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书风展论文之一：陇上书风的思考

李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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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上书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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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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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骞西使，天马东来，汉武帝开通了西域孔道；商旅往返，驼队属连，阳关下交会着各类文书。丝绸之路，从这里向海陆延伸；书法艺术，在这里孕育觉醒……
    甘肃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诞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静宁一带）的伏羲、始画八卦启蒙文字；这在许慎说文已有记述，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已有记事的刻画符号，据推测这已是8000多年前先民的文字启始，早于西安半坡。出土于平凉泾河上游陇山北阴金属器皿的铸契文字，也早是公元前约1000多年的文物了。
    农桑记载，刑狱笔录，邮传疾驶，羽书交驰，……文字的使用到了汉代，日益频繁，一个书法艺术的世纪，于兹开始！
此前，前代的书写者，只是发挥了文字的表意功能，汉代，这些操觚之士皱起了眉头：“文字的书写，难道只能表意吗”？他们为了审美和欣赏而染翰挥毫了，我国第一篇传世的书论——东汉时期天水赵壹的《非草书》中说：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划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在这些如痴如醉的学书行列中，就有赵壹的同乡梁孔达、姜孟颖等，如此描绘，感人肺腑，所以后世流传。
东汉至西晋，甘肃就诞生了“草圣”张芝，书法大家梁鹄、索靖，以及著名书法家张昶、仇靖、仇绋等。
张芝，字伯英，是东汉渊泉人，“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家之衣帛，书而后染，善隶书行草，又妙于作笔，他写的章草，妙造自然，像“春虹饮涧，落霞浮浦”，但他还不满足，又打破了章草字字分离的规则，传说他写的《急就章》就如一笔而成，气脉通达，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未字的笔势，写字“如流水连拔茅连茹，上下牵连”，“得易简流速之极”这就开创了今草，成为“二王草”的始祖。
张芝的弟弟张昶，字文舒，史称他的书法仅次其兄，当时知名的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都是张芝的弟子，但是他们的书艺都未能赶上张昶。
仇靖，字汉德，东汉时下辨（今甘肃成县人）《西狭颂》的撰文及书写，都是他一人完成的。仇绋，字予长，也是东汉时下辨人，是著名的《   阁颂》的书者。
梁鹄，字孟皇，东汉三国之间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当过凉州（今武威）以至甘谷一带刺史，长于用笔，善作大字，曹操推重其书，一灭刘氏就募求梁鹄，延聘军中，请梁书写于木板，悬于帐中或钉在墙上，随时观赏，魏宫殿题署，多出其手。
索靖，字幼安，西晋时敦煌龙勒人，曾任酒泉太守，是张芝的妹孙，善章草及草书，所作峻险坚劲，后人评赞说，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也善楷法，威武雄勇，书名“绝世，学者如云”，唐代大家欧阳询在索靖所书碑前留宿观赏三日不去！
