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关于莫言——没有反思精神的作家，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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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言

没有反思精神的作家

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

   按：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至今为止，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此殊荣，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此，面对记者的采访，莫言的回答，多少有点令人失望，有缘于此，笔者结合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就莫言获奖后面对记者的一些问题请益刘正成先生，经录音整发布于此。

侯勇

10.15

侯勇：在莫言获奖的记者招待会中，莫言说，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不为任何党派服务？

刘正成：莫言作为一个中共党员，说出这样的话，是惊人之举，作为一个党员来说，他入党的时候要宣誓：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句话与入党的信仰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侯勇：这句话实际上是记者在问他抄延安文艺座谈话文稿的情况，他说他并不为抄写讲话而后悔，你认为抄座谈会讲话与获奖有什么关系？

刘正成：因为这是一篇政治文献，所以莫言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莫言的回答有一些矛盾和含糊的地方，好像他的内心也并不完全是赞赏这个讲话，一方面提出这篇文献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说，它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关于我们这一代曾经历的文化思想史，我觉得可以学习巴金关于反思的倡导。因为巴金就说了，＂文革＂时，大家追随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历史，我们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反思是不行的，正于此才有他著名的随笔《忏悔录》。我觉得巴金真的是文化人的楷模，虽然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二代，三代的文艺家去认真真学习和继承。远的不说，邓小平四次文代会的讲话，就是对毛泽东延安讲话的修正，我认为与其抄毛的延安讲话，不如抄邓的四次文代会讲话。邓小平四次文代会讲话是对延安讲话的关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关键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建国后这六十多年时间里的实践所证明的，是非常错误的，文艺就不应该是政治的奴仆和传声筒。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可以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本身就是延安讲话的实质与核心，尽管其它还有一些合理枝节问题，但它的主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应该彻底扬弃。莫言看待延安讲话，应该抓住它的核心，而不是抓一些个别的、细枝末节去为它辩解。

侯勇：你的意思是莫言的回答与其行为是自相矛盾的？

刘正成：对，我觉得没有反思精神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每个人都可能犯错，关键在不要掩饰错误，而要反思。他作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中国作家，应该反思延安讲话经过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所修正的这个核心，这才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例如，延安讲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后来这些话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套话，那是把知识分子实施打压于社会底层的借口。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去反思。当然，他在农村，在部队，他不知道这些话对社会触及多少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神经，这种说法我觉得莫言是缺乏历史的高度。当然一个作家要看他的小说写的怎么样，而不是他说的怎么样。莫言的小说写得好，但莫言的这些答记者话，说的很不高明，所以激起大家的批评，是完全是合理。

侯勇：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另一个获奖者的刘晓波，莫言获奖得到体制内的祝贺，刘晓波获奖的时候，却在体制的监狱里，这两种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正成：莫言在高密回答记者问及刘晓波的问题时，说刘晓波有些东西写的还是很不错，至于后来的情况，他还不很清楚，但是他说他希望刘晓波能够及早的、健康的出狱。说这些话，我觉得莫言还是非常有胆识的。刘晓波的行为要分为两部分，他的所言和他的政治行为要分开来看，所以莫言说他出狱后还尽可以搞他的政治学和政治体制研究。诺贝尔奖肯定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今天莫言是一个中共党员，诺贝尔文学奖给他这个奖，证明是公正的，不管你是什么身分，你写出好的东西，他就给你这个奖。中国这个社会，古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压抑，对文学的压制是一种常态。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他所说和他所写出来，是可能不完全统一的，不能说贴了共产党员标签，他就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看。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得到诺贝奖后，他的很多讲话，是有超越性的，在与他没有得到这个奖以前的讲话，是有进步的，我觉得这种进步是与他获得巨大国际声名后所自然具有的一定话语权有关，特别是他敢于公开提到刘晓波的名字，这一点是很有胆识的。

侯勇：有采访问到关于文学生态的问题，莫言提到纯文学的落漠，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套用这句话，你觉得现在的书法生态是繁荣还是落漠？

