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社讯:华侨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全国侨联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名誉主席、国立华侨大学副董事长、汉字书法研究会发起人、香港书谱出版社创办人梁披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正,于澳门与世长辞,终年104岁。
梁披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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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书谱》社社长张培元先生挽联 披荆斩棘,百年两世纪,杖履所至起春风,九州共仰; 云蔚霞蒸,三国六学堂,内外兼修兴法雨,四海同沾!
张培元先生在2009年百家春茗会上
唁 电 《书谱》杂志社社长张培元先生转呈 梁披云先生亲属: 惊悉粱公披云先生仙逝,不胜哀痛之至!请允许我代表国际书法家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梁公披云先生不仅是伟大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活动家,也是中国和国际书法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记录了百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尤其是他的书法活动,见证了书法艺术的衰落和崛起。他秉承了于右任先生的遗志,在“十年文革”这个中国文化的最低潮中,毕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香港创办了《书谱》杂志,编撰了《中国书法大辞典》,只手点燃书法的薪火,将之传遍神州,广被世界,成为当代书法史上无可争议的巨擘和里程碑!在他百岁之际,又遴选了优秀的接斑人,支持并让《书谱》复刊。梁公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和国际书法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们都是梁公书法薪火的接棒手,我们将继承梁公的遗志,学习梁公的精神,缅怀梁公的业绩,为繁荣书法艺术而不懈努力!并祝《书谱》在张培元社长的主持下,沿着梁公光荣的足迹,迈出新的更为宏伟的步伐向前进! 请向梁公披云先生的亲属和弟子致以亲切的慰问! 梁公披云先生千古!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 刘正成 2010年2月1日于北京
刘正成与梁披云访谈(原载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7期) 于右任先生的启发我创办《书谱》 ——梁披云先生畅谈一生与书法结缘 [quote] 《中国书法》编者按 四月末,本刊主编刘正成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参加“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其间,在香港甲子书学会黄博铮、容浩然和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理事长霍志钊等先生陪同下,专程赴澳门拜访了著名书法家、以主编《书谱》与《中国书法大辞典》而闻名于世、现年九十五岁高龄的梁披云先生,并就梁先生的一生及其书法活动与书法观 念进行了访谈,其中并涉及到于右任先生重要史实的披露,现将访谈主要内容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百年风尘 奋斗坎坷 刘正成:两年前我赴港办个展时,即想拜望您老而未成,这次终于成行了。看到先生年届期颐,却颇有鹤发童颜之貌,十分惊讶。我先行代表《中国书法》读者与编辑向您老致意。来之前,苏树辉会长和霍志钊先生有嘱咐,因梁老近期有腿伤,可见面,勿多谈。现在,看见先生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斗胆提议,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向广大读者说点话? 梁披云:欢迎,欢迎! 刘正成:非常感谢!.先生与世纪同岁,历经百年沧桑,我想知道您这一生是怎么奋斗,最后走到澳门定居下来的? 梁披云:(以下谈话有删节)我一九O七年生于福建永春。上海“五卅惨案”后,我受上海学联委派,到福建、广东宣传革命,那是一九二五年。当时我在于右任先生任校长的上海大学读书,邵力子副校长、陈望道教务长,瞿秋白、沈雁冰、俞平伯、郑振铎等均在校任教。我从广州又到了香港、澳门,这是我第一次到澳门。第二年我从上海大学毕业,从上海到了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大学院(研究院)学社会思想史,兼农村经济。原来我在武昌大学学过英文,在上海大学学中文。一九二七年北伐开始,我从日本回国,在泉州搞宣传养成所,配合革命军的北伐。