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朱中原：《中国书法全集》的艺术史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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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2006年3月4日,总第641期
第16版书法周刊----书坛观察
     "转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民间化回归"
             -----《中国书法全集》的艺术史研究新范式   文/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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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原文较长,发表时编者做了删节,全文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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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民间化回归
                   ——《中国书法全集》的艺术史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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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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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逐步步入了一个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但这种思想开放和文化多元尚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尚处于从极权政治向后极权政治、从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逐步过渡转型的时代，这个转型需要经历历史的阵痛，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文人和知识分子所主导下的学术与艺术史研究与写作就成为一道民间化回归的新景观，由刘正成总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无疑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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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化是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之后所涌现出的一种思潮倾向，民间化是与极权化、官本化相对立的。官本化是体现集权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话语符号，而民间化则是体现民本政治、公民政治及宪法政制的话语符号，民间化的主导力量是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下层社会力量，民间化的出现必须要有一批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推动。从总体上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民间化和底层化的出现，就必须要有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真正建立首先需要市民社会的建立，而市民社会建立的前提条件又是民间社会及民间意识形态的发育与成熟，民间社会及民间意识形态的发育成熟是一个国家从官本社会向民本社会转型的必要路径。而民间社会的建立，最根本的是要有一批具有着民间意识及独立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与思想者的推动。在民间社会的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仍然充当了启蒙者、先行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从思想分期上看，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的启蒙年代，新启蒙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198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文学界、美术界还是电影界，都充斥着启蒙与反思的声音，一大批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及电影者成为了引导民间社会、启蒙民间社会的先驱者，但是，总体看来，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仍然不完全不成熟，21世纪的民间中国仍然需要启蒙，需要新的启蒙。在我看来，在1980年代的中国，书法的启蒙已经开始启动，而且20年来的书法运动与一批先驱者的书法启蒙是分不开的，这当中，刘正成先生功不可没，但是，1980年代的书法启蒙仅仅是完成了书法的大众启蒙，它使得书法这一高雅艺术走向了广泛的民间与民众，但是与此同时，1980年代的书法启蒙也完成了书法作为权力话语的转型，书法不但没有成为民间发育的艺术文本，反而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成了一些书法家捞取政治资本或者一些官僚政客捞取书法资本的工具，那么，这种书法启蒙实际上是在轰轰烈烈的书法运动中逐渐地变形变异了。所以，21世纪的中国书法仍然需要新的启蒙，这个新的启蒙就是要使书法完全脱离权力话语的控制，回归民间，使书法及书法社团真正体现民间意志。而刘正成先生无疑在这一点上充当了书法民间化、书法“去国家化”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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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至今的刘正成先生，一直是以一个书法学者、书法史家、书法活动家的身份出现的，如果说刘炳森、张飙对书法的启蒙在于确立了书法的大众化、庸俗化和权力话语表征的话，那么，刘正成对书法的启蒙则是确立了书法的民间化艺术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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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书法全集》就是体现中国学术思想由官本学术向民间学术转型的表征，它的意义不但体现了中国艺术史写作的民间化取向的新范式，而且体现了中国学术史写作的民间化取向的新范式，甚至早已超越了艺术史、学术史的范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中国民间社会及民间学术思想阵营的强大，它不但是对官本位学术的一种反拨和疏远，而且是对学院学术及主流学术的一种批判和改进。《中国书法全集》完全以民间的视角、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编辑方针和民间的学术精神来组织编撰，它既是当代中国书法运动民间化倾向的具体表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民间化倾向的具体表征，同时，更是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具体表征。刘正成先生没有经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学院严格的学术训练，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他摆脱了学院学术及学院体制的束缚，从而拥有了一套更为广阔、更为包容、更为独立的民间学术思想，刘正成先生不断整合民间思想资源，强调学在民间、学养在民间、学保存在民间、学光大在民间。其后，他开始关注书法的文化学或文化书法学的意义，而研究书法文化学的意义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书法的世界学”或“世界的书法学”。这种对汉字文化圈书法文化身份的重视和跨文化研究，使得他能够信心十足，从而超越一个纯粹文人学者的范畴，而是去践行一个书法活动家的民间化的精神迹向。他将书法看成是一种文人的价值艺术，这种眼光使得他“将书法艺术学、书法民间学、书法文化学、书法社会学及书法世界学连成一体，将艺术精英、民间思想、文化资源、世界眼光整合起来”（王岳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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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研究民间化学术史写作的学术意义与学术指向性，就必须区分民间化写作与体制化写作的根本区别。