此后，甘肃籍的书家，难以尽数，汉唐以后，宋元以来，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卷轴文化随之迁移，甘肃沉寂了大段的时间，至明代以降，延及清代道同年间，以至于民国时期甘肃又出现了王了望、朱克敏、魏振皆三位彪炳史册的大师，但是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等等原因，至今使他们被堙埋数百年之多。
王了望（1607—1686）原名家住，字胜用；后改名了望，关于改名了望民间有二说，一说明亡后，百念俱焚，遂改了望，一说家嗣亡于他先，故有无后之虞。王了望字符泽，别号绣佛头陀，甘肃陇西人。明清之际陇上学者，著名诗人书法家，顺治五年（1648）选为拔贡，官至福建同安知县。康熙初辞官乡，探山访水，讲经论禅，以书法自娱。
王了望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草书，清吴之珽《襄武人物志•王荷泽先生传》谓，王了望于“诗天分特高，每成一篇，独有生气。善书法，楷师钟太傅，兼仿王廙，行草规抚颜鲁公《争座位》，而变本加厉，从横蹀躞，识者以为散僧入圣云。夫和鸾鸣驺非不中轨，而追风蹑电，或以跅驰而致千里也。”王了望的书法特色靠近晚明书风的特征，大气磅礴，酣畅淋漓，豪放跌宕而不失规矩。“与同时代的王铎、傅山诸家，理当并驾齐驱，毫不逊色。
朱克敏（1792—1872）字石轩，号颐道人凤林山樵等，甘肃皋兰人，其自治印谓其生平“乾隆年生，嘉庆秀才，道光优贡，咸丰教官”，虽优贡学士，却布衣一生，受清代碑学的影响，朱克敏书法宗《衡方碑》、《西狭颂》等汉碑用笔多取邓石如，桂未谷，伊秉绶之影响，形成稳健茂密，宽博平直，激荡雄伟，独具个性。道光七年（1872年）林则徐署理陕西布政使时，遇见赴西安乡试的兰州书画家朱克敏，一见如旧识，认为朱克敏制艺不错，书法有功力，欣然订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林则徐在兰州重逢朱克敏，发现朱学业大进，书法渐臻妙境，遂更喜朱克敏书法，此时朱克敏书法已“陕甘上下垂青”。左宗棠出兵新疆伊犁，客居兰州期间，收礼只收朱克敏书法，可见其影响之大。现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书法中亦有其佳作。
魏振皆（1889—1974）名继祖，字振皆，甘肃皋兰人，幼读私塾，1914年于兰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京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遂游学日本并考察。回国后归故里先后执教兰州各校达三十多个春秋，课余从事书法的研究和实践，博览诸家，时出新意，“点点墨迹斑斑血，消磨时间七十年”，魏振皆一生精研书法，善吸乡邦前贤之长，并溶入写经以及汉简草意，深悉民国时全国书法的状况。对清中期以来的碑学理解精深，一生实践创造求新，实际上把康有为的南帖北碑之论作了实践上的补充，他的书法融汉分，秦篆古籀于一炉，走出了一条不同古人，不同今人的开创性书体，魏振皆最显著的成就是对笔法、书体、章法的卓越创造，不仅在甘肃书法史，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一席之地。从明末清初的王了望，到清代晚期的朱克敏，民国时期的魏振皆，是甘肃书法史上的三块里程碑，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十分公允的，甘肃汉简和敦煌文献，是构成甘肃书法史的命脉，张芝、梁鹄、索靖、王了望、朱克敏、魏振皆六位书家，则是甘肃的书法精魂。
现在我们来看甘肃的刻石书法。
刻于东汉的，有成县天井山的摩崖《西狭颂》，成县天井山的《耿  碑》。两碑所刻隶书，方正雄伟，古茂空灵，曾今杨守敬、康有为等称赞不置，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亲题“汉碑神品”置其右。
北魏以来刻石名作，有泾川县博物馆所藏北魏永平三年所刻南石窟寺碑，碑文记载了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五十八人题名，民国初年在甘肃泾川王家沟出土，《南石窟之碑》完全符合北朝书法之基本特点，楷法初定，然法度不够严谨，结构多变，别字增多，残存隶意，古朴自然，别具一格。
另外于《南石窟寺之碑》风格相近者有北凉石刻《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此碑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从古北凉即甘肃省至古高昌，碑主沮安周为胡人，置身于甘肃与新疆之胡地，两者都可靠边。
