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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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一）
李廷华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在长期发展之中，形成丰富的风格面貌，然不同风格之分判依据含混模糊，其与中国文化学术之重演绎而欠归纳趋同。书家染翰终生，风格亦多变化，鲜有终身一体不变者，亦多诸体同操者，强分流别，每自扞格。故古人论书，多以书家之具体特色为说，若“二王”，若“颜柳”，若“宋四家”，若“赵董”，又多以时代风格之趋近者归擘门派，具体则多研寻于笔法章法之变化异同。及于清代，历史之积累愈见纷繁，学术之探析亦愈深细，兼斧钺森严文网密布，若唐宋时代之性情张扬，士大夫欲与帝王共治天下之风气消杀，文人心性于长期禁锢钳制中，发抒胸臆每不能，书斋生涯且长久，遂多沉潜为前代学术之梳理，以致考据之学大兴，此实社会环境外因及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凑泊也。文物出土渐繁亦助其波澜，书法一途，则尊碑之风倡焉。此一代学风，其功首在对中国书法风格学之揭橥，与西方论美学风格必以“壮美”“秀美”二者之对应为衡量。然学术之筚路蓝缕，每由粗入精，由宏至微，先朦胧后明晰，先大概后具体也。顾炎武、黄宗羲由明入清，以思想家而沉潜学术，各有《金石文字记》及《金石要例》刊布，然二著虽开有清金石学之先路，于书法观念无涉，亦不预于书法风格之学。以雄强秀弱之两极而倡论书法，最先者为经学考据大家阮元（1764——1849）。言碑帖之先，阮元于金石学已多有建白，其《集古斋藏器录》、《山左金石志》等均为以金石碑版考论书法之滥觞。至《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出，则以地域划分书法风格，将碑帖判断风格两造遽成醒豁。书法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早于书法而在纷繁复杂之创作现象及作品面貌中探寻美学观念，辨析不同风格，欲为浑茫幽深之中华文化分判泾渭，以文学为先。《世说新语·文学》有谓：“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999年版810页）又若《隋书·文学传序》：“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在地域隔绝、交通不畅之时代，以南北地域人群之不同划分文学源流，虽不免牵强，亦有其因由，及至近世，南北交通辐辏，人群迁徙频繁，以地域强分文化艺术风格，则更显支绌。钱锺书先生尝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前言）视中外学术亦作一统观，岂华夏之内可强分判焉？虽然，别裁分梳以入明细，研寻流别以判肯綮，毕竟为学术之需要，亦学人所愿为。文学史有关唐宋诗之分，即不同前修，钱锺书先生所谓“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即超越前人欲探寻文化风格却自限于狭隘境地之尴尬，为风格学研究开拓通衢。惜书法学术，尚无此明晰之论也。自北宋以还，因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学术深入，金石学渐成门类，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之先后问世，已对“碑学”启发凡之义。中历元明两代，其学未彰，而至有清，则随考据学而大兴。阮元身当乾嘉考据之世，又为朝廷文教重臣，二论肇始，风靡南北，其弟子何绍基（1799——1873）以卓越书才，绍继乃师之学，亦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金石诗》，其书作亦显然尊碑。然何氏终以自省之心，研习之验，不能堕于一偏。与其同时又有包世臣撰《艺舟双楫》，较阮氏虽云尊碑又拟调和南北书派更趋激烈，兼以邓石如书绍秦汉篆隶，与馆阁帖札异趣，亦不类康熙、乾隆尊崇之董其昌、赵孟頫一路典雅流丽之属，实蕴涵人心思变之幽微。中国文化之变异，每在自身流脉中寻觅资源，故尊碑之风，舍帖札而崇篆籀，实复古之意也。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则为扬碑抑帖之甚者。阮元、包世臣均擅文名，各具影响，殆未若康有为以变法为号召，领百年之风气，故其《广艺舟双楫》一出，即与其变法领袖之身份形影相随，欲于书法一道得风气之变者，无不推崇南海，以致言书学以不崇北碑为卑，亦若乾、嘉间言学术以不谙考据为陋。至满清覆灭，民国代兴，旧学诸端多蒙遗老遗少之讥，民间草野遽成新潮新颖之样。康氏虽以保皇成余孽，其学则更兼时会，因变法诸人皆未若康氏有此专论书法之著也。且变法诸人，虽多文采，均未若康氏文章变幻斑斓之眩目也。综观康氏上太后、皇帝诸书，其能以一落第秀才之微，终居鼓荡风潮引领时流之要，以其文章之痛切慷慨际遇时世之风雨飘摇也。然以中国书法发展之悠远，风格分判之复杂，又非慷慨痛切之登高一呼可以涵盖其浩茫，故云康氏之文章风华绚烂可，谓其为鞭辟入理之学则非也。当康氏之说风靡之倾，即有江右学者欧阳辅（1861——1939），亦搜罗古代书法典籍为考证之学，对于金石学中之幽微，颇具只眼，在其《集古求真》序言中云：“金石之学，至国朝而极盛。金石之书，亦以国朝而至繁，然其精诣殊少，谬误孔多。有读之终卷，竟无一语可取者，有阅之令人喷饭者。……如康有为之鼎鼎大名，《广艺舟双楫》炫博市奇，实则放诞矛盾，不胜指摘。其他纯盗虚声，实繁有徒。求其具有门径，大致不差者，已不数见。求其考核精当，不愧名家者，前唯覃溪、潜研、兰泉、虚谷诸老，近唯鞫裳叶先生一人，且应后来居上。”欧阳氏所云鞫裳叶先生，即长洲叶昌炽（1849——1917），为康南海同时代人，以二十年访求之劳，积八千通碑拓之富，经十载伏案之功，撰成《语石》十卷。梁启超阅读《语石》之后云：“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四下）。梁启超为南海弟子，然于金石考证之学却心仪叶氏，即因《语石》乃真具学术内涵及科学精神之书。叶氏之尊碑，即凝聚心血生命，致力碑学之考订整理，探幽索微，规擘发凡，为真正继承乾、嘉考据学之精神者。现代学者胡文辉论道:“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47页）

综观清代以来碑学诸论，阮元、包世臣、叶昌炽、欧阳辅诸人之撰，各有千秋，均未若康有为影响之巨，且以康有为之书偏颇最为显明。中国书法之风格，本于具体书家及作品之现实存在，辨析其美学意蕴，还当本实事求是之心，得见微知著之效，本文以康著每卷为序，引证各家之论，兼抒一己之臆，以就教于当今书法学术同好。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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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二）
李廷华

“序目”辨析

《广艺舟双楫》之序目开宗明义云：“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南海又云：“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此说与素来谓书法乃小道雕虫者异趣，颇可以为崇扬书法乃“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之论张帜。比较前贤，若苏东坡以为书法乃事业学问之余事，黄道周更谓书法乃学问外“七八等事”，康氏之于书法之热衷岂不远迈前贤乎？然康子之论书，本与其政治谋划有关，非为纯学术也。南海云：“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此即可见其尊碑抑帖，非为书法，实为其颠覆前修以书法之变法为己之“素王”事业立则也。其论书乃论政之余绪，长处在世事洞达中辨析书法之去马来牛，具文化社会学之价值；谬悖在以六经注我，未凑书艺之单微，更兼示例率意，前后冲突，子盾子矛，自相攻伐，使书法传统中本来明白之道理又陷混淆，本可渐趋明晰之现象复入朦胧。百年以来，虽有诸多反驳，然其莫衷一是之论，加于书坛似是而非之说，仍为悖论叠出之渊薮，此乃不得不为之辩也。

