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书信编年考订（一）

方爱龙

以下拙文一则，乃《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编后所成。

《弘一法师致刘绵松札编年考订》
方爱龙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弘一法师书迹，结合其他书信材料，对《弘一法师全集•书信卷》所著录的致刘绵松札九通的编年问题等事项重作考订，并对其中三札的原订编年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其结论对梳理刘绵松与弘一法师的交游一事至关重要，亦可对补正《弘一法师年谱》的若干事迹。
关 键 词：书札；编年；补正
由海内外缁素发起、以林子青为编辑委员会主任而完成的《弘一法师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凡十册[1]，是弘一研究集大成式的标志性文献，为近十年来从事弘一研究的学者所倚重。《全集》第八册为“杂著卷”和“书信卷”的合集[2]，根据编者的“本册说明”可知：书信卷共收1039通，统以弘一法师的手迹稿（原始材料）为准，全文照录；编次之外，并对发信的时间与地点（主要为驻锡寺院）作了考证，所得考者均标明于每札之前。往来书札，学者历来视为考订某家事迹的重要文献，弘一研究亦不例外。近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学界已对《全集》书信卷中有关书信的编年（自然包括发信地点）陆续作出了新证，如《弘一法师考论》[3]和《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4]等。笔者根据新近发现的弘一法师书迹，结合其他书信材料，曾对《全集》第八册“书信卷”所著录的致刘绵松札九通的编年等事项重新作了考订，并对其中三札的原订编年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
《全集》书信卷所著录的弘一法师致刘绵松札九通[5]，未见之于此前有关弘一大师书信的诸种文献辑录[6]，应该是全集编辑委员会根据征集而得的传世弘一手稿整理而出；其注编年等问题，亦未见其后相关文献有异议 [7]。考虑到受信人刘绵松与弘一法师的特殊因缘，其结论应对梳理刘绵松与弘一法师的交游一事至关重要，亦可对补正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8]的若干事迹。刘绵松（1919—1983），福建漳州人，1938年农历腊月间皈依弘一法师（1880—1942）座下，法名胜华，其拜师弘一未久，已有心编辑“弘一法师文钞”，弘一圆寂后更是尽心搜集资料而致力编辑《弘一法师全集》，惜未果其事，数十年之资料目前已见散佚 [9]。受篇幅所限，本文对诸札文辞不作全文移录，谨依《全集》编次而述考如下，祈请方家教正。
第一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八年旧十一月廿六日，泉州承天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误。
应订为“一九四一年旧十一月廿六日，晋江福林寺”。
札末自署“农历十一月廿六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就刘绵松计划为其编辑文稿(“文钞”)之事而复。札有云：“编辑文稿之事，由朽人自编。……名目决定不用‘文钞’之名。”(引文中着重号系原出，下均同)“编辑之主旨，在于精不在于多。……仁者所编计划书，至为精密。但意在广辑巨帙，洋洋大观。此与朽意未合，乞亮之。”由此可知，确定刘绵松计划编辑弘一法师文钞的具体时间是考订本札时间的眼位所在。而包括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在内的诸家著述均未涉及此一关键。
检诸文献，于《全集》书信卷“致广义法师”第一〇通觅得弘一相关自述：“漳州刘绵松发起，欲编辑《□□法师文钞》。此事万万不可行。余已去信阻止。”[10]惜此札亦未自署时间，而《全集》订为“一九四一年夏，晋江福林寺”。考上述两札内容相关若此，而《全集》编者竟在同一册中竟有三年的时间差异，显然有失谨慎。两者编年之订，至少应有一误。仅据致广义法师札中“余已去信阻止”云云可知，上及致刘绵松札应在前，这一点应无误，但是否前后相差三年呢？从致广义法师该札的其他内容看，也与致刘绵松此札有相类处，即应当就在某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复函刘绵松一札不久，弘一法师又致函广义法师了。又考，致广义法师札中提及了“将来欲印余之新撰述。（皆自有写本，影印）”三种，其中包括了《晚晴集》一册；而据瑞今法师《弘一大师弘法略记》云：“辛巳夏，来泉（州）福林寺闭关，……编《律抄宗要随将别录》及《晚晴集》。”可知，弘一法师手写编录《晚晴集》一册事在辛巳（1941年）夏，《全集》编者或正据此而把致广义法师一札订为1941年夏。因此，笔者臆此致刘绵松札的复函时间不当在1938年，而亦应在1941年农历十一月。