刘正成：书法生态与文学生态有很多共通性，拿文学来说，它最火的时候，就是样板戏和《金光大道》风光的时候，那反而是反常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是政治，一篇小说全国人民都来看，那是很反常的现象，包括文革以后反思文学，那些东西一篇文学著作很多人来看，我当时在《四川文学》的时候，一本纯文学杂志竟有二十多万订户，这是社会政治的一种扭曲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文学的常态。

书法也是，当书法成为一种变钱的工具，炒作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书法热＂当然不是一种常态了，反而是文学和书法的根本价值在失落。拿书法作为工具，利用身份去骗钱的时候，是艺术本身的一种异化。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表达，诗言志，赋比兴是文学艺术的功能，这是它的表达的意义。曹雪芹《红楼梦》出现的时候，一分钱稿费都没有，而且是手抄本都要隐藏起来，比如苏东坡在＜赤壁赋＞后面写跋文都说轻易不要示人，哪还可能搞得那么火热呢？所以莫言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当一个社会小说都出现一种火热的时候，折射出另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自由发言的急切需求。文学回归他的本位，应该处于它应有的状态，所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每一行都有它的存在理由。当然他得奖了，大家都去买他的书，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前电影、电视，各种时尚媒体兴盛，这样的情况下，哪有时间去看书嘛，甚至买了书都不看，这也是社会价值观的转移所造成的。但是，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它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我看了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梁》，它的其它小说我几乎未看过， 我觉得也应该去看看他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他？总还是应该有些道理。这也是一种思考。

侯勇：我们曾经感觉诺贝尔奖应该是很崇高，很神圣的奖项，而且奖金很高，这次莫言得奖，也有700多万的人民币，但是我们发现，这700多万的奖金，如果要在北京买房的话，要买个120平米的房子或者更大的房子，都还有点困难，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刘正成：中国是个泡沫社会嘛，房地产、股票是泡沫经济嘛，正常情况下，房子怎么会这么贵呢？泡沫社会，所以，以后这个房价肯定要跌下去。

侯勇：也就是他得了这么大个奖金，做了一辈子，还不如一套房子的价值？

刘正成：不过，前几天李开复在新浪微博上为莫言设计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在北京买大房子已毫无问题！哈！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作家，一个研究灵魂的工作者，走在社会前沿的人，他完全不必是一个富豪，这是板凳哲学原理的规定性。如果作家必然成为一个富豪的时候，他的文学就有问题了。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像托尔斯泰一样，既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同情农民的作家，这样具有超越性的人是很罕有的。这不是没有，是很难的。所以看问题，我们对阶级的立场的问题，可以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种话在某种具体个案上是可能的，但不能在任何地方都适合，所有卑贱者都是最聪明的，所以有高贵者都是最愚蠢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阶级学说是应该反思的。

侯勇：最近“你幸福吗”这词，成为热词，莫言的回答是对于幸福，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如何作答，你幸福吗？

刘正成：莫言不坦率嘛，昨天晚上有人发个短信问我，你感觉幸福吗？我说我咋不幸福呢？我今天吃了朋友送来的大闸蟹，味道很好，我觉得很幸福，是不是？幸福就是一种心情。莫言他也不是很庸俗的，从他的回答记者的话来看，他心情是很沉重的，他把事情看得很复杂，这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一个大作家的尴尬。其实，幸福都是相对的，人要活得潇洒点嘛，拿到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幸福的事嘛，又有物质，有很崇高的名誉，用高兴来作一种心理释放嘛。至于高兴的时间有多长，这又是一回事嘛，有些事，高兴过两三天，又不高兴了嘛，也很正常。所以，高兴和不高兴，就应该直接说，要坦率嘛，所以中国的作家，思想家为什么在这个社会是如此扭曲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一个大作家也不能坦率直言一些即时的心理感受呢？这个社会很复杂扭曲嘛，一个知识分子出了名，其言行就有可能动辄得咎，这就是这个社会人的异化的真实写照。

