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郑志刚论文落选！（1）

李丰原

按：2012年2月，第九届全国书学讨论会入选获奖论文名单揭晓。郑志刚投寄的论文《“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迹胪析》落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什么好害臊的，文章写得不好，落选活该！
    或曰邮递有闪失，或曰有关曹操高陵的口水战尚未平息，或曰评委瞧着这个名字就反胃，等等等等，总之，任何理由都显得苍白可笑，郑志刚的论文，铁定是落选了！
    问题是，历届讨论会论文的评选，从来都是“闲人莫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呼吁将所有投稿论文都公开在网络上晒一晒，尤其是上榜论文，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让所有网友做评委，来一次网络海选呢？将海选结果与书协评委们给出的榜单，来一次白纸黑字的比对，是不是还真有点意思呢？
    这里且将郑志刚的论文作一靶子，首先晒出来，大家评一评，论一论，撕开丫个口子，把学术阳光放进来！

              “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迹胪析
                                                    郑志刚

    内容摘要：本文在逐次析读了曹操高陵石牌、鲁潜墓志等数种刻石书迹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风的全新艺术概念。并针对这种地域性书风，从分布范围、时空半径、字体个性、使用场合、艺术得失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客观论述。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不仅率先对曹操高陵的书法艺术进行全息观照，还发全国先声，大胆探讨了高陵刻石书迹的作者问题。
    关键词：西高穴体  汉晋刻石  书风  曹操高陵  楷化隶书

    “西高穴体”是对以曹操高陵所出石牌为核心的一系列汉晋刻石书迹所共有书风的命名。它以曹操高陵所在地安阳西高穴村为地域基点，以从汉末到北魏之前的百余年为时空半径，以“楷变”渗透下的铭刻隶书为基本载体，以朴直峻健、端凝谨饬、局部时见奇变、略伤刻板雷同为主要艺术风貌，通常施用于昭示典重的严肃场合。
    曹操高陵自考古确认以来，舆论大哗，围绕其真伪而展开的争执，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热浪。在喧嚣与嘈杂之中，高陵所出刻石书迹所蕴含的艺术特性及价值，一直处于被遮蔽与漠视的状态，未能引起相应关注。
    本文对曹操高陵铭刻石牌及相关的鲁潜墓志、西门豹祠残柱刻石、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等汉晋书迹，从书法艺术视角，作了较为客观的析读。并对高陵石牌书迹的作者问题，进行了率先探讨。从而揭示出“西高穴体”这一艺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其能够在来日不断得到充实与修正，铺拓了一条阳光大道。