一九二八年,我在泉州接受蔡元培、马叙伦先生建议,创办黎明高级中学,时巴金、张庚、吕骥、丽尼都在该校任教。后来,十九路军到福建,李济深、陈铭枢搞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学生都参加反蒋,学校被封掉。一九三五年,我到了马来西亚,教书,兼主编《益群报》,一九四O年回国参加抗日慰劳。到重庆后,英国不再给我们这些不稳分子的人签证,我便与庄明理等一同留下。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潜回马来西亚。回去才八月,国民党串通大马政府,把我抓进监狱。陈嘉庚先生来营救未成,是等日本兵逼进时,才给放了出来。新加坡伦陷前!我从那里转往印度,又从印度去了缅甸北部。日本人打进仰光,我又从缅甸回到昆明,再返重庆。几经辗转,我回到故乡当选国民参政员,后来转任福建省教育厅长,与冰心等在国民参政会相处很好。解放前夕,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溜到厦门要暗杀我,我因友人通讯息逃到香港。一九六六年印尼排华高潮,廖承志先生让我到了澳门,让我照应印尼华侨,在澳门组织归侨总会,任会长一直留在澳门到今天。近百年历程,真是历尽风尘,几经坎坷,不容易! 于右任引我走入书法之门 刘正成:梁老一生革命,历尽艰险,怎么又与书法结缘的? 梁披云:第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他十六岁考上秀才,一生爱诗、爱书法,我便受到熏陶;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就读上海大学时,受到于右任先生的影响。于先生对学生很好,对我也很好。于先生教我们学书法,要求我们喜欢什么碑帖就去学什么碑帖,要从兴趣爱好出发,不要有框框,不要看别人眼色。我的书法受于先生早期书法影响,重北碑与墓志。那时,我学于先生学得很像,当时,有人要我写冒名题签。 刘正成:我在台湾拜访李普同先生时,李先生告诉我,于先生给人写字从来不要润笔,所以请于先生写字的人很多。于先生曾戏谑说,请我写字是免费给我提供纸张学书,何乐而不为! 梁披云:于先生最随和,一般平民百姓,包括理发匠都可以要到他的字。因此,他的字债堆积如山。他有一个外甥兼秘书叫周伯敏,看到于先生太辛苦,趁于先生不在时,替他写了送人还债。所以有代笔的现象存在。后来,周先生的字也写得很好了,极为像于右任,别人直接向他要代笔字,周先生反而不写了。 于右任先生原本不愿去台湾 刘正成:于先生轻于钱财,看重平民,把平民引为艺术知己,令我尤为感佩。 梁披云:你说得对。于先生虽然做了大官,但是十分清贫。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于先生来到香港,想转道去南洋,就因为腰间没有盘缠,两袖清风,难以举步。我当时向他进言,也可以像他领导靖国军失败后在上海卖字一样,继续奋斗。于先生当时答应了我们帮助他去南洋的计划。这时候,屈武先生来了香港,屈先生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专程来香港劝于先生不要去台湾,与他一同去北京。于先生答应了不去台湾。这时,因解放新疆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需要,屈武先生突然接受命令立即赶赴新疆,于是,于先生就暂留了香港。 刘正成:为什么于先生后来又去了台湾? 梁披云:是的,我突然接到于先生一个电话,告诉我蒋介石到了重庆,他要乘朱家骅由港来往重庆的飞机,面向蒋介石请释杨虎成先生。杨先生是于先生的旧部,当时被关在重庆国民党集中营里。其实在于先生到重庆之前,杨虎成已经被杀害了。于先生痛心不已,准备再坐原飞机返回香港。但是,又晚了,蒋介石命令朱先飞,另派飞机把于先生强行送到了台湾。 刘正成:于先生去了台湾后,你们有过联系吗?于先生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纪念品:如书法作品。或者,于先生告诉过你他被迫去台湾后有些什么想法? 梁披云:很可惜,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于先生了。从民国十三年开始,我就收藏于先生的字,几乎每年都有。出国前,我将这些作品放在家乡永春农村,由母亲代为保管。后被家乡无赖从我母亲那里连骗带偷拿去卖掉了,使我痛心不已。我曾找到此人,提出用钱换回那些字,那人否认有于先生的字,使我无奈。(说着,梁先生起身去书房,找出了一本《于右任诗集》,翻开了那首著名的怀乡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疡! 这就是于先生去台湾后的心情。 受于先生的启发我创办《书谱》 刘正成:梁先生,您为当代书法发展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大陆”文革”期间创办《书谱》杂志,一是八十年代初主编出版《中国书法大辞典》上、下两大册。这是当代书法发展里程碑式的大事。《书谱》虽在香港出版,但很快传进大陆,在七十年代初的”文革”岁月,就像点燃了一把火一样,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了下来,给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点燃了希望之光。