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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南书风•厦门书法看地域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陈秀卿
中国禅分南北宗,有渐悟顿悟之说。将中国书画艺术分南北流派进行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有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清朝书法家阮元。董其昌经过长期酝酿,提出山水画分南北宗,著《画禅室随笔》,指出“南宗为文人画之正脉”。阮元花二十年时间留心南北碑石,关注中国书法的南北差异,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提出要“振拔流俗、究心北派”。董其昌推“南宗”、阮元崇“北派”,他们对书画艺术的南北观点影响了中国书画艺术近五百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复兴,出现了“河南书风”、“吴门书法”、“蜀派书风”、“广西现象”,步入21世纪,有学者、艺术家开始关注地域书风,关注相异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能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以及不同特征的书法艺术风气并专题举办了“闽南书风”、“陇上书风”、“齐鲁书风”展与研讨会是书学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
闽南,指枕山面海的福建南部,二千多年前这里居住着古越族人。有关闽南概念在历史上或以方位定,或以闽南语所及区域来划分,故闽南区域曾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以及永安、汀州、金门、大田、尤溪、龙岩、莆仙等地。福建南部到中世纪经济呈现发达,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曾是世界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共存并荣地域。从历史上看,福建书法比其它发达地区要晚一大截,是宋代程朱性理之学的辉煌令八闽大地文化兴盛,书法家辈出,其中朱熹(安徽婺源人,徙居尤溪)宋代著名学者,书法沉着典雅;蔡襄(莆仙人)被誉为“宋四家”之一;张瑞图(泉州晋江人)被誉为“明四家”之一;黄道周(漳州漳浦人)以文章风节高天下;黄慎(汀州人)被誉为“扬州八怪之一”;伊秉绶(汀州人)与邓石如并称大家;弘一(浙江平湖人,出家后在厦门、泉州一带弘法)被誉为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虞愚(厦门人)青年时期深高僧受弘一太虚的器重,在厦门大学读书时被聘为闽南佛学院教师,同时深得书法家于右任赏识。书法从帖入手,《三希堂》通临,后受曾熙影响,开始探讨碑帖的相融,写出极具个性的行楷书体。是我国著名的因明学学者,中年以后由周恩来点名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中国书协理事。罗丹(龙岩连城人,青年始生活、工作在厦门),三十年代时书法己风靡闽南及东南亚,创办了《南社闽集》、《长风报》,参与创办了《厦门书法篆刻研究会》与《厦门市书法家协会》、中国书协第一届理事,书法以魏碑、汉碑入小楷、极具自家面目。
以上诸贤是闽南文化中的精英,他们的精神现象与艺术现象实实在在是接受了闽南这一方水土的滋养,也是当代“闽南书风”的雄强根柢。“闽南书风”应是指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闽南金三角”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区域的书法风气、风格。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闽南地区由于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繁荣,闽南书法群体总离不开弘一、蔡襄、黄道周、虞愚、罗丹诸前辈的影子以及黄慎、张瑞图等天才的张扬。
古代的“南北世族不相通习”或“两派判若江河”的局面很难在信息时代出现,现代的联络方式、媒介手段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人类社会新的生存方式,或许有人会提出,交流信息频率如此之快,书法界地域书风有可能消除到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不然,书法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一域一地的文化都有其流脉、有其渊薮,不同区域必然有不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闽南书风”中的泉州书法界,有着“爱拼才会赢”的经商气势;漳州书法群体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士气慨;厦门书法爱好者们较具“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雅士气度。这三地的书法风格具有差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特征,但如果较之中原大气磅薄、雄强开张、犀利遒劲的书风,闽南书风尤其是厦门、泉州两地书风似是求逸重意、清新淡雅、流丽姿媚的。
东山魁夷发现“古印度的文化,不言而喻,它是属于南方型的。给本来就是北方型的汉民族艺术加上南方型的印度或希腊艺术,出现了灿烂的唐代艺术”。这句话的摘引或许能给“闽南书风”探讨者带来启示。闽南书风原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古代中原汉人南迁进入闽南,在闽南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中原早己消失了的文化因素。闽南文化是代表南方的,中原文化是代表北方的,若能在技法中更多的吸收中原古法,认真的探讨南北书风的交融、阴阳刚柔的互惠,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不愧于时代书法气象的优秀作品。汉字书道的核心是阴阳,阴阳立、形势出。在闽南地域,四季如春的气侯常令人陶醉,书画家多以书为寄、以书为乐、尤喜翰墨、烟云供养,多阴柔而多获长寿,然作品少激烈豪迈之想,末流者则浮薄敷浅,应更多的吸收中原古法的严谨精细,方成大气。
历史背景、环境景观、人文景观是地域书风的基础。