辨析之先，拟将有清一代学术云其大概。康有为可谓清末学术之殿军，上朔之，则顾炎武可谓有清学术之先冠。南海身当清季末世，其成长环境与二百多年前处明、清易代之顾炎武恰可作一对比。顾炎武之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后世崇拜，其人在国家朝廷沦亡之际，曾亲身参与抵抗强敌之战争，在明白抵抗无望之后，遂潜心学术，倡扬“以考据为义理”，其所撰《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实开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先河。顾氏自道积数十年而成之《日之录》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昆山之政治抱负，岂亚于南海，然就学言学，则真学也。康有为之世，乾、嘉考据之学已为强弩之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之悠然确凿与世事风撩火急之煽惑招引，询难为同日之语。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之前，于书法并无深研。渠自广东赴北京应顺天乡试落第，遂上书光绪皇帝求变法而受守旧官僚攻击，蛰居北京宣武门外之南海会馆谋进阶，居处临近琉璃厂，闲中淘购碑版杂书，遂以一年时间，于辗转北京广东间完成《广艺舟双楫》。据康氏自述，此书之正式命笔，在巳丑之腊月，以十七日之功而毕，杀青之日，已在除夕。次年，康氏乃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多人协助下开始撰著《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康有为早期之撰作，多得梁启超赞助，然师徒因性情心理之不同，于纷繁人世之变幻中终分道扬镳。盖康有为一生以“素王”、“魁儒”自命，大言煌煌，颐指气使，胸胆开张而肌理枵蔓，强词夺理复乖谬显然，又绝少反求诸己之诚，终落自相矛盾之谬。梁启超则具修辞立诚初心，随时代发展进步，渠于1925年在清华为国学讲授，即针对脱离客观之学术现象云：“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37页）。此为梁启超一生学术澹定之论。渠早年受康有为影响，笔端感情饱满而于事实考据不甚讲求，至晚则服膺乾、嘉，其云：“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9页）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变法思想之参与者，充分肯定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时，他又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白指出康有为学术思想之局限：“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自己也能一分为二，尝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不带成见的反思及与自我为敌之意念，促成梁启超以后对学术的深入研寻。梁启超并非甘于考据之学，然而非实事难以求是，欲得明晰之判断，须先明了事实之真伪。其云：“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舍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119页）。其所论，于自我反思中亦可视为对乃师之批评。康、梁既分难分，梁启超亦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总括而论云：“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治学而治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惜康有为毕生未有此反思之论。梁启超谈及清代考据学之发达，与元代戏曲发达为比较云“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之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131页）梁启超谓撰文修史最忌三病：夸大，附会，武断。衡之南海之书，三病俱在焉。金石学乃乾隆嘉庆考据之附丽，因金石而出碑学，是其衍续也。清人若钱晓徵，叶昌炽之论，皆考据金石碑版，而于书法论列非多，阮元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于书法流派自分畦町，已启扬碑之序，包世臣撰《艺舟双楫》，更张非帖之帜。南海广其义而论艺，颇有续其前修之雅，然独张“卑唐”之目，则阮仪征、包安吴之莫敢焉。南海谓“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即以乾嘉考据为饾饤，必欲作携卷登山之唱。当其时也，国势渐蹙渐危，士心思离思变，南海以改弦更张之想，欲奏一药百施之功，致有其十七日之书焉。渠以宏才巨手，少年心胸，开一代之傥论，百年之后，吾侪于文化澹定之倾，回观往史，当汇综源流，探析幽微，是其所真是，非其所实非，以俾书道之正论，直凑艺术之真髓。

关于《广艺舟双楫》之成书，海宁沈曾植与瑞安黄绍箕所起作用非小。海宁为显宦大家，著论辉煌。黄绍箕亦多可称道，渠比康有为年仅长四岁，却科场顺遂，南海蛰居宣武门外之倾，瑞安已居翰林，且于康氏之变法思想大为举赞，联络南海与翁同龢，即此黄公。南海初次上书未达而致噱纷纷，颇具落荒之态，亦瑞安百计抚慰。南海撰作《广艺舟双楫》之初，黄即得观，二人于变法大计多相契，然及于书法考论，则多不侔，黄氏后从梁鼎芬处得《广艺舟双楫》写本，为批注七十余则，多纠正其偏颇，而康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苏慈碑》亦曾言及黄氏。据王守民之“从清黄绍箕《广艺舟双楫评注》看其与康有为书学观之异同”一文（《书法导报》2014年2月5日），知黄批注现存于温州博物馆。黄氏之基本观点，亦尊碑而不否帖，且就诸多细节与康氏切磋。倘黄氏稿本得全文刊布，亦可证南海之论发表当时，亲近者亦不甘雷同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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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三）
李廷华

“原书第一”辨析

南海以十七日之功写成此书，其雄才捷思，盖古今少见。前述《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而刊刻流布其后。盖以南海落第潜退之间，拟于与政治较远之书法立论，寄托变法思想。形势变幻之间，知书法之道，附丽金石小学，终不能与经学之居四部之首相比配焉，遂与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一同撰作，以《新学伪经考》先期问世。康氏之蜚声播誉，最著者实为其“二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经学今古文之辩，为中国学术史上之老问题，历代争论未休。康氏于今古文经学，先曾膜拜古文，曾于23岁（1880清光绪五年）即著《何氏纠谬》，专攻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后改念焚稿。34岁时（1891清光绪十七年 ），撰《新学伪经考》，认刘歆代表之古文今学为伪学，倾全力以攻。此种变化，谓其青年心志未定可也，谓其见异思迁，以学术为工具亦可也。任何人之思想，于时世变换中有所变化，皆属正常，即若梁启超之为学，最重自我攻伐，然其用心在实事求是，非若康氏之“六经注我”。陈寅恪亦自谓：“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论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声势，噤不得发。”（陈寅恪《寒柳堂集》），学固无论新旧，要在修词立诚，不为曲学阿世。康氏则每以学术为政治工具，其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即对“实事求是”此一流传千载之成语，亦别出心裁，自为定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本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南海以司马迁《史记》谓献王“唯‘好儒学’，（刘）歆即云‘修学好古’，以立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古籍出版社《新学伪经考•汉书辩伪第四》1956年版123页）。班固之书以断代史较司马迁之通史内容扩展，于人物记述有加，以“实事求是”谓此河间王刘德，本为其人品质之概括。南海为证刘歆造伪，谓班固《汉书》为刘歆所造，又谓“实事求是”之赞语亦为造假铺垫，此种论列，真胆大及身，凭空虚构。即以此种笔法，撰《广艺舟双楫》，煌煌大言不加思量则随处可见也。

南海云：“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嵒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康氏谓中国古今书体之变，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至其时又当有变。周秦之间，为篆籀书时代，汉可谓隶书时代，而在汉魏晋之间，楷书已然大行，中国书体已备。南海以为书体流变，又当有变，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则甚混沌也。碑帖之争，倘于艺术风格之研判弘扬，自有其价值，若为书体又当变化而开新纪元，则妄论也。此乃康氏《广艺舟双楫》附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欲以学统之变而启道统之变，亦梁启超所反思“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之一端。自阮元至包世臣康有为，研寻碑学之优长，于中国书法之风格学发展，其功均不能湮灭，然康氏立论，却以为书体至其世又当一变，其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堕读者于五里雾中，南海实非在雾中耶。南海至今又百年有余，中国文字之变化，惟繁体简化招致个性化之书法创作与规范化之传媒展布之参差，论字体则并无变化。因观念之影响，书法艺术之发展在动荡间不断沉淀，书法学术亦在贲张中渐趋澹定。此一发展态势，亦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全部脉络厘清之因应。

南海又比较中外语言文字之不同云：“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中国文字最近图画，故发展而成具有独特艺术形态之书法，此为中国文化之瑰宝。南海于书法艺术之特质颇为珍重，其云：“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此段言语，乃为书法艺术之重要性作说明，亦为己撰《广艺舟双楫》作申辩。南海于北京赶考之期，倡言变法，虽遭困沮，已然声名喧赫，于一年间突撰此谈艺之书，于变法同道间未免玩物丧志之讥，故以李世民于《晋书》中惟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为说，谓虽为谈艺小道，亦在帝王学中，且明言身处困顿不能言政治之际，穷处有闲暇之时，方为此撰焉。倘康氏乡试登第，或上书得采，于庙堂间经纬无暇，或终身不为此论书之著。然既论书焉，又心萦政治功用，期待款曲暗通。其之尊碑，固亦为有清以来阮、包等倡扬之前导，亦因帝师翁同龢之书以碑派为鹜耶。　

