種事，難爲情得很，但沒辦法，丈人逼着要當場回答，我只好低着頭回答要的。就這樣以後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

　　“真有你這樣的丈人！”說着又問了一句，“你丈人叫什麽名字？”

　　“我丈人況蕙風，是清末有名的詞家。”

　　“噢！”我點着頭，好像認識的那樣，其實呢，我根本沒聽說過，可能是有名但決不會如李白、杜甫、蘇東坡吧！

　　“後來才知道她不會生孩子。”老師補充着說。

　　“怎麽不會生孩子呢？”我當時只知道有一種稱作石女的女孩，是發育不完全造成的不會生孩子，只因爲我們鄰居家曾有過一個這樣的女子，好像是不能嫁人的。聽老師說她不會生孩子，便聯想到了此。

　　“她是生癧子經生壞的。所以不會生小孩。”

　　“哦！”我像什麽都懂似的答了一聲，其實生癧子經怎麽會生不出孩子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後來我丈人與妻子都要我再討一個小老婆，幫着生個孩子。我不要，我們夫妻很要好，也就沒討。所以我兄弟有了孩子後給了我一個女兒，就是現在的女兒——陳玉嫦。”老師講時態度隨意得很，看來他家是個開明的家庭，女兒不是親生也不避人。

　　不一會，我也輪到接濟了，哥哥爲我送來了很大的絲綿被，他知道我體弱怕冷，還用蘭格子布做了一隻袋，這樣洗後隻要一袋就可以了。哥哥對我的支持和關心，使我想起我的親人和朋友，我想他們都是了解我的，都不會相信我是反革命；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新被頭送來了，我原有的老棉花毯被頭可做墊被了。接濟後我在學習時提了出來——分一半給黃顯忠。可是不能馬上給，要到星期天，借來剪刀才能一分二。此事小組中當然沒人反對，也沒人說好！可我在我們的小監中卻受到了“全體組員”的表揚！不但老師說我好，張佩隧和王繼生也表揚了我，他們說在監獄中像我這樣派頭大的人極少，沒見過。當然他們要是見過的話黃顯忠今天也就不會沒有墊被了。

　　我願送墊被，黃顯忠願要，隊長也同意。那麽就等星期天借來剪刀一分二就可以了。黃顯忠多年來沒墊被的事就能解決了。不！沒有，沒有解決！這就是監獄。說變就變，因爲你是沒有人權的，沒有自由的。它比軍隊更集中——軍隊還要宣揚服從命令。這監獄用不到宣揚服從命令，沒有不同意的選擇權利，要你怎樣就怎樣，只有服從……。

貺齋

十五  老師病了

　　家事、趣事、傷心事；案情、獄情、兒女情。近一個月下來談得也差不多了。我與老師是師徒，也可說是獄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師後來送我印譜時題字稱“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譚金時老師說我是同窗同學。又碰上了二個不知彙報隊長的好人。當然，不談天說地是太可惜了，實在沒什麽話說了老師說書給我們聽。老師的說書只下真跡一等，應另取一個名稱——叫做背書吧！因爲老師講書中的人物、事情、來龍去脈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與藝人們聲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親的影響愛聽書，但聽得不多。現在一聽老師背書就知道他是個書迷，在外面一定聽得很多很多。

　　老師說他小時侯，還不願走路的時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戲，聽書。所以大了以後也一直喜歡看戲聽書。

　　“你從小喜看什麽戲，聽什麽書？”我問老師。

　　“當然是京戲、昆曲了。”老師說，“聽書嘛！不管什麽書只要說的人好，都好聽。”

　　我也要表現一下自己也自幼看過京戲說：“我小時侯也看過京戲，那是父親帶我去看的。記得我第一次看京戲是在黃金大戲院，演的是：官兵打不過強盜，這強盜還有一個既好看又有本領的妹子。有一個人幫官兵打敗了強盜，結果做官的反誣那人放走了強盜，把那人捉起來要殺。強盜知道了反而到刑場上來救他。救出後，後來還把妹子嫁給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灘》戲！”老師馬上就說出了那場戲的名稱。

