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與懷素自敘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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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的懷素自敘帖

懷素〈自敘帖〉墨蹟雖然傳世有數本，故宮所藏是現今僅存的一件（故宮雖有另一件仿本，然品質不佳，收在簡目；另有傳蜀中本，也不真），反映唐代中葉以後草書從王羲之傳統變化的新風貌，宋代以後個性派書風的發展，多少與懷素狂縱的草書有關。此作自北宋蘇舜欽以來便流傳有緒，於南宋時歸於趙鼎，至明中葉時入藏陳湖陸氏；文徵明根據陸氏藏本雙鉤入石，刻於陸氏水鏡堂，即所謂的〈水鏡堂刻本〉。

然在李郁周先生近作《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祕》及一篇考辨文章裡，卻推斷故宮所藏懷素〈自敘帖〉墨蹟及卷末之宋、明人題跋，都是文彭根據陸氏藏本所摹，並參考〈水鏡堂刻本〉上的印鑑偽刻印章，鈐於其上。他主要以〈水鏡堂刻本〉為比對依據，意欲證明〈水鏡堂刻本〉摹勒在前，文彭所摹的故宮本在後。書中謂：「水鏡堂本所摹刻的陸完家藏本〈自敘帖〉，原帖紙張破損泐洞之處甚多，文徵明均依原樣細加鉤勒，框廓明確，筆畫斷殘處十分清晰；故宮墨跡本則以塗擦揭去墨痕，使之有如墨漬漫漶而成殘蝕模糊之狀。」

文中雖舉出二十個殘破處，不過仔細觀看墨蹟本，李文所列舉的破損處，都可以看到補紙的痕跡，添補處與刻本框線位置相同，顯然是經過後人以別紙修補，缺損處或留空（如「點」字），或添筆（如「若此」、「當」字），並非「塗擦揭去墨痕」或「文彭以自家寫法將之補全」（《探祕》頁197）所致。

另外，刻本與墨蹟間微妙的相似處甚多，如卷首右下方都有「佩六相之裔」半印（〈考辨〉說故宮本無此印）；第三十五行的「卷」字左伸轉筆處有缺損，補了一塊，刻本也忠實的反映出來；九十四行「翻」字末筆拋勾最後回挑，筆絲若斷還連，在墨蹟與刻本中都表現傑出，相形之下，李文所認為優於墨蹟本的〈契蘭堂本〉與〈綠天庵本〉，「翻」字末筆孰優孰劣自可一目瞭然。

以此來看，水鏡堂刻本與故宮墨蹟本的關係十分密切，而且可以推斷刻本鉤摹自墨蹟本，也就是說故宮墨蹟本正是當年陸完所藏的趙鼎藏本，並非文彭摹本。
李郁周先生指出懷素《自敘帖》（台北故宮藏）為明人所偽，確實是缺乏有力的直接證據。誠如上文提及，經實物比對觀察不難看出刻本鉤摹乃出自墨蹟本。至於墨蹟本上藏印的指摘就更加薄弱且令人懷疑，若以文彭傳世印拓（書畫作品上為主，兼及文徵明、文嘉及項元汴之用印）的風格與時代來考量，有相當多的印皆非其能力所及，即使是摹刻亦然，更遑論反過來依據刻本來還原。這其中牽涉到不同時代的篆刻家對篆刻的認知，也就是時代風格的問題。況且，印章的仿刻也不是如此簡單，否則那些名家之地位豈不是輕而易舉就被作偽者取代。現代當然可以藉由照相技術，利用鋅版進行較準確的仿製（當然還是有些微的差異）。事實上，如果將數量夠多的古代偽印（排除照相製版之年代），逐一與原印進行比對，不難發現，印章的品質往往就是鑑定的關鍵。

然而，印章真偽對書蹟本身而言，也僅是提供一個較文獻更貼近原作的佐證，並非直接證據。最關鍵的當然還是懷素《自敘帖》本身，但這也是目前學界最難以取得共識的部分。至於其後之宋人跋文呢？以蘇轍為例，目前存有多件蘇轍作品可供比對，無論從其結字、筆法或品質看來，都很難得出此為出自他人之手的結論。當然，如果不放心的話，試將文彭書蹟收集起來對照，只要熟悉此二人之筆性，應該也不至於會將之混淆。此外，假若文彭能臨摹蘇轍至此地步，那當年文徵明也不會在命文彭補蘇軾《赤壁賦》（台北故宮藏）前數行後，捨棄而自行補書之。現今看來，文徵明的蘇體當然不同於蘇軾，有著各種的風格差異，儘管外型上相當接近。若文徵明的蘇體能夠從風格上清楚辨認，那文彭的蘇轍偽跋在確認上應該也沒有問題。

