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王子庸

                            钱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余杰：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人，不便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不满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点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的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驳。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的特殊"语境"是不可忽视的：
　　
　　　　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哈维尔的这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而我们这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些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奴隶的不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笼统地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抹杀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而且正在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分地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这传统，我们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第二，你在文章中对哈维尔的"灵魂自足"与道德勇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完全认同的；你进而认为哈维尔的选择具有榜样的意义，这在我个人（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我自己）也中可以接受的。但你再进一步，以你所称为的哈维尔这样的"圣人"的选择作为一个道德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作出了"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严历判决，并且声称"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这样，你也指自己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你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这里的逻辑确实十分明快，却是危险的。
　　
　　　　人们首先要问，是不是第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鲁迅曾经说过，"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经查看过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我体会鲁迅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的"硬汉"（也即你说的"圣人"）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硬汉"（"圣人"）。承认这一点，会不会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无是非观呢？不，在"非圣人"的选择中，也还有别的界限，例如，不能主动地"为虎作伥"，充当帮凶，也即你文章中说的"不参与整人、打人"，或者用今天的流行语言，不能触犯法律，侵犯、伤害他人；尽管你对这样的选择很不以为然，但确实是一条"底线"。这至少说明了，并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在道德评价上，不能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的"高线"，而没有大多数人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底线"。我们可以宣传、鼓动、号召人们向"圣人"学习，却不能轻率地宣布，达不到圣人的道德"高线"说是犯罪。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最起码说，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是应该有一种理解，甚至是谅解的。
　　
　　　　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面对今天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限于自责，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可以，就是律已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与"邦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而不是"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着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是会落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伦理"。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忏悔、请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还可以再举一个血的事实：在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美军的战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历的审判，依据就是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要没有死，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文章，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并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以后，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作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维尔，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这个词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一种知识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错，你也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也完全有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存在某种"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不敢苟同。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的表现，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窃"，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你的这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机‘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作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自己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作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不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作"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批判的时候，言词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此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作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好
　　
　　　　                                                 钱理群

王子庸

                      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随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狱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难以置信。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德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导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他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后没有心灵来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于是，我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随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讽；同时，我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
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锲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并且把牢狱之灾当作家常便饭之后，曾经说过：“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这里，哈维尔强调“灵魂自足”，这是人格独立的起点。灵魂比智慧要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因为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可以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当我们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阻碍：在那样的情况，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经说过一段震耳聩聋的话：”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哈维尔也说过相似的话。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成功后，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在就职的演说中，他说：“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我们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与我们有强烈共鸣的“嘲讽”，却不敢像哈维尔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钱钟书和余秋雨给予极高的评价。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余秋雨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和游戏的态度，他们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会人生，行文的调子是偏冷的。他们的文字缺乏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的特质，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让人感叹“怎么会如此想，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却很难让人产生一种“大感动”。读《围城》、读《黄金时代》，都很难让我产生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写看见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几句话－－－－就能够产生的感动。原因显然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的厚重与稀薄。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９０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
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王子庸

真不愧余杰的老师
想起钱老的佛相

任间世

钱理群和余杰，这一对师生，各执了真理的一端---悲悯与愤疾，宽容与尖锐！
我羡慕没有经历过专制年代长期苦难而应有的锐利，我也钦佩饱受过专制苦难的必然的达观。
智慧与心灵同等重要，人可得而兼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