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大唐都督杨公纪德碑》礼县郊区建亭围护，由元代大书家赵孟頫所写的《雍古氏家庙碑》……明肃王府根据明太祖朱元璋所赐的宋刻拓本在兰州翻刻的《肃府本淳化阁帖》，更是一部唐以前书法名作的总汇，张芝、索靖的作品，以至钟繇二王、欧、褚、颜、柳等家真迹，都在其中。它用富平铜磐石144方刻成。刻工精细，保存严密，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明代阁帖刻石。
甘肃境内石刻大致如此，甘肃的墨迹书法名作灿若星辰，特别是简牍，写经书法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时对陇上书风的形成，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写在纺织品上面的有虫篆《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写在木板上的《张掖都尉棨信》……天水出土的《放马滩日书秦简》是战国晚期汉字由篆到隶进化的轨迹清晰可见，460枚简中，书体飘洒超逸，宽博朴厚。上则承于大篆，并溶战国秦篆，下启西汉隶变，非篆非隶，亦篆亦隶，峻利苍劲，卓尔不群！嘉峪关出土的《玉门花海汉简》93枚，古隶草隶多种书体兼备，木简  片和木觚（木质六面棱柱）各种形质并存，其中有汉武帝临终遗诏之一的木觚及《仓颉篇》木简，使我们联想出西汉时边陲下级卒吏习字、改削、举觚、悬肘认真完成日课的生动画面。尤其使人兴奋的是，其中《买卖布牍》上的书迹，落笔峻利，使转自如，结体流美，章法天成，已经是相当熟练的章草书体了，而它的书写年代却早在公元前48—74年间，比常见的东汉刻石八分隶书早出了200年左右。
武威汉简《武威王杖诏令册》属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32—7年）26简编为一册，书体方正，章法整饬，在密集的直行中，结合文字内容往往长伸垂露一笔，飞掣如抛物弧线，劲挺如待开强弓，淋漓痛快，十分壮观。
《敦煌酥油土汉简》1981年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书写于昭帝至新莽时期，共67枚，其中章草简，不仅是隶书之捷，而且直承篆体。《居延纪年简》年代首尾相衔，是隶书向前发展的例证。《居延甲渠候官五风二年名籍简》，点划精到，用笔舒展，波挑丰腴。墨法枯润相间，结字欹侧有致；由篆书的修长而变为横扁的隶。《居延甲渠鄣候谊简》1973年出土，用墨敦厚凝重，结体对比强烈，“甲渠”两字隶范壮严，用笔扁平，类接金农隶书一路。
居延汉简中也有蝇头小隶，字小距密，但节奏分明，撇捺严整，可以想到书者功力的精到。居延简虽然大部分出自地处边塞的戌卒手中，但也能感觉到他们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的辉煌。
居延汉简中也有出自成熟的书法家大手笔的作品，《武威仪礼，甲种本简》书写出自多人之手，却统一于严整规范之中，它谨严而不刻板，熟练而不浮躁；左右顾盼，上下离落，欹中求正，疏中见联。其次《武威王杖诏令十简》用笔方折浑厚，结体左低右高，渐出楷意。《武威医药木牍》深厚扑拙，天真烂漫，蕴笔情墨趣于气度之中。《甘谷汉简》结体自然错落，用笔飘逸舒畅，波挑则因势外张，开创了东汉晚期《曹全碑》等刻石的端庄灵动风格。再看敦煌博物馆还藏有汉魏之间的书写烧制于陶瓶上的墨迹，字迹流美，颇类简牍隶楷一路。就全国出土简牍而言，甘肃占了四分之三，数以万计，这为陇上书风的开创具备了物质基础。也为甘肃书学者开了一条借鉴创新的路。除了简牍以外，“敦煌遗书”是指1900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批佛经，史籍与文论的写本，内容浩繁。它包括了由东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数万件墨迹。这些墨迹所表现出共同性的一面“经书体”，是隶书楷化的标志，是“简书体”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隋唐楷书体的开路先锋，二王行楷书中也透出它们的姿致神韵。值得提及的是以往的书法史论者，往往将藏经洞中发现出各类文书的书写者归之于从中原到敦煌的职业抄经手所书。忽略了敦煌本土的大批抄经手，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容有机会再述。