　　“書我也聽，起先聽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時候，父親書票是一月一買的，記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萊書場，父親沒空去聽，就讓我去聽了。聽出味道來了，第二天我也買張書票去聽。說書中途換檔時，還有點心買來吃。父親不喜歡書場裏的點心。有一次，聽完書父親與我一起到對面（那是正宗的蓬萊市場小吃）吃點心。父親喜歡吃牛眼睛，我見牛眼睛有點怕，吃了牛尾湯。”說完又加了一句，“與父親一起去聽書、吃點心，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

　　“那你還聽過些什麽書？”老師問。

　　“後來我只聽《四傑傳》了，不管誰說都愛聽，聽得最多的要算張文倩、徐文萍的搭檔了。因他們在西園書場說，離我家近。”我略一停頓說，“珍珠塔等書都是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一套。猶如換幾個人名就是換一部書。只有《四傑傳》一書雖寫的也是才子佳人，可從頭笑到底不落窠臼獨有特色。”

　　老師有些不同意我的觀點說：“書只要說的人好就好！開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師像想起了什麽似的說，“哎！你知道徐麗仙嗎？”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難看得可以的評彈演員嗎！人稱小老太婆是嗎！”

　　“呵！我真佩服她。”老師贊歎地說，“你知道她是一個字也不識的文盲嗎？”

　　這倒使我吃了一驚，我瞪大了雙眼。心想，我聽她說過書，像是對文學很有修養的人，怎麽會是文盲呢？

　　老師沒等我開口：“她是窮人家出身，從小家境很苦，沒有讀過書。學評彈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裏唷！”

　　在與老師同監的最後幾天裏，老師既講《珍珠塔》又講《玉蜻蜓》；既講何文秀又講金貴生……總之這是監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紗頭、聽老師講故事外，還有一件事是習篆文，并且想起什麽特别是姓氏來就請老師寫。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像往常一樣老師在爲我寫些樣子。忽然王繼生對我說：“許培鑫，你不要叫他寫了，他大概身體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頭看去，只見老師在打盹，手中雖拿着筆和紙但沒有寫。

　　“老師，你怎麽了？快不要寫了，快不要寫了！你要睡，我爲你鋪被。”我一面拿去老師手中的筆和紙。

　　老師沒說要睡說：“肚皮難過。”

　　“要不你靠着，閉目養養神。”我囑老師。

　　老師聽我的話，閉着眼睛瞌睡起來。我說：“老師你不舒服，儘管靠着休息。紗頭我會替你拆的。”說完我總算努力拆起了紗頭來。

貺齋

十六  老師“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師只是說肚皮不舒服，他還勉強起身，洗臉刷牙。待吃早餐時，老師只吃了很少一點就吃不下了。怎麽辦？我們大家議論後，決定讓老師把多餘的粥留在茶杯中，因爲中午沒有粥了，老師可能是胃病。

　　早餐後醫務犯例行要走一圈，誰生病隨時可叫住他給看看。當醫務犯走過我們監房門前時，我幫老師把他叫住。（醫務犯是改造中的醫生，仍從事治病工作，是監獄中爲犯人看病的犯人）一個中等身材，長臉，穿着白大褂的。他問老師：“什麽地方不舒服？”

　　老師二手按着胃部說：“肚皮不舒服……”

　　醫務犯手伸進鐵門，撳了撳老師的肚皮。我也不知道這樣撳撳能撳出些啥花樣。隨後他說：“舌頭伸出來我看看！”

　　老師伸出舌頭，我一見老師的舌頭，覺得苔很厚，且二面發紫，像是缺氧。

　　醫務犯看了說：“我給你打一針好嗎？”一面馬上拿出了金針。

　　老師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邊說：“打一針吧，稍有些痛，會有效果的。總之，金針打不壞人。”

