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四]中国书法全集编撰会议：《全集》与中国书法史研究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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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爱娣：不好意思，我没有准备，就说三个问题。第一，我非常感谢刘正成老师、黄惇老师给我这个参与编辑《全集》的机会，我感到非常非常荣幸！我想我会尽可能地把《王宠陈淳》这一卷做得更好一些。第二，就是关于这一卷，我个人认为应当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占有更多的资料是要时间来保证的。我认为，时间和作者的认真严谨，应该是保障《全集》质量的前提条件。就做陈淳的体会来讲，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基础，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搜集到了不少的资料。当然，资料的占有永远是无法穷尽的。我觉得，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好资料与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求的速度。第三，就是要注重学术的规范性。我感觉到当前有些学术文章的规范性是很不够，有的人写文章好像不愿意让人知道引文的出处，唯恐别人利用了。实际上，我认为搞学术研究的应该有一种胸怀，就是说，我们做的东西是对历史负责，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家提供使用的。而不是说自己有了什么成果，我觉得这个成果对我们本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但对书法史的研究来讲将是个贡献。这个贡献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状，使大家更多地了解真实的历史，给后搞研究的人提供参照，那么这样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说你没有规范性，让别人读得晕晕乎乎的，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是社会共享的学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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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德：最近南艺有个学者到海外各大博物馆去跑了一趟，编了一本绘画的目录和图录，我想书法也需要有这样的人去做，我觉得现在搞学问研究倒是在海外要比国内方便得多。海外的博物馆看资料是不收费的，而且你去约了以后一般都会给你看。这个事情当然需要很大的一笔经费开支，但如果牵头这样做的话，我想也是和《中国书法全集》一样，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好的书法作品流失到海外，如果把它们整理出来，我想会对书法史的研究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应该值得做。还有一点，就是企业家对书法事业的赞助还比较少，存在的都是一种交易。比如说全国展，他们会很爽快地赞助你几十百把万，但是有个条件，这些获奖作品、参展作品甚至落选作品要全部归他们。实际上这不是赞助，而是一种交易了。对于学术讨论会，没有人肯来赞助的，他拿几十万来换你几篇文章，没有用啊 。台湾企业家何国庆一次能拿几十万赞助搞学术研讨会，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国内目前还没有这种风气。你如果想搞一个什么学术讨论会，想请中国书法家协会来参与的话，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几十万可能就交给中国书协作挂名费了。我现在正成筹办一个苏州的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究会，我就给他们讲，千万不要去找中国书协挂名，就自己搞，照样可以开会。我们国家官方也好，官方的书协也好，他们不肯拿这部分钱来支持学术研讨会，要在美国的话，政府就可以花钱支持你搞。我有点离题了，讲了两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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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奎成：《中国书法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经过10年多的努力，工程完成了一半，不能算太缓慢吧，因为从来没有人搞过，它不像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照。行百里者半九十，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还没走到一半。我感到从时间上来讲，没有必要太着急，这是个很矛盾的问题，总体上看不要着急，但微观上我们还是要抓紧。前几天好像社会上传了些说法，说这个工程停了，班子也散了。我当时听了也感到挺恢心的，这次打电话通知我，我非常兴奋，这说明还是要搞下去。至于我在这里面搞的这一卷，由于我个人有些实际的原因呢，进度稍微缓慢了一点。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还是要把它搞出来。按照既定的计划，基本不变，一定把它完成。
    关于中国书法史的问题，据我所知，或许也可能我孤陋寡闻，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搞过真正的中国书法全史，有人搞过断代史，有人搞过简明书法史，现在看来，和《全集》一比，就觉得很肤浅了。《中国书法全集》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整个书法史作了一次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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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铁林：我感谢刘正成老师通知我来参加这个会。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插科打诨者，在这个主题下坐着很尴尬，但是我愿意参与。这两年我和刘老师包括《中国书法全集》走得比较近，我可以作为《全集》的一个见证人。我常常很感慨，《全集》生不逢时，此皇帝非彼皇帝，如果今天是宋徽宗赵佶主席在的话，按道理，像《中国书法全集》这样的巨制应该是由皇帝来主持的。呵呵，按照他们的说法，我是个什么“皇帝”，那我还真愿意来主持这个事儿，可惜这个皇帝说话不管用。刘老师呢，由于仕途的挫折，可能《全集》受了些影响，难度越来越大，经费肯定是个最严峻和现实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书法全集》这些年来仰仗诸位专家能够坚持走到今天，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会肯定还要再开，而且今天这个会能在此时此刻召开，并且来了这么多专家，说明这件事件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光荣的，是意义重大的！希望不仅是明年、后年，甚至不久的将来我们再开这个《中国书法全集》编撰会的时候人更多。所以，刚才林先生说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也不奇怪。显然，前进的道路上石头很多，有人肯定在制造这种说法。但我相信，所有的能够传世的巨制在产生的过程中一定都有不少障碍和阻力。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见证者，我觉得还是有一批学者们在中间非常辛苦地努力，不计自己的得失。