另外，對於墨蹟與刻帖之間的關係並不難說明，只要仔細比對即可分出先後。墨蹟本與水鏡堂刻本基本上相當接近，連破損處都吻合一致。這種情況下牽涉到臨摹的問題，首先要確認故宮本究竟是臨或摹？在台灣，由於此作經常展出，故對此為自然書寫的看法，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從《自敘帖》本中可知，書家書寫速度並不慢，而要以臨寫的方式做到如此貼近刻本，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水鏡堂本刻自墨蹟本是無庸置疑的，反過來則是超越極限的不可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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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懷素自敘帖有關的書目
（2004年以前）


懷素自敘帖好像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我隨便找了一些相關書目給大家參考，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大家一起來補齊這份書目。以下的書目照發表先後排序：

1.          田淵保夫，〈書道史上中唐革新派懷素の書と周邊〉，《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53，1975.09，頁99-121     

2.          饒宗頤，〈宋拓韓刻群玉堂帖懷素千字文－附黃山谷松風閣卷跋向氏即向冰考－〉，《香港中文大學學報》3:1，1975.12，頁117-128           

3.          張清治，〈千古醉人一僧書－談懷素草書自敘帖〉，《故宮文物月刊》(1-11)，1984-2，頁14-29  

4.          劉詩，〈唐懷素《自敘帖》拾零〉，《四川文物》，1989：3（25），頁77-79      

5.          王元軍，〈禪宗與懷素的書法〉，《哲學與文化》226（1993），頁277-281   

6.          王元軍，〈文化視野中的懷素書法〉，《中國文化月刊》171（1994），頁92-103

7.          蔡惠明，〈唐代的兩個懷素〉，《香港佛教》421（1995），頁16-20               

8.          穆棣，〈懷素「自敘帖」中「武□之記」考〉，《故宮文物月刊》173（1997），頁118-133           

9.          何清谷，〈唐代書法家懷素新傳〉，《歷史月刊》125（1998），頁78-83        

10.      Adele Schlombs, Huai-su and the beginnings of wild cursive scrip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Stuttgart: F.Steiner，1998                    

11.      穆棣，〈懷素「論書帖」中張晏、趙孟頫二跋歸屬溯源〉，《故宮學術季刊》，18:02（2000），頁35-59、180-181   

12.      王裕民，〈懷素自敘帖新研〉，《故宮文物月刊》231（2002），頁62-75        

13.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草書「基因」的比勘〉，《故宮文物月刊》233（2002），頁24-35               

14.      王裕民，〈綠天庵本「自敘帖」偽刻考辨〉，《故宮文物月刊》235（2002），頁86-95               

15.      李郁周，〈綠天庵本「自敘帖」是摹本傳刻〉，《故宮文物月刊》238（2003），頁68-76               

16.      王裕民，〈綠天庵本「自敘帖」偽刻再辨〉，《故宮文物月刊》241（2003），頁86-105            

17.      李郁周，〈故宮本懷素「自敘帖」的紙幅與印記--從「水鏡堂刻本」談起〉，《中華書道》41（2003），頁45-57               

18.      李郁周，〈故宮墨跡本「自敘帖」是文彭摹本〉，《中華書道》42（2003），頁13-24               

19.      李郁周，《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祕》，台北：蕙風堂出版社，2003，4月

20.      王裕民，《假國寶：懷素自敘帖研究》，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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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卷〈自敘帖〉，那有可能是趙鼎原藏本？


二００四年二月上旬，臺北故宮博物院電腦網站「藝術史討論區」，有故宮人員撰文探討〈自敘帖〉，將滿卷合縫到處都有偽印「趙氏藏書」（左半、上半、下半、全印）鈐押的故宮卷〈自敘帖〉，指稱是陸完藏趙鼎藏本；而將文徵明從有真印「趙氏藏書」押縫的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雙鉤填墨入石的水鏡堂本，指為是從故宮卷〈自敘帖〉鉤摹而出。如果文徵明鉤填的水鏡堂本〈自敘帖〉是從故宮卷摹刻，文氏竟然找出真印「趙氏藏書」代替偽印來摹刻，也找出與故宮卷不同的「物外奇寶」（似為趙鼎藏印）及蘇舜欽家「許國後裔」等眾多合縫印記來摹刻；如是而言，文徵明豈不具有從「偽本自敘帖」摹刻出「真本自敘帖」的特異本領？滿紙偽印「趙氏藏書」鈐押的故宮卷〈自敘帖〉，那有可能是趙鼎原藏本？焉能稱其為自趙鼎遞傳而來的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文徵明取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雙鉤填墨入石時，文彭摹本故宮卷〈自敘帖〉尚未誕生。