步入21世记,闽南书风•厦门书法在稳健的崛起。厦门是东南海上明珠,山青水绿、风景清嘉、气候宜人,是朱子过化之地,有“海滨邹鲁”之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达、艺术兴旺的厦门更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流光溢彩的城市。在这里,仅1565.09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二百万的土地上,艺术院校就有四所,其中含正规书法教育的有两所;这里已建立的有三万平方米的《厦门书法广场》和《鼓浪屿国际刻字艺术博物馆》;这里有无数的书法爱好者,仅中国书协会员就占全省的四分之一 ;仅在六年时间里,这里就举办了《99'中国书法年展(厦门展)》、《全国第二届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中国书协工作会议、《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暨第八届国际刻字艺术展》、《国际刻字艺术论坛》、《全国第四届正书大展》、《正书论坛》等活动,在书法界有专家称此为“厦门现象”、“当代书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寻找厦门书法史,有史可觅的仅是一百多年。然而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却早已滋润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厦门建市是在1394年,即明代洪武年间,如果追溯厦门的历史则远不止这六百零三年,因为今日的厦门是西晋太康年间的同安县,从五代到明末,同安县隶属泉州府,泉州府是文化古城,朱熹曾为当地人文社会作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弘一书此联句至今仍悬挂在开元寺。泉州府经济贸易发达,泉州港与当时的亚历山大港齐名,这些辉煌的历史给厦门岛注入了深深的文化内涵。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中西文化在这里兼容并取,如今,由于是“经济特区”,于书法事业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厦门市政府开始致力于建设教育之城、科技之城、艺术之城,并大胆设想,“把厦门打造成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基地”。厦门书协近期也已向中国书协递上“书法艺术城”的申报。
厦门书法的兴起与弘一僧人有千丝万缕的缘分,弘一在厦门弘法、修行,给厦门人带来无限福泽,于厦门书法事业带来无限生机。当年弘一他好俱灭唯留下书法,他将的书法作为接引众生的资粮。曾留学日本的弘一同样受到西学东渐后西方的观念与艺术研究方向的影响,在厦门,他致书给龙海马海髯,这是弘一出家后唯一的一份留给世人的有关书法、篆刻创作的信函,他言:“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纸,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弘一上人于书法篆刻的分间布白引西方图案构成,他于正书体创作真正做到“复归平正”,艺术境界达到真正的提高与升华——通会之际的反朴归真。弘一上人的书法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他在厦门多写经典禅语,得者珍如拱壁。书法简净超逸、爽心怡神、天心月圆、其淡如水、不激不厉、禅味十足,一派空灵的书风影响了闽南书风•厦门书法至今。苏譥予、李禧、吕世宜、陈桂琛、刘铁庵、虞愚、罗丹、许霏、高怀、张人希、林英仪等老一辈书法家,以及活跃在当今书坛的书法家们。受弘一影响《厦门金石书画研究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由李禧、石延龄、虞愚等人发起,那时的书法家大都受碑学的影响,如何将古拙质厚、粗犷雄强的北派书风吸收、如何将碑帖刚柔相济,他们常常云集、周旋交流。1981年罗丹先后倡导并创立了《厦门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厦门市书法家协会》、《厦门书法业余学校》,这时期在北京搞科研的虞愚也经常回家乡讲学传法,在两位老人身旁经常有追星族簇拥着。美丽的厦门令文人雅士乐于在此生活、工作,在书坛极具影响的人物有鲁迅、林语堂、游寿等先生。
闽南书风•厦门书法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的审美情趣与理想。近年来厦门书法与台湾书法界的联展、交流展、个展不断,由此促进了海峡两岸同胞的联谊与友好,艺术家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心且尽力。厦门的环境、经济、人文促成了今日厦门书法界的繁荣,而书法艺术在厦门的欣欣向荣,对厦门城市的文明更是推波助澜。地域文化与书法艺术是互动、互惠的。厦门的自然景观是:天风、海涛、白浪、蓝天、绿树、金滩,长期生活、工作在海岛上的厦门人热情、善良、坚毅、朴实,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改革开放与文艺政策的宽松,令书法爱好者们具备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为继承、宏扬书法艺术而勇猛精进。
书风即书写的风格,南朝齐梁时的文坛领袖沈约曾说:“周中书风趣高奇,志托夷远”,可见先贤早已关注书风。今天我们提的地域书风应是指某地域书法家们经过漫长年代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和对艺术的特殊态度,并由此而形成的本地域书写艺术的风度与品格。
我们聚集在炎黄艺术馆研讨地域书风课题,是很具历史性意义的。以往,于书法艺术的研究多倾向于技法的;或笔墨纸砚与心、手的关系;或是内在的审美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书法大赛;或流行书风;或现代书法;或展厅效应等课题,将书法艺术与地域学的关系开辟为新的研究领域,愿书法界、学术界的视野扩大、向外发展,让我们步入人地关系的复合审美研究领域,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组合并进行交叉研究已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
2007年5月于鼓浪屿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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