敦煌早期的经生书，反映当时民间书法的基本面貌和审美情趣。“经书体”的形体仍然保存有汉晋简册书法中沉雄朴茂和挥洒自如的简率风格，除了竖与撇用枪锋落笔外，尖锋直入这一方法被普遍地用之于一切点画。《贤愚经卷第二》结字横画仰伸，形势  侧伟岸；用笔乍细乍粗，显现多力丰筋的美感。《大般涅磐经卷第六》，结体宽松欹侧，用笔飘拂舒展，不仅出现北朝晚期走向清雅秀丽的趋势，又保有作者冲淡简穆的艺术个性。《敦煌不畏刀兵写经残卷》，精能遒美，劲挺丰腴，法度严谨而毫不拘束，一派浓郁的褚遂良书风。
此外，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的写本墨迹精品尚多，此不多叙。总之在敦煌写经残本中具有七个朝代，长达5个半世纪中的书法作品，是系统的“经书体”显示。赵朴初先生观后题诗曰：
鲁壁惊闻古简青，晋唐楷法足仪型。
书生妙有传神笔，写尽灵山万卷经。
明清以后，甘肃书坛仍是沉寂居多，但传世书法作品如秦安人胡缵宗之楷，陇西人王了望之草书，兰州人唐琏、武威人赵永年与张美如之行草，兰州朱克敏、刘尔  之隶，都有遗墨。近人魏振皆，牟月秋更是陇上书坛前辈人物，所遗墨迹更多，惜地域偏安，书名未能出陇右，亦是憾事。
清代道光、同治年间甘肃的书法家有唐琏、朱克敏声名较大、唐琏先生还漫游北京、武昌、山东等地，寻师访友，开阔了视野，增进了艺术修养。朱克敏则受林则徐、左宗棠清家大臣的提携，书艺更上层楼。其次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曾任甘肃学政，清代学者曾任甘肃布政使梁章钜在兰州五泉山留有联语，晚清的考据与碑学通过这些仕子带到甘肃，使陇上书法的发展拓宽了眼界。另外，甘肃汉唐以来文化高度发展，被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为“天水一朝”的文化更具魅力；武威自汉代以来更是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处。大批中原佛弟子跟随罗摩鸠什翻译佛学经典。被梁启超高度赞赏的清代朴学大师“二树”之一的张树便出自武威。汉唐以来的天水郡因地域上与长安靠近，自明清以来屡出大家，除王了望、胡瓒宗之外，民国以来的梁启超先生的高足——冯国瑞，更是陇右书坛上大可一书的人物。清代中叶，天水书法界还将杜甫的陇右杂咏诗用集字的办法，将二王书法的传世字迹合刊数十块石碑上，名为“二妙轩”广为榻拓，以资临摹，亦深刻地促进了陇上书法艺术的成长。
陇上近当代书法另一源头的活水来自上世纪初叶西北简牍和敦煌文献的发掘，即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从魏晋到宋代七百余年间的五万多卷敦煌文献的发现并重见世人，接着又是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的出土，除了国外学界的探险家搜掠外，同时它又成了驰名天下的文化热点，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在当时“中国历史研究院西北考察团”的旗号下踏上西行考察之路，在甘肃访贤问古，探宝览珍。这样一来，通过交流沟通，甘肃书法家获得了诸多的书界信息和启示，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河西一带任教的魏振皆先生，利用地理之便赴敦煌考察简牍与写经书法，于右任先生二度来甘，代表中央研究院考察敦煌文物，魏振皆先生便参列其中，敦煌写经对陇上书法的影响的另一面是：当时的中央政府责令甘肃行署将残存的敦煌写经全部上缴北京，因为一些精品写经，已被海外探宝者分割搜罗，面临巨大缺失的关头，一些在北京的学者发起呼吁抢救国宝，在此中形势下，由甘肃省当时的政府派出专人监护国宝赴京，途经兰州时，兰州的政要、学界要人、古董商也分割了不少，另外兰州管辖敦煌，敦煌本地也以各种渠道，各种关系贩到兰州的经卷不计其数，这些经卷的收藏者都为当时旧政府官僚、或文人、或古董贩子，目前已出版的有西冷印社藏敦煌写经残卷，有启功先生亲跋的唐人写经残卷，据笔者多年所见遗落在兰州的敦煌写经不下数十件，当然还有买到藏家手中，公私收藏不计其数。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一度兰州古旧书店亦常能见到写经真迹。