（李郁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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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敘帖》的藏印問題


關於《自敘帖》上「趙氏藏書」的真偽，如李書中所示，僅以水鏡堂本與安思遠堂的「趙氏藏書」有些許相近就驟下定語，證據十分薄弱。仔細比對三印，兩兩間各有似與不似之處，水鏡堂本與安思遠堂之間也存在很多差異，如水鏡堂本「藏」字左右偏旁的位置就與墨蹟本接近，不知作者何以忽略不提？若遵循作者書中否定墨蹟本的思考模式，亦可以輕易地將安思遠堂本的「趙氏藏書」斷為偽印。至於墨蹟本與水鏡堂本的差異，也不是難以理解的狀況，只要試者將任何一部刻帖與墨蹟比對，皆很容易發現類似李書中所指出的那些像與不像的問題。

刻帖中印章的摹刻原本就不是最受重視之處，否則就不會有缺摹的狀況，因此摹刻過程中會付出多大的心力可想而知，這從水鏡堂本的那些粗糙印章亦可理解。由於《自敘帖》上「趙氏藏書」也不是相當清楚，從水鏡堂本上清楚的輪廓即可推測，當初文徵明在雙鉤時必定需要將此模糊的印記修飾，加上文徵明本身對篆書並不陌生，因此將「書」字不清的「日」勾勒為圓形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水鏡堂本「書」字目前的寫法。此外，撇開水鏡堂本上那些粗糙的印章，安思遠堂與《自敘帖》上的「趙氏藏書」雖為不同，彼此間其實很難評斷出真偽，若以品質或時代印風而言，兩者皆為真的可能性相當大。收藏家擁有多組相類似的印章，在藝術史上實屬常態，可以舉出的實例也相當多。

如果《自敘帖》真為文彭所偽，為何所有印章都能處理得接近水鏡堂本，而獨獨留下趙鼎收藏印記的敗筆，可能嗎？另外，以蘇轍跋文中「此」字的寫法與存世墨蹟皆相異，卻反而與文彭的習慣相同，故將之推為文彭所偽。由於蘇轍的墨蹟流傳的並不多，因此很難斷定他一輩子的「此」字都只有一種寫法，故當然不能拿來斷定真偽。

一方趙鼎真印解開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之謎

湖北美術出版社印行的《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六冊第三九九頁，美國安思遠所藏〈晉唐小楷〉舊拓本，有一方南宋趙鼎的「趙氏藏書」收藏印記，以這方真印做為比對的標準印，能夠解開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之謎。

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前後，文徵明根據陸完家藏蘇液本〈自敘帖〉，雙鉤填墨入石刻成水鏡堂本〈自敘帖〉，摹刻有趙鼎這方「趙氏藏書」真印，由此可知：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曾為南宋趙鼎藏有。嘉靖九年(一五三０)，文彭根據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映摹出故宮卷〈自敘帖〉，其上的「趙氏藏書」印是偽印，因此可知：故宮卷不是蘇液本〈自敘帖〉，非經南宋趙鼎藏有，也非陸完家藏本。以趙鼎這方真印為直接證據，可知水鏡堂本〈自敘帖〉是蘇液本的化身；即使取《停雲館帖》等其他無關的刻帖來做旁證，也無法推翻水鏡堂本〈自敘帖〉的地位。

水鏡堂本〈自敘帖〉據蘇液本〈自敘帖〉鉤填刻出，蘇液本原紙破損殘蝕二十餘處，文徵明以框廓鉤勒，存其原貌。故宮卷〈自敘帖〉據蘇液本〈自敘帖〉摹寫而出，蘇液本原紙殘損處，故宮卷以擦去墨痕偽仿，偶有未將墨痕塗去的地方，即露出破綻。水鏡堂本〈自敘帖〉鉤填於前，故宮卷〈自敘帖〉映摹於後，彼此沒有「直接」關聯，兩者的紙張破損處相同，是因為都出於蘇液本〈自敘帖〉的緣故。