以下的考证结果表明，事实正是如此。致刘绵松本札又云：“尊母法名，上一字误写。因朽人神昏，不及详察。但亦可用。母子之名，上一字相同，无妨。昔有归依印光法师者，命名亦恒如是，与俗例异也。”此言涉及刘绵松母子已皈依座下和弘一法师为刘绵松书件时“误写”刘绵松母氏法名而造成其“母子之名，上一字相同”等事。沿此索考，因为刘绵松母子皈依弘一法师座下而弘一法师又为其母子赐法名一事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证据，即1938年农历十二月下旬（详考参见“第二通”），据此已知本札不可能复函于1938年农历十一月。
近日发现的一帧弘一法师书件真迹——《〈瀞华精舍〉朱书题额并跋》卷（图版已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封二刊发），成了揭开本札书写时间的钥匙。正是在这一书卷的题跋中，弘一法师把刘绵松母氏法名“惠瀞”误写成了“胜瀞”，而刘绵松法名“胜华”，此一字之差就造成了“母子之名，上一字相同”的情况。为能进一步明晰其事，在此不得不略出笔墨对该卷作一简介。首先必须明确，该卷为刘绵松旧物，经多方鉴考，乃弘一法师暮年真迹。“瀞华精舍”四大字题额，朱书；左加墨书小字题跋，凡21行180字，文曰：
    绵松贤首，善尽孝道，化道节母，归信三宝。昔为立名，母曰胜瀞，子曰胜华；尔复致问其义，请题堂额。因为署曰“瀞华精舍”，并释其义云：“瀞”者，今文作“净”。胜净者，圆悟自性本净也，谓知一切众生皆如来藏，无别八识生灭之种，烦恼生死即是菩提涅槃，彻于法界，唯见清净，不复更有染法也；胜华者，既悟自性本净，应即称性圆修，芬敷万行，荣耀众德，故喻如华也。然性与修，二而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由是挈合，“净华”名其精舍，藉示性修不二旨焉。辛巳岁暮，晚晴老人。
据此题跋可知，弘一法师本札所云“尊母法名，上一字误写”之事，即是其应刘绵松之请为题“瀞华精舍”堂额而在题跋“释其义”的文辞中误写一字的情况；而此跋署款时间为辛巳（1941年）岁暮，那么其中有说明书件中“误写”一字情况文辞的本札，自当在其后不久所发。
综上所考，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本札当为1941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所写，合公历为1942年1月12日；其发函地点当为晋江福林寺。（二）《〈瀞华精舍〉朱书题额并跋》卷，虽然自署“岁暮”（一般通指农历腊月）云云，其实是在1941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之前的几天里所写。（三）《全集》书信卷“致广义法师”第一〇通的原订编年亦有误，而应该是在辛巳年冬（具体时间应在1941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复函刘绵松一札之后，即公历1942年初），而不应该是“一九四一年夏”；至于致函地点，若在农历十二月一日前则是晋江福林寺，若在农历十二月二日后则是泉州百原寺或晋江福林寺[11]。以上结论均可订《全集》书信卷编年之误，亦可补订《年谱》有关之阙误。
第二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八年旧十二月廿五日，泉州承天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无误。
札末自署“旧十二月廿五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就刘绵松“发心归依三宝”之事而复，并涉及刘绵松母氏皈依之事。正是在本札之复中，弘一法师为刘氏母子赐法名。札有云：“拟于元旦日书写三宝名寄上，以证明仁者发心归依三宝之意。仁者之母亦宜归依三宝，拟写佛号一纸奉上。仁者之母，法名惠瀞。仁者法名，曰胜华。拟于元旦日书小堂幅二纸，即写法名，以为归依纪念。又有旧写就之小联二对，亦题款一并寄上。又附上佛书数种，并为一包，于元旦日付邮寄奉。”札中“元旦日”云云，乃指旧历（农历）正月初一日。《年谱》于1939年（己卯）系年下首出“是年元旦，在泉州承天寺手书佛号及华严经偈，赠漳州刘绵松及其母氏”，并在相关注释中给出了弘一法师此番为刘绵松母子所写书件内容：
（一）“佛法僧。”胜华居士礼敬供养。己卯元旦，沙门一音书。
（二）“与世为依怙，如日处虚空。”《大方广佛华严经》偈句。胜华居士供养。己卯，晚晴老人。
（三）“南无阿弥陀佛。”惠瀞老女居士礼敬供养。己卯元旦，沙门一音敬书。
（四）“妙智清净日，大悲圆满轮。”《大方广佛华严经》偈句。惠瀞老女居士供养。一音。[12]
上述，第一件“佛法僧”即写三宝名，第三件“南无阿弥陀佛”即写佛号，第二、四两件应当就是本札所说的“有旧写就之小联二对，亦题款一并寄上”之作；而第一、三两件为刘绵松所写，第二、四两件则为刘绵松母氏所写。由此可见，上述四作正是本札所提及的“拟于元旦日”书写或题款者，其时刘绵松已经发心皈依弘一法师座下（可证刘绵松皈依时间在1938年农历腊月廿五日前）。由此，亦可证本札《全集》编年无误，合公历则为1939年2月13日。据《年谱》所考，戊寅岁暮弘一法师正驻锡泉州承天寺，并在此度岁。
第三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九年旧元旦，泉州承天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无误。
札末自署“己卯元旦”一语已明，即1939年农历正月初一，合公历则为1939年2月19日。