我相信《中国书法全集》若干年以后的意义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毫不怀疑。我本人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这些年跟刘老师走得很近，我就很受刘老师的治学精神鼓舞，从刘老师那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最近有了一个新的行政职务，就是在暨南大学主持艺术学院的工作，我设立了美术系的同时，设立了一个书画鉴定专业。我先在这儿讲，权当作一个广告，日后在书画鉴赏专业的研习课程中，如果请到在座的专家，希望你们能鼎力相助。我这只是个点，我希望能以点带面，带动中国书画的研究。我先在这里发出一个小小的邀请，我想你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支援一下。另外，我自己小有收藏，今后各位专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奉献出来，大家尽管来找我。我收藏的大部分是清人手札，亦有一部分明人手札，这些东西要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非常乐意提供出来给《中国书法全集》用、供各位专家研究用。我希望下次再开《全集》编撰会的时候，人更多，专家更多。我非常坚信《全集》在刘老师的领导下，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大，这个意义也会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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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勇来：自从参加《全集》工作以后，收获很大。以前写点小文章，都是感性的东西，接触《全集》后，感到《全集》工作跟写这类小文章大不一样。深度、广度、要求材料的全面性都不一样，这确实对我自己提高了不少。另外，我要感谢刘老师把《中国书法全集》编委会放到镇江来开，镇江自古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刘勰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大字鼻祖《瘗鹤铭》等历史上的鸿篇巨制都产生在这里，《全集》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大手笔，能放在这里开会，我想意义非常重大！希望各位老师及各位专家能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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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我再补充一点，《全集》的编撰是使我们可以从方法论上认识中国书法史研究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书法史与艺术史、文化史 、思想史的关系。在最近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跟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其它艺术史界的专家学者走得比较近，接触、了解并参与他们的研究。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必要的观点就是：必须使用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公共语言来叙述我们的书法史，或者说从这些角度来关照我们的书法史的研究。我注意了一些美术史的研究，他们都要把书法纳入大美术的范筹，当然在叙述语言上也考虑了书法和美术都能协调使用语言。反过来，中国书法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局限性，就是很多论文可能只有在书法圈里边的学者才能读得懂，这从八十年代《万历十九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怎样去叙述历史，《万历十九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当然，科学家给我们的示范更重要。霍金的《时间简史》，他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语言，不用一个方程式来叙述最高深、最前沿的天体物理学观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前学术研究的时尚，文以时为大，我们《全集》已作了54卷工作，这54卷当中，有的叙述语言使用得很好，在交叉学科的范围里面穿梭，使用的语言就带有大量的信息，可能这篇论文放到美术界去或者考古学界去也能做到通俗。我记得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70周年纪念的讨论会，提交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为了编集子，又修改了几次，最后勉强选上了。因为进入考古学以后，你必须要遵照它的学术规范，也必须遵照别人使用的语言规范方式。当我们书法史的学者去参加考古学会议的时候、参加文学史讨论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提交论文？这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方向。你同样也应该提供你的论文，在这样一个史的范围内发表你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书法史的研究将会有利于社会，或者加深社会对文化的认识。我们不能制造文化垃圾，现在的图像时代当人们连文字都不愿意阅读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文字一定要表现充分的含义和图像配合起来。各个艺术、各个学科，在史的范围内应和文化史、艺术史都要联系起来。为什么大家觉得书法没有文化呢？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王阳明，王阳明的新学影响了他的书法和绘画，对整个明代的思想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王阳明的书法难道没有新学思想史的关系吗？为什么说文化是中国书法的核心？它必然站在文化的核心昭示着实质性的问题。熊秉明先生解释这个核心，认为中国书法的核心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书法。他有一套理论，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谈话。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我们在著录的时候，更多的要在各个学科发挥我们有限的资源，把工作的影响性扩大。从书法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考虑，我们有必要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方闻先生把他的研究所定名为“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说明他非常重视考古，虽然他是搞古书画鉴定、搞博物馆学的。国外的美术史学者，没有一个不去研究考古学的，我们的书法研究至少唐以前一定要借助现代考古学的各种方法。《中国书法全集》为什么做起来比较困难、比较缓慢呢？就是所在作品要考证年代、地点、书家、背景、内容等，这就是把资料放到一个历史的特定框架里去，这也就是考古学从类型学发展到层位学的很重要的进步。这个史料不是平放在桌面上的，而是放在框架里呈立体的展现。《中国书法全集》的难度就在这里，这个史料不是随便能到这儿就搁进去的。现代考古学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他把地下的资料，凡是没有放到时空框架上去的，统统清理出来，给它们一个历史的定位，这样的研究才使我们客观地认识事物。比如说拿一件王宠的作品，怎样给他的艺术水平定位。