然而，故宮卷〈自敘帖〉與水鏡堂本〈自敘帖〉的種種不同，即是故宮卷與蘇液本的差異處，以帖文書法來說：第六十六行「入」字撇筆開叉，故宮卷補描一筆；第六十八行「輕」字末兩橫，故宮卷重按硬拖；第二十七行「著」字末筆起筆，故宮卷缺少承帶筆勢。故宮卷映摹缺失之多，不勝枚舉，可以看出故宮卷〈自敘帖〉摹寫時的不足與漏洞；而根據蘇液本〈自敘帖〉摹刻的水鏡堂本，則沒有這些書寫不當的現象。刻帖(水鏡堂本〈自敘帖〉)書法不可能上原跡(蘇液本〈自敘帖〉)書法一等，但能夠超過偽本(故宮卷〈自敘帖〉)書法好幾等，這更是不言可喻的直接證據。

從「趙氏藏書」印的偽仿與帖文書法的缺失看，即可判定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至於推定是文彭摹本的理由如下：(一)、文彭曾經根據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摹寫一卷；(二)、故宮卷是從蘇液本〈自敘帖〉摹出的摹本；(三)、故宮卷拖尾有文彭映摹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之後的題記。上述三點是緊密的有機環狀聯結，從中可以斷定故宮卷〈自敘帖〉即為文彭的摹本。

至於這卷文彭摹本〈自敘帖〉上的偽印，「如何」偽刻偽鈐？「為何」刻得與蘇液本藏印不同？以及此卷「如何」從文彭手中轉入項元汴的藏篋？這些問題的探究已是餘事，不論其詳情如何，皆無法改變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的事實。(李郁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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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雲成幻相，水鏡鑑元真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懷素名下草書〈自敘帖〉，卷尾有南宋初年曾紆的題跋，謂：「藏真〈自敘〉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揚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蘇液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題識。」這則跋語另見於蘇液本〈自敘帖〉水鏡堂刻本及其翻刻本卷末，文字內容完全相同。

曾紆所跋這件蘇舜欽家藏本〈自敘帖〉，即米芾《寶章待訪錄》記載的「的聞」蘇液藏本，而非米芾「目覩」藏於蘇泌處的蘇舜欽補書題記本。由此可以看出曾紆僅知蘇舜欽家所藏的蘇液本〈自敘帖〉，而不知蘇家另有一件蘇泌持有的〈自敘帖〉。北宋時期，傳世的〈自敘帖〉至少已有四本，曾紆跋〈自敘帖〉首句應改為：「藏真〈自敘〉世傳有四」，始與當時的實況相符。

蘇液藏本〈自敘帖〉遞傳到南宋紹興年間為趙鼎所得，趙鼎以「趙氏藏書」印鈐押於本紙與前後隔水合縫處，並於宋人題跋之末鈐押「得全堂記、趙氏子子孫孫其永保用」兩方圖章。這卷蘇液藏本〈自敘帖〉傳藏至明朝中葉入於陸完水鏡堂中，文徵明在陸完後人陸修處觀賞此帖時，驚為奇跡，以雙鉤填墨摹刻於停雲館，其後刻石藏於陸家水鏡堂；文彭也在陸修家映摹一卷〈自敘帖〉留存。陸家所藏蘇液本〈自敘帖〉後來落入嚴嵩之手，嚴氏書畫籍沒入於明朝內府，此本〈自敘帖〉最後不知所終。

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不知所終之際，文家停雲館的文彭摹本〈自敘帖〉，進入項元汴的天籟閣，幻化成陸家藏本的本尊，迷惑明朝末葉以後的書壇，觀賞者以為這卷〈自敘帖〉是蘇舜欽家藏本，甚至以為是蘇舜欽補書的蘇泌藏本，歷來無人能夠提出證據驗明其為分身；這件文彭摹本〈自敘帖〉經乾隆內府收藏，即今臺北故宮所藏的項元汴本〈自敘帖〉。

然而，文徵明雙鉤填墨入石，且自認是「點畫形似無纖毫不備，庶幾不失其真」的蘇液本〈自敘帖〉水鏡堂刻本，尚有精拓精印本流傳人間，比對水鏡堂本與故宮卷書法的差異，以及趙鼎的「趙氏藏書、得全堂記、趙氏子子孫孫其永保用」三方圖章，即可鑑照出故宮藏項元汴本〈自敘帖〉的幻相，還陸家藏蘇液本〈自敘帖〉的元真。(李郁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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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懷素自敘帖之[李說] 與 [王說]有感

