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写什么”与“怎么写”同等重要——欧阳江河于明泉墨写新文学书法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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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约稿

“写什么”与“怎么写”同等重要
—欧阳江河于明泉“墨写新文学”书法展有感

刘正成

一百年前，中国新文学运动狂飚突起，为了挽救衰弱贫穷的中国，我们的前辈文学家如鲁迅、胡适之、瞿秋白等揭开了新文学的历史序幕。除了思想、政治等外，单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新文学运的第一项成果便是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当然，中国自古以来文与言是相分离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不一样。这里且不去比较言文分离的历史得失，白话文学有利于大众对文学的直接介入是毫无疑问的，在新中国就出现了高玉宝、吴运铎这样的平民作家。直到今天的自媒体兴起，网络作家的门坎相当之低。这种社会的进步，不能不归功于一百年前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陈独秀的杂志《新青年》杂志、郭沫若的诗歌《女神》等为代表的白话文新文学。结朿了以科举入仕为门坎的旧文学时代，让文学回归《诗经》时代的民间大众。

但是，在回顾历史进步时，无庸讳言，一百年来也不断有反思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否有危机？用文学的载体——文字来说，就曾出现矫枉过正的历史误区。同样是鲁迅、胡适之、瞿秋白这些新文学导师，包括钱玄同、刘半农等，曾经对中国传承五千年以上的汉字失去文化自信，当时均大声疾呼“汉字不灭，中国不兴”。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取消汉字这个拦路虎，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所谓“汉字拼音化”，即是把中国的稳定通用数千年的表意文字演变成拉丁语言的表音文字。把数以万计的创造了以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施耐庵、汤显祖、曹雪芹等为代表的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学的中国汉字，从形体上简化为二三十个表音文字的字母，他们编写汉字拼音读本，到民间普及。这个汉字拼音化的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变成国家行为而展开运动。三十年前，汉字的生死存亡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即以《易经》八卦二进位制为奠基的计算机在西方发明问世并迅速普及：“存在，还是毁灭？”中国的文字是否能在全球现代化的高潮中苟延残喘避免彻底灭亡的命运？

常言道危机便是转机，这段话成了神奇的现实：以王选为代表的对汉字充满绝对自信的先知人物出现，他们创造了五笔字型输入法，攻破了计算机录入的看似已成死结的魔咒。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创造了令人不敢想象的奇迹：汉字录入速度远超英文等表音文字，汉字如火中的凤凰涅槃升腾！今天要讲文化自信的话，这件事便是让中国人获得了最大的文化自信。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走在现代化的和平崛起的路上，中国的传统文化竟然扮演了一次主角：我们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与书法家们聚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国家最高文学殿堂，举办了这个以汉字为载体的“墨写新文学—欧阳江河于明诠书法展”，汉字和书法在闪耀光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历史见证！

这是从历史的纵向视角来看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并非某种否定，而是一种追寻与跨越。如果从历史的横向视角来看，这个由诗人兼书法家的欧阳江河和书法家兼诗人的于明诠连袂举办的“墨写新文学”书法展览，也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群众性“书法热”中，让书法艺术从“墨”走向“翰”的新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老朋友戏剧作家魏明伦在与我讨论当代书法时说过，今天的书法是“有墨无翰”的时代。这里所谓的“墨”是指书法的笔墨，而所谓的“翰”则指书写的文字内容。他认为，以抄写唐诗宋词为标志的当代书法艺术碰到了一个文化缺失的危机。

我认为，魏明伦先生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当代书法发展现状敲了一个警钟。是的，今天的书法似乎在回归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抄书人”时代，即抄写唐诗宋词文本的时代。书法艺术的文化缺失，是当代书法发展的短板。我曾在中国考古所成立五十周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中国当代书法现状做介绍时开了一个玩笑：如果在五百年或一千年后，你们在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堆今天的书法遗存，看见全都书写的是唐诗宋词的话，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唐、宋时代的文物，而恰恰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书法的断代史特征！大家哄堂大笑。当然，抄写前代名家诗文古已有之，尤其是明清时代书法进入商业市场的时候是常有之事，但绝对没有出现过全员抄古诗古文现象。这虽然是一个玩笑，但确实可以形象地描述当代书法的技术化、民俗化倾向。