侯勇：你编辑《中国书法全集》几十年，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应该感觉不是那么幸福，但是从一些小事来看，你觉得你又很幸福。

刘正成：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原则，每一个问题，你不能抽象的去对待它。某一件事上，如我最近刚拿了驾照，去开了一圈车，我觉得好幸福啊，我能开车了自由行走了！来看编书，我有时候又火冒三丈，一本书要搞好几年，一套书要搞几十年，把我的青春都销磨掉了！所以幸福有时候要具体化，而不要抽象化。

侯勇：不同的环境，幸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刘正成：我看了莫言这几天的回答，我真是为他担心，就是无官一身轻，他在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说些话，又怕领导批评，又怕老百姓批评，各种各样的批评让他在夹缝中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尤其对幸福观这一点，不能张扬而遭祸。由于自由的缺乏和物欲的泛滥，中国作家、艺术家普遍缺乏思想。契诃夫说过，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除了思想还是思想。这种超越的思想性还是比较缺乏。例如，他觉得他都是很自由的书写，这是局限于他个人，然而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的，有的作家的书就出版不了，有的出版了要被封杀了。所以，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看问题应该多角度，你不能从你的角度觉得你是自由的，所有人的写作都是自由的。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爱绕圈子，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几乎所有作家都不敢触及某种不言而喻的红线。当然，要能够综合和比较全面地评价莫言的思想言论，我们还期待着他在诺奖授奖典礼上的演说词。

侯勇：前几天提到形式传统和文脉传统。

刘正成：书法现在哪还有什么文脉，根本没有感觉，只有人脉、钱脉，商脉，没有文脉。文人的含义在古来和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文人是一个阶层，并不是一个阶级。文人进则可以仕，退则可以安于底层，保持批判思想。苏东坡《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就是批评以法治而不重德行人治的思想，包括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实际上是讽刺汉武帝穷兵黩武和穷奢极逸。为什么中国的文脉是从《离骚》开始的？《离骚》就是屈原对楚王的批评嘛，批评千古以来就是文脉，韩文公的《谏佛骨疏 》，当时唐文宗要把佛教作为国教，他就极力反对，反对将一种消极思想的宗教作为国教。包括王阳明的从思想上的内省，黄道周从政治上批判阉党，给皇帝谏言其实就是一种批评。皇帝听了不舒服就给他们打几十大板，关监狱。明代东林党认为批评皇帝，给皇帝谏言就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为了这个价值观即使牺牲生命也值得的，并引以为骄傲。我觉得这些都是几千年中国文脉之所在。

侯勇：恰好在书法圈，就没有这样的文脉了。

刘正成：我发现网络中的批评，往往不是来自书法圈，书法家大多在思考作品的变现，而不思考它应有的文艺功能。这是一个犬儒时代，书法的表面繁荣和内里衰落，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侯勇：谢谢刘老师！

北居

刘公深刻！
          北居

九斤老太

刘公看问题入木三分

高伟6461

莫言的作品让我们过多地看到中国的愚昧、麻漠、丑陋的一面，一些自然主义的描写让人看着很不通气，外国人喜欢也许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从中国人的落后愚昧中看到自己的优越感。