近來懷素《自敘帖》成為眾人注目之焦點，其原因為李郁周一系列對現藏台北故宮的懷素《自敘帖》的研究，認為其為明代文彭的摹本。而王裕民氏則針對李氏論點展開辯論，兩人筆戰一開，越演越烈。

李氏主要的立論依據在《水鏡堂本刻本》認為其品質比墨跡本自敘帖好得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氏的證據來源是一件刻本。我們在面對刻本這個「黑老虎」的時候，有許多應該注意的地方，比方說字距行數的改變，筆劃的翻刻和修飾等等。因此，以刻本作為其立論的主要依據是否可靠？王氏的論述看來則較為龐雜，似乎是為反駁李氏論點而起，整體看來缺乏一中心主旨，論述也顯的較漫無目的。其主要依靠的證據為對歷代收藏印章的辨識。然而這樣的做法同樣也有風險存在。筆者認為李、王二氏在這一場辯論中的最大缺點即忽略了從作品本身去作觀察，而執著於枝微末節的旁證。以墨跡本為例，如果墨跡本真如李氏所說是文彭摹本，那麼文彭摹的方式是什麼？是雙勾？還是響榻？然而如果墨跡本是摹本這是否意味著墨跡本卷後的歷代題跋也是摹本？王、李二氏顯然無法解決此問題。又如果真是如李氏所說，為文彭摹本，何以不將之與北京故宮藏的另一件文彭《自敘帖臨本》互為參照？筆者相信，若是對墨跡本後歷代題跋書跡進行比對，就可以知道此卷後的題跋不可能是一人所為。又若是將文彭臨本與墨跡本相較便可知，文彭決計不可能作出如墨跡本品質般的摹本。

另外，可以思考的方向是，東京國立博物館另藏有一件蘇東坡《細楷懷素自敘卷》，其中有一段關於懷素自敘帖的記載，此卷是否為蘇軾作未可知，但其上有文徵明的鑑定題跋，其後也有諸多題跋，不論其是否為蘇軾作，筆者認為或許也可以將之納入資料一起思考，或許可以找出什麼關聯。

另外，關於《自敘帖》是摹本的問題在柏林東方博物館館長Adele Schlombs的博士論文《Huai-su and the Origin of “Wild Cursive Script”(k’uang-ts’ao) in Chinese Calligraphy》一書中便已經觸及。筆者未及閱畢整本論文，因此對於詳細的論證過程，便不詳述，只是提供另外一筆參考資料。另筆者對於書法史一竅不通，更無意挑戰他人論點，僅就個人所知提供意見，若有疏漏誤植，請多包涵。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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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故宮卷〈自敘帖〉是文彭摹本

    鄙人將故宮卷〈自敘帖〉從帖文到宋明人題跋論定為：(一)全部皆為摹本，(二)母本是蘇液本〈自敘帖〉，(三)在嘉靖九年(一五三０)摹出，(四)是文彭的摹本，(五)明人以前的印記，除了項元汴的藏印之外，其餘全部是偽印。

    何傳馨先生認為把拙見「故宮卷是文彭摹本說」否定掉，將文彭的題記認定是觀款，即可證明故宮卷不是摹本而是原跡，曾入南宋趙鼎藏篋，是明代陸完原藏本。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的推論便可以概括，即使鄙人放棄「故宮卷為文彭所摹」的觀點，故宮卷〈自敘帖〉仍然是摹本，不可能是原跡，茲列舉三點理由，並說明如下：

    首先是：故宮卷的紙幅寬度不對。〈自敘帖〉由多幅紙張書寫連接而成，書家書寫時各幅紙寬允宜相等或相近，故宮卷〈自敘帖〉帖文由十五紙接裱而成，第一紙前段懷素原書破碎不存，蘇舜欽補書，因此第一紙(前段補書)與第二紙(後段殘餘)相加，應與第三紙以下各紙約略等寬；然而，故宮卷第二紙竟然已經與第三紙以下各紙等寬。紙幅寬度不對，故宮卷〈自敘帖〉不是原跡，而是摹本。