敦煌文献多为手写纸本墨迹，所以也就是敦煌书法，它所反映的七百年甘肃书法，同甘肃汉简一样谱写了中国民间书法在这七百年中演变发展的绚烂篇章，观敦煌书法，与简牍墨迹有大的区别，写经书法绝大部分为佛经书体完备，楷书、魏楷、草书、行书、篆书应有尽有。这些“写经体”独具书林，反映了敦煌书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自1918年8月至1946年9月的二十多年间，于右任先生曾四度到甘，对甘肃的书法艺术无形中给予了巨大的支持，1941年，62岁的于右任先生会同考古学家卫聚贤、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马云章等十余人，由重庆赴西北考察。而这次考察主要是成立“敦煌研究院”事宜，在敦煌遇到先期到达莫高窟的张大千，谢稚柳等人，于右任不仅考察了洞窟的壁画，同时也观看了敦煌写经，后来他在诗中写到“     民族文艺海，我欲携之入中原”可见对敦煌艺术爱之深。从敦煌考察完后他回到他母亲的娘家静宁县，一连挥毫两天，以墨迹报答乡亲，于右任和张大千对陇上书法的关心和培育，倾情很多。他鼓励了陇上书法家张邦彦，让他揉合章草，结合简牍写出路子，同时对另一位陇东籍书家张孝友十分赞赏。
甘肃虽地处偏远，文人书画传统相对薄弱，但自20世纪尤其是抗战以来，随着敦煌艺术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暂时西移，不少艺术家如张大千、谢稚柳、于右任、赵望云、关山月、黎雄才、韩乐然、常书鸿、吕斯百、洪毅然、段文杰、史苇湘、黄胄等等，或长期、短期在那里任职，或一度访问居住，旅行写生，当地的一些有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望族、官吏、军人、医生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也收藏了很多书画。直到“文革”前，也还有像胡橐（胡佩衡之子）这样的藏家被下放到天水，因为生活困难，在当地廉价卖掉了大量书画，仅齐白石书画作品就在百幅以上，这就是说陇上书风的形成正是这诸多因素中的要素之一。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也有一个收藏，品鉴和创作书画艺术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有前辈大书家魏振皆、丁希农。也有稍晚于他们的顾子惠、张邦彦，以及后来的韩不言先生都是这个环境中重要人物。
兰州地处中国版图中心，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后党中央把西北中心的兰州作为大军区之一，并且把大量的艺术人才分配到兰州军区，这其中就有在兰州军区成长起来的画家黄胄，还有一批从延安鲁艺分配来的艺术人才，以及从解放区到兰州的知识分子。大区的设立也为陇上书风的延续无形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陇上书法真正迎来发展的是1980年由省文联副主席王创业任组长的中国书协甘肃分会筹备组，宣告成立，启动了甘肃书法将有序发展之大幕，在1980年至1990年十年期间，一大批已在本世纪前半叶崭露头角的书法家，像顾子惠、张邦彦、魏学文、甄戴明、邓博五、何裕、应中逸、尹建鼎、靳鉴、董睛野、康务学、王创业等，厚积薄发极大地带动了甘肃书法的繁荣和发展。二十世纪陇上书法作总体回顾，客观地讲，大致反映出三个特点，一是植根于书法传统的学习与继承，注重书法的创变性，文化性和艺术性，在全面修持的基础上努力探求大环境下的地域风格，这中间以魏振皆、张邦彦，以及晚于以上二位的徐祖蕃、赵正，他们是创建陇上书风的典型人物。产生于八十年代的写经热和简牍热，为陇上书风的地域特色打下了一定基础，尽管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但为甘肃的地域书风的形成，探出了一条路子，其次大批的从北京、河南、山东以及各省的著名书法家来甘肃无论是讲学、办展，或是淘金。众多的面貌，开放式的发展，互相吸收，或拜师学艺、多孔道、多层面的渗入，使甘肃这个经济原本不发达，但对文化普遍渴求。使陇上书风大体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一方面一些有为的青年人想借书法迅速摆脱身份、地位的困惑，另一方面则大量地吸收来自书法获奖者的面貌。