书法无限

::gif88::gif刘公高论，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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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和刘宾雁
                       张宏良
        莫言得奖了，刘宾雁瞑目了。
      当今中国，恐怕没有人比刘宾雁生前更加希望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化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时，刘宾雁就极其兴奋地宣称，中国人将包揽20世纪末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从那时起，刘宾雁等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上疾速奔跑。
就当时中国文学的强大冲击力来说，刘宾雁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并且就作家个人相比较，刘宾雁比莫言更加有理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从力拔山兮的盖世才华来说，还是从文学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震撼性来说，以及对当时人类心灵的冲击力而言，刘宾雁都远远超过莫言，用时下大学生的时髦话来形容，就是刘宾雁比莫言高出不是一两个档次，特别是刘宾雁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殉道者的悲壮色彩，而莫言身上更多的则是一种刘姥姥的喜剧色彩。
      然而，世事变幻、造化弄人，历史的结局往往与表面逻辑完全相反，最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在西方大道上疾速奔跑的民主斗士刘宾雁，而是在中国黄土地上老老实实刨食吃的共产党员莫言。而把诺贝尔文学奖扣在莫言头上而没有扣在刘宾雁头上的，并非是两位作家自身因素的差别，而是他们人生道路的差别，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历史易位的结果。
     就莫言和刘宾雁的不同人生道路来说，同样不是他们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客观力量推动的结果。莫言能够登顶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老老实实地坐在东方文化的列车里，迷离迷糊地被带到了诺贝尔奖的终点站；刘宾雁才华的枯竭，则是因为离开了生养他身体、思想和才华的地方，完全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了激发不起任何激情的纯粹生物。历史上杀人如麻的曾国藩有一句话说得不错：“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水有多深，波澜有多大，一旦失去德，才华也就随之枯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德才一体、不可分离，知识分子一旦失去家国情怀、天下己任、民本追求，就什么都不复存在。这是德才分离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知识分子很难理解的地方。所谓德才兼备，是西方文化的概念，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德才本身就是一体，不存在是否分离的问题。只是这种德，有时候体现在家国情怀上，有时候体现在个人情操上，有时候体现在爱情亲情上，总之，才只能寄托在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上。而刘宾雁失去的，恰恰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刘宾雁在国内气冲牛斗、才华盖世，而投奔西方国家后，则迅速枯萎，甚至连一个振奋人心的文字都再也写不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刘宾雁由一个具有无比影响力的文学大家，最终变成一个纯粹事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还具有一点儿社会意义，就是被当作损害祖国的政治工具。
虽然刘宾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亡命西方是被逼无奈，并非是主动选择，与投靠西方卖国求荣的那些汉奸文人，具有本质区别。但是，背弃祖国就是背弃祖国，无论有多少理由多少无奈，只要背弃祖国就必然被历史所背弃，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例外的一条铁律。并且，无论你背弃祖国有多少理由，历史统统都不会接受，也不会留下一条抛弃你的理由，因而你也就不会有任何一个辩解机会。当今中国独有的汉奸文化，总是拿什么祖国专制等理由，来为背弃祖国的行为辩护。在此必须指出，虽然官权泛滥是汉奸遍地的客观原因，但却不是汉奸自我辩解的充分理由。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专制时代，他们的悲惨遭遇更是远远超过刘宾雁等民运人士。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他们背弃祖国的理由，甚至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绝不背叛祖国。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就是继承了这种民族之魂。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恰逢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力量被国民党百分之百全部杀光，红军30万被杀得还剩下2万人的最惨烈时期。换在任何一个国家，所剩2万红军都有可能和日本人联合起来为被屠杀的战友报仇，而共产党却以民族大义为重，咽下深仇大恨，接受国民党改编，舍生忘死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感动了中国人民这个伟大上帝，把中国共产党扶上了执政党的位置。相比之下，无论自觉与否，至少在客观上已成为美国肢解中华民族政治工具的刘宾雁等人，自然会失去道义力量，随着道义力量的失去，无论原先多么经天纬地的盖世才华，也都必然会灰飞烟灭。刘宾雁这个天才作家就是这样归于毁灭的。如果刘宾雁能够和莫言一样留在祖国，相信他得到的奖项——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奖项以及这些奖项意味着什么——都将大大超过莫言。