康南海之学术文字，经常因形势需要而改变，其早年尊古文今学，变法之际则攻击之不论，其《孔子改制考》亦有不同版本，社会刊行之《孔子改制考》序言，极力倡扬民权，而呈献光绪皇帝之书，则另撰序言，竭力推崇帝制。可见以学术为政治工具，于南海非一书一撰之偶然，实贯串前后之惯技。翁同龢观其两本，亦觉康有为其人居心叵测，未敢遽然引见，然南海之煽惑术广，引动风潮，致成舆论，亦非人力可弥。陈宝琛为湖南巡抚，亦主改良，于湖南筹建时务学堂，委其子三立遴选执事，以当时南海声名之隆盛，改良舆论之喧嘩，必以南海为首选。三立兼听审慎，于改良诸子中终属意于梁启超。新会固南海弟子，然其为人为学与乃师之最大不同，在新会诚实，以知行合一为圭臬，每能于抚躬自问中寻前路。南海则英雄欺人复欺世。除《孔子改制考》以不同版本以应世外，即其尊碑之说，亦非其心底之学，南海致朱师晦札即透露消息。其弟子任启圣文章《康有为晚年讲学及逝世之经过》云：南海去世后，渠曾在康同璧家整理康氏遗书，发现一封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亦”（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二期）。一作者倘因思想知识之变化积累而弃旧绪抒新衷，当寄理解之同情，观康氏一生反复，非以思想改变，多为缘时际会，其与梁启超之与时俱进相较，非弟子有愧于师，实师不堪于弟子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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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四）
李廷华

“尊碑第二”辨析

南海云：“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薈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南海斯论，并非从书法艺术之高下分判碑帖，而以时代变异则书法亦当变异为说，此已脱却书法美学风格范畴而以便宜适应为考量，将实用主义之变幻，就其变法之窠臼也。阮元至包世臣，均于晚明以来书法之渐趋衰飒不满，然未预变法之役，故尚能就事论事，非至指鹿为马。南海为申其说，则移鹕就矢，文愈至后则纰漏愈明。

言帖札之优劣，每以真伪之分混淆高下之判，继又以高下之辩依真伪之分，此近世书坛所闻见也。考据学之首义乃辨析真伪，此亦帖札于清世大遭诟詈原因之一。叶昌炽治学谨言，其谈帖札，亦有云：“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乃审其字体，上而庙堂之制作，下而闾巷之镌题，其石俱在，未有如世所传法帖者。岂平陈之后，江左书派亦与国步俱迁乎？以此愈可知宋时阁帖，转展响拓，锺、王、郗、谢，半由虚造。余尝欲辑《隋石记》，以明书法流别，觉阮文达南北两派之说，犹不免调停之见，覃溪论唐初欧、褚诸家，一归于山阴法乳，更为町畦未化已”（《语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页）。细考叶文，谓锺、王之书，半由虚造，并非完全否定，尚有一半或非为虚造焉。《淳化阁帖》为中国书法历史上第一部汇帖，其保留前代书法经典，功莫大焉，然其颠倒时序，张冠李戴之舛错亦甚明显。若卷五秦程邈书，竟为楷书，同卷蔡琰书，虽留章意，已然连带为行草，显然非真。又卷二之郗愔书，连绵大草，与卷九卷十之王献之草书一般无二。此种种明显错讹，自然影响《淳化阁帖》的学术严谨性。然而，若以一部刻帖之缺点即全然否定刻帖于书法经典传承之功，否定刻帖经典之艺术价值，因之发生对中国书法历史认识混淆，则未免唐突。叶昌炽之研究，即不同康有为之大而化之。其云“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又统呼为帖，虽士大夫亦未免俗。甚矣其陋也！夫碑之不可为帖也，石刻之不尽为碑也，周、秦、汉、魏而下，欧、赵而降，撰述源流，雕造形制，其为体也屡迁，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礼》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语石》72页）。叶氏之论碑，非若康氏“遽数之”，乃追索源流，条分缕析，若其比较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同一刻本之不同拓本云：“同此一碑，并未重刻，先后工拙，霄壤悬绝。似三本并陈于几，即谓从一碑出，其谁信之。”越为名碑，则椎拓愈甚，至晚越离原作细节失真。故于历史变衍间追寻书法遗迹，若仅从保存现状定取舍，则未经拓摩之碑或新出土者，或艺术价值不高者，岂可与广被人口，历经拓摩之名碑同日而论？故不论碑帖，问其艺术价值，均须探索源流，撷取真髓。南海之尊碑，虽云谈艺，其开篇之辙，乃为物也，世间之艺术与物质，虽寄托融汇，然云艺术者，终必超越升华成形而上之精神，倘斤斤计较于物态，终必失却艺术真髓也。南海之云碑论艺，终落此障也明焉。若云对书法艺术之真实体验，南海自身非耽深趣于书者，自会心者少，志向本在仕途，惟以改弦更张自命，得包氏迥异前人之论，拾其牙慧盖多，南海云：“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为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蒨，犹土鼓蕢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南海尊碑，欲从清代书法状态而上朔先古，其先否定扬州八怪之金农、郑燮，谓为怪书，此解亦当为辨析。金农之漆书，郑燮之隶草，颇有别于帖札，二子皆可纳入崇碑之俦，缘何操同室之戈耶？盖南海得安吴熏陶，于篆隶宗脉亦仅推崇伊秉绶邓石如。当代推崇个性之书家，于金农之怪奇之状更所寄托，或以邓石如辈尚不肯逾越古人藩篱也。南海秉序安吴，尊碑朔古，亦必于当世树立翘楚，以伊、邓为楷式而排斥金、郑，亦见其虽云尊碑，即于碑版中亦欲删除野道，然此绪即肇，脱却书法个性亦远矣。南海又藐视翁方纲，谓其偏隘，实自显偏颇也。翁氏于乾隆朝执书坛牛耳，居“翁、刘、成、铁”之首，其于金石考据学亦堪为先驱，有《粤东金石略》等传世，其书法以颜真卿为楷模，亦传统所谓帖学之属。然帖学之中，亦面目多具，即以唐人书法而论，颜平原、李北海之擘窠较虞世南、钟绍京小楷，其风格相去又岂在道里？倘以美学风格而论，颜真卿实为壮美之尤也。故包安吴、康南海相继以尊碑而訾议翁氏，实堪贻撼树之讥也。近人马宗霍于《霋岳楼笔谈》称：“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其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经残字到也。”翁方纲之于书法，颇具毕生精勤，其心骛颜书之搏大，亦会心锺繇“宣示”、王献之“玉版”之精微，年届八五尚可书蝇头细字，此又绝非包、康之善大言而乏深功者之愿为能为也。倘宛平翁转为当世常熟伯，以其书法之广大精微俱在，南海岂不移樽以献焉。

将丰富复杂之中国书法艺术，简单划分为碑帖两造，已显画地为牢之弊，又强为此分派人马，点拨兵将，洵难免张致仓皇，捉襟见肘也。阮元论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于书法美学风格之分析自具发轫，然其具论之初，即显露诸多偏颇，若以书法人物之生活地域强分南北之派，则草书大家张芝、卫瓘皆为北人，岂草书仅属北派乎？翁方纲为宛平人，毕生心慕山阴，当归何派？康有为对阮元此种胶执之论，即有批判，自谓：“书派可分南北，人不必分南北”。此说足可为后世钱锺书“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张本。然康氏虽具洞察之眼，无奈其为学使才之倾，更多政治之障，故难免东食西宿，左右支绌耳。或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多有勉强含混处，其因金石学而大盛则显然耶。然金石学之上朔乃三代秦汉，而非六朝北魏。南海本非考据家，其所见仅囿居宣武门外年余晨光撷拾厂甸摊头物什，较翁方纲、阮元、叶昌炽诸家之心力倾注、日就月将相距何啻道里，故论碑终落于北碑魏体，亦拾安吴牙慧耶。不见南海有云“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所云尊碑之五条，甚少艺术内涵之评判，全从物质现象而立论，因法帖真迹难寻，即不得不尊碑，然若《兰亭序》摹拓诸什，下真迹一等，为后学楷模，岂让何碑；谓唐碑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亦非事实，现存唐代名碑若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诸家碑，完好无损，何让于龙门诸什。康氏于经学欲自张素王之裔，于书学欲强为开山之雄，视中华书法传统经典若王羲之、颜真卿之作品不能入其肯綮，亦不敢公然否决，则以新出土之碑版新鲜易识为说，谓其可代替前贤墨妙，此说全无艺术精神笔墨内涵之比较，唯以“便、易”二字涵盖丰富幽微之书法，于谈艺之途，又焉可云乎高耶。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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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五）
李廷华