    其次是：故宮卷的合縫印記是偽印。例如故宮卷上從帖文至宋人題跋，到處都有偽印「趙氏藏書」鈐押，本紙與前隔水合縫左半印一次，本紙紙幅合縫上半印六次、下半印八次，拖尾宋人題跋合縫全印六次。「趙氏藏書」真印在《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六冊第三九九頁與四０八頁〈晉唐小帖〉舊拓本上有之；另見文徵明據蘇液本〈自敘帖〉雙鉤填墨摹刻的水鏡堂本〈自敘帖〉，也有真印「趙氏藏書」摹刻的印記，本紙與前隔水合縫左半印一次，本紙與後隔水合縫全印一次，宋人題跋合縫全印二次。收藏印記不對，故宮卷〈自敘帖〉當然不是原跡。

    再次是：故宮卷的帖文書法不對。例如〈自敘帖〉第六十六行「入」字、第九十行「來」字、第一一五行「來」字等撇筆開叉，故宮卷補描一筆使之成為開叉狀，文徵明鉤填的水鏡堂刻本〈自敘帖〉各字則是自然開叉，這是故宮卷為摹本的直接證據。又如帖文最後兩字「八日」，故宮卷兩字「斷氣」了，水鏡堂刻本則是「連氣」的，是不是文徵明摹刻時將兩字「救活」了？故宮卷太多類似的書法病字，都被文徵明在水鏡堂刻本中「治好」了。如果故宮卷〈自敘帖〉是原跡，懷素寫得如此不堪，而需要文徵明來「醫治」，懷素未免太浪得虛名了。帖文書法不對，故宮卷〈自敘帖〉當然不是原跡，而是摹本。

    附帶一提：有論者承認故宮卷〈自敘帖〉的帖文為摹本，但是堅持帖尾的宋人題跋是真跡。事實上，有十五個偽印「趙氏藏書」半印鈐押的帖文，是摹本；有六個偽印「趙氏藏書」全印鈐押的宋人題跋，能算是真跡嗎？宋人題跋真跡在蘇液本〈自敘帖〉的拖尾，有兩個真印「趙氏藏書」全印鈐押其上。至於辨識題跋書法的真摹兩端，則已無庸費辭。

        ○          ○          ○          ○          ○

    故宮卷〈自敘帖〉從蘇液本〈自敘帖〉摹出，卷尾所摹的最後一跋是李東陽的題記，可知故宮卷摹出時間的上限是李跋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下限是文彭根據蘇液本〈自敘帖〉摹出一卷的題記嘉靖九年(一五三０)。

    文徵明從蘇液本〈自敘帖〉摹刻水鏡堂本〈自敘帖〉時，在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前後，摹刻的合縫印記「趙氏藏書」是真印，並非故宮卷〈自敘帖〉合縫印記「趙氏藏書」偽印，所以水鏡堂本〈自敘帖〉不是從故宮卷摹刻的。據此又可推定故宮卷〈自敘帖〉摹出時間的上限在嘉靖三年之後，亦即此卷在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三０年之間摹出。

    文彭在這段期間前後，曾參與水鏡堂刻本〈自敘帖〉的摹刻工作，嘉靖九年曾根據蘇液本〈自敘帖〉映摹一卷，嘉靖十一年更為蘇液本〈自敘帖〉水鏡堂刻本書寫帖文小楷釋文。由此可知：文彭對於陸家所藏蘇液本〈自敘帖〉了然於胸，其上的合縫印記如「趙氏藏書」等真印，當然眼熟心詳。

    文彭在故宮卷〈自敘帖〉卷末書寫摹後題記時，對故宮卷上二十一個「趙氏藏書」偽印印記，那有誤認的可能？而說自己是根據故宮這卷〈自敘帖〉謹摹一過？文彭書寫「謹摹一過」當時，正是故宮卷〈自敘帖〉的全部帖文與宋明人題跋剛剛摹畢誕生時，卷上尚未鈐押任何收藏印記；故宮卷〈自敘帖〉上的所有印記，都是在嘉靖九年以後纔鈐押的。

    因此，文彭是在尚未鈐押「趙氏藏書」偽印的故宮卷〈自敘帖〉上題記，而不是在已經鈐押「趙氏藏書」偽印的故宮卷上題記；文彭的題記是摹畢題記，不是觀款題記。偽印的鈐押與摹本的傳藏已是餘事。

    總之，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從蘇液本〈自敘帖〉摹出，正是嘉靖九年文彭「謹摹一過」的產物。(李郁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