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马承源先生

别部司马

我只是青铜器专家  马承源先生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博学家，尤其在中国青铜器、战国简牍等研究领域造诣深湛。马老先生的三本大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及国家文博系统大学教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于昨日首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出席了首发式。
　　记者在首发式上获悉，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台湾辅仁大学于近日先后向马承源发出邀请，希望马老能去介绍包括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在内的中华文化瑰宝。
　　8年前，马承源先生先后两次从境外抢救回被誉为"国之重宝"的战国楚竹书共1200枚，并于去年年底出版了第一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学界引起轰动。今年7月，权威的《新华文摘》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昨天，经过马承源先生与几位整理者一年多的努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第二册共收录竹简近120支，包括6篇古代文献，除《民之父母》篇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相近外，余5篇皆是未见今本的罕世之品，有记载孔子言行的《子羔》与《鲁邦大旱》，论述当时政治规范的《从政》与《昔者君老》，记述上古帝王传说的《容成氏》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是学界翘首以盼的一件盛事，但对于竹简的释读、排序、整理却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脑力、心力的工作。马承源先生以70高龄埋首主编工作的同时，还亲自担任《孔子诗论》、《子羔》与《鲁邦大旱》等竹书的整理工作，无论寒暑，几番病倒，尤手不释卷的精神感动了海内外多位学术同仁。
　　马先生最具学术功力的成果体现在他对中国青铜器艺术的研究上，《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其中，《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导言确立了更切合历史真相的青铜器纹样命名，在世界青铜器研究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马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值得尊敬，虽说马承源先生在多项考古领域均有建树，但他始终谦逊地承认自己只是"青铜器专家"，在上海博物馆流传着他的名言："博物馆的专家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当，当一个领域的专家要是真正的'专'，当两个领域的专家要尤为谨慎，当三个领域的专家依我看就和琉璃厂的老板没啥两样了。"
　　来源：文汇报



转自:大道中文期刊

别部司马

中国青铜器泰斗马承源

    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的肩部刻有“ 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国宝，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鉴？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库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
    想不到，这位享誉国际的文博专家早年还是我党一位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抗战胜利后，正读高中的马承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入大夏大学，读历史，搞学运，因为上了“黑名单”，组织上把他转移到苏北，进党校学习。
    上海解放时，一身黄色粗布军装的马承源回到上海，干教育，搞工业，从事思想政治和经济理论工作，还差点儿成了仪表厂的公方厂长。在业余时间，他对文物古籍兴趣浓厚，常跑古玩市场，能识金文。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天开馆。还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是参观上博的第一个人。老报人陈向平为这样的人才“错位”而可惜，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推荐。于是，1954年，27岁的他成了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报到那天，马承源早上7点多就赶到位于南京路跑马厅钟楼的上博，眼巴巴地等着开门。当时心花怒放又迫不及待的心情，71岁的马承源记忆犹新。那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转折点。
    近代以来，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物市场，私人收藏丰富。上海博物馆占了地利之先。建国初期，陈毅市长重视文物征集工作，收到捐赠品，往往由市长出面送奖状、副市长出面设宴感谢，并发给奖金。一些收藏大家如苏州潘氏、合肥李氏等，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积极捐献。马承源和当时上博的专家、员工们一起，努力摸清沉在民间的收藏家情况，动员捐赠；利用文物市场，“拦截”、收购；“大跃进”中，到有色金属冶炼厂驻守，“炉口夺宝”。建馆之初只有文物1.6万件的上海博物馆，到1966年前后，在青铜器、书画收藏方面已大大跳了一级。
    因为专心与文物打交道，在以后的一次次极“左”干扰中，他被打上“白专”罪名，受过党纪处分，“文革”中甚至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秀才”。“再怎么批判、罢官，文物征集工作还让我做就行”，是马承源想了好久得出的结论。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找上门来，博物馆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以保护馆藏。一些收藏家因担心而要求捐献，还有一些人被抄家。马承源与馆长商议，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说明文物是国家的财宝，不要破坏，博物馆可以“代管”。那段时间，他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出发，清点、鉴定，向藏家和里弄居委会说明情况，并出具收据、清单。“文革”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度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代管”为捐献。

