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缶翁稿书我见（美术报）

侯勇

缶翁稿书我见

石开

　　老友陆玉柱、张荣德先生年前在拍卖会上竞得一件稀罕物，是一套吴昌硕稿书近百页册，洋洋大观，流传有序。吴缶庐书札、诗稿之类存世尚多，出版的也有不少。但此册所以稀罕，是老先生自留的稿书，伴随其身边至少15年以上，是朝夕与共的案头手册。

　　因为后人的重新拆装，其行文时序已乱，但即便如此，规模仍在。从内容看，涉及方方面面，除大部分自作诗外，商有题前贤作品跋文、日记账目、药方，任安东县时公文稿、摘录王铎诗，以及应酬篆联稿、挽联、润格稿等等。作为稿书，勾乙是首要的表征。有人勾乙得多，以至乱得一塌糊涂，如王铎诗稿；也有人勾乙得清爽，如鲁迅文稿。吴缶庐是少勾乙的，一般与人信札及诗稿，都是少有勾乙。而这四册勾乙涂改相对增多，固然不能排除它们是初卷稿，但从勾乙的频率和行文看，也不能排除它们不是初稿的可能。因为没有资料述说缶翁的著文习惯，不知初稿之前是否还有草稿之类，所以目前的勾乙稿无论如何都属稀罕的物件。

　　仔细读了这近百余页文字，署年月款的有数页，时间最早的是光绪25年已亥（1899年），最晚的癸丑（1913年），时间跨度15年。前者缶翁56岁，是年得同裹丁葆元保举，受任江苏安东县令，与书稿文字内同相符，后者缶翁70岁，作《七十自寿》诗，册页内容有一首《壹翁戴君属题壹园修契图》，中有“寿过八十计有四，眉长想见双眼青”的诗句，因此有人断定此为缶翁84岁，生命最后一年所作。细翻全诗内容，其首句“庚戌上已心太平……”已经标明了写作时间，时年翁67岁。此事收入吴长邺所著缶翁年谱。而所谓“寿过八十计有四”是指壹翁戴君说的，非自道也。

　　缶翁的小字笔记，大概有三个阶段的明显变化：60岁以前，点画相对简洁，游系连带尚未形成个人特色；60岁至80岁为第二阶段，个人风格明显，连带见气势；80岁以后的4年间，字形略扁，走势更强调提按，行笔有趋缓的感觉，这是第三阶段。这四本册页中明显看出前两个阶段的笔迹，而且60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笔性特点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凡书法达到高的造诣，其必然体现作者的生命状态，生命状态恒常，其字迹的变化也就不打，要求字迹日新月异，实际上不可能的。反之十年二载不变，也是不可能的。缶翁如此，历史上所有大画家都如此。凭之完全可以断定这四册稿子应是他55岁至75岁之间的创作，误差也就前后各5年光景。

　　这批手稿在未重装之前，应是订成书籍模样的，何以见得？这从每页的宽窄差异，约略可以推知。重装有欲使内容篇篇独立，不惜做了许多的“手术”。此外，这批册页都写有很明显的“天头”，也有力证明其原先书籍的装式。这与兴翁一般的册页、诗札是显然不同的。

　　还有，这批手稿在1927年之前肯定是不钤印章的，因为手稿上所有的印章都不像兴翁自己盖上去的。之所以如许肯定，是因为缶翁这样顶级的书画籇刻家是有一套钤印式的，也就是说所钤印章内容和所钤印章位置，缶翁是几十年如一的。首先他家人绝不会在一张小纸片上钤两方内容相同的“缶”字印，打死他都不会这么干的。其次在诗札、信札上他是基本不钤印的，倘若应人索请，他至多钤一印了事。那么，怎么回事呢？细审这些印章，确是缶翁自用印，不是伪造之物。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在缶翁1927年去世之后，由其家属擅自加钤的，或是熟人得稿在先，缶翁去世后央其家属补钤的。笔者行文至此，忽然感觉到缶翁生前一定是宽厚的，如是严厉霸道的，看到子孙在手泽上胡戳，做鬼亦不肯相饶！

　　写了以上颇为自信的文字，似乎缺了表颂之类的词儿，是的，吴缶翁的书法成就不必笔者置噱。笔者只想说一个现象：凡是极高的艺术品，其审美信息必然丰富而复杂，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也从中发现自己不曾想到的，有明白的，也有不能理解的。但一旦得到哪怕是丁点的体会，必然是触及灵魂的感受。而这感受既是读者的福分，也是艺术品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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