“购碑第三”辨析

云购碑，实可入艺术经济学之辙。南海科举未达之时，已然为书院山长，束修课徒，允为师尊，其于子弟辈，久擅耳提面命之行，论书亦师授之术焉。其云“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扬子云曰：‘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仲尼、子舆论学，必先博学详说。夫耳目隘狭，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盖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教授学子广临摹，多阅览，洵为学书正途。渠自云右军之成，乃博取而得，其所举之《石经》、《华岳碑》均所谓碑学经典，故右军之所来自，非某家之囿某派之限明耳。倘云宋、明人即当学帖，清人则必学碑，为时世所宜，则右军之世，又何必超迈《宣示》等类而上朔《经》、《碑》耶？南海教学子当广收博取，终落于门户自限，子矛子盾之悖论，亦当为发撷。以书法艺术之流布发展而言，刻帖，刻碑，均乃书法作品之印刷方式，凡一件艺术品原作衍生为二，至于衍生为千万，均为印刷流布手段之变化，若钩填，摩拓，雕版，刻碑，所得非一，其意则一耶。现今印刷技术之发达，若日本“二玄社”等类，可使印刷品与原作一般无二，若以学习欣赏论，亦不必究其何为原作何为印品。艺术品流传之历史，某阶段亦曾有印刷品之价值不低于原作之时代，若当年傅雷助黄宾虹于沪上办画展，印刷画册若干册，发售若干，赠送若干，剩余若干，皆珍惜几乎与作品同。盖当时之出版著作乃甚难为之事，画家作品则较易得矣。如今之印刷品精良可以乱真，然其价几何？君不见每次书画展览研讨之后，弃置之书籍画册真琳琅满目耶，又谁惜之？此乃物质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之自然现象，康氏以佳帖难求而非帖，以碑版易得而尊碑，真舍本求末之尤也。盖当时传统捐弃，海禁初开，任事多功利以求，学书亦捷径必趋，又岂堪以辨析幽微而求诸南海焉。

广泛师承，选取楷模，皆为学之道，碑拓易得，法帖难求，为权宜之别。南海之悖，在于以权宜之术而淹书学大道。且书法经典，历千秋而不磨，学者倘增广见识，积累学养，临碑临帖，自当多多益善，然真入书艺之奥妙，则须“取法乎上”，以最具书法艺术内涵之经典反复揣摩，体贴入微，方为学书正途。南海讥前人每以《兰亭》、《醴泉》寝馈终身，若翁方纲之老而不疲，以沉以潜，非南海之愿为也。临百碑而未入帖，是康氏之书徒有笔力而无笔法，有气势而乏气韵也，不过依恃名气，培植弟子，广为张扬，其风气流被书坛，又何益焉。

南海云：“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碑亦如是，因举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此说似矣，亦谬说也。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诚如钟、永，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此殆言者欺人耳。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虽天才驽下，无不有立，若其浅深高下，则仍视其人耳。”康氏此谓，乃以快捷入门之法以授学子，盖其既非如前代颜真卿、苏东坡等毕生以书法涵养性情之真书家，亦非阮元、叶昌炽等潜心于学问事业之真学者。身当鼎革之世，岂甘沉潜之为，举手必作指麾之势，发声必期万众之和，其之书法，固堪为文人字、名人字之一脉，然施于有心以书法为学问而非仅视为余事者，则大谬不然。沈从文先生尝云：“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沈从文《谈宋四家、康有为及其它》）。沈先生终身笔墨，虽不堪以书名，然其精勤，亦若晚年不得为小说，则潜心于文物，是有心得人也。南海膺名人书法之名，非佳名也。书法有道，南海亦论道巨擘，然终非道也。昔苏东坡与章子厚为同门友，皆耽书，子厚每日临兰亭序一篇，东坡颇不然。盖以子厚无心得耶。南海之说，稗贩肤授，又岂堪谓心得耶？其当落沈从文之讥也必。

南海又为指授云：“去唐碑，去散隶，去六朝造像记，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兼以秦、汉分书佳者数十本，通不过二百余种，必尽求之，会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择吾所爱好者临之，厌则去之。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冶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中国书法之金石、书卷两大类，金石之极致在先秦两汉，而非北魏，书卷之极致在晋唐亦非北魏。即以碑刻书法而论，汉隶诸经典，其浑茫气概，精严笔致，于艺术格调之高华古奥，亦远胜于南北朝诸碑。北魏者动乱时代一过渡之期也，藐视其文化，无视动乱间亦有零星建设固非宜，片面夸大则更为乖谬。金石书法之发展，最终入于装饰性质，盖其虽为书，离先民造字未远，图绘之迹犹存，此尚与世界其他民族之文字发展之初类同。此装饰性质之发展，非无美学存焉，工艺美术亦有允称大师者。然中华文字之最终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而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则必当在书卷之艺术形成后。在实用间自然发展趋于抽象又立则树楷。衡论中国书史，篆籀、分隶及工楷，均在金石工艺中可揣端倪，惟草行书则为书卷之极则，其艺术内涵、个性价值、变化规律皆非金石工艺之属可比。此乃中国书法艺术之基本线索，非任何局部之发现与张扬可为改变也。

南海之谈碑，亦若叶昌炽所讥，谓刻石即碑，不问其内容所来自，故渠将王献之书《保母志》亦标碑列。二王書迹倘入碑学，则碑自无存焉。安吴之崇尚，犹在怀宁通汉隶秦篆，尚非以南北朝碑版为圭臬，亦未以所得之难易定艺品之高低。若以风格权衡，《曹全碑》之书风娟秀雅逸，纯乎可为所谓南派，相类者更若孔庙三碑《礼器》、《史晨》、《乙瑛》，皆宗雅秀而非旷悍，岂不摒除碑派门墙？以此推彀，自阮元至于康有为，虽极力划分书法之风格流派，因游离书法艺术之涵茫内涵，终不免自见凿枘。以碑帖强分书法风格，莫若具体而微观其互相渗透影响，若《刁遵墓誌铭》为北魏熙平二年（517）刻，清雍正间（1723——1735）在河北南皮县出土。杨震方先生云：“六朝墓志以峻劲胜，此誌有六朝之韵度而无其习气。转折回环居然两晋风流，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上海古迹出版社《碑帖叙录》1982年第一版第6页）。现世陆续出土之碑版，依然可为说明，若1959年在苏州虎丘出土之《元师孟墓誌》，为元大德八年（1304年）所刻。杨震方先生谓其“书法秀丽，似学赵孟頫一派”。此《元师孟墓誌》总不能谓其为帖，但其书法风格直接赵孟頫，又焉可遽指为碑？可见寻绎书法艺术之风格内美，还须观察透辟，具体而微。倘以唐人书有北朝气，遽断为唐书法北朝，不亦陋乎；南北朝书风佳者方得谓两晋流风，不亦宜乎。虽然，吾不欲强晋以伐魏，只须分判吾华书法之金石、书卷两造，具体寻觅其美学风格之幽微，则不致迷离张皇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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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六）
李廷华