　　其實我在一九六二年時跟人學過針灸，不過那時沒說。老師聽我一說，也就同意打一針了。

　　醫務犯囑老師把肚皮貼在鐵門的空擋處，這醫務犯可說是不會行針，他只知進針，不知旋針、得氣。并且一下子便進得太深。只聽見老師：“唷！”的一聲，人向後一退，針也就退出來留在醫務犯的手中了。

　　醫務犯見老師跑進去了說：“别進去，你這樣我怎麽能打針啊！來，過來。”

　　老師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見刺得這樣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爲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雖然說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個孔怎麽辦？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師扎針了。

　　這醫務犯卻還不滿意起來說：“人家要我給扎針，我還不給他扎呢！現在給你扎針你還不要！”聽他的口氣好像老師還有些不識擡舉似的。

　　我心想這樣蹩腳的技術，知道的人還會要你扎嗎？混蛋，還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醫學中醫，他的行針技術本來就比赤腳醫生還差些，只是他有了西醫的牌照，所以也就爲人扎針治起病來了。

　　老師針肯定扎得沒好處，藥也沒吃，毛病就算看過了。

　　上午學習他沒有參加，也算是一種請假，躺在小監裏，中午飯沒吃，下午晚餐也沒吃。

　　第三天早晨老師拉肚子，我見他揩在草紙上大便的顔色不對，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約是昨天針紮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師大便完，我掀開馬桶蓋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樣黑，于是醫務犯走過時，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醫務犯了，他年齡要小些，看來也能幹、負責些。他一聽我介紹，立刻叫隊長來開了封，然後走進來，開馬桶蓋看了看說：“嗯，有鋒……蠻兇的。”我也聽不懂他說的鋒是什麽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說法——胃出血。他又說：“我去拿擔架來，把他擡走。”

　　一會兒，他還帶來了一個擡擔架的醫務犯及擔架。我急忙輕輕地幫着抱起老師的上身，醫務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擔架後，我又把老師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們擡走了。

　　我從早一直盼到晚，老師沒有回監房。一天是什麽滋味我也說不出，好像從早到晚什麽事情都沒做過，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師怎麽了，不會有事吧！怎麽還不回來，是住院了嗎？

　　天又亮了，開封後有勞役犯來拿老師的東西。我把老師的東西略加整理，一面給他們一面問：“陳巨來回來了嗎？他被換到别的監房去了嗎？”

　　那勞役犯叫張士祺，他可能還是樓面勞役犯的頭，發紗頭、收紗頭也是他。說話嗓音頗響，個子比我略高，年齡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東西都要進庫房。”

　　所謂庫房，也就是樓面首尾剩下的幾個監房，不關人，作存放東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願老師平安健康、早日康復出來，最好出來時仍關在原處……

　　這幾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國慶節了，記得那次國慶節軋去了一個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墊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個星期天了。

　　監獄中的星期天，廣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這次十月一日像外面一樣“放假”二天。這裏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紗頭，也不學習，可向政府借根針縫縫補補。每天因爲國慶還特别增加了一頓葷菜——六、七塊象麻将牌大小的豬肉。廣播中的音樂當然放送得比星期天還要多些——“水連着水，山連着山……”、“有一隻雄鷹飛翔在亞得裏亞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誼之歌》，抒情、優美，唱得也好。自從我被隔離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從什麽時候又出來了這樣抒情的歌曲。這只是到了這反革命三号樓時才聽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貝多芬的黃色音樂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機會大拆紗頭，以求提前釋放與減刑。我卻從來未做過這樣的美夢。除了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賞廣播中的音樂。遠想親人，近想老師。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飯來張口，水來伸手。

　　國慶才過，也就是三日上午，剛開好封，不叫學習，卻點起名來。“點到名的出來！把東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點到了，整理好自己的東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發配滄州”了。是好是壞，是近是遠誰也說不準。

