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去政治化”

六月雪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去政治化”
                                                                                                                    王聚敏
     近闻，为“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国家下决心要取消学校、医院和科研等部门的行政级别，此举甚好。国人重官，举世无两。故官迷、迷官者，所在多有。尤其随着近年“公务员制”的推行，再次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心理。政府在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定上，分别施行一种“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政策，遂使原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各级职称工资，越来越变为知识分子嘴里的一枚枚“甜枣核儿”！所以，这事应该早办，越快越好！
      说到大学的“去行政化”，本人想起了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先生跟刘文典一样，也属民国时期最牛逼的大学校长之一。1936年，46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由蒋委员长“钦点”出任浙大校长。虽属“钦点”，承蒙“领袖眷顾”，但竺并非情愿任职。竺乃哈佛大学博士，第二期庚款留美生，气象研究专家，恐从政耽误专业研究。他的女同窗陆次兰，也来函劝他：“政界生涯不易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可惜。”但阴差阳错，命运终于使这位从来没有当过领导的书生，当了13年的浙大校长，而且当得出色，属于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那样的层次。具体怎么样，本文不拟展开，大家可查有关史料。本文想说的是竺先生在浙大推行“自主办学”，“去行政化”——不，是“去政治化”的故事。
          1945年上半年，抗战胜利在望。四月的一天，竺与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及陶孟和等人，一起讨论战后高等教育问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谈战后高等教育，余主张大学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课程必须简化。”他将学术自由奉为大学之本，而对将学校政治化的做法，却极难接受、极端反对！1945年4月23日他在浙大的一次训话中公开声言：“本人希望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这段话读得我心惊肉跳！我以前只知道竺可桢这个名字，至此，我才初步触摸到了一个大师的心灵与性格。
       抗战胜利后，一些像竺可桢这样的教育家，强烈要求政府终止对高校的战时管束，“恢复常态”。为此，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8月底，《大公报》发表题为《教育复员》的社论，其中特别强调大学须培养自由研究学术之空气，所有党派退出学校，学生不准参加任何党派等。竺可桢又特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云：“大学乃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并引东坡“世事浮云变，此心孤月明”，以寄托心志。
竺可桢不但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而且自己也坚持信奉“君子不党”。1938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派员手拿陈布雷的信，来找竺可桢，让他入党。竺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以布雷函相示，嘱余加入国民党，……余谓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此趋之者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第二年，又有人来带国民党入党文书让他添写，竺表示：“至于入党一事，容考虑之，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其后，他还在日记中写到：“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
       竺可桢先生浙大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对于今天的大学和大学校长（即对于那些一心想当学生党员，和一心想发展学生党员的校长）来说，恐怕是格格不入，陌生极了，甚至是不可思议吧？竺先生当好校长的窍门是，一是尊重学术，一是富具同情心。但也有自己的主见与主意，比如文学院要聘任钱穆，竺特嘱院长：“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予特别优待。”再比如，哲学系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竺看不上熊的学问，岁数又太老：“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络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读来煞是好玩
       竺可桢平时喜欢造访、并在一块玩的朋友是吴秩晖和马寅初，大概是趣味相投吧？



     王聚敏：《散文百家》常务副主编，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作家协会特聘研究员，河北作家协会散文创作艺委会副主任；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第一二四届“河北文艺评论奖”、首届“《时代文学》优秀作品奖”获得者。著有《散文情感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