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宝：启功的见风使舵之术（二）

陈仲明

毛万宝

其三，社会因素。在所有因素中，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决定着启功矛盾表现必然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发生。启功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高压下已写过无数遍“检讨书”。而所谓“检讨书”，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把本来正确的观点说成是反动的，把莫须有的过错强加在自己头上，把某些具体认识问题上纲上线，然后再违心地表态，诚恳接受党的考验和群众的监督。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天方夜谭，但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不如此的话，就“过不了关”，还得重写，直到“完全屈服”为止。戴着“右派”帽子的启功，因长时间接受“人民民主专政”，早已被驯服，而毫无独立意志可言。时至1965年郭沫若等人“安排”启功写支持文章，对启功而言，说不定还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要我写文章这是看得起我啊，一定得写，虽然违心，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比写“检讨书”轻松多了！也就是说，启功笔下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尽管“违心”，但“违心”的程度，却要远远小于他写过的各种“检讨书”。其实，启功的悲剧，在那个“非常岁月”里，不是个别的，而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比如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1956年6月，在“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分别向我打过招呼”⑸的情况下，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⑹，“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说自己……‘是从根本上错起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除了‘反党’的帽子外，也许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可怕的帽子，‘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但“这决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更不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而是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⑺再如郭沫若，兰亭论辨中自是主角，但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是康生、陈伯达，整个有利于否定《兰亭序》阵容的局面始终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着。郭沫若1965年所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其实也是在康生、陈伯达两人“授意”下完成的，他早年或在1965年之前从未怀疑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写作权⑻。当然，兰亭论辨中的立场转变，对郭沫若而言，是非常乐意的，而且后来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1972年还在重申“依托”说，对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中的观点大加反驳。不幸的是，1965年兰亭论辨刚刚告一段落，郭沫若竟然也在极“左”政治的高压下，违心地、无可奈何地发表了他的“焚书”声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惭愧得很。……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是没有改造好”。⑼发表“焚书”声明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有人联系上郭沫若1960年和1961年写的两首歌颂海瑞的诗，要求批判郭沫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虽有毛泽东亲自为之解围，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但效果甚微（没有文字传达，知道的人太少）。于是，郭沫若只好利用1966年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讨论之机，发表“焚书”声明。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郭沫若这次总算逃过受批判、受冲击之一劫。凡此种种有力表明，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异常可悲的，他们谁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与真实想法，只能随大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此，启功撰文支持郭沫若，违心地否定自己，完全契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逻辑，毫不足怪。作为时代悲剧，启功本人也是无须为之承担什么过失与责任的。
笔者不解的是，时隔三十余年后的1998年，纪红采访启功，问及当年撰写违心之作一事时，启功竟表现得那么“轻松”、那么“坦然”，不见一点儿“沉重”感与“忏悔”意识。他说：“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⑽这种对历史记忆的麻木或有意淡忘，是非常可怕的。 为了警示后人，为了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以为，当事人有义务原原本本地“记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实事求是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卢梭（《忏悔录》）、鲁迅（《一件小事》）和巴金（《随想录》）等人那样。
兰亭真伪之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阮元到赵之谦，他们主要从书法风格角度怀疑《兰亭序》的真实性；第二阶段，从李文田到郭沫若，连《兰亭序》文章都被列为怀疑对象。这一阶段，1965年时绝大多数皆附和郭文观点（是康生、郭沫若等人组织的结果），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间，多数文章又极力反对郭文观点；第三阶段，从华人德到丛文俊，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魏晋书法史真实状况的钩沉与描述，提出魏晋时不同书体有不同用处其风格亦各不相同，以墓志、碑版或有关书迹之真来证士大夫书迹之伪，首先在方法论上就不能成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第三阶段的思想，启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撰《〈兰亭帖〉考》就有了，华、丛二人不过将它具体落实于魏晋书法史研究而已。本来，启功的方法论思想对当年郭沫若的观点最具挑战性，可启功却轻易（当然也是被迫）作了自我否定，既为自己留下了《兰亭序》研究上的矛盾表现，也为后人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与隐痛！
笔者撰写本文，专就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上的矛盾表现加以探讨，决无肆意指责与苛求启功的意思，尽管这样做并非不可以，也容易做到，但意义则相对有限。笔者想的只是，通过该矛盾表现的剖析，人们或许能够看到一个从历史中蹒跚而过的真实启功，以及伴随启功出场的特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注释：
⑴  之所以用“可能”一词，无非因为该文没有具体写作日期标注，又没有哪怕是最简略的《启功年谱》或《启功著述年表》可查。其他不少专论或题跋也有类似情况，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根据中华书局1981年版《启功丛稿》以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启功书法丛论》的编排顺序及启功有关文章提及的线索加以大致推论。
⑵  据启功写于1965年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所述——“我在1962年至1964年间发表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字体和古代法书的，其中也曾论及《兰亭》，但大致都是沿据唐代以来的成说，未能提出疑问。也曾见到李文田的跋语，但我当时是曾表异议的 。”《兰亭论辨》第69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⑶  启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
⑷ 《书法》2006年第4期所刊李廷华《启功先生的遗憾》，就指出了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
⑸  朱先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⑹ 第12期。后收入《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⑺ 柳鸣九《两点之间的曲线人生——关于朱光潜的回忆与思考》，《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
⑻  详见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01年第1期）中采访商承祚之子的一段文字。
⑼  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该文曾经毛泽东亲笔批示，而后交《光明日报》，并由《光明日报》拟题发表。
⑽  详见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中采访启功的一段文字。

飘逸轩主人

　　这么多年的欢呼声、歌颂声之后，也是时候该听到不同的声音了，不管这“不同的声音”怎么样。

山谷秋人

为什么不在启先生在世的时候发表这样的东西.
看来阁下也是"滑头"

user788

启功的书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作者可以看看<启功口述历史>的第211页 到 第216页, 启功就作者所提的<兰亭>这件事有启功自己详细的交待, 好象不象作者讲得那样,启功显得很"轻松,坦然".

黑陶

毛万宝先生就没有说过违心之言？

白起

时代的悲剧，何忍再提？！真想不通把这贴放在此位置::gif76::gif

老反

我相信在那个时期放谁身上想做出个好样来都难！::gif84::gif

王旅房

老启是时代和传统的产物。

荆立新

启功还是当代书法的骄傲

正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实事求是,精神可嘉.::gif88::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