今生最大一本书不是“写”的
    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从1993年新馆打下第一根桩起，马承源一直“钉”在工地上。这是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从选择建材到设计陈列、保管，他都亲力亲为，画了部署图纸，又制展览小样。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去出差时，他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进度。访美归来，预知飞机将在晚上10点到达，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北京开会，就约了馆里其他几位领导，晚上11点到他家谈谈新馆，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多。他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隔开一条路，马承源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空下来就举镜眺望。一次，他对着外墙的花岗岩贴面看了很久，告诉日本的施工人员，说两块石头间的接缝有误差，两条线不平行。对方不信，在他的坚持下只好爬上脚手架测量，结果证实误差了几毫米。这下人们可服了，叫他“马内行”。
    为了“中国的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梦想成真，他付出了健康代价。1996年10月新馆正式开幕前，在香港征集文物的马承源突然中风，经积极治疗才得缓解。

“开瓶酒来喝喝”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马承源也卸了馆长之职，专心于学术，培养人才，依然很忙。
　（本文原题《马承源：一生但为文物谋》，载《华东新闻》1999年08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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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部司马

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
朱渊清
2002年1月21日下午，笔者就学界关心的上博简整理研究的有关问题专门走访了马承源先生。现征得马先生同意，发表这次访谈有关内容的整理记录。
　
朱：马馆长，在您的决策领导下，上海博物馆近年出巨资抢救了大量战国楚竹书。这些竹简对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去年岁末，随着《孔子诗论》、《纟才            衣》、《性情论》的公布，上博藏简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您能否谈一谈当初收购竹简的有关背景情况？
马：1991年两伊战争爆发时，我正好去香港参加徐氏艺术馆的开幕式。特地去香港文物市场走了走，结果发现很多新出土文物，其中有大量楚国漆器。当时我就深感我们有责任抢球这些文物。回来后，上海市政府以及财政部门都给与了极大的支持。1994年初，再度去香港时嘱托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希望他特别留意竹简。当时其实并没有想到会有大量竹简发现，只是简牍是上海博物馆藏品中的缺门，只有一小段居延汉简和几块木牍，所以希望能多收些这方面的藏品。不久，张先生就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发现了竹简，并电传了一些已经从泥团上散落下来的竹简的简文摹本。张先生是文字学专家，他的摹本非常好。我看了之后觉得内容重要，就请张先生多摹一些，张大约做了二、三十张摹本。这些简文有涉及《诗经》、《周易》的内容，还有一些与文王和周公有关的内容，但大部分简文无法与传承文献对应，感觉上作伪也绝对作不到这个程度，因此就对这批竹简予以特别关注。这时正值我出访墨西哥，在墨西哥，我和张光裕先生保持热线联系，张先生又传来一些摹本，张总共大约做了100余支简的摹本。我判定这批竹简是战国真品无疑，机会千载难逢，因此断然决定立即由上海博物馆斥资收购这批竹简，不使如此珍贵的国家文物再流失海外。
朱：张光裕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他当时写的诗，记录自己初见这批竹简时的惊喜之情。您在收购之前却始终没有见到竹简原件，凭借张先生的摹本您就做了这么大的决定，当初您作此决定时一定压力很大。此前香港文物市场多有假简出现，日本方面在此前数年中所购竹简多为赝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险购假简。您何以如此肯定这批简不会是假？
马：当时异常激动，在墨西哥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这是真简。有三个判定依据。首先当然是这些摹本的文字和内容，这些简的文字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我还请张光裕先生特别观察了书法和墨色；简文内容涉及广泛，有与传承文献相对应的，也有完全不见于传承文献的，决不是作假所可能。第二个判断依据是竹简暴露于日光下是否变色，自然光中有紫外线，出土竹简在日光下因此会很快碳化变成黑黄色。第三个判断依据是竹简离开水环境后是否变形，真的出土竹简脱离水环境后由于水分蒸发引起引力不匀会很快变形。这些都决不是伪造竹简所可能做到的。我们和张先生保持热线联系，他将观察的结果不时报告我，所以，虽然压力非常大，但我还是确信这是真简，并作出立刻收购的决定。上海博物馆在购回这批竹简后做过碳十四测定，证实了我们判断的时代。但说老实话，我个人以为碳十四分析对于测定非常久远的年代有用，但测定像战国竹简这样比较近时的文物不能单靠碳十四。
朱：您凭着您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识见抢救了这些珍贵的国宝。再多问一句，有没有部分假简混入的可能呢？