甘肃书法发展的总体结构是东强西弱，即以兰州为界，东部的庆阳、天水、定西、平凉等地区发展快、实力强，西面除金昌市外相对较弱；从书法队伍看，中青年占有绝大比重。所以陇上书风的创立还需建立在现有的中青年突出人才的基础之上。甘肃中部地区的通渭已是文化部命名的文化大县，每年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数百人之上，这些淘金的书画家要从其地方财政中拿走上千万元，从正面讲他促进了该地区的书画家的创作水平，另一方面促进了财政的流通与繁荣。但也使很多真正的爱好者贷款购书画，以至以还不上帐，在通渭产生了许多已有一定名望的书画家，特别是书法创作已排在陇中的前列。
在出版方面，1987年应日本国的邀请，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主举办了“敦煌写经临书展”，将陇上书风的研习推向了一个国际性高潮，大批的有志书法创作的年轻人纷纷加盟写经，汉简书法的学习。还有秦明智、荣思奇、李正宇、郑汝中、赵声良、杨森、施萍婷等学者专家躬身其中，并陆续推出了一批成果，如徐祖蕃编著的《敦煌遗书书法选》，《简牍书法选》，敦煌研究院编著的四卷本《敦煌书法库》，郑汝中编的《敦煌写经书法精选》，李正宇编《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段文杰主编六卷本大型《甘肃藏敦煌文献》等，为陇上学书者创造了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
甘肃的书法发展主要得力于改革开放近20多年。自1990年正式成立书协后，甘肃书坛一拨又一拨的人才健康成长，即推出了名家又宣传了甘肃，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在老一辈的传帮带的学风引导下，已渐次成名，并站稳了脚跟。2000年以后新的书协改组，更注重对书法人才的培养，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名目的展览，以及以张芝命名的“张芝杯”全省最高学术奖。以中青年骨干为龙头，支持、鼓励和奖掖新人，组织举办联展和研讨活动，发挥其创作实力，使中青年真正成为陇上书法的中坚力量。
这次陇上书风精选的中青年作者，包括个别老一辈书法家，正是陇上书法发展成长的见证者，其中大部分中青年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干部，有军人也有专业书画家，他们是甘肃书法发展史上第四拨群体性人才，普遍参加过国展以及“兰亭奖”展览，这些作者分布全省各地，并时有联系。当代网络和通讯媒材的发展也为他们出成果创造了条件，另外每到省城参展或开会都要聚会于陈扶军先生处，他们各自叙发着对时下各种人物和书法的发展，关心着全国书坛的走向，以及关注学术上具有冲击力的人物。经过数年的努力，在松动和谐，有聚有散的讨论气氛中产生了参加陇上书风书法展的几位作者；这些作者围绕在以“柳叶堂”命名的范围内，书法风格和面貌也不尽相同。以搞纯学术为己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相互品评作品，切磋技艺，谈论书法和艺术理论，拒绝互相吹捧，以真诚从艺，因而在近些年大分部作者都有长足进步，他们的书风共同点是：得大漠戈壁之苍莽，透祁连陇坂之雄奇，传边塞之豪迈，多地域郁勃之气，也赖陇上丝路之助。
甘肃有着十分丰富而厚重的人文历史资源和书法资源，更有着数以千计的书法实践者，群众基础雄厚，如我们守住热土，放眼全国，以及汉字文化圈的诸国，从而创造出属于甘肃自己的陇上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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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书目：
王创业  《陇上翰墨香》中国工人出版社“古丝路、大陆桥”
唐宝辉  《被学界遗忘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中国古法
尹建鼎  《兰州书法志略》
邓  明  《兰州史话》  甘肃文化出版社
郎绍君  《艺术探索中的文人情怀》美术观察
陈振濂  《品味经典》浙江古籍出版社
秋  子  《敦煌风漫话》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