　　我這時想到答應給人的墊被還沒分，很過意不去，但這能怪我嗎？我發現點名的人是張士祺，就與他說明要去與黃顯忠說明一下墊被之事。張士祺同意後，我急急走到黃顯忠的鐵門前，蹲下對他講我要走了，墊被沒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後的生活中再想辦法吧。黃顯忠顯得無所謂：“沒關係，沒關係！你走好了。”

　　排隊走時，我發現張士祺自己也在裏面，趁機會我輕輕地問他：“陳巨來好了嗎？出來了嗎？”

　　張士祺說：“是不是就是那個老頭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幹脆。

　　沒有再講上一句話就錯過了。然而我卻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會死嗎？會三、四天就死了嗎？這裏我想起過去聽人說起過的市監醫院設備好，醫生水平高。不會死，我堅信老師沒有死……他不會死。

　　我們這批人被解到了一隊——勞動牌板頭廠。在以後的日子裏我與張士祺在一個中隊中——一中隊乙班。才見面我就問他：“你是怎麽知道陳巨來死掉了的？”

　　張士祺對我說：“他的東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會拿出去，他好了還要回來。”
　　
　　我還是接受不了——市監醫院難道不要刷牙洗臉，換衣服嗎？東西可能送了市監醫院！也可能老師上了八号樓（尚不夠條件進市監醫院而需治療的病犯關押的地方）。

　　有時我想得更好——老師！你又有像沈鈞儒那樣的人來救你了，或許你保外就醫了，或許……或許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沒有死，你沒有死……

貺齋

十七  被多關了五十天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滿釋放了。但沒讓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釋放前的“三查”寫得不及格，通不過。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現，三查對罪行的認識吧。

　　整個一隊大約從未有過像我這樣寫“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當然也就查不出了。判決書說我抗拒交代，還據此依法從嚴懲處。我覺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實在是沒有罪行。要求你們告訴我，你們又說防擴散。我說防擴散是防向外擴散，怎麽連我本人也防起來了呢？你們就說我裝，不老實。服刑後也不告訴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來還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現：我認爲我的改造表現是最好的了，因爲我沒有罪還能服從你們對我實行的強迫改造。做到不破壞、不搗亂。平時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壞、不搗亂來說，當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來就是個能自覺改造的人，不需要強迫改造，是你們抓錯了，硬要我進行強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認識嘛！我從來就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從小受黨的教育——解放後讀的小學。也願意聽黨話跟黨走。過去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對我個人錯判了，那是小事，不影響我聽黨話跟黨走，并且相信黨知道判錯了，一定會爲我平反——有錯必糾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隊長看了我的“三查”說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爲說我翻案我會害怕，哪裏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認是要翻案，七年來從未停止過要翻案，現在還在寫上訴。再說我從判刑的第一天就決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頭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爛總可以吧！本來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寫“三查”我還沒有機會呢！

　　隊長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錢的，那就是到了時間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準備了這一點。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時間出去的人都要帶一封信到派出所報到，以便派出所和群衆進行監督。我就放過言——給我這樣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關下來了，準備再關七年。“四人幫”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復查，恐怕再也關不了我七年了。

　　我與隊長理論起來，他見吓不倒我，也就不與我正面辯什麽了，只叫我到監房中去等通知。

　　有趣的是整個小組的犯人聽我讀了“三查”後，他們都吼了起來，有的簡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細辨别他們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還是假的。他們終于沒有打我。我想他們歸根到底是一群可憐的人，在乞求提前釋放或減刑。要不，他們這樣地與“四人幫”一條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幫”沒打倒時怎麽也沒有請他們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過的，隊長要我重寫，我對隊長說：“你要我瞎寫嗎？我瞎寫你也不要，我也寫不來。這是我查過以後寫出來的真實認識，所以重寫還不是再抄一邊嗎？”

