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现代考古学与书法艺术学互动的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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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考古学与书法艺术学互动的划时代意义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敦煌书法艺术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刘正成

我们开了一个短平快的以敦煌书法为主题的研讨会，很有价值、很有成果。这个会的特点是一个跨界的会议，敦煌文献、简牍、西域文字的考古，文博收藏和书法研究这两方面的学者做了很有价值的交流。以前敦煌吐鲁番学会完全是从文献学术方面考虑，书法家也开过简牍写经方面的书法的研究，但没有把两者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的会议具有这样的跨界的性质。我觉得做出的成果是初步的，我们的专家请的不广泛，特别是国际方面的专家没有邀请过来，这个会议只是这方面的开始，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围绕敦煌简牍写经为中心谈谈我对于当代敦煌学有一些什么想法；第二个问题谈谈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对我们当代书法的关系。

一、 以敦煌简牍、写经为中心，扩大视野，把书法研究纳入敦煌学范畴

简牍，除了西北简牍以外，当然还要包括湖湘简牍、山东的简牍、华北的简牍，这就需要做一个更大范围视野的比较性研究，可能对于我们简牍的研究。写经的研究，除了敦煌写经，传世写经，还有日本的写经，日本的很多唐人写经，他传抄中国的经典，所以写经的学术话题应该放在国际范围，把视野放得更宽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敦煌的经卷，不仅是我们西北的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实际上古代或者是唐代以前，那是很多国家参与的问题，只是现在有一些国家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有的国家纳入了中亚西亚的版图。因为《中国书法全集》要编一个古代民族文字卷，那边的各种各样的文字都在敦煌的经卷，写经里面都有。写经不仅是汉文化的，其他的民族文化都有。只是一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不被重视。

敦煌的常书鸿先生，他曾经把很多非汉字的经卷交给一个敦煌的看守莫高窟的专家收藏，后来这个人一直守着没有交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死了，那个东西就找不到了。在敦煌的市面上还有各种文字的经卷，看来我们的视野应该扩大。而这各种经卷，还有西夏文的研究，在俄罗斯、法国、英国，包括台湾的研究，比我们还深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研究的视野扩大。这些文字我们现在还分不清楚他属于哪个国家的，《中国书法全集》已出版诸卷中，已有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民族古文字卷》在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有关业界专家整理出来一个待调查系统：

1.阿拉美字母系文字

(1) 佉卢文
(2) 婆罗米字母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字；西双版纳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
(3) 突厥文
(4) 粟特系文字：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2.汉字系文字

仿汉字：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字、方块哈尼文。
变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书。

3.阿拉伯系文字

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

4.自源文字

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傈僳音节文字。

5.拉丁字母文字

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这些文字在西域，敦煌这里是有的。这些民族古文字在西南、西北地区仍然传承着。敦煌的很多经卷里面都有，包括梵文，所以我们不但要研究汉文的，包括这种，我们西域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字，包括中亚西亚等文字。

西域的研究在我们中国地域历史地理研究中比较前沿的就是四川大学已故的蒙文通先生等，当年西方的古代民族文字研究是显学，所以中亚国家史在苏联的研究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还要把视野扩大，不仅是敦煌，不仅是新疆，我们甘肃，到西安这么一条路，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带一路这个视野看这个问题。发掘这些文字的载体，已经有的经卷我们怎么整理出来，我们中国人要责无旁贷的，因为佛经研究中国是比较广而深的，这些各种文字的经卷也给我们中国的学者提出了很大的任务，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被忽视。我们编撰《民族古文字书法》这一卷的时候，要请十几个主编，一种文字由一个人负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精通这么多种类的文字。这些领域是否与敦煌学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用更宽的视野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即前苏联、西亚这些国家要研究呢？研究敦煌经卷，研究西夏文，他有他的视野，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研究的成果，这是第一个。

这是谈到我们书法界以外的，对简牍经卷的关注视野，如果我们在西域各种民族，西亚也是世界目前政治的**筒，怎么把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国家相互的理解，有助于世界和平，这是有政治意义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提出的希望。

第二个是史前文明的简牍发掘问题，我这话要说给考古学家听的，因为我们国家历史，现在确定历史的起点就是《竹书纪年》的编年：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841年勉强算三千年的文明史。现在我们普遍说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从黄帝开始，但是河南舞阳贾湖刻划符号是7800年到9000年前的记录。现在己经明确的共识：在甲骨文以前，中国汉字的主要载体是简牍，而不是甲骨文，甲骨文只是占卜的文字，甲骨文里面就有“册”字、“典”字，我自己收藏了一个殷商五期的“典“字。它实证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最初的文字就是简牍，而不是甲骨文，殷墟甲骨文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简牍非常长。