味文意，本札（书迹亦见《全集》第八册第401—402页影印）当系弘一法师继前札（即《全集》第二通）而发。札中“前复函，想已收到”云云，正是指1938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一札。正是在本札中，弘一法师言出必果，寄出了上札所提及的“各件”：（一）“拙书四种”，即上述为刘绵松母子所书四件作品；（二）“拙辑之书，及拙字，付印者甚多，今就现存者检奉”，即随本札付邮的《地藏菩萨灵感录》《寒笳集》《人生之最后》《清凉歌集》各一册和所书《心经》一纸、《金刚经》一册；（三）“此外，有师友所辑之书数种”，即《到光明顶之路》《皆大欢喜》等十种十三册。札中又云：“仁者母子，今皆为朽人之弟子。”可证刘绵松母氏在此之前亦已皈依弘一法师座下。
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封二影印之弘一法师“致刘绵松包裹封”一纸，正是本札之函封，该封邮戳“晋江39.2.20”，即付邮日是1939年2月20日，可知本札随包裹而发（即第二通所说的“并为一包”）；又可知，弘一法师时驻锡泉州承天寺，刘绵松居漳州顶田下146号。刘绵松应该正是在这一次得到了弘一法师的书籍，以及后来的陆续所得，开始有心计划编辑《弘一法师文钞》。
第四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九年正月十四日，泉州承天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无误。
札末自署“旧正月十四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在收到刘绵松复函后而发。札有云：“两奉惠书，具悉一一。”从时间上判断，刘绵松应该是在受到弘一法师1938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之函（即上述“第二通”）和1939年正月初一日之函（即“第三通”）并包裹后依次复函，为此，弘一法师一并复函而致本札。以当时泉州、漳州两地的邮件递送条件及所需计，当合。订考本札编年的更重要信息，还在于札末“朽人不久或往永春”一语，考《年谱》1939年纪事，正与“仲春，在月台（承天寺）……将往永春，与黄福海写影留念，并为题记。新历四月十四日，自泉州入永春”云云相合。《年谱》之订，文献依据已在该书相关注释中标示，其中弘一法师与黄福海居士的合影一帧并题记，目前仍见流传，可信征。故本札当为1939年正月十四日所发，合公历则为3月4日。一个多月后（4月14日，农历二月廿五日）弘一法师入永春。
第五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永春普济寺”。
原订时间、地点，或无误。
札末自署“五月十七日”，无年款。味文意，当系弘一法师接刘绵松致候之札而复。札有云：“朽人近居深山，掩室习静。友人处罕通音问。”按《年谱》1939年纪事并其注释材料，弘一法师于该年农历二月廿八日至永春普济寺，直至次年农历十月初九日离开，凡572天屏除应接，闭户静修，从事著述。故本札之复，当在永春普济寺。又，弘一法师自1939年秋起，时有病恙，与本札“身体尚健，唯精神不如昔耳”云云不合，故不当在1940年。唯其自署时间未明是旧历（农历）或新历（公历），亦一时难以索考。窃臆其乃农历，合公历则为1939年7月3日。
第六通  《全集》订为“一九三九年旧十月十日，永春普济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误。
应订为“一九四一年旧十月十日，晋江福林寺”。合公历则为1941年11月28日。
札末自署“农历十月十日”，而无年款。本札书迹见《全集》第八册第403页影印。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就刘绵松计划为其编辑文稿之事而复。札有云：“所辑讲述录，至善。所云生平及其他者，须俟朽人生西后乃可流布。至要至要。”此事应与上述“第一通”有联系，两札时间应当相近。
又，本札有言：“友人高胜进居士撰《韩偓评传》，前年在上海开明书店排就未印，即毁于兵燹，近复重编写就。朽人再为撰序，附录奉览”。关于《韩偓评传》书稿遭兵燹一事，据高文显（胜进）回忆是因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开明总厂被毁而造成的[13]，对此回忆，《年谱》等文献多加信征。《全集》编者或许正据此而订出本札为1939年而发。排除弘一法师误记时间的可能，事实上“前年”一语在此可能是指往时，而并非实指为去年的前一年。更主要的证据亦直接出自本札，即札后附录的弘一法师为高文显重编后的《韩偓评传》所撰写的序文，在此序文末，弘一法师自署“岁集鹑尾秋暮，晚晴老人”。按古历法，岁次鹑尾，则太岁在巳，故该序乃辛巳（1941年）暮秋（农历九月）所撰。故附录有此序的本札不可能发于1939年，而应在1941年，地点应订为晋江福林寺。从时间内容看，本札就是上述“第一通”札末附言中所及之“前次之信”，因为两札事关商讨编辑文集讨论之事，谨慎的弘一法师不忘嘱咐刘绵松一声：此二信“皆乞无须示人”。
另，《全集》书信卷第279页致性愿法师第五五通所订“一九三八年旧九月五日，泉州温陵养老院”云云亦误，应改订为“一九四一年旧九月五日，晋江福林寺”。
第七通  《全集》订为“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六日，晋江福林寺”。