　　我的“三查”就這樣擱了下來。刑釋的那天，本想大約他們不會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這樣的準備。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門，可不讓我出第二道門。只不過是少了一道門。那時我想若不平反，還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勢對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說。

　　我在二道門與三道門之間還寫申訴，這裏的隊長不讓我出去直接投遞，一定要讓他們轉。我答我在獄中寫的申訴都卡死在你們手中，你們能轉嗎？

　　我絕食了，躺着不起來，隊長囑余殿基爲我買飯菜，每天彙報情況給隊長。感謝他爲我每頓購飯菜，又每天彙報隊長我不吃。更要感謝樊成林怕我餓壞，買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覺餓肚。

　　三天後大隊中一個什麽隊長來要我把申訴給他看後，由他派人陪我去郵寄。我的申訴寫了很多天，有一萬多字，被他拿去豈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邊幫我捧着隊長，給他戴高帽子——說他最講信用，說還你，一定會還你，說派人陪你去郵寄，就一定會派人陪你去郵寄，從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們是怕我涉及獄中的監管，怕連累他們。所以我申訴中對他們的一切隻字不提。最後嬉鬧了一會，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樣我終于把申訴交給他檢查了。

　　三天後他終于一張不少地還給了我，還指定了一個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場郵局郵寄了。

　　如此以後，我也就安心了。他們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們，也不與他們争辯。像還在改造時期一樣。

　　一次，我生病，廠醫（刑滿的醫務犯）說他們看不好要到江灣醫院去看，我便向隊長說了，要求他派一個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們監督。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江灣醫院在哪裏，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嗎！

　　隊長倒也好，也變得聰明起來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監督，他倒反而不要監督了。讓我自己一個人去，但囑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馬上回來，到他那裏去報到。

　　於是我一個人問清了江灣醫院的所在，去的路綫，乘什麽車子。我只是去江灣醫院看病，什麽地方都沒去，不過二個小時許，就回到隊長那裏。他見我這麽快回來了，大約覺得再關也沒什麽意思，略微問了問看病的情況後，囑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門處等他，由他送我出門讓我回家看看……

　　就這樣我被多關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記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無準備，只母親一人，見我回家叫了一聲“培鑫。”眼淚便滾滾落下了……

　　這樣我就開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廠員生活，直到復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像我這樣刑滿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隊”歷史上也許僅有的一個。（刑期中被復查到後，平反的當然不寫“三查”）

　　我之所以勝利了，不僅是我有理，因爲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勝利，是因爲形勢對我有利。“四人幫”打倒二年了。華國鋒當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復查，錯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體問題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沒吃到大的苦頭，是因爲隊長中畢竟好人多壞人少，他們未必個個對“四人幫”看得順眼。

　　從刑釋到平反，還有一段路，不一一細說。有一事實在氣不過，還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麽損失都沒賠償，法院發了二百元，還說是補助我生活的——是補助！我勞動了多年是不應該有工資的！第二張判決書不叫平反書，一聲錯也不認帳還說判我刑只是證據不足，看來它有一天找到了證據還要抓我進去，“四人幫”的陰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貺齋

十八  老師沒有死

　　平反後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師，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輕時候的摯友——魏景山。因爲他是畫院的，可能會知道些老師的情況。

　　若老師真的死了，那麽已六年多了，老師的女兒、女婿又都不認識我，去也沒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師沒有死，他還好好活着。我戰戰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過去一樣熱情地接待了我，顯然他們不會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會把我因改造過了而有所二樣看待。過去我與景山見面時常常要請景山爲我速寫一張畫像。那天像八年前一樣，景山又爲我速寫了一張像。談話中我問及了陳巨來。

　　景山回答我說：“他大概沒有死。”

