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沈定庵—山阴道上的传薪者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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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定庵—山阴道上的传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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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春天，《画道》杂志为绍兴沈定庵先生做专题介绍，嘱某作小文一篇，名为《春日有论沈定庵先生》。某匆匆为之，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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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论书：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定庵先生二者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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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庵先生师事徐生翁，不忘师恩于后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入中国书协主持《中国书法》不久，定庵先生负笈南来，会我于沙滩大院小楼编辑部。别人来，大多送来自家东西希图披露，扬书名于当世。定庵先生送来一大堆作品照片：山阴隐逸徐生翁书法！口中念念不忘先师功业，急欲我一板拍定就发稿。眼前风尘仆仆一老者，真无上古君子之风格。
    又，九十年代中，我们寻徐文长墓于兰亭之后野，又与朱关田兄共倡捐书修墓，定庵先生闻讯，疾书十数纸以襄义举，何异古仁人高土之行！
    “书如其人”，古今同义。见定庵先生书，如见高士，端冕垂裳，拱揖安坐。忽然，又腾挪而起，当风舞袖，神采飞扬，激情振荡。其隶书飘逸而精致；其行草飞动而淳古。此“师法古”之妙用也。定庵先生辞去书坛名位而隐于名区，隐居不动而誉满江南，真书家之大者，又何处而寻哉！
    今闻《画道》将刊其名其书，某激赏有加：举贤荐能于偏远，弘扬古风于文坛，真画之道也！
    因识数语，以襄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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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天，沈定庵先生携夫人来京，做客松竹草堂，竟为此小文一谢，令我惶恐有加。沈先生一行返浙东后，又以隶书题“松竹梅花堂”寄赠。我将之展示诸友，众皆称妙。其书有伊秉绶法，以篆笔作八分，更有倜傥风流之态。沈氏家法独具一格，影响越中，波及远近。他以中锋起笔行笔蓄气，以侧锋收笔扬波取势，气局宏阔，逶迤多姿。我在回忆录《我与书法二十年》中，论及绍兴“永和风”书法群体，曾概括绍兴四代代表性书家对发展当代书法的贡献。这四代代表性书家首推沈定庵先生，其次为朱关田先生，再次是鲍贤伦先生，第四代是赵雁君先生。他们四人均先后做过绍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但长幼有序，互相渗透，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八十年代初，即1982年秋，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当年，为破除“盆地意识”所采取的第一个“走出夔门”的书法行动，即是出访浙江，搞了川浙书法展和互访行动。那一次，我作为四川书法代表团成员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绍兴、来到兰亭，在兰亭大殿迥廊之中举行了交流盛典。那时，沈定庵先生未及耳顺之龄，即席赋诗，当场挥毫，堪称执当代兰亭之牛耳。当年，鲍贤伦先生尚在贵州，赵雁君先生大约还在诸暨读中学，朱关田先生刚任职浙江省书协副秘书长，绍兴书法的大旗当然由沈先生执掌。沈先生自创“兰亭书会”，担任会长至今，可谓当仁不让，别无二人！兰亭书法的现代精神，演绎翻新，贯通文脉，而延至今日之“永和风”书法群体的创造与硕果累累，声名播于海内，沈先生生是传薪者，是开创者，是播种机，是绍兴书坛的第一功臣和巨匠。四年前，我深为惋惜如此愚蠢地没有把中国书协首届“兰亭奖”授予沈定庵先生这样一批书坛耆宿，而偏偏颁发给了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一些工厂企业的业余工人书法受好者。是可悲，孰不可悲！
    撰写现代中国书法史，千万不要轻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这一批书法传薪者，他们在当代书坛的作用与影响何其大哉！什么叫“人书俱老”，就是书法家一生追求的艺术价值与行为价值的实现。书法是一种技艺，书法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必须经历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历练的文化。不久前，我应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之邀，赴西安参加“首届白鹿书法论坛”，发表了一篇论文：《解构与重构：当代书法的后现代选择》。我在论文中谈到了当代书法审美问题，重申了苏东坡的定义：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有一位青年网友对“贵”字的价值设有细细琢磨，而忽略了书法家的行为价值。
    今年春天沈定庵先生来北京，其主要目的是联系今年8月份在中国美术展办个展的事。不久前，赵雁君先生来北京办“山阴道上--赵雁君书法作品展”，展前他告诉我，他很忙，这个展览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创作出来的。开展时，我因事未去，我不便评价其艺术上的高下。沈先生先动而后成，展览尚未完成。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当沈先生展览开幕以后，一定要在审美选择中注意：这两位均来自“山阴道上”的老少书法家的书法行为的不同长度与不同空间特征。沈先生的展览作品肯定不会也显然不能在一个月中完成，这倒不是因为沈先生不忙或者沈先生已老的原因。我们必须仔细阅读两个不同作者所呈述的所有审美信息，一切剪彩首长式走马观花浮光惊影，放弃审美思考与玩味，放弃“兼论其人生平”的评论，均是毫不足取的。
