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曹操石牌没有问题！作者是梁鹄！

李丰原

郑志刚抚查曹操高陵出土石牌

日前，美术批评家郑志刚，零距离抚读、查考了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石牌，对其上书法风格、镌刻手法、石牌质地等方面进行了立体确认。


                                                                 曹操高陵石牌乃梁鹄所书？
                                                                                       郑志刚   

    依上所述，曹操高陵的这部分汉末刻石书迹，至少假自两人之手。那么，这些作者有无影踪可寻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纯粹凭借书法而扬名，在社会上被广泛尊崇，成为书法名家，并通过师徒授受、世人仿学而形成书法群体和流派，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著名书法家有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等，但遗憾的是，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数量丰富、艺术高超的汉代碑碣刻石、简牍墨迹，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时书家没有署名的风气，这些史书所载、享有赫赫大名的书法家都没有可靠的书迹存世。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史书的记载对他们的艺术努力和风格表现有一鳞半爪的了解。”

    曹操父子（丕、植等），文名隆盛，而书名不彰。而在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笔下却是“魏武帝，姓曹氏，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张华云：汉安平崔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子植字子建，亦工书。”看来，曹操天赋异禀，不单诗文傲世，并书法骄人，以其“雄逸绝伦”之章草，成为仅次于汉代著名书家崔寔、张芝、张昶的笔墨胜流。还有，写出《洛神赋》的曹植“亦工书”。由是推想，《典论•论文》的作者、魏文帝曹丕，对书法至少也是不陌生的。

    书法于曹操是当然的余事，却有不俗的成就。至南宋，仍有硕儒如朱熹者，直言：“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尽管曹操流布于后世市井间的“奸雄”形象，影响了对其书艺的评价，但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曹操书迹本身的水准，还是令人信服的。

    曹氏父子既然于书法有超拔见识，那么，对曹墓石牌的书写者，理当有严苛的挑剔与遴选。一个前提是，为昭示典重起见，这批石牌的书手，必须精擅规范的“八分书”。对曹操而言，这样的书手并不难觅，因为汉末许多著名书家如梁鹄、毛弘、韦诞、邯郸淳、钟繇等都直接归附了他。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今八分皆弘法也。”也就是说，魏晋时期作为铭石书体而流行的八分隶书，是师宜官、梁鹄、毛弘这一风格体系发展而来的。而毛弘（汉献帝时为郎中，教秘书郎书法）是梁鹄的弟子。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唐前历代书法名家以神、妙、能三品分别置评。在“妙品”98人里，梁鹄居“八分”之一，“魏武帝”居“章草”之一。“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梁鹄受曹操激赏，与王羲之被李世民极力推重，或颇仿佛。汉末以及曹魏时期的宫殿题署，遂多为梁氏所书。

    如此看来，梁鹄（或以梁鹄为核心的一个小型书法组合）理当成为高陵石牌书手的最佳人选。曹操临终前遗令，或者曹操谢世后曹丕、曹植自发指派，再或他人竭力举荐，都有可能促成梁氏担纲曹墓内外一应书写事务。这批尊谨恭敬的铭石“八分书”，如果出自梁鹄之手，与曹操的身份及曹墓规格，也是相匹称的。至于那一少部分隶楷间杂的率性书写，则可推定必非梁鹄（或梁鹄组合）所为，而极有可能是临葬前民间匠作“拾遗补缺”式的草草客串。依当时审美轨则，这类“蓬头鹑衣”般的挥洒，是根本不入时人眼、深为士林名流所鄙薄的。

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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