      可惜，刘宾雁走上了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却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幸运。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剥夺国籍，与刘宾雁一样流亡西方，1994年苏联解体后，76岁的索尔仁尼琴重新回到祖国。当他看到毕生追求的美国价值观，不仅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幸福，反倒把原本美丽富饶的祖国推到了毁灭边缘时，老人禁不住放声大哭，由此拒绝了自由主义的叶利钦，转而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普京，并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了俄罗斯在爱国主义道路上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老人最终含笑九泉、灵魂安息，俄罗斯人民也接受了老人。然而，刘宾雁没有这种历史幸运，因为支持（准确地说应该是利用）刘宾雁的国内政治力量，不像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国内政治力量那样干净，而是依靠权钱交换抢劫人民大众并由此与人民大众形成你死我活关系的反动力量，他们依靠共产党发了大财转而又要抢夺共产党的政权，至少在道义上为人民大众所不齿，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抛弃。刘宾雁也就不知不觉地被这种政治力量挟裹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导致了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毁灭。虽然晚年的刘宾雁由于个人天才的缘故，使他看到了人类的出路还是社会主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他所在的大船已经把他载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他再说什么，历史全都听不见了。
其实，不仅是刘宾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是在情感上心灵上背弃这块土地和人民的文人，即使身在中国同样会才华枯竭。巴金等一度辉煌的文学大师最终连个中学生作文都写不出来，就是典型。最初他们和中国人民一起为旧中国的衰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而呐喊奋斗，放射出辉煌的文学光芒，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后来他们脱离了人民，艺术才能随之枯竭，文学之神也就远离而去。据说巴金晚年听到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京剧，就会惊恐地倒地抽风。在如此情感基础上，即使让巴金再退回到青壮年时代，他也只能扛得起木头而扛不起笔杆了。或许会有人说，巴金等人后来写不出大作，是因为中国政治专制，对于此等小儿科的政治说法，根本无需多加反驳，只要看看“专制社会”里莫言的诸多作品和“投奔自由”后刘宾雁的一无所有，特别是再把“投奔自由”前后刘宾雁自己的作品相比较，就会清楚刘宾雁、巴金等人才华枯竭的真正原因了。
      莫言和刘宾雁文学成就上的巨大反差，除了他们各自人生道路不同之外，最根本的因素，在于21世纪东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历史易位。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是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反对封建神学统治和禁欲主义的过程中，同时连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也反掉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用世俗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神学的精神追求，用纵欲主义取代了禁欲主义，用吃饭性交的动物性追求取代了向往真善美的人性追求，佛洛依德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感官文化的典型代表，把人类所有追求统统归结为是性的追求。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感觉到人在吃饭性交之外，应该有着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精神追求，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些追求，便把自由民主等特定时期的政治游戏规则，误以为是人性追求。由于这种误解恰恰符合资本集团的利益，符合资本集团驾驭权力集团和知识集团的统治要求，因而这类人性替代品便被作为人性本身鼓吹起来，资本的要求变成了人性的要求，在利益推动下，西方文化界越来越把资本的本性和动物的本性，概括为是人类的本性。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潮水般涌向西方文化体系和西方价值观，一下子把西方价值观推向极端，把资本本性特别是动物本性，作为划时代的崭新的人性内容，推上了精神祭坛，由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道德崩溃。中国空前的道德崩溃，唤醒了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同样，根源于西方文化的当今美欧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在动物本性和资本本性之外，人类肯定还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这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又是西方文化本身所无法回答的。
      于是，人类便把搜寻的目光由西方文化转向了东方文化，由此踏上了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复乐园”道路。东方文化的家国情怀、天下己任和大同理念，把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完全融合在一起，既包含着生命升华的本质要求，又包含着生命升华的具体途径，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生命类本质的崇高美学追求，使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够在吃饭性交之外，享受到生命真善美的精神满足。所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在东方文化主导下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崛起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贡献。恰逢此时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历史转变的一个侧面反映，只是这个奖项之所以会落到莫言头上，则是由莫言自身的双重性决定的。