“体变第四”辨析

南海云：“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

钱玄同极推崇康有为，为其重印《新学伪经考》所写长篇序言《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亦指出：“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为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又云：“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他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返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古迹出版社《新学伪经考》1956年版第448——450页）。钱玄同比较王国维与康有为为学之不同，对于刘歆之伪造“古文”，王国维即以尊彝文字驳论刘歆，而康有为遽指尊彝亦为伪造，自失利器，致其学难以自圆。

南海云：“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南海本为一文章家，骈散文均堪作手，于文学流变之知解强于书法。先秦之文，乃散文，亦谓古文，至汉兴而出骈文，变古简为繁奥，此文学状态演变之必然也，亦若诗自三百篇之简约渐渐变衍至成大调长歌。书法之至篆变隶，由隶至草、楷，本进化之道。然每一进化必失却古意若许，后世之变化发展，亦多以复古而出新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即一反两汉六朝以降因骈丽而至浮靡之文风，欲从先秦散文之古简而正士夫学子之风气。赵之昂处两宋尚意书风盛行之后，亦以笔法之渐懈而张复古之帜。此文学与书法以复古为创新之显例也。韩昌黎、赵湖州之为文艺，均以终身功课体验以之，且均以内容细节之充盈丰富而臻于成功，绝无前踬后颠之状，故其所得亦显然。南海欲承前修而不能详辨底细，遽张亮帜而终于漫卷声容，故其登高一唱之勇气可表，未入肯綮之弊亦不可不了然焉。

南海云：“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此说不诬。两汉之于中华，非惟书法，即政治、法律、思想、学术诸端，均具创型立楷之功。书体之备，亦皋牢百代。若云书法之金石气，盖在秦篆汉隶之中，而书卷气则尚待王羲之之出也。南海继云：“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所谓唐人尊二王，碑学家每有不怿，南海此说尚未入其彀，然南海之所云，亦多有悖于书法真实，若杨凝式神仙起居之属，开董其昌之潇散爽朗，岂堪以肥厚论。宋四家亦自有其非凡之造诣。后人论文，每有“不读秦汉以下”之说，今之学者，敢云苏东坡可以不读乎？　

南海亦见出书法流转间一现象，云：“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满族为金朝后裔，学赵学蕫，而究于苏东坡，非病也。倘以书法论，清代喜书者固以皇室风靡而兴董、赵，直至郑孝胥步趋东坡，然苏庵之世，在南海风靡之余，实乃别出心裁之为，南海之指斥，乃针对翁方纲，盖宛平之崇奉东坡，乃自东坡仙游以后之最虔诚恪守者，渠多年于东坡之寿丧之日礼服膜拜，人或谓之迂，然千载以下，口沫东坡者，何如翁氏之有终始。清室之汉化，而能服膺东坡者流，岂非斯文善举。《石语》亦有金人喜苏东坡书法文章之说。新出版之《中国书法全集•宋辽金卷》收录有赵秉文《追和坡仙赤壁词韵》、蔡松年等《跋苏轼书太白游仙诗》；除此等墨本之外，犹有教亨之《苏轼观音像赞》碑刻，可见苏东坡之诗文书法被金人慕爱之深。

清代康熙、乾隆以雄强之主，专喜董其昌、赵孟頫之书法，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倡扬大异径庭，其中之文化心理原因亦当探析。中原南国之士大夫，熏染浸淫于帖札书翰，日久因循，难有突变蜕化；北朝骑射勇武之裔，攻城掠地席卷风摧，入主中原则思典雅斯文，此乃中国历史朝代兴替屡见不鲜之状，非仅若南海之所云金、清两代。清本为金之灭国重复，元代之武力威赫，何逊金、清，然其皇室视赵子昂若天人，以致一不足百年之王朝，有赵体书法跨宋而续唐，传明而流清，成百代之风会，真书史之奇观。此外，即李唐盛朝，书风法步东晋，文皇死生皈依山阴，然李氏亦具西域血脉，起家战阵，此亦有与蒙古、女真民族之雄强相类处，故可云：雄强有健力者于功业成立之后思典丽文雅，秀弱悠然之得传统者蹒跚难进之间羡慕武勇雄强。此中国书法史之例证实人类心理发展间之自然现象，或可以钱锺书小说《围城》之隐喻为说，即城中之人思出去，城外之人想入来也。当此局囿，倘综汇往史，澹定文心，又岂可以时风之变幻为步趋？即以书法源流而论，又岂可舍弃千载论定之经典遽以突发乍显之新奇为鹜焉。南海即以追鹜为尚，即谓元、明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

此处可见康南海之于书学，固渊源于包安吴，然其心性识见，颇有高于安吴处，即若对王铎书法之品鉴，安吴尝以为邓石如草书远高于王觉斯，即眼谩心迷之说也。南海即未以为然，乃视王觉斯高于董其昌，固亦因二子虽均取法二王，然孟津之气格，实多壮阔雄强，华亭之风华，每在优雅雍容，倘分美学脉络，则孟津在碑，而华亭在帖也。学书者自可取精撷华，雅不必强为轩轾焉。南海即以成见示人课徒，则一任偏颇驰骋，其谓香光仅在四家中，是欲共香光与四家皆于帖学衰飒中尽扬弃耳。香光距今又五百年矣，其法乳流布，见者自明。

蕫固未足开拓疆域，于米、赵之后，亦独擅渊雅，自见高华。南海谓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乃其自具其病耳，与香光何涉。然后世颇有迷信南海者，不观香光之内美，真自误焉。清人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最堪称道者为其善于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若论雄强气势，开张魄力，康熙、乾隆允为千秋君王辈中豪杰，然渠等于弓马事业之间，竟知晓以赵孟頫、董其昌之书法上续于王羲之之法乳，其艺术眼光岂堪小视。 康氏之倡扬北碑，表面张致雄强，实未了艺术文化与人情修养之复杂关系。此不可不于清代书法文化发展之幽微间予以辩白焉。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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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七）

李廷华

“分变第五”辨析

    南海云：“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这应该是语音文字发展历史之基本规律与常识。中国书法文字篆、隶之变即在此规律之中，隶、楷之变亦在此规律中。南海又云：“《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宫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尔。创名而抑扬之，实自刘歆始。”南海此说，亦与其在《新学伪经考》中之全称否定判断类同，为否定刘歆，则刘歆之一切皆为伪造，趋同古文经学之班固《汉书》、许慎《说文解字》皆为刘歆伪造之作品，此真强六经以注我也。某种字体之发生，固然不可能为某一个人之独造，然以某一代表人物而标志之亦为正常。刘歆谓隶书为程邈所作，固然可疑，然秦篆为李斯所创，则南海亦认同，盖是时无今古文之辩也。南海谓“隶书”之得名，乃刘歆为贬抑今学而措施，则又太想当然，如同其为否定河间王之献书，即连“实事求是”此一评价亦遽断为古文家作伪而追加。此种绝对化的论断心理使得南海眼中一时芥可容舟，一时虚空无物，或将并非经典者抬高以自诩创见，或将千载有公论之名作视为虚幻。此种心理传诸后世，乃造成对书法经典若王羲之《兰亭序》的怀疑及否定，虽南海不及见，然肇端者非李文田一人也。

南海考论“分书”之变谓：“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允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书体由篆变隶变楷，可谓时间变衍。由地域距离而至语音之变化，则可谓空间变衍。若我国湖北北部之语音，即近河南，而东部语音近江西、安徽，西部近四川，南部则近湖南。语音之空间变衍较文字之时间变衍更具自然属性而较少社会属性，若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规定文字，并未规定语音。故言文字、书体与语音、语言之变化规律，知其同还当知其异，入于幽微方不致迷离支绌。某二十年前拜访王朝闻先生，曾以此话题请教议论（《中国书法》1996年2期《于随便处见深心——王朝闻先生谈书法》），可为参考。