如果拿一件15岁的或35岁的作品，可以说15岁是王宠，35岁也是王宠，那究竟谁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王宠？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框架的定位，必须告诉人们，这个是15岁的王宠还是35岁的王宠。考古学的层位学的方法也包括人类学的研究，现代考古学借助于人类学发展这个基础才产生的。那么，给我们渗透出的金石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要适应这种学术的发展。兰亭论辩会我没有跟人德兄交换意见，我看了这个研讨会全部的资料，但我发现没有人用考古资料，用现代考古学的观念把70年代的兰亭论辩往前推进。所以，我尤其注重唐以前的各卷，必须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重新审视我们的书法史。当然，原有的习惯性的用法我们仍然要尊重，我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专家以新的观点去叙述历史。但是，在方法论上，我认为历史学是个重要的资料研究。我也参加过一些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考古会议，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李先生是个历史学者、古文字学者，但他对考古学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当然他还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能关注整个世界的学术动态。故此，他始终有一个很前卫、很前沿的方法、很广阔的时空视野在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把文献资料、现代考古资料都要进行总体的关照，随时注意其他如历史学的、文字学的、考古学的新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方法论上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全集》的每一个主编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有文献学的、有古文字学的、有画家、有书法家，他们以不同的方法进入历史研究，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观照点。同时，我们要求用统一的方法，按照各人的研究方向进入《全集》的工作。
    第三点，就是《中国书法全集》和书法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应该怎样去延续它？这个广度还有个时空的广度。刚才人德兄说去美国看了之后颇有体会，我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去也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博士告诉我，他说你是二十年来参观的第一个书法家，二十年以前只有启功先生来过我们这儿。她把我带到库房，那里藏了一万多件敦煌写经卷了，还有甲骨文、东巴文、汉简、西夏文，令我目不暇接，她非常欢迎中国的书法家和学者去参观和研究这些资料。所以，这个广度要包括更宽的时空视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只是为我们确立了书法学科的基础，我希望《中国书法全集》和中国书法史研究还会为书法的理论、书法的批评提供一种延续的发展，尽量把成果往广度括展。那么，深度呢？比如我们《中国书法全集》除某一个名家卷比较深入以外，其他的实际上还可以继续关照。几个人的合卷，深度则不够。这个时候，我们的分卷主编和撰写者更不要放弃，还要往前挖掘。所以，我们《中国书法全集》准备出一系列的特殊服务，比如年表汇编、断代汇编、概论汇编、书家评传汇编、考释汇编，以后都想推出来。同时，研究的成果希望在这个方面能更加深入。因为我们的书可能十年后就编完了，这十年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史的学者，在本身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后不要停止，要继续进步，为我们书法史的发展奉献新的成果。关于深度和广度的问题，我们《中国书法全集》还有《日本卷》和《韩国卷》，怎样调动国际的学者来参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对我们的学术发展也有好处。考古学界所有的考古成果大多得益于建筑工地的施工，东西挖出来，考古队人去了，国家基本上没有钱给你去挖探方。现在的考古联络，如和日本联络和美国联络，给我们多少钱进行联合考古。我们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还远远不够，要括大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我们共同的努力。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法史》七卷本，我想《中国书法全集》编完了以后，还会有很多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史评定《中国书法全集》，《中国书法全集》只是为中国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搞扎实，基础都没搞好，上面的建筑肯定就不牢了。现在还不能调整《全集》的卷次，一调整，就只能增加，减少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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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平：我接着刘先生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谈谈。关于书史的深度和广度，在书法教育这个领域，我们依托《中国书法全集》的编写工作，借此也括展了很多深度和广度的东西。从我主编的这两卷来看，我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博士生来参与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书法研究的高层次人材。就《中国书法全集》本身来说，它有它特殊的体例，它对作品的研究，对书家整体的文化关照以及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还有书家书论的研究，是一项优秀的、完善的学术工程。从目前来讲，不管是艺术院校也好，综合院校也好，对书法方面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通过编写《全集》，再结合他们的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及论文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通过参与《全集》的编写，他们的研究水平会得到提高。
    第二，通过这种实际性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工作，也总结了高等书法教育、高层次书法教育当中的经验。本身《中国书法全集》的编写工作有很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书法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发展，把这个深入发展的理论运用到《全集》编写的内容当中去，这本身也是跟书法教育能配合起来的，是跟理论研究以及深化高层次书法教育两者能结合起来的，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书法教育方面的经验，这也是深度、广度的成果吧。我个人认为参与编写《全集》之后，我的收益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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