马：不可能，因为这些简都来自一个泥团。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半个世纪来一直从事博物馆的文物鉴定工作，从市场中抢救文物，时间紧促，需即时决定取舍，只能凭经验判断，科学鉴定只是在收购之后的验证。我们后来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对竹简作了质地分析，由姜笑梅研究员、张立非副研究员出具了《木材树种鉴定证明》，鉴定结果为：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cens) 隶禾本科 (Gramineae) 。又两次请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对竹简作了历史年代测定，由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测出竹简距今时间为 2257 ± 65 年。科学测定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我们在 98 年 10 月 29 日时还召开了一个鉴定会，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这次鉴定，王丹华、陆寿麟、黄克忠、潘浩等先生参加。对于竹简墨迹，我馆实验室专家进行了专门研究，对墨的颗粒作二万倍放大，研究墨粒的今古形态变化，并作了竹简今古含水量的分析，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我馆实验室的工作获得鉴定会的高度评价。
朱：这批竹简是94年5月送达上海的吧。这一年冬，上海博物馆是不是又得到了一批竹简？
马：是的。当时正好近年终，上海博物馆缺乏可以调动的资金，但这和此前竹简的特征和现状相同，并可缀合，应属同一批，因此我们必须收购。我请张光裕先生想想办法，结果在香港的上海博物馆之友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霖和叶仲午５位先生每位出资11万港币，以55万元港币买下了这批竹简497支，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朱：听说上海博物馆此后又购得了战国竹简，其中还有一种是字书。
马：是的，那次是香港商人主动送上门来的。字书是战国楚文字字书，有相当分量，十分重要。目前这批简也已经完成了技术保护处理，我们已作了初步分类整理工作，内有数部书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将收入前两次入藏的楚简共1200余支，35000余字，不包括这一批。
朱：饶宗颐先生曾谈到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缁衣》、《周易》零简，在北京达园会议上又听上海博物馆濮茅左先生说起这两支零简都可以和上博简缀合，请问现在已经知道和上博简属于同批而散在别处的竹简约有多少？
马：现在知道与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同批的竹简约有10支，属香港中文大学，据说其他大学单位也有收藏，但未见发表。
朱：历史上汲冢出土有《竹书纪年》，上海博物馆将这批竹简取名战国楚竹书，很多先生都赞这个名字起得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内容完全可以媲美于汲冢书。西晋时，为了出土的汲冢书，整个国家最优秀的学者大多参加了整理和研究，并且这种整理研究工作延续了武帝、惠帝两代。现在，大家都特别关心上博这批竹简的整理情况，马馆长能否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马：我们的技术保护处理工作做了近3年。这些简到馆后，我们并没有急于拿出保护处理方案，而是将每支简装在玻璃管中放在几个大冰箱中密封起来，以防竹简变形变色。我们的技术人员先到全国各处的文博单位去参观学习，记取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和缺憾不足，回来后再反复设计处理方案。最后，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专题研究组的科研人员经过不断探索，运用醇醚法中的部分工艺并结合真空冷冻干燥原理，边脱水边加固定型，终于完成了“饱水竹简性质及真空冷冻干燥研究”课题，成功解决了竹简脱水保护的难题。这项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你已经看到经过技术保护处理的竹简原件，这些竹简按目前技术条件应该可以保存很长久。
朱：是的。经过技术保护处理的竹简色泽自然，简文很清晰，很难想象当初这些竹简竟如酱色面条般胶合在泥团中。
马：竹书的最小尺寸是 22.8 厘米，最长尺寸是 57.2 厘米，每简宽度约在 0.6 厘米，厚度为 0.1 至 0.14 厘米，编线有二道，有三道，由于地层的压积，被埋藏竹简的软化，一般留下的编线已嵌入竹肉，这些不同的尺寸、编联现状为我们理解战国竹书的形制，了解我国的图书史提供了确凿可靠的证据，各种不同尺寸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战国楚国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可参考的数据。竹简文字用墨书写，有些符号使用朱砂。国内有的专家统计，自二十世纪下半叶来，出土二十多批楚竹简，总计十万字以上，那么，我们的这批竹简就已达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文献类。这批竹书可填补历史空白，纠正历史传误。