    —个月前，沈定庵先生赐来一信，他按我的请求为《中国书法全集》有关徐生翁一卷所撰写的文稿二：其一《徐生翁年表》；其二《青藤今日有传灯--记恩师徐生翁先生》，让我拍案感慨不已。沈先生把“恩师徐生翁”看成四百年前另一位绍兴籍伟大书法家徐渭徐青藤的“传灯”人，即徐渭精神的传薪者，我想一切书道中人都会领略王羲之、智永、陆游之后，徐渭、徐生翁的书法意义。谁知前几天，我刚浏览了一个新进的官员背景的中国书协头面人物，在高谈阔论的教育演说中，甚为武断地把徐渭、张瑞图的书法仅仅看成并非成功的“探索”之作，不是中国传统书法的主流，不是“正大气象”，就差直说徐谓、张瑞图是造成当代丑书的罪魁祸首了，真令我哑然失笑。瓦釜雷鸣，以这些头面人物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书法，似已不可挽回地沦入文化的边缘了。
    在沈先生的来信中，还附来一本十多年前由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作序而辑集出版的《定庵随笔》，小小而陈旧的书本令我又生了一番感慨。这是一本也以“怀念篇”、“风情篇”、“谈艺篇”为归类的几十篇文化艺术学术随笔。书中又夹了一篇拟在该书再版时收入的《惠州东莞书画行》，这是在《湛江日报》上连载两期的随笔。其文记叙他几年前旅行广东惠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从碑廊上发现了一方伊秉缓隶书《王朝云墓志铭》等苏东坡、伊秉绶旧事谈起，专记他对伊秉缓等的书艺的事。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三年，资助当地在惠州西湖筑堤造桥，惠及一方百姓，故在此又留有一纪念馆。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亦亡于此，故有东坡亲撰之墓志铭，七百年后，伊秉绶来惠州做太守，重修其墓，并以隶书书之。
    1993年我曾偕大病初愈的太太付淑群做客汕尾后，返广州途经惠州，被东道生邀游西湖，亦曾得见嵌在东坡纪念馆墙壁上的这方伊秉绶书《王朝云墓志铭》，并赞为伊氏佳作。《中国书法全集》清代编中，伊秉缓与陈鸿寿等四人合集，当时的分卷主编王冬龄先生正叹伊氏作品太少。我当即曾与其馆长议以已出《全集》各卷交换其拓片，后因我忙乱而不了了之。沈先生履其地，有其思，而撰之以文，足令我辈汗颜。揽沈先生之文，除了惭愧之外，更令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动：沈先生取伊氏之书而有所大成，皆缘其爱伊氏其人其文其行事并及于其书之深也！
    沈先生赐我这封信其实有两信，一信是7月2日，用圆珠笔所书，称“病中草成纪念恩师之作两篇”，当是前述之《徐生翁年表》和《青藤今日有传灯》；另一信乃早在6月20日，用一张三尺对开宣纸用毛笔疾书而成，此信前半段以大字行书，后半段以小字行草而成。沈公在这封墨书信札中，以右军笔法起首便称“早拟奉书问候，只因眼疾甚剧，黄斑又加眼底出血，看书报戴上500度老花还得用放大镜，仍模糊不清，苦闷之极。问候稽迟，请谅请谅”云云。读此书，不由不使我颇有读右军《丧乱帖》、《寒切帖》、《频有哀祸帖》诸帖之感。沈公生于1927年，今年正届髦耋大寿。虽称眼疾，却老当益壮。故其书未有右军、鲁公之形，却得右军、鲁公之神。某称前半纸如右军之尺椟，后半纸如鲁公之奏稿，情谥于纸，神采焕然，令我捧读再三而不能已也！
    沈公在来信中，既嘱我参加其展览学术研讨会，又让我为其近日再版之《定庵随笔》作“后记”。我自惭无才且忙而得沈公如此厚爱，强为此文以应二事，深盼沈公勿罪我也。我亦自家思忖，以此一拙文，以谢沈公二书，某欠沈公多多矣！于是，且留异日再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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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20日匆草于松竹梅花堂

                  

吴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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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庵先生致刘正成先生信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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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庵先生致刘正成先生信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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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庵先生致刘正成先生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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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日报报道惠州东莞书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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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日报报道惠州东莞书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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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藤今日有传灯
          ----记恩师徐生翁先生
                  沈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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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生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