但是中国历史为什么比古埃及短了这么长时间？就因为我们史前文字的载体没有找到。我到埃及看他的神庙，还有方尖碑，我开始看了以为是图画，其实全是文字，因为他是石刻文字，包括神庙里面很多彩色写的，现在看是的鲜艳的图画，也就是文字。这些图形符号以前没有认为他是文字。埃及能够把古王朝的各个朝代的帝王一代一代的整理的很清楚，就是因为在二百多年前在尼罗河出海口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是拿破伦侵入埃及找到了罗塞塔的石碑，并由随军考古学专家尚伯罗破译了这个石碑文字。在此之前一两千年没有人解读，不认为古埃及有编年的历史。就是因为《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和破译了，才发现和认知了6000年以上的古埃及的各个古王朝历史，埃及也成了世界第一古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挖出来简牍版《罗塞塔石碑》。因为简牍就是竹片和木块，三千年以上的木头，出土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泥土了。现在出土的商代木器要用一种固着剂，像车轮，固着以后，发掘出来以后才能看出来是车轮，否则全是泥土。所以中国历史就有待于简牍的发现。

《中国书法全集》在甲骨文卷附了史前文字，因为我们现在只发现了这个史前文字系列。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二十年来我在许多考古学会上也向考古学家提出，希望他们在史前文明考古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仔细地去寻找和发现简牍的残留。当然我也跟很多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专家提出，呼吁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在一些国际性的考古研讨会也给考古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来。

与此同时，我也向敦煌学界提出另一个问题：敦煌学应该把书法研究纳人到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去。正如刚才姜生智先生回答我的提问所言，现存敦煌写经中有明确纪年的只占总量的不到20%，敦煌经卷的编年怎么办？我看，把书法研究纳入敦煌学科建设，利用文字的书法风格形态特征分析，促进敦煌学这个学科中心问题即年代学研究是有利的。

我在上午的论文发表主持中讲的一个故事：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去大英图书馆去看敦煌写经并会见吴芳思博士时，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二十年来第一个来看敦煌写经的书法家，二十年前来看的是启功先生！”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方面是书法家和书法史家对敦煌写经、写本书法的关注不够，没有走近敦煌学这个门坎去；另一方面是敦煌学研究没有主动把书法家和书法史家请或招纳进去。中国当代敦煌学在学科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举个例子：你是一个书法家或书法史家要上甘肃敦煌研究院去请求观摩一下所藏写经、写本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为撰写论文购买写经、写本高清图根本不可能。其院长根本不把你看成敦煌学界的人，你是到研究院是来骗图片编出版物谋利的。所以，《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出版以后我曾访问过敦煌研究院，把新书赠送给接待我的研究员后我告诉他们：“很遗憾，这卷书中一件贵院的藏品也没有，而主要以英藏、法藏、日藏等为主！”从书法学的角度看，当年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这句话没有过时。

中国的敦煌和吐鲁番学会中书法学研究者极少，所以我呼吁：书法学应该成为敦煌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书法研究应该更为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现代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对书法创作的影响

第二个我谈谈书法学界范畴的状态。我们今天书法的时代，已经不是碑帖之争的时代，碑帖之争的时代，在康有为那个时代基本上就结束了。在晚清、民国的碑学书风时代前面是一千多年的晋唐经典书法时代，最近这120年即敦煌写经和流沙坠简发现以来，加上殷墟甲骨文出土后，书法创作发展的取向主要依赖和受到现代考古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次是西汉破孔壁发现古文尚书引起了西汉的经学的大发展；第二次就是西晋汲冢发现了《竹书纪年》，使中国上古史得到确认。这两次发展，造就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大变化。

上述两次考古发现一千多年以后，也就是120年以前，发现了流沙坠简、发现了敦煌写经和甲骨文，中国的学术一大变，没有这些考古学的发现，就没有王国维，没有郭沫若。这一代学者的关键就是得益于现代考古学资料的发现。王国维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对商代的历代世袭的研究成果，郭沫若的最大学术成就就是甲骨文和青铜时代研究。而以罗振玉、董作宾等为代表的这一批现代考古学者，他们率先学习甲骨文的写法，学习简牍的书写方法，和写经的书写方法。今天姜先生有一个看法，简牍是隶变的过程，甲骨文是篆变的过程，而我们写经是楷变的过程。所以甲骨文、简牍、写经研究的考古学，不仅影响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和其他所有学科，其中包括对中国书法的巨大影响。就因为他们这批人罗振玉，董作宾他们重新写一种新的篆书，即篆变过程中的篆书，这是它和前面的邓石如、赵之谦写的秦代规范化小篆不同，邓、赵写的是唐代的李阳冰，李阳冰写的是李斯，将近两千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有出现了甲骨文以后，篆书就大变了，书法家汲取篆变过程的资料对篆书实行破体书写。