我想请教,您老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办《书谱》的? 梁披云:中国书法在新的时代,暂时停下来了。到了文革一段时间,中国仍没有像样的书法活动。相反,日本的书法创作与研究都在发展。他们还搞“创新”.搞了很多“体”,基本不要书法的传统。我认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发扬。当时,国内的条件还不能办什么事。我在东南亚住过很长时间,海外的华人反而很重视书法,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抗战时,于右任先生在重庆就坚持搞现代草书社,领导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搞了《草书月刊》,传播书法,我就想到在香港编《书谱》杂志,促进书法。一九七四年,《书谱》一出,就收到很多来信,反应很积极。上海方面很赞赏,北京、武汉都有来信购买,说明国内的人很爱书法,很重视书法,《书谱》的刊行合乎大家的需要。 刘正成:我作为《书谱》的一个读者,和大家一样,除了认为它在那种时代出版,意义非凡外,还一致认为它的学术性强,特别是对中国古代书法的研究,有一批很有份量的学术文章,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您老又主编出版了《中国书法大辞典》,您能谈谈您在学术方面的设想吗? 梁披云:中国文字肇始于新石器时代,商周甲骨文字与彝器文字均已完美,当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形制,因时代需求,由古籀而篆隶、而草楷行书,随时演进。书法艺术也随汉字的发展不断推进,由致用而竞美,然后与文字分道扬镰,成为一门艺术。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运用科学方法,系统整理书学,从而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术。在《书谱》和《中国书法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许多人都出了力。上海的许宝训,崔尔平、黄简,广州的马国权等先生都参与其事,也包括篆刻艺术在内,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书法应重学术性 刘正成:梁先生,《书谱》在十年前停刊,大家都觉得十分可惜。我们也理解在港、澳这样的商业地区,书法人口也有限,一本纯学术期刊要长期存在下去十分困难。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书谱》停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梁披云:书法艺术是学问,是没有功利性的,如果有的人把书法看成个人的事,我就把它看淡了。书法还是应该重学术。 刘正成:梁先生,听您老一席谈话,你对书法仍然是十分热爱、十分关心的。我们谈话已经不觉一个半小时了,非常感谢您的谈话,我们也想与这个谈话一起发表您的一些近作,可以吗? 梁披云:感愧之至。 (本文根据记录整理并经梁披云先生审定。压题照片为刘正成在梁披云书房中与梁先生交谈。)
2001年5月,梁披云在澳门寓所与刘正成谈书法
我所见识的梁披云先生和《书谱》杂志 其实,在港澳地区、尚有众多文化界耆宿在,其文化多元、正统、自由的生态环境,不仅不能称为“沙漠”,亦可称为明珠。2001年4月我去香港参加了“中国碑帖和书法艺术研讨会”后,曾借道澳门拜见了另一位传奇人物梁披云。 我没有办澳门的签证,但香港甲子书学会会长苏树辉工作在澳门,他是亚洲赌王何鸿燊的执行董事,由他给予安排去了澳门。香港甲子书学会石斋黄博铮、容浩然二位陪同,从湾仔乘过海轮船去了澳门。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事理长霍志钊负责安排并陪同去了梁披云先生家。当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梁披云先生曾以主编《书谱》和《中国书法大辞典》闻名于世。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我曾偶然在大陆上看到一本从香港“偷渡”来的《书谱》杂志,无异于会了一顿精神大餐。后来《书谱》停刊了,但《书谱》在我们这代书法人心中的地位是犹忆犹深的。熊秉明先生也曾给我提起过,他的那本《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也是在《书谱》连载的。那时候,《书谱》当然不仅仅是香港的,它是世界范围内华人心中书法的圣火。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书法学人的案头没有摆放着梁披云主编的一套两大本的《中国书法大辞典》?霍先生说,与梁老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谁知梁老对我这个造访的后生也是一见如故,把原定的半小时见面时间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不是家人的劝阻,我们的话题还要继续下去。那次访谈让我倍加感慨的,还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与于右任的薪传关系。 