      一方面，莫言的作品适应了西方知识界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虽然莫言作品中充斥着肉欲声色、感官刺激，但是毕竟在吃饭性交的动物本性之外，还有着天道人伦的高尚情感和侠义精神，无论《红高粱》中那些男女多么沉湎于肉欲声色，但最终仍然是死在了抗日战场上，超越了动物本性和资本本性的束缚，用这些粗俗百姓的血色人生，诠释了东方文化的人性追求。在此，与其说是作家的莫言满足了西方，倒不如说是农民的莫言满足了西方，虽然西方人在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东方，但是中国老百姓那种“要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文革式诠释，是以绅士自许的西方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中国士大夫那种充满禅境的家国情怀，又是直线思维的西方人所没有能力接受的。莫言的出现，则解决了西方人的这个困惑，莫言以朴实农民特有的朴素方式，讲述了东方文化的人性追求。这是西方人能够接受莫言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莫言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局促不安，又适应了西方人的倨傲心理。虽然目前在人性问题上的误入歧途，让西方人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但是这并没有丝毫改变西方人的倨傲心理，主导世界文化格局五百多年的强大历史优越感，绝不可能在东西方文化转型伊始，就会随之改变。现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危机，使西方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但是在心理习惯上仍然看不起中国人，仍然在中国人面前保持着一种倨傲心理。而又是莫言满足了西方人的这个心理要求。如果说农民的朴实性使莫言满足了西方人对表述方法的要求，那么农民的自卑性又使莫言满足了西方人倨傲心理的要求。一是莫言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把文学牢牢锁定在裤裆里，以此来表示他仍然是西方人性论的学生；二是莫言能够把现代社会的所有罪恶，穿越时空地全都强加在文革头上，比如杜撰出文革期间野蛮的独生子女政策等，以此向西方人表示东方文化仍然具有野蛮性质；三是莫言在西方价值观面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和不明所以的糊涂盲从。得奖后的莫言大家都看到了，无论在任何场合，莫言只要一闻到西方文化的狐臭味，就如同刘姥姥闻到大观园里的脂粉味一样，立刻就会惶恐不安地唯唯诺诺起来，然后就是一通不由自主地胡言乱语。此时此刻的莫言，既不再是作家，也不再是农民，而完全是大观园里那个一心揣摩姑娘心思、竭力要哄姑娘高兴的刘姥姥。很显然，莫言自己并不清楚，把他推到诺贝尔获奖台上的，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列车，而不是西方人性论的航船。
      虽然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性论面前，无所适从的莫言是带有喜剧色彩的刘姥姥，但是莫言毕竟是中国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农民作家，具有农民的朴实、农民的善良、农民的执拗和农民的勇敢，面对所谓突破底线的罪恶指控——右派汉奸舆论认为莫言抄写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不可宽恕的罪恶，莫言没有回避，而是明确坦承，抄写讲话绝不后悔，骂他是共产党员的人恰恰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乱伦的极度悲哀，毛主席是开国领袖，共产党是执政党，可是却把抄写毛主席讲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控为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可见当今中国汉奸舆论和汉奸势力已经猖獗到了何等程度。如同莫言所言，这种指控不是来自于党外和体制外，而是来自于党内和体制内，并且是拥有强大权利的体制内。原因在于，当初邓小平容许一批反毛力量存在，是为了对付所谓极左势力，而不是针对共产党，可是其间却混入了一批不仅仇恨毛泽东，同时也仇恨共产党的人，后来这些人的家族利益又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生了矛盾，于是便把单纯反毛变成了反共反毛，并把反共反毛看作是不可动摇的“道德底线”。这是邓小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后来邓小平坚决撤掉胡耀邦赵紫阳，就是不想让共产党走到今天这种荒谬绝伦的被动地步。
      只是这种被动地步却成就了莫言，莫言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声称绝不后悔抄写共产党领袖的讲话，居然被认为是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种勇敢精神不仅引起了国内人士的由衷钦佩，甚至连大洋彼岸的政治人士都对此表示钦佩和赞赏。你说当今中国荒谬到了什么程度！如此荒谬绝伦的政治现象，若非亲身经历，恐怕绝难相信。然而，这却是当今中国实实在在的现象，是当今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处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复杂环境中，莫言的勇敢能够坚持多久，无人会有更多奢望，即使明天莫言就走上刘宾雁的道路，也没有人会感到吃惊。毕竟，这是一个除了太阳东升西落不能被颠倒之外，一切都能够被彻底颠倒的时代。
而这个能够颠倒一切的荒谬时代，恰恰是刘宾雁那一代右派开启的。虽然刘宾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斗士，但是他所投身的事业却是一个颠倒黑白的罪恶事业。他们所投身的罪恶事业之所以能够结出如今足以亡国灭种的空前恶果，又恰恰是因为最初拥有刘宾雁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政治集团无论多么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要拥有理想主义者，就拥有强大的力量。同样，当一个政治集团不再有理想主义者的存身之地时，这个政治集团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灭亡。刘宾雁是中国右翼政治集团里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随着最后这批理想主义者的失去，中国右翼政治集团的历史丧钟也随之敲响，历史的报应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失去诺贝尔文学奖，是才华和成就远超莫言的刘宾雁的历史报应，那么，失去为所欲为的政治地位和被人民所唾弃所审判，将会是中国右翼政治集团的历史报应。
                                                                                                       201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安虎山