                                             一、曹操高陵刻石书迹
    2009年末，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被官方确认为曹操高陵。于中考古发现59件刻铭“石牌”，据称“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首次发现，也是我们探讨这座东汉晚期‘王陵’级墓主人的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1]
      从书法艺术视角观照这批石牌字迹，对于探讨汉末魏初的字体演变规律、析读其结势及点画特色，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据介绍，从形制来看，这59件“石牌”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为顶部“圭形”石牌，共出土7件，均发现于大墓前室底部。长10.8厘米、宽3.1厘米、厚0.8厘米，顶部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另一类是一件从盗墓者手中追缴的石枕，底部有矩形题刻；第三类为“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厘米、下部长边长4.2厘米、短斜边长1.8厘米、总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顶部有穿孔，均发现于后室，约有50多件。
    从文字内容看，“圭形”石牌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石枕题刻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而“六边形”石牌则有“书案一”、 “镜台一” 、“胡粉二斤” 、“香囊卅双”、 “黄绫袍锦领袖一” 、“丹绡襜襦一”等物品名称及数量刻铭。
     史载，墓主曹操薨于公元220年正月庚子，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曹丕称帝。这样来看，这批刻石的制作时间，只能是220年正月庚子至二月丁卯之间。[2]时值汉末，在刻石领域，通行“八分体”隶书。这种书体的整体特征是字形方扁、用笔谨饬、蚕头燕尾、波磔分明，以昭示典重。在出自曹操高陵的这批刻石书迹中，“八分书”占有绝大比重的同时，也有少部分“六边形”石牌（譬如“木墨行清”、“书案一”、“渠枕一”、“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墨画零状荐苹蒻簟一具”、“木墨敛二合八寸机一”等）刻文脱离了隶书“蚕头燕尾”的规范写法，字形趋方、章法无序、敧斜散漫、刻画浅显，似临事匆遽、信手而为，间杂着浓重的行楷意味。
    事实上，东汉中期以后，隶书在日常书写中逐渐分化为两种表现：一方面朝着强化其标准化特征的方向发展，形成规范“八分书”；另一个发展方向则是逐渐刊落波磔、强化勾挑用笔，楷、行两体由此萌芽，并得到充分发展。[3]不难发现，在数十枚“六边形”石牌中，这两种书写性状得到了共存。如果说“圭形”石牌、“矩形”石枕及大部分“六边形”石牌上的“八分书”出自某一训练有素、技艺娴熟的书家腕下，并延请良工精意錾刻而成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书、刻率意的“六边形”石牌，该是民间书手所为。鉴于此，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批石牌刻前之书，至少出自两人之手，并且书写时间也有先后之别。在“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这枚石牌上，穿孔下居中一行六字“五尺漆薄机一”为规范隶书，而左行三字“食单一”，则显系他人草草补写所致。曹操卒葬之间，仅有月余，这批既有恭谨书、刻，又有少许“急就”的石牌，与这个仓促的时段构成了情理中的对应。
    而“八分书”中，风格又有差异。其中，以“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为代表的7件“圭形”石牌，点画方圆兼施，字态朴拙而不乏机变，或雄劲浑厚，或健朗直倔，俱各味浓。在“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中：“魏”字与曹魏名石《孔羡修孔庙碑》中之“魏”，写法完全相同，见证了汉魏过度时期文字流变的既有特征；“常”字额部左右两点丰盈而灵动；“所”字左侧撇画弧形翻卷、逆裹起讫，真力扬聚，对层叠的横竖笔画可能形成的视觉疲劳，进行了有机调节；而“用”字左撇画的“鸟头状”起笔，则略嫌造作，透露了汉末隶书的某些习气化倾向。在“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中：“魏武”两字右勾画，双双翻挑上扬，如乘风并举之飞天，与末字“刀”左撇画之昂扬奋张，恰成首尾对角呼应，从而使得整行文字气脉团拢。还有两件内容同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的残牌：其中一牌损“魏武王”三字，方笔为主，字态敦稳，近于《张景碑》。“用”字左撇画肥顿后极力上扬，“格”字雁尾水平挑出，如掷重物，颇富动感；另一石牌仅余“格虎短矛”四字，却隶篆相掺、方圆互用，字字有腾跃之势。
    矩枕“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题刻，书风瘦硬清劲，稍近《礼器碑》。九字居中上下密置，几无字距，而左右宽展，字内又经意疏朗，是故毫无拥塞之感。个中“魏”字夸张的雁尾，“慰”字方起锐收、雄劲抛荡而出的弧形长画，恰如长桨拨水，极尽恣肆奔放之势；而那些灵动多姿的各式碎点，穿梭于曲、直线林之中，对观者视线形成有力撩拨。譬如 “慰”字共有六点，如星散天，右方四点更如游鱼聚首、嬉戏追逐，令人观之莞尔、味之不尽。
    需要说明的是，在“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中，局部点画的处理已经显示出程式化风习（也或许是刻工惯性所致）。尤其是横画起笔、撇画收笔及部分竖画收笔部位，刻意强调方锐形态，甚至劲翘分叉如燕尾，便略机械刻板之失。这种积习在“六边形”石牌中枝分叶布、有着弥漫式表现。究其原委，是隶书从汉末向魏晋过度中“楷法”日渐萌生夹杂的产物。迨及曹魏碑刻，“隶书体态、大小一律，方整规矩，点画刻板，波磔挑法雷同装饰，生气已失，艺术性较汉代碑刻隶书鼎盛时期已远远不如。”[4]
      “六边形”石牌中的规范隶书，尽管杂有汉末习气，但仍有不少可观处。这部分成熟的“八分书”，多瘦硬直朗、正面向人，不作刻意扭摆，自有一种端肃气质。与立于东汉汉安二年的（公元143年）《景君碑》、光和六年（183年）的《白石神君碑》等，或有血脉相通处。在这种整体清健谨饬的氛围中，个别字姿态别出，令人眼前一亮。比如“香囊卅双”的“囊”字，易宽扁而纵长，繁密中透出朴讷之气；“白练单衫二”的“衫”字，右半部三撇径作三点处理，肥瘦、俯仰各殊，犹似冷露三颗迸溅而出；“刀尺一具”的“刀”字，直若奔跑者的双腿，前弓而后伸，险中求稳，很是难得。
    事实上，“六边形”石牌中的那部分民间率性书迹，已经迈入“隶楷杂糅”的范畴，并有行书意味潜流于中。分析起来，“楷书和行书的一些因素在隶变时出现，但直到东汉晚期，我们才能看到它们开始以一种字体的面目出现。”[5]这类迫于事的信手书、刻，在完全抛除“典重”顾忌之后，反倒将字体衍变的真实消息披露无遗。拿“渠枕一”中的“枕”字来说，不仅毫无“蚕头雁尾”式波磔，末笔还出现了纯粹的楷法勾挑。除了字形扁方为隶势、右上方横勾为隶法外，整个字视作憨朴可爱的北朝楷书，似不为过；在“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中，隶、楷、行三体交融的感觉触手可及。该石牌文字分三行排布，似为直接凿刻而成，字态稚拙，行势摇荡，若野僧浅醉；“木墨行清”与“书案一”，则是介乎“八分书”与“隶楷书”之间的别一种风格，既不斤斤于前者点画特征的营建，又无后者草率之弊，体格清逸、松活自如，在隶书的基本架构之中，涌动着楷变的新理异态，艺术水准由之卓然高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