朱：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马：我们的初步整理工作是由北京大学李零先生做的，李零先生先后来上海3次，他做了初步的竹简归类和文字的初步隶定，对于李零先生的工作，我们表示感谢。1997年夏天，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关上博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顾问小组会。当时馆外方面请了裘锡圭先生、王世民先生、李零先生、张光裕先生参加。根据会上所作分工，以后的整理注释工作主要有馆内的我和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馆外的张光裕先生、李零先生、王世民先生6人承担。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的李朝远先生、周亚先生、马今洪先生也参加了部分工作。裘先生因故未能参加整理工作。王世民先生后来因为工作忙，未能继续参加。
朱：我想再问一些有关竹简内容的问题。《孔子诗论》为大家特别关心，这一部分是您整理的，我注意到您做的非常细，将29支《孔子诗论》简分成了《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综论》数个具体部分。最近很多先生讨论了简序排列，很想再听听您的意见。
马：简序排列确实困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诗论》并不是一篇完整的东西，原来是不同的部分，体例不很一致，但内容都是关于孔子论《诗》的纪录。我们整理用的是归纳法。完整的简序颇难再现。《孔子诗论》是一部难得的战国竹书，将对中国文学史产生极为深远影响。
朱：这批竹简中有关于音乐的内容，您能略作介绍吗?
马：上博简中有7支简记载了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等9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9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我们暂时称这些简为《曲目》。有一些诗名十分有意思，如《子奴思我》、《野有莓》、《思之》、《良人亡不宜也》、《奚言不从》等，这大约是采风说得初步整理的曲目资料，也许是郢都的流行歌曲吧。
朱：中国古代音乐可是专门之学。
马：是，我们请了上海音乐界的一些专家来鉴定，他们都说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应时教授他们吧？
马：是的。
朱：曾经听马先生谈及，上博简中有两篇赋的残简。
马：是有两篇赋的残简。我们现在推测，上博简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这个贵族应该是个爱好文学的人。流传今日的赋最早是战国晚期作品，荀子赋和屈原赋，应该是同期作品，而且是楚国的作品。
朱：我明白了。极其重要的两篇。根据出版计划，今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应该再出两本，能否请马先生先作一些介绍？
马：第二册的《鲁邦大旱》和《子羔》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此外还有5篇，除了儒家文献外，有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容城氏》。第三册有4种，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音乐方面的那一种内容外，《周易》是很多先生急切等待的，这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易经》版本中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一种，也是记载比较可靠的一个《易经》版本。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个字，书体工整严谨。共计有58简，涉及35卦内容，约1800字。简中出现了红、黑6种标记。《恒先》是一篇十分珍贵的道家文献，完整无缺。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为当时人所命名。全篇13简，497字，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恒先》论述了道家虚静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恒先》将是研究道家学说的最重要文献。第三册中还将公布《孔子诗论》以外的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诗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我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朱：上博简碎简多不多？
马：碎简并不多，我们将在最后一册公布。
朱：马先生是否注意到庞朴先生主持的简帛研究网站近来发表了不少有关上博简的研究论文？
马：是的，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推动着竹简的研究和我们对文献的更深入认识。当前主要的讨论热点除了简序外还有字释，由于楚竹书大量出现，使我们对楚文字有了很多新认识。有些文字还是可以继续研究的，特别是一些通假字的用法，有时通假面宽，有些看来是可确定的，但未必就是肯定答案。楚文字的特色，其字形也未必象我们所想像的可自由变动。相信随着我们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朱：上博简不愧为国之重宝。马先生和您的同事对于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必将为历史铭记。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原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转自http://www.bamboosilk.org/Fangtan/zhuyuanqi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