莫言说，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不为任何党派服务。
我觉得这庆说的比较正常，文学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和正义的思想，有才教化的作用，但不一定为政党说话，莫言说这说，我觉得很可爱，是正常人。。。

安虎山

莫言说，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不为任何党派服务。
我觉得这句说的比较正常，文学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和正义的思想，有才教化的作用，但不一定为政党说话，莫言说这些，我觉得很可爱，是正常人。。。

朱中原

莫言和刘宾雁
                       张宏良
        莫言得奖了，刘宾雁瞑目了。
      当今中国 ...
书法无限 发表于 2012-10-19 02:11

典型的左派言论。又将文学与政治扯到了一块儿，而且毫无道理。如果张宏良处在刘宾雁那个境遇，他可能既是最大的投机者，也是最大的卖国者。
刘宾雁是作家和记者，他的主要贡献不是文学，而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严格来说不是文学范畴，而是对当代社会的纪实，故此，报告文学就如深度新闻调查一样，最主要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思想性。刘宾雁的贡献在于他对当前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观照与政治反思；莫言是一个纯粹作家，他的贡献在于他对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及其文学语言的造诣。故此，诺奖自然不可能颁发给刘宾雁。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造诣不是最高的，当然也不是最低的，他和其他当代一流作家差不多能打成平手。应该说，莫言获奖，与其他当代作家获奖没有太大本质区别。但这不能说明诺奖的评审就是有问题的。诺奖的评审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诺奖评委和中国评委最大的不同就是，诺奖评委不会搞腐败。（曾有中国官员欲将马悦然拉下水，但被马悦然断然拒绝，但马悦然还是太温柔了，否则，他应该成为中纪委的座上宾）。还有，诺奖评委看到的是中国作家翻译过去的文字，而不是原生态的文字。翻译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原语言自然被过滤掉了（我的意思是，中国作家那些善于描写性的下流、恶俗语言，这一点中国当代作家与过去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相比，远远落后，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已经枯萎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诺奖评委给投票给莫言也不奇怪。
莫言虽是中共党员，但他在当代作家中还不算是最主流的，至少他有反思和批判意识，这一点，他比其他作家要高尚得多。但是，莫言的文学最终还是不能超越政治。至少与同样获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比，莫言的文学成就还要差一大截。高行健的文学语言及文学造诣，是莫言不能相比的。高行健的一部《灵山》，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灵山》的语言叙事艺术、思想深度、文学手法，可以说是超越性的，灵山写的是人，它的作用是对人的灵魂的作用。

朱中原

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在于，盲目跟风吆喝起哄。莫言没获奖时，很多中国人连莫言是谁根本不知道，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问我，莫言是谁啊？搞得我哭笑不得，很多人知道张艺谋拍过《红高粱》，却不知道莫言，其实，莫言成名比张艺谋似乎还要早；莫言获奖后，很多人才这么关注他，尤其是他老家的人，又把他吹得像神一样，谁要是说莫言的不是，他会立马跟你急，搞得像明星崇拜一样，你要在刘德华的粉丝面前说刘德华的不是，小心那人拿刀削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