上世纪二十年初,梁先生就读于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于先生就教他学书法。一提起于右任,老人深切怀念的心情不能自已。他说于先生告诉他喜欢什么碑帖就临什么碑帖,从爱好出发学习。当时,他学于右任学得很像,有人要他代笔题签,他严正拒绝。他说,七十年代初,大陆在搞“文革”,但海外的华人反而珍视书法,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抗战时,于右任也在那个危难时期,领导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搞了《草书月刊》。他现在也可以搞《书法》杂志传播书法。于是,1974年《书谱》诞生于香港。他说他当时就收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大陆各地的积极反响,纷纷来信求购,让他激动不已。谈起这些往事,梁披云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战士”,无比激动和兴奋。在那次,他还透露了埋在他心底多年的关于于右任原本不想去台湾的故事,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代诗人和书圣于右任的那首《望大陆》之挽歌,和我去阳明山谒陵时的那阵大雨。于右任的诗与书是一首真正的现代版《离骚》,梁先生堪称其薪火传人和历史见证。寂静地幽居于澳门—隅的梁披云,值得当代书法史册的记忆——从《书谱》起步的当代书法史的创造者足迹。与梁披云的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7期上。没想到,2008年,梁先生已103岁的高龄要复刊《书谱》,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小同乡、福建张培元。一天,张先生来松竹草堂为《书谱》复刊组稿,我便建改把这篇访谈重新发表,以示对于、梁二先辈的纪念。当然,这篇访谈没有重新发表,但《书谱》毕竟复刊了。梁披云有了传薪者,《书谱》必将在急功近利主流之外另辟蹊径而影响当代书坛。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位港澳书坛人物马国权,他也与《书谱》有关。就是在此的两年前,我曾与梁披云的一个重要合作者马国权也有一个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12期上。《书谱》杂志和《中国书法大辞典》的另一位执行主编马国权,也是书法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坛上遐尔闻名的大人物,我那次在中文大学办展览时,由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书画鉴定家林业强引荐认识了马先生的。马先生是容庚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的研究生,当然也成了容庚先生的薪火传人。1956年张伯驹组建北京中国书法社时,他就作为一个外地会员参加。后来作为书法篆刻家和学者长期活跃在书法界。他曾追随和协助容庚编纂《古玺文编》和《丛帖目》,既立功德,又广见识。使他在古文字领域驰骋多年,颇有建树。我们畅谈很久,末了,与林业强—起在中文大学食堂用餐,延续着我们的谈话。第二年,即千禧年1月某日,我忽然接到马先生一信,他说他在《大公报》上连载的《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拟出单行本,请我作序。他说他读过我在《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略论隶书与当代隶书创作》一文,他很欣赏,所以想到委托我为之作序。他还告诉我在中文大学开设“新文字学”新课和“篆隶草楷书法歌诀研究”新课的情况。我感谢马先生对我的赏识,我即回信称不惴浅陋愿意效劳。千禧年世事匆忙,直到2001年4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碑帖与书法艺术研讨会》时,我仍未完成。那一次,我也见到了前来听会的马先生,我一边道歉,一边表示会尽快写了呈上奉教。也许由于我对单行本何时出版未予认定致使一再延误。直到2002年4月27日,马先生瘁然仙逝于香港,我的序言仍未完成,以致成终生憾事和欠债。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到,气宇轩昂、红光满面且壮硕康健的马国权,竟会在七十初度便倏然而去。我也尚不知道马先生的这单行本出了没有,还出不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补上这个欠债。我看见案头这封马先生的遗书和两篇遗稿,不禁潸然而叹。 摘自刘正成《我与书法二十年79--香港岂敢称沙漠》
梁披云先生和《书谱》 一,梁披云先生是于右任书法的“传薪者”; 二,《书谱》杂态是“文革”时代中国书法的“传薪者”; 三,《书谱》复刊是引导当代书法迈向学术高度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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