　　我的熱血馬上上沖沸騰，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沒有死！你怎麽知道的？”我聽張士祺說老師死了，不肯相信；現在聽景山說老師沒有死又懷疑起來了——真是不知道怎樣的話，一聽就能相信。
　　
　　景山說：“他畫院現與我們是一個畫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個個地開了追悼會，沒聽說開陳巨來的追悼會。”

　　不過，我還有些不放心。臨走我要景山爲我去打聽一下：陳巨來究竟如何了。我下次來聽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應了。

　　當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時，景山確切地告訴我陳巨來確實沒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師家。

　　果然如老師所說的地址記不清了。腦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這樣的數字。好在老師說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個電話亭更不會忘記。

　　我來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電話亭，旁邊還有一個戴紅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結束了，可紅袖章還在。我便上前問訊，果然那人立即爲我作了指點。原來就在電話亭對面一個門膛内。

　　我走上樓一進老師居室的門，老師立即認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許培鑫！你來了，請坐，請坐。”可見我時時惦念着的老師也時時惦念着我，從未将我忘懷。我隨意地坐在老師的對面，一位比我稍大一些的女子爲我泡了茶。我問老師：“這就是玉嫦姐嗎？”

　　老師說：“對對。”

　　玉嫦姐人很和善，對我也一點不見外。

　　我與老師一見面，真是不知話從何處說起。我把不平反不能來看老師的想法與做法告訴老師。然而老師卻說：“沒關係，沒關係！早就該來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隨後我把從與老師分開起，張士祺說你死了——魏景山說未聽說開你的追悼會——待魏景山爲我打聽到你確實健在。於是我馬上就來，也就是今天了。

　　老師聽說張士祺誤以爲他死了一點也沒有不高興，相反對我說：“說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傳。上次香港來的一位朋友就以爲我死了，香港傳我陳巨來死了，傳得夠多夠廣呢！”老師略停了一下又說：“不但傳我死，還有人盼我早點死呢！”

　　我聽了不解地問：“怎麽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師有些什麽仇人？

　　老師說：“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壓頂一樣，壓在他們頭上，他們總稱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們纔高興呢！他們都可以稱王稱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還不只是一個二個呢！”

　　我壓低了聲音問老師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講的是師弟葉露園。其次老師說：“我現在刻字每個要一百元，而錢君匋只賣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還賣不掉，沒生意……”

　　老師接着說：“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後來老師又談他出獄早，那時還未平反，裏弄裏還常常要批鬥他。他走不動，就由他女兒背進背出讓他們鬥。

　　說：“我的女兒真好。”

　　當然我也談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復查，我刑滿後還要宣布我戴頂反革命帽子，我責問隊長：“共産黨的天下千年萬年長，我個人的生命有限，爲什麽我個人尚能耐心等待復查，以最後確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門爲什麽等不住了，要在復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頂帽子呢？他們被我說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其實只是讓我拿二十八元一個月工資，我拿了半年還多。”

　　當天我與老師談得很愉快。老師的記性特别好，什麽事都記得清清楚楚。他還告訴我淮海戰役中的炮兵團團長徐曙也出來了，徐曙出來後來看過老師一次，說是回山東去了。

　　臨走，老師一再叮囑以後多上他那兒玩。

　　後來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車二場工作，我去老師家的次數就更多了。因我場門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車可說是一直開到老師的家門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轉二十三路電車到老西門。中間轉車處是黃陂路，黃陂路正是花鳥市場，也是當時上海唯一能買到廉價印石的地方。記得一有機會——病假、調休，或提前下班我總是要到老師家，隨後再到花鳥市場看看石頭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師家的“常客”。

貺齋

十八  老師沒有死

　　平反後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師，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輕時候的摯友——魏景山。因爲他是畫院的，可能會知道些老師的情況。

　　若老師真的死了，那麽已六年多了，老師的女兒、女婿又都不認識我，去也沒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師沒有死，他還好好活着。我戰戰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過去一樣熱情地接待了我，顯然他們不會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會把我因改造過了而有所二樣看待。過去我與景山見面時常常要請景山爲我速寫一張畫像。那天像八年前一樣，景山又爲我速寫了一張像。談話中我問及了陳巨來。