原订时间、地点，均误。
应订为“一九三九年正月十六日，泉州承天寺”。合公历则为1939年3月6日。
札末自署“农历正月十六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继上述“第四通”而发。札有云：“又子恺来信，及马晓清居士印稿，并以奉仁者收藏。马居士住漳新行街，现任职于长泰罗山中心小学。其印稿中加圈者五印，皆为朽人刻者。”札中所及马晓清居士，即马冬涵，善篆刻，自1938年秋以后多次问艺于弘一法师，据《全集》书信卷第252—253页所辑录的三通书信（其书迹均见《全集》第八册第395—398页影印）考察，在1939年正月前后弘一法师曾多次致函请马居士刻印，此三通书信内容可印证本札当为1939年正月所发。
又，本札“前日复书，托笑棠居士转致”云云，当指正月十四日所发的上述“第四通”。
第八通  《全集》订为“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泉州开元寺”。
原订时间、地点，或无误。
札末自署“八月十四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当系弘一法师暮年驻锡泉州开元寺期间致所发。札有云：“朽人近来，精神更惫昏不支。不久仍方便掩关，辞谢一切缘务。”此合《年谱》1942年秋纪事。弘一法师1942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致王梦惺札曾言：“朽人老态日增，精神恍惚……。不久闭门静养，谢绝缘务。”[14]其与本札心境甚合。
又，札中有“前托昕师寄上公函”云云，虽然所寄公函时间内容均无考，但昕师即昙昕法师（广义法师），弘一法师最后岁月掩关静养，诸多信函多托其代为付邮。此或可为添一旁证。窃臆“八月十四日”云云为农历，合公历则为1942年9月23日。
第九通  《全集》订为“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二日，泉州温陵养老院”。
原订时间、地点，或无误。
札末自署“八月廿二日”，而无年款。味文意，本札或当继上述“第八通”而复。本札文辞所及心境一如前札，态度甚至更为坚决：“所有外来之信件等，皆由他人代收阅，或径退回，朽人未能披览也。……以后亦即停止通信，诸希鉴谅为祷。”暮年衰病气象，心境流露无遗，与《年谱》1942年秋纪事甚合。
唯札中“丰居士处，已近两载未通信”云云，透露一点消息。丰居士自然是指丰子恺，查诸《全集》等文献，目前所见弘一法师致丰子恺札时间最晚者为1940年农历五月廿五日所发者[15]，事关即将定稿的《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修订工作。1940年11月，《续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6]。估计在此前后，弘一法师与丰子恺二人尚有联系。按之陈星编著《丰子恺年谱》一书，于1941年和1942年纪事均未及师徒二人交谊事迹[17]。以1941年11月（农历九、十月间）为限下推，至1942年农历八月正合本札“已近两载未通信”之述，故本札或当正为1942年农历八月廿二日所发，合公历则为10月1日。若此，则原订地点亦不误。
综上所考，《全集》书信卷所辑录的致刘绵松札凡九通，其原订编年（包括地点）有误者凡三通。按本考所订，此九札编次应重厘订为：第二通（1939年2月13日•泉州承天寺），第三通（1939年2月19日•泉州承天寺），第四通（1939年3月4日•泉州承天寺），第七通（1939年3月6日•泉州承天寺），第五通（1939年7月3日•永春普济寺），第六通（1941年11月28日•晋江福林寺），第一通（1942年1月12日•晋江福林寺），第八通（1942年9月23日•泉州开元寺），第九通（1942年10月1日•泉州温陵养老院）。同时，本文亦兼及《全集》书信卷致广义法师第一〇通和致性愿法师第五五通等札原订编年之误。
注    释：
[1]《弘一大师全集》：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6-1993陆续出版。
[2]《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3]《弘一大师考论》：陈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02年7月第1版。
[4]《中国书法全集》（刘正成主编）第83卷《李叔同•马一浮》：分卷主编潘良桢，荣宝斋出版社（北京），2002年11月第1版。
[5]见《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第253—256页。
[6]在《弘一大师全集•杂著卷、书信卷》之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弘一大师书信的文献，主要是指：（1）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大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2）夏宗禹编《弘一大师遗墨》（华夏出版社，1987年6月）；（3）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4）刘雪阳、丰一吟编《弘一大师书信手稿选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12月）；（5）秦启明编注《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因为早期辑集弘一书信的《晚晴山房书简》第一辑（夏丏尊编，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版）等文献，均已为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时所征录，故不复考。