汉简的发现，影响了沈寐叟、王蘧常这些学者的书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发现了楚简、发现了秦简、发现了战国简和三国简，书法又是一大变。写楚简的很多，写秦简的鲍贤伦等的书法家。简牍影响书法就出现了，现在要规规矩矩的写《乙瑛碑》《孔宙碑》《曹全碑》的书法家相对少了。除了初学篆书人在写，一般篆书书法家都不写标准的东汉末年的碑版隶书了。写隶书也受到战国简、西汉简、东汉简的影响，写隶书前面已经有破体了，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伊秉绶的去掉蚕头燕尾的隶书，金冬心的漆书的可以说都是破体书。金冬心的漆书是一种创造性地想象，它没有用漆作书的案例。当然，郑板桥、伊秉绶也是一种利用现有书法的改造，並没有实物资料的基础。当代所发现战国简、秦简是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战国楚简篆书里有隶书，秦简里的隶书则基本上是长形的篆书体式。西汉简的蚕头燕尾很不成熟和规范，东汉末年的汉碑才是隶书的正体。敦煌写经则是从隶书向楷书演变的三百多年“楷变”过程的具有座标意义的书体和风格体系。当代书法家蓄意打破篆、隶、楷书书的正体规范，利用近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体演变过程中的非正体的书写资料，“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破体书作品。有的破体字中篆书结构笔法多的隶书，也有隶书结构笔法部多的篆书。篆书已不是标准的秦小篆，隶书也不是标准的东汉末年的八分隶书。楷书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的楷书都以唐楷为标准，现在的楷书就变了，不一定是写唐楷了，楷中有隶，隶中有楷。在取消了科举考试的考卷实用书写后，在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引导下，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广泛的破体书写成了纯艺术创作范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按标准正体书进行艺术创作了，写行就行草。称之为现代考古学的新发现造就了当代破体书风的断代史特征。
加上我们西域张芝的大草，和张旭、怀素狂草的唐代传承与发展，也就是刚才说敦煌也要把张芝索靖这条草书的线路即书法史上非主流的线路进行㧧理，它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影响也要理清认知。

现代考古学资料，甲骨文、简牍、写经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我把这个书法风格的近于突变的变化，形成了当代的破体书风行的现状，使之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书法史的断代史特征。我曾经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年国际研讨会上说，大家注意，除了我发表的论文以外，我还要站在未来说现在，请你们注意五百年后的未来，突然在一个考古发掘坑里面发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书法作品的时候，你们不要误以为他是秦汉时代或晋唐时代的，他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书法。因为以前一个时代一个书体，而今天这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体式风格都有，从哲学上、美学上观察，他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方法论。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有人写篆书，有人写隶书。而我们自古以来书法的传承是唐代传宋代、宋代传元代、明代、清代，这样一个承先启后的系统很清楚。就是这120年的历史把顺序打乱了，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时代的书法都在写。以前都是学生写老师的，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你在一个坑里面发现既有篆书又有隶书，还有行书、草书，什么书都有，那这个时代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时代。也许到五百年以后看的更清楚，这就是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和书法创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双向的、互相的参照观察的话，对当代书法的研究很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不要仅仅停留在碑帖之争的范围内去评论当代书法创作，实际上书法创作已经超出了晚清民国时代康有为所总结的碑学书风范畴，这是当代书法理论必须看到的一个真正的核心命题。基于这个核心命题，我们当代书法学者要紧跟书法创作者的足迹，走向敦煌学、走向甲骨学、走向现代考古学，从学习中获得真知。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掘120周年，从这个历史新发现为楔机，观察其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影响，更多的找出实证，不仅有利叙述当代书法史，同时有利于更为理性认知当代书法的创新。最近十多年书坛在批“丑书”，但是缺乏理论支持。我曾分析，除了俗书可以称为丑书外，各种破体书也很可能被批为“丑书”，因为它与规范的正体书不同。一切艺术作品的价值论定往往需要时间的检验。我们的主流道统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但我们可以站在未来看历史，从而加快我们的认知速度。

上面的两点看法，是我对考古学和书法艺术学的跨界关系中，讨论当代艺术史、当代书法史的观察、批评和结论的一点想法和建议，作为今天研讨会的总结发言，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与会各位的奉献和参与！

鸿石

祝福刘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