书法自晋唐以来，以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书法结朿了“抄书人”为主流的时代，以文学为基础的历代书法家作品的经典性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形式技巧上，同时体现在创作主体的诗意文字内容创作上，以史有定评的历代三大行书为例来看便能清晰。收入《古文观止》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正是魏晋时代文人对人性、人格觉醒时代的一篇文献。王羲之在《兰亭序》散文中所描述的心路历程，不正是对当时现实的鞭鞑和对理想世界追求的文献记录。如果脱离书法家的诗人身份，仅仅从字体演进、行楷书脱离隶书的“八法”确立，王羲之是否会被历代尊为书圣很难说，因钟繇“旧体”向王羲之“新体”演变是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进程，而非一人一事之功。这从《旧唐书》所载王羲之本传和唐太宗所撰《王羲之传论》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历史作为与个性魅力在书法中的决定性因素。

再看创作了《祭侄文稿》的顔真卿，如果没有他维护国家统一而不惜牺牲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在悼念兄长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时悲剧激情的真实表达，“天下第二行书”也许会换成怀仁《集王圣教序》或杜牧的《张好好诗》了。哈哈！同样，离开苏东坡在黄州被贬的悲剧命运和迭荡起伏的诗意表达，他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也许已被换成黄庭的《松风阁诗卷》或者米芾的《苕溪诗卷》了。

由此可见，书法“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样重要，“翰”与“墨”偕，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精英文化的基本属性。如果作者放弃了书写文字的原创性诗文，书法仅仅成为一种抄写的匠艺了。匠艺也是艺术，但它属于工匠性、民俗性艺术，属于艺术的泛化。举一个例：民歌、快板诗、顺口溜都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它是民间艺术，其艺术价值是无法与屈原《离骚》、李白《蜀道难》、杜甫《三吏》《三别》、曹雪芹《红楼梦》相提并论，当然也与哥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无法比肩的。如果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艺术价值是可以比肩于世界各民族所有的艺术珍品的，这就是书法作为精英文化的意义。

当然，书法作为当下各阶层人民群众消费性娱乐文化来看，它无须在文化价值观上去置啄，而是要鼓励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如果要把书法看成民族优秀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又要创造性的发展这项精英文化，那就不能以普及性的量代替提高性的质。而是要瞄准历代书法经典的艺术高度，让自己的作品在传承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艺术高度。虽不能及，心向往之！不要仅仅满足于抄写唐诗宋词低要求，而在文学创作上下好基本功，把“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时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才是当代作为“家”的书法创作者应有的艺术自觉性。这并非一种特殊要求，而是所有艺术的共同规律。正如你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如果没有好的剧本你能成功吗？如果一首好的歌曲，没有穿透心灵的歌词，仅凭一副好嗓子，也难以真正感动人。然而，当代书法的文化缺失现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书法在泛文化状态中如火如荼的展开着，而诗人欧阳江河和书法家于明诠这个“墨写新文学”书法展之所以引起文坛的重视，其意义很大程度则缘于斯。作为书法家名世的于明诠在三十年前就发表诗歌作品，他在这里抄写自己的诗文，或者是抄写和组合同时代人的诗文，这不是“抄书人”的匠艺，而是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文献意义和诗意境界的书法艺术！同时告诉人们，诗文的创作也是书法成家的一个门坎。

如果上述主要谈了文学对书法的意义的话，我也深感书法对文学的意义也同样存在被忽略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从大量作家对书法的介入层次可以看出来。当今的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致，各行各业人士，从少年儿童到革命老干部，从工人农民到演艺界明星，都纷纷拿起毛笔投入到当代书法热潮中来，尤其是社会名人、演艺明星书法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这看成消费性娱乐。但是，作为高端文化的作家、诗人对书法的介入，则应该有另一种姿态。举個例来说，当年我曾经分别邀请季羡林、李泽厚、李学勤三位先生为《中国书法》杂志写书法作品或题词，他们均坚辞，说自己不是书法家“不能献丑”。这三位均是当代文化巨匠，並非轻视书法，他们的谦让恰恰从另一个则面体现出他们对书法的看重。