[7]除《弘一大师考论》和《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卷》外，主要还指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和萧枫编注《弘一大师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等文献以及其他相关著述。
[8]林子青编著弘一年谱之事，早在1944年10月就有《弘一大师年谱》（上海杂华精舍出版），其后陆续增订而成《弘一大师新谱》（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初版），增订之谱后又易名《弘一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本文所据考者，即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9]弘一法师圆寂后，刘绵松独力行编辑《弘一大师全集》之事，并先后请得当时社会贤达名流题写书名及纪念文字等，计有于右任、张元济、虚云、萧蜕（本无）、黄炎培、马一浮、沈尹默、叶恭绰、吴湖帆、马公愚、柳亚子、徐悲鸿、李健、蒋维乔、丰子恺、邓散木、许世英、谭组云、梁寒标、孙智敏等；后因困于时局等因素而流产，目前唯见当年所成《弘一大师全集•目录》抄本流传。又，据诸家题字可知，该全集至少应当包括“弘一遗迹”、“晚晴老人遗稿”、“弘一法师之生平及其他”等基本类别。上述诸家题字，笔者于2002年12月在上海的一次纪念弘一法师圆寂六十周年展览会上得见真迹；而刘氏所藏的若干弘一遗墨，笔者又曾见于上海、杭州两地公私收藏者。
[10]“致广义法师”第一〇通，参见《弘一大师全集•杂著卷、书信卷》第313页。
[11]据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1941年系年下各注释所出文献资料可知，弘一法师在该年自夏迄农历十二月一日之前驻锡晋江福林寺，农历十二月二日方“来温陵，居百源禅苑”（参见该谱第298页注释⑿），而于二十二日复至福林寺度岁（参见该谱第300页注释⒄）。虽然《年谱》有谓腊月中上旬间曾“至开元寺小住”（参见第292页），考虑到受信人广义法师当时即驻锡开元寺，故排除之。故，年谱所谓“仲冬，在百原寺”云云（参见第292页），亦当有误。
[12]均转引自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第277页注释①，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13]参见高文显《弘一大师逸闻》，据《弘一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第19—23页。
[14]参见《全集》第八册第258页辑录之致王梦惺札第二通，其订为“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永春普济寺”云云则误。本文谨据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之考。
[15]参见《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第192—193页之致丰子恺札第二十三通。
[16]参见陈星《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交往实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1997年12月第1版第163页。
[17]参见陈星《丰子恺年谱》，西泠印社（杭州），2001年9月第1版。

刘正成

拜读。《全集》的研究应该这样不断掘进！

方爱龙

附图1（图版质量不好，敬请网友多加包涵）

方爱龙

附图2（不好意思，聊胜于无）

李赫

非常精彩，这样的成果放在网，我担心要被人剽窃！

李淳风

爱龙先生当真了不起,是吾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得买一本朱熹卷和弘一卷去瞧瞧!

方爱龙

敬谢诸位鼓励。囿于学识，我知道自己的东西做得并不理想。我只企求自己的明天比昨天、今天有所进步。
网络在今天是一种重要的交流途径，我们在此间享受了太多他人发布的信息与成果。窃以为不能总做一个“享受”者，还应该做一个“劳动”者。唯此，在时间的允许下，帖上一点小资料，与诸位共享而已。
祝愿大家心情愉快！

常来看看

谢谢楼主
辛苦了！！
十分感谢！！！

听雨斋主人

好文，治学严谨。

紫芝

这是方老师一向的作风---严谨 一丝不苟
好
要好好学习
谢谢方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