南海之考辨书体源流，本为其尊碑张本，渠谓：“东汉隶书若《高君阙》、《高颐碑》、《张迁表颂》、《杨震碑》已具楷意，与颜真卿、褚遂良书法略似。”后世推崇南海者，每以楷书是否带隶意而评骘高下，倘综观书史，此实非判艺之圭臬也。沈曾植跋《张猛龙碑》云：“此碑风力危峭，奄有钟梁胜景，而终幅不杂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书法艺术，乃以字体之书写结构为基本因素，融汇多种文化意蕴而构成。篆、隶、楷三种基本字体在渐进变化发展中亦每有融汇。以较新出之字体掺杂较古旧之字体，既可谓其掺杂间领会古意，亦可视为此字体尚不成熟，亦若新文学之白话文代替旧文学之文言文之后，有作者以“半文半白”为文，亦略具古意，然作品之价值高低，初非以是否文体掺杂为判断。尊碑各家，于《张猛龙碑》之艺术价值均无异词，沈曾植跋语谓其无一分意，即在分判其与隶书之区别，谓此碑为完全独立之楷书。在同一跋语中，沈氏又云：“书人名氏虽湮，度其下笔之时，固自有斟酌古今意度。此直当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拟之分家，则中郎《石经》已。”又若居北碑榜首之郑道昭诸碑，其结字尚多汉隶之意，且具行书之畅爽，即沈氏所谓“纵意书写者”也。东晋南渡之后，北方文籍荒芜，逾百年后始有北魏孝文帝崇尚文略。此时南北交通未畅，书法传续远落后于南方，其接续汉隶，乃社会条件所限制，实为社会文化之返古现象，不能谓为进步，但书体之隶楷相杂，自见古意斑斓，又成艺术风格。北魏时人作书铭碑，拘囿于环境，缺乏各种书体之艺术比较，于书法中得古意氤氲，与现代人于诸体齐备中着意追求，为另一意也。南海云：“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 历史发展中的一般现象和特殊现象互相渗透融汇，往往造成后人分辨之困难。即以书法而论，亦不乏较前时代之作品流传确凿而较后时代之作品反致沦湮之个案。南海云：“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谓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即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此一大段引述兼议论，归根结底，是欲废除前代篆、隶、楷之名，统以八分为论。其实，刘熙哉所论云：“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统观之岂为南海之意。南海以清晰而入朦胧，非论书也，直欲以刘歆之古文经学等同书体篆、隶、楷演替之序，其不谬哉。

南海阐其“体变”时即云：“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以八分为书体源流衍变之说，否决篆隶之名，似得其理，但若加以草行，则又自谬也。于此对照，即见南海论书乃以偏盖全，支绌勉强。若衡诸书史，各时代均有其特色，非必以暗接前代之幽微为光耀。无论汉、晋、唐、宋之辉煌，即明代书法，虽近末世，亦名家辈出，至董香光、王觉斯与沈、文、祝、唐诸家，兼徐、傅、黄、倪诸贤，皆可超迈元代而接续两宋，即若南海所谓“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耳，至有清三百年，可有一人堪与诸子比肩？南海又以晋唐为书法之古学，堪附会刘歆，以北碑汉篆为今学，为己张本。其北碑，即魏碑也；汉篆，则混淆汉隶为篆，实汉岂有篆，含混勉强间，即欲以邓完白、张廉卿二子所代表之“今学”与晋唐分庭抗礼且欲超而出之，其陋其悖，不亦显乎。篆隶之名，乃历史流衍所致，非一人数人之定，南海遽以伪为篆隶之名，统以“八分”概括之，似扫百世前修之定论，立千古书体之新说，此乃与其《新学伪经考》相呼应，欲以今之“素王”独步当世焉。然经学今古文之辩，自汉后未绝，尚有诸多学术内涵在，而遽以伪字谓篆隶，则益见其鼓努灭裂之状。钱玄同在评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时，即指出南海非文字学家，议论书体源流之变未入肯綮。倘衡诸《广艺舟双楫》，其荒悖则更有甚于《新学伪经考》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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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八）
李廷华

“说分第六”辨析

石鼓文乃历代篆书之首，后世习篆者莫不楷之模之。南海于“说分第六”先为标榜，随即以唐代篆书家李阳冰为对照云：“体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谦讣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如此两相比较，即置李阳冰于箭簇之下矣。南海又谓：“见闻濡染，莫非奇古。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在此反复议论中，南海已频繁偷换概念。其在前篇论“分变”时，已将隶书与篆书笼统言之，均谓之“八分”，至此，则先将石鼓文及李斯篆书之“茂密雄厚”与李阳冰篆书所表现之“瘦劲怯薄”比较，更以李阳冰之篆书与汉代尚留篆意之多种隶书比较，唐代之篆书则沦于不堪之甚也。南海此种论列方法，既于不同风格之作品间强判高下，亦在不同体裁之作品间遽论短长，于一己之谋故谓奏效，于后学之惑愈加混沌焉。以风格论，李阳冰之“瘦劲”，本盛唐时期渐趋普遍之文艺风格，杜甫论书亦有句“书贵瘦硬始通神”，非独李氏之篆书，怀素、贺知章之草书，均显此风貌。南海尊碑，即成卑唐，非惟于楷书入碑最为显著之欧、褚、颜、柳诸大家故作不见，即于唐代之篆书隶书亦不甘正视，其以李阳冰为箭靶，其意又非在阳冰，盖其以清代之篆隶直接秦汉，俯视唐宋元明诸朝之书亦明矣。叶昌炽言及唐代隶书，即不同于南海之偏颇，其云：“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国初欧虞褚薛诸家惟信本兼工此体，……明皇酷嗜八分，海内书家，翕然化之。‘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杜子美所称也。……有唐三百年分书之冠，余得两碑焉：一为成都《王袭纲铁幢》（无书人），一为崔逸《鬰林观东岩壁记》，格高气古，足以陵铄诸家，而其名不古，此可为古人扼腕叹息也”（《语石》卷七）。叶氏又云：“书学至唐极盛，工书而湮没不称者，尚不知凡几，况煊赫到今，其必无滥竽可知也”。叶氏于唐代隶书之发现亦颇不同前人，然并不以己之见，即欲唐突前史。南海则又以书法连类至于韩愈之古文，王阳明之心学，皆谓“不过尔尔”，乃康氏以经学自脐于孔子，于书学则以尊碑而直接秦汉，渠之意态固横扫千古，惜学行难符，素王之诩终遗嘲笑，即论书更每落一偏矣。且看其论邓石如云：“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衡观篆书发展之变化，先民开创，工具未备，取刀援石，随类赋形，至笔墨完备，则以饱满完整为求，及于后世，又有追慕先民之拙趣为意者，此种循环往复，每见于各类文艺品种之中，非惟书学一道。邓石如之篆隶，于清代书学萎靡之期确有振拔之象，然若南海之推许“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则过矣。南海之论书，每出此类大言，拟渲染之，即天光云影齐来手中；拟贬抑之，则巍峨庄严亦同泥炭。两造漫漶，亦每致己意之混淆。南海为渲染邓氏为篆书之广大教化主，所谓“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此又放言无思之至也，倘篆书如此易学，又何必以隶书取代？既如此普及，又岂堪千载间茫然难求之叹？中国书法艺术之发展，每一步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实用性与艺术性、普及性之结合，为其关节所系。篆书本上古遗范，其为后世之隶、草、楷诸体替代，盖因其书写辨识之繁难。若南海之大言，普天下无不能书篆者，其揄扬邓完白之际，反落侮慢焉。南海文中，若是类倒置干戈者固不鲜耳！