这在古代亦如此，例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些个北宋大文豪虽然均能书，但绝不称家，只是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才有书名而称北宋四大家。今天的不少作家成名之后，也许觉得应该补补课，学习古代文人诗文书画兼备的榜样，积极投入书法活动。这当然能在文学界起到继承传统文化引导作用，但必须有一种形式技法的基本要求，不能混同于时下流行的以毛笔写钢笔字的“老干部体”。在年轻时就下苦功练过书法的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书法作品的展览，用作品说话，诸体皆能，点画和性情皆很融合到位，则是对文学家们介入书法创作提供了一种成功经验。虽然我们是新文学的创作者，但我们不是切割了传统文化，或者从外部把传统文化生硬贴进文学家的身份里去，而是下大力气学习优秀的经典作品经验，掌握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我们不仅是一个好诗人好作家，也可以是创作出形意兼备好作品的书法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曾经在《中国书法》杂志主持过当代著名作家谈书法座谈会，汪曾祺、李凖、邓友梅、林斤澜、唐达成等先生在座谈中论书法口若悬河字字珠玑，难怪他们不仅善书法，他们写的小说如《金冬心》、《那五》等如此有味道耐咀嚼够玩味，他们笔下能如此生动描绘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人物，就因为他们本身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所致。这就如同曹雪芹笔下既有刘姥姥这种下里巴人，和不会诗文的纨袴子弟薛蟠，也有尤善诗文书画的黛玉、妙玉，谈起诗文书画均头头是道。当代青年作家倘若如古人、如老作家一样也具备这种传统文化功力，所创造的人物画卷就会更加丰富多釆起来。

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即当代影视和表演说唱艺术的某种低俗化，已影响到当代文学人物的单一化和文学语言的粗痞化。纵观古今中外，皆有所楷模可学。我们可以学习哥德创造浮士德博士这种具有哲学意义追寻的小说人物与作品主题，也可以学习鲁迅那样不带一个脏字用雅训的语言描绘孔乙己和阿Q这些低层社会身份人物的性格和灵魂。施耐庵用民俗白话写李逵这种不识字的梁山好汉江湖气概，但他写到圣手书生萧让时谈起怎样摹仿流行书家笔迹时，却是相当地道内行绝不露怯。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诗人作家们有深厚的书法艺术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合性基因介入，也必将使当代文学同样以它的多样性、经典性争辉于世界。

刚才我在谈论书法创作时使用了“写什么”与“怎么写”这个词汇，这本就来源于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在讨论文学创作中提出来的，后来演变成一个文学理论命题：“怎么写”与“写什么”谁更重要？我们从“文革”“样板戏”只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教训中走出来后，同时也面临把单一低俗人物化变成有俗有雅的多样化，让人们思考“写什么”中理想境界人物的创造性。文野之分，自古有之。让我们的文学也能描写具有高层次、有理想光辉的文化人物，描绘他们丰富的传统文艺技能与素养，不必在行文中用许多××骂人脏话来刺激读者，影响青少年，不失为文学多样化的可行之途。我曾经用“跨界”这个词谈论欧阳江河和于明诠的书法双人展，但文学与书法其实自古无界限。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並非要彻底抛弃文言文的优雅基因，“墨写新文学”书法展让书法作品从美术馆回到文学馆，是当代书法向传统的优雅文化的回归，同时也在呼吁提升当代作家的传统文化修养，让文学向传统雅训的文辞和多样化题材的回归！一位是以诗名世的书法家，一位是以书名世的诗人，他们联袂举办了一个文学与书法的高水平的跨界性艺术展览，具有文学与书法的双重意义，堪称一桌当代文学与书法审美的盛宴。

当然，如果还要说点期望的话，我期望“墨写新文学”书法展还有第二季、第三季，那时可以更多地增加自书诗文的比例，这样更个人化的诗文书写，将更生动、更具体，获得文与书偕的双重价值。同时，口语化的白话文书写较之文言诗文书写，不管连接词的大量重复和缺乏音韵节奏感，较文言文书写有更大的难度，我们期待着某种成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