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述雅：“谁都不怕谁的日子”——读《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吴建军

周述雅：“谁都不怕谁的日子”——读《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时间:2009年10月10日 作者：周述雅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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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谢泳先生十多年前的作品《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于2009年5月再版，这对于广大读者乃至学术界对西南联大的研究都是一件好事。正如谢泳先生所言，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学界对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还不够看重，因此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没有普及。而“真正对西南联大关注，从学术史角度来讲，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内史料的发现和一些研究者的对西南联大的重视，西南联大的影响慢慢开始普及起来。”
   
具有“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西南联大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而“所谓的西南联大知识分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当时聚集在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风云际会，人才济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
   
1937年，蒋介石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决定建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搞起来，西北联合大学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在国家动乱、战火纷飞的时代里，西南联大却保持并发扬了良好的学术传统，这不能不发人深思。其中原因，谢泳先生在文中这样分析，“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其次，“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正如曾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的傅斯年在《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中所言“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实际上，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时间虽然有些晚，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现代大学的命脉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对大学独立，胡适解释了两点：一是正当退出大学，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二是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以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涉校政。”当时西南联大虽由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联合组成，“但三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籍，不设校长，只设常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即杨振声。”此外，教授是西南联大的主人，“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里，这样说道，“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但是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安和的是为当然的价值标准。”这段引文在书中出现数次，那段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闪烁着智慧、自由、独立、宽容的光芒，这些光芒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褪色消沉，但自由独立之精神的被迫消失使持续了九年的西南联大终究是要散场。
   
社会学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以后，在随后的二十多年内，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三代共存的学术景观。然而社会学这门学科在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取消，这无疑给几代知识分子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无奈。其中，在1949年前后，著有《乡土中国》的费孝通对新中国的新气象还是满怀希望和赞赏的，但随着1957年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费孝通因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而成了著名的右派。在书中，谢泳先生不无沉痛地写道，“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  

西南联大拥有一个欧美化程度很高的、具有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的教授群体。而“魁阁”和“大普集”的出现正是西方文化与学术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西方文化在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融合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相遇即融合的特征，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发色很能够影响，没有一个先要辨别好坏的阶段。”谢泳先生在书中仔细分析了“魁阁”和“大普集”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简而言之，在人文科学领域，费孝通领导的“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大普集”相当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皇家学会”。
   
如果说面对政治的高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消失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事。那令人不解的是，“1971年前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但是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文中提到了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中何炳棣是历史学家，陈省生时数学家，王浩是哲学家，杨振宁、任之恭是物理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大体可以代表人类知识的基本范围，况且他们“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对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与历史事实截然相反的判断。谢泳先生指出这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有很大关系。海外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是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离开中国去美国的，而当时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很容易调动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强烈的民族感情，“让他们很难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去理性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知识分子内在的思想倾向深刻影响了其对一种社会制度的洞察力。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选择留在大陆，这不仅与其“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还造成了1949年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几乎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被迫放弃了原有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逐渐消失殆尽。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这个自知之明呢……”话语中委婉地透露出内疚和悲凉。这也代表了整个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无奈心境吧。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9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