南海又云“吾见先师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讳完者手书篆隶，结体取态，直与完白无二，始叹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视世风所尚耳。”南海纵笔肆意，又云“明代亦有善篆之隐者，技不下于完白，惟无名耳。”班固致其弟班超书有云：“艺自己出，名由人成”，此乃历代艺术家文人墨客命运所证实。然汉、唐之后，篆书之逐渐稀微，乃书体变换之大势所趋，非书家个人命运彰显与否所致。清代之社会生活较前代更趋市民化，娱乐诸什均较前代发展，书法功能之实用性达于极致亦渐趋衰飒，而其非实用性作用亦渐明显，篆书当此际而彰显，亦为书法艺术本体渐得发扬之现象。从阮元到包世臣及于康有为，均处于中国书法艺术本位逐渐揭橥之过程中，此揭橥过程既有最初发现之兴奋，亦经历逐渐澹定之反拨；既出现以片面、表面现象淹盖真实历史之喧嚣，亦必归结于对历史真实之细致梳理。与阮元、包世臣不同处，康有为之论书，必欲作横空出世之说，遂割裂历史以就己，其以八分书论篆隶融汇，亦以为可就此而创造新书体，则显然偏离了对书法艺术风格之研判。南海以其巨大声名，影响时流，甚至使追慕者如宗教信徒般狂热。在此潮流中，南海亦明知书法艺术之造诣完成毕竟需要个人天赋和长久研习，尽管其一时间可云“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同时又叹惋：“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陈潮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此种种为南海不堪之书法现象，其实正是历代书坛常态，并非如南海前所谓某人一出，则时代书风必然改观。南海即不懌于时人之书，遂以素王之百能自明云：“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至桓、灵已后，变古已甚，滋味殊薄。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以隶书发展衍变申己非唐之由，亦非的论。盖隶书之出，必留篆意，亦若楷书之立，必沾隶风。此书体衍变之必然，亦其他文艺品种发展之规律，若初唐之诗，尚带齐梁之体，至盛唐李杜建极，则纯然唐风，学诗者未见有菲薄盛唐渐离齐梁者。沈曾植谓张猛龙碑“终幅不杂一分笔”，即不以楷书是否沾溉隶意为高下。书法之于一体中容纳多体，固不可厚非，然论楷书而非唐，亦若论律诗而非杜，又岂堪信耶。南海之张致，每堕斯途，又可见焉。而不能入于细微，寻扯则标榜己能，诚南海屡见不鲜之伎俩。非仅如此，于前代早经定型之书体，南海犹欲再出心裁，其云：“钟鼎为伪文，然刘歆所采甚古。考古则当辨之，学书不妨采之。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右军之书，本自篆隶、章草中来，其变法为新体，新即新在脱离古法而自创新格，初非以存留前代书体为尚也，此亦与沈东海辨析张猛龙之意同。南海欲以诸体融杂开创一代书风，真若睥睨千古。比较政治、经学诸大端，书法在南海眼中显然为易行之事。南海之书，亦确具喷薄不拘之态，故其笔墨所出，数十年间亦风靡书坛，然尘埃澹定之后，其书之鼓努为力，圭角贲张，结构松懈，笔法粗率，则显然易见。数十年间，南海书法之气势固未衰减，然其法度技艺，实亦未增加，盖因南海于兹道，本非悉心沉潜之辈也。南海张帜书坛，自命为广大教化主，应者如云，亦似教徒之膜拜顶礼。钱锺书先生曾言及某种宗教现象云：“教宗无是非邪正，而信徒有真假诚伪；信徒能不惜以身殉教，足以明其心志之真诚，顾教宗有徒众甘为之死，却未堪证其道理之必是必正尔”（《管锥编》中华书局版1542页）。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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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九）
李廷华

“本汉第七”辨析

南海于前章已论及汉代八分上承秦先古篆，下启魏晋楷书，此章更详叙汉代八分之妙。南海云：“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二王书法接续前代，处于历史发展线段之中，本无需缕述；从二王书法中寻觅前代书法踪迹，亦隐约可得。然此种寻觅，若仅仅依赖历史线段之必然指向而截取之，则太过简单，须进入二王书法具体作品之解析欣赏，方可得其真实意蕴。而此解析，于历代书法学术为千年话题，且未得确解。即以二王父子而论，其中差别既有各人意趣笔法之不同，亦各来自对前代书法继承之不同路径，故父子书风在发展中又自具幽微。从书法本体出发，非从“笔法”探索则难入底里。萧梁时期对小王之推崇，归结之可谓子敬风流多具散隶之佻达，至李唐当朝，独尊大王，归结之亦可谓逸少遒媚颇得篆籀之敛劲。倘率然言之，谓二王书皆得于汉、魏，则皮相未及肌理，遑论骨髓精神？南海所谓“二王不可及”，实非其心语，倘真心仪二王，亦不致出此尊碑之论。南海之所见二王，亦不出坊间流传之《兰亭序》、《十七帖》、《阁帖》诸什。南海以降，书坛于二王之书法渐不论其艺术高低而径直辩难其真伪，复以其真伪重衡其高低。至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辩”，则学界主流话语判定《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作，倘此臆断为定论，则康南海所云“二王之不可及”岂非镜花水月？岂南海所谓之二王取法汉魏，体质古朴，意态奇变等赞语皆悉空穴来风，茫无边际？故观察康有为以来书坛发展变化之踪迹脉络，当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及书法发展之历史现象中辨析。南海之“本汉”，端的在何？其以二王开场，继而言之：“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数语家门自道，乃以“魏、齐抗旌晋、宋”也。魏、齐者，东晋南渡后之北国也；晋、宋者，南渡后传续中原文脉之江左江右也。观南海之书，将其与阮元、沈曾植等同为尊碑亦于帖扎中多得濡沫者比较，阮、沈终身寝馈学术书法，无论取帖取碑，均汲取营养以益书法之丰富成熟，于反复之中亦多澹定扬弃。故沈曾植论北碑，虽亦多尊崇，终不忘阐明其所来自云：“北周碑刻，较齐为少，书法亦不及齐，蜀石尤疏理，不足传笔势。此刻虽精拓，未能满观者意也。当时惟山东风习与江左相通，秦蜀士流，都成伧鄙。于书于人，并可验知”（（《海日楼丛札•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374页）。显然与南海之尊碑仰北不顾其余异趣。

从书法史的正常延续流衍观察，汉、魏（三国）至晋，隶书渐变为草、楷，行书居两者之间。八王之乱致中原板荡，腥膻盈野，文籍无存。东晋南渡立国，王导将锺繇《宣示表》衣带过江，成为华夏墨翰书法之硕果仅存。王羲之以毕生精勤，取前代精华而自创新体。宋、齐以后，梁、陈之间，南北交通渐繁，北朝文气渐恢，北朝书法多得益于南朝，本为显然之理。此中国文化发展之一段清晰流脉岂堪漫漶。于此流脉中权衡，若谓二王书法得汉碑八分之气韵则可，倘谓王羲之书法必取资南海之所谓汉魏，则似是而非也。先秦篆籀之中锋用笔岂非王羲之书法之根本？然此中锋亦已不同前修，“倾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王羲之直接取法乃张伯英、锺元常，此为逸少家门自道，此汉魏则非南海所云之汉魏也。倘混淆此中国书法历史中之一大纽结变化脉络，则书史任人涂抹矣。王羲之与前代书家之最大不同，盖在于所处之时代，纸张得普遍使用，笔墨研习成寻常物事。前代之书法，或书于龟甲、或书于摩崖、或书于绸缎、或书于竹简，悉难抵纸张之利于笔墨性质之发挥也。王羲之一次赠送谢安二十万枚笺纸，或非确数，然士大夫倾注精力于笔墨，非前代可比明矣。东晋之后南朝文人书法大兴，直启唐、宋，至大家迭出，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之高峰。此千载公论，植基于现实，又岂堪别出心裁之南海辈可遽然改变。故南海之谈二王，不入二王根底，惟以似是而非之“二王取资汉魏”为其非唐亦终非晋张本也。

南海引述大量汉碑名作，以作二王书法之先驱。读者亦不妨随南海对汉碑经典作一浏览。南海云“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此谓汉隶而有草意，亦其发展中之正常现象，且此种草意先于章草之前，至章草之出，遽称草书，则不谓隶草也。南海又列举汉碑诸作，或有署名而名不显，或无署名，其云：“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南海又以杨凝式与颜真卿为楷式，以证其说云：“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又云：“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谓颜真卿、杨凝式之书法乃以分书作草，亦如以王羲之书风为八分书风，以其一点沾溉而强为全面笼罩也。杨凝式一世癫狂，较醉僧怀素犹甚，其代表作《神仙起居法》论草法精熟尚不能并驷醉僧，然其萧散意态则启迪后世之董其昌。此正二王书风之神髓所在也。故黄庭坚有云：“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人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又云，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禇薛米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後知徐沈有尘埃气。又云，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身处碑学氛围之中的李瑞清亦云：“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韭花帖笔笔敛锋入纸，兰亭法也，思翁以景度津逮平原，化其顿挫之迹，然终身不出范围。”