　　景山回答我說：“他大概沒有死。”

　　我的熱血馬上上沖沸騰，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沒有死！你怎麽知道的？”我聽張士祺說老師死了，不肯相信；現在聽景山說老師沒有死又懷疑起來了——真是不知道怎樣的話，一聽就能相信。
　　
　　景山說：“他畫院現與我們是一個畫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個個地開了追悼會，沒聽說開陳巨來的追悼會。”

　　不過，我還有些不放心。臨走我要景山爲我去打聽一下：陳巨來究竟如何了。我下次來聽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應了。

　　當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時，景山確切地告訴我陳巨來確實沒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師家。

　　果然如老師所說的地址記不清了。腦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這樣的數字。好在老師說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個電話亭更不會忘記。

　　我來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電話亭，旁邊還有一個戴紅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結束了，可紅袖章還在。我便上前問訊，果然那人立即爲我作了指點。原來就在電話亭對面一個門膛内。

　　我走上樓一進老師居室的門，老師立即認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許培鑫！你來了，請坐，請坐。”可見我時時惦念着的老師也時時惦念着我，從未将我忘懷。我隨意地坐在老師的對面，一位比我稍大一些的女子爲我泡了茶。我問老師：“這就是玉嫦姐嗎？”

　　老師說：“對對。”

　　玉嫦姐人很和善，對我也一點不見外。

　　我與老師一見面，真是不知話從何處說起。我把不平反不能來看老師的想法與做法告訴老師。然而老師卻說：“沒關係，沒關係！早就該來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隨後我把從與老師分開起，張士祺說你死了——魏景山說未聽說開你的追悼會——待魏景山爲我打聽到你確實健在。於是我馬上就來，也就是今天了。

　　老師聽說張士祺誤以爲他死了一點也沒有不高興，相反對我說：“說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傳。上次香港來的一位朋友就以爲我死了，香港傳我陳巨來死了，傳得夠多夠廣呢！”老師略停了一下又說：“不但傳我死，還有人盼我早點死呢！”

　　我聽了不解地問：“怎麽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師有些什麽仇人？

　　老師說：“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壓頂一樣，壓在他們頭上，他們總稱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們纔高興呢！他們都可以稱王稱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還不只是一個二個呢！”

　　我壓低了聲音問老師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講的是師弟葉露園。其次老師說：“我現在刻字每個要一百元，而錢君匋只賣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還賣不掉，沒生意……”

　　老師接着說：“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後來老師又談他出獄早，那時還未平反，裏弄裏還常常要批鬥他。他走不動，就由他女兒背進背出讓他們鬥。

　　說：“我的女兒真好。”

　　當然我也談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復查，我刑滿後還要宣布我戴頂反革命帽子，我責問隊長：“共産黨的天下千年萬年長，我個人的生命有限，爲什麽我個人尚能耐心等待復查，以最後確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門爲什麽等不住了，要在復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頂帽子呢？他們被我說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其實只是讓我拿二十八元一個月工資，我拿了半年還多。”

　　當天我與老師談得很愉快。老師的記性特别好，什麽事都記得清清楚楚。他還告訴我淮海戰役中的炮兵團團長徐曙也出來了，徐曙出來後來看過老師一次，說是回山東去了。

　　臨走，老師一再叮囑以後多上他那兒玩。

　　後來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車二場工作，我去老師家的次數就更多了。因我場門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車可說是一直開到老師的家門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轉二十三路電車到老西門。中間轉車處是黃陂路，黃陂路正是花鳥市場，也是當時上海唯一能買到廉價印石的地方。記得一有機會——病假、調休，或提前下班我總是要到老師家，隨後再到花鳥市場看看石頭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師家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