南海在推崇汉代八分之时，往往将后世所有佳妙之书均推彀入八分藩篱，然其于八分之学，亦未必真为赏音。其云“《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华山碑》为汉隶经典，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华山碑》书风朴茂古拙，圆转流动，为历代书家推重。清代朱彝尊评此碑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刘熙载亦谓：“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朱彝尊、刘熙载均饱学深思之士，于《华山碑》之推崇皆见学理，南海于汉分似有深戚，然于有公论之名碑，则唐突如此，其尊碑之意本非在书法，则明焉。南海之处身立世，处处拟自张帜而不与人同，其云：“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于学术艺文中立宗派，树藩篱，即不免牵强附会，阮元划分“北碑南帖”已启此端，包世臣欲成此学，亦不免故辙，以南海之机敏，岂堪堕此辙中？然南海继阮、包之学，必欲再为广大教化，则必发凡称奇，以别于前修也。其又云：“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风气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从崇奉汉分遽转而播扬六朝造像，非南海论学之支离也，实其归纳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诸大家皆入汉分之篱，自恐牵强，遂以未见经传著录之什而遮掩“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开创之意显然。南海之所谓，堪称民间书法，平心论之，载籍虽繁，亦不免遗漏，况散落四野、长埋壤穴之碑版，其中有妙书佳刻，自当为发撷研寻，然此种功夫亦当实事求是，倘以此遮盖前修，颠覆往史，不亦大谬。南海每诩创见必以非议前贤为能，于兹可见显然焉。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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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楫》辨析（十）
李廷华

“传卫第八”辨析

南海既以本汉为尊碑非帖之端绪，遂顺流而下，将魏晋之交书体变衍之脉络，尽收束于碑体之下。 南海云：“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阮元《南北书派论》开篇即云：“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阮元以书家地域划分南北，太过简单，亦难以此阐述书史，遂以锺元常卫瓘兼南北两派而摸棱之。以卫氏当时，与之抗衡者惟锺氏，王羲之尚未出世也。如此划分，则又遗后世强为碑帖两造者之麻烦，故南海已对阮氏此说不满。南海“传卫”即先将卫、锺两氏分立为北南两派，此既不同于阮氏之模棱，更大便于将后世书法之美，尽归于北派也。阮氏康氏之学，谓其于分辨书法风格美学有倡言之功，然其强分宗派硬划风格之鲁莽亦在此也。阮氏划分南北，尚欲取撷其各自优长，故其论及北派之书，亦不讳言其“拘谨拙陋”。南海欲横扫帖札，则于南北书派宗主之名，亦必重为布置，非如此则依然难奏其树立之功焉。其云：“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锺、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臮《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南海所不满者，盖古人论书，不强分南北，虽以涵茫为观照，未必得其幽微，然亦避强求之拘执。

北宋欧阳修考论碑帖，于两造之书法风格有所发撷，为后世尊碑之说张本，南海亦得其援奥云：“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欧公之谓，不以文辞之深浅论书法之高下，其于未见经传之书法亦多留心，此为史家具眼也。然欧公云南朝书，所谓“以纤劲清媚为佳”，清媚亦未离纤劲，即“遒媚”之谓也，纸本翰墨之优长，端在此间。欧公集古，撷取碑版，以广艺文学术，岂有非帖之意？其所作书翰，又岂非帖耶？南海云“传卫”，其术亦同前论之“本汉”，即将后世书法妙造悉数归于卫氏、北碑影响之下，其云：“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南海尊卫氏笼统南北，卫氏固未必能当，又以王羲之乃卫夫人流脉，便纳王羲之为北派门下，斯可笑也。书法之美艺，本在涵茫之中，以碑帖之判强分南北，已为胶执，至南海之挪移尊座，乱敲木鱼，以呈教化，则入荒谬也。后世尊南海者每惑其声名而忘怀书法艺术之美学素质乃存在于具体作品之中，非某种概念可强为规擘。即以汉隶八分为说，倘以碑帖划分，纯为碑学范围，然汉隶名碑之中亦各有美学风格之判然，其中若《曹全》等多秀媚韵雅，岂可为北碑意态？以此反瞰南海至于包氏阮氏之说，乃步步趋于极端，终至于强分宗派而泯灭感官觉悟。故论书切不可拘执于碑帖之囿，而必达于美感美学之解为宜也。

南海“传卫”一章，闪转腾挪，即欲以王羲之书风亦自北来为说。王羲之续承锺氏，而二王书又涵盖盛唐一代，流风远绍宋元明，倘不破此旧范成说，则尊碑之说何以成立？其实，王羲之从王导得锺氏《宣示表》，与从卫夫人学书，均为其“变法”之前奏，卫氏之书，传流惟以章草，正为王氏“新体”所代替者。此本中国书法变化发展一大纽结，南海欲改写书史，亦必于此发难也尔。其云“《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陈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南海此说，乃对于书法史一大诘难。唐太宗固以王羲之为崇尚，出于目悦心赏，原非党同私结。李氏本北人，倘北朝书翰有妙诣留存，胡不宣扬反尽为扬弃？况数代积存，岂一意可为消泯者？再者，古人观书，必先详其文意，继则论其书法，北朝之书倘在，其内容亦不必尽违忤新朝新主，太宗又岂有尽数毁灭之理？南海此说，不惟对今人强词夺理，且与古人以无为有，复以有为无也。南海颇忿忿于北朝无书翰之存，然南朝碑版亦不多见，岂出于君王之私邪？有论及此，当注意汉、晋之间，纸张之制造对书法发展所起之关键作用。王羲之以前之书法家，多不具名，因士大夫之个人笔墨习惯尚未形成。将文字刻制留存于碑石器皿，甚至笺牍，均为庄严繁难之事，故名碑之作手虽皆一时之选，其与撰文多非一手，碑版纪事，初未及于艺术欣赏，又以史迹沦湮，致书家名不能尽显。王羲之以后之书家，以便宜可得之纸张书写，随心怡兴，使得书法性质由典重庄严之工艺特色衍变为自由浪漫之艺术特色。且以造纸术之原料技术诸因素考论，南朝之书翰必繁，北朝于此无能为亦明矣。物质条件、社会发展条件、人文构成条件，诸端齐凑，使得中国书法在东晋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涌现出王羲之，亦有其必然也。以后之时代，以后之书法，王羲之成为效法典型亦必然也。康有为所处时代，从其在《新学伪经考》中所宣示，不论于政治、学术或者书法方面都必欲改弦更张，于书法则必然向延续千载之文人帖札开刀。崇碑抑帖，以碑代帖则成为必然途径。但是，在王羲之书法的巨大魅力面前，康有为亦不能轻易否决，遂以王羲之书法中具有的汉隶意味，夸大之，渲染之，甚至干脆就将王羲之书法纳入汉隶北派藩篱之中。南海谓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又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其实，黄庭坚诗歌所谓，与康有为所举之意，本非一事。右军善学古人，更独具创意，其于书法之最大贡献，正是在反复研寻中自立新则，独具面目，所谓字字不同也。以前之篆籀、分隶及章草，其基本特点即字字皆同，自王羲之出，始使一字之重，各见悠宜，一篇之内，极其变化。蔡希综《法书论》具体言之云：“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章草从隶书演变而来，其笔画多留隶意，而“新草”与章草已经别具面目，与隶书更系不同轨范，否则，就没有王羲之书风的确立，也不会有以后唐宋书坛丰富面貌的出现。王羲之与前代之根本不同即在于引领中国书法走上个性化、艺术化之坦途而非囿于格式化、工艺化之窄径。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