在我看来，民间化写作是任何学术写作、艺术史写作的根本价值指向性所在，民间化艺术史写作完全按照学术史与艺术史本身的审美规律去撰写，它本身拥有一套自己完整、独立、全新的审美规范，而不需要按照官方制定的写作标准与写作范式去撰写，如果是照那样去撰写的话，那么，艺术史写作就完全丧失了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艺术精神。而体制化写作则恰恰相反，体制化写作不是为了突出学术性和艺术审美性，而是为了突出政治功利性，它体现的是官本位的意志，而非写作者主体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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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既是一种艺术史写作，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史写作，甚至与既出的《中国书法史》的编撰体例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书法全集》总体的编撰方针是，运用书法艺术史学的方法论，对历史上的书法家与书法文本进行“历史与时空的总体定位”，它突出的是运用书法史料学的方法，在对书法家及其具体历史时期的书法文本进行了充分的考证与梳理之后，再进行书法家“历史时空”的定位，它将书法家的任何一部书法文本从模糊的不确定的历史图景中抽取出来，然后又放回到那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从而给予其具体的确切的历史时空定位，这就是实现了“人物、文本、时间、空间”四者的勾连与定位。这种艺术史写作范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史写作范式，也不同于官方僵化的写作范式，而是一种完全体现民间化意志的写作范式。它所体现的是王国维以来的“二重证据法”与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相结合的史学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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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史写作都是整个时代学术史研究与学术史写作的一个分支，而艺术又是用于表现社会思潮、表达社会个体内心情感的一种特殊表达载体，但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最根本特征是，它完全不同于政治，而且必须远离政治、远离功利、远离权力的约束与控制，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艺术史写作的独立性与学术性，才能完全体现写作者个体及民间社会群体的意志。正是从这个程度上说，追求学术理念与编撰方针的民间化才是《中国书法全集》能取得如此惊人成绩的重要保证，《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模式与那些由国家拨款主持的所谓的重大项目是完全不同的，也与某些学院派学者为了评职称、得名利而写作的“学术专著”是截然不同的，写作动机的不同就导致了编撰理念的不同，编撰理念的不同又导致了编辑人员的组成方式的不同。刘正成编撰《中国书法全集》，一不为官，二不为评职称，三不为捞取钱财，不但不捞取钱财，而且其所需资金均全部由其个人筹集。这种精神首先就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史学者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化的学术思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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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出道于1980年代，早年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并任大型文学刊物《四川文学》编辑，创作文学作品上百万字。并于1980年代后期入主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中国书法》杂志社长兼主编，并在这个时期，在他的主持及推动下，开始《中国书法全集》学术工程的启动。《中国书法全集》是一个浩大的跨越历史时空的学术文化工程，总108卷，分历史时期对中国书法史、书法家进行断代及个案研究。《中国书法全集》从创意、策划、组稿、人员、编辑方针、出版、资金来源等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体现民间意志，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拨款，没有政府机构、体制内学术机构的支持，没有聘用一个学院派教授，没有官方或某个权势人物的指授，完全是按照全新的编辑思路和编辑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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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界、书法界的一名知名文化人士，由一个普通工人而成为《中国书法》杂志社长、主编，再到中国书协副秘书长，最后到《中国书法全集》总主编，由一位对中国书法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书法活动家最后成为被打倒、被压制的对象，皆因受到小人迫害，而且在被打倒后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沉重压力，也受到了某些权力因素的干扰和威胁，甚至几进大狱，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然而，正是在这种炼狱般的生存环境中，刘正成却在进行着推动中国历史文化前行的千秋大业，在万般阻力下毅然启动《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工作。没有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勇毅的学术气魄，是万万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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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理念不但是一个民间化的理念，而且其编撰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民间思想资源、民间艺术资源、民间出版资源进行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国书法全集》的各个编辑人员甚至包括各分卷主编，在接手《中国书法全集》以前，都是在书法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专长是对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书家的个案研究，但缺点是缺少一种整合的意识，缺少一种新的书法史观的引导，但是，在接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事务后，就完全可能会打破以前这种缺陷，而对整个艺术现象、对新出土的书法遗迹或新出版的书法文献资料，运用新的材料、观点和方法进行重新思考，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民间资源整合的过程，是艺术的整理过程，也是一个个人文化强化训练的过程，同时也聚合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过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史、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丰富，也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官学体制下的史书编撰模式，而且，全集的编撰，采取的都是新的编撰思想、新的编撰体例、新的出土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它的那种“历史时空定位”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传统的史学编撰方法，甚至超越了日本的《书道全集》和台湾的《书法全集》，开创了民间编撰中国书法史的先河，这个本来应该属于国家统一编撰的浩大学术文化工程却由一个民间性团体启动了，这无论如何都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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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全集》的学术方法当然早已超越了自清季以来的乾嘉考据学、金石学，甚至也超越了现代考古学的范畴，并完全不同于那种“六经注我”式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我注六经”式的现代考古学及东方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范式是刘正成在多年的史学积淀中所形成的一种完全属于民间化的艺术史学研究范式。它让编者们在浩如烟海的原本缺乏历史逻辑联系的艺术文本中去通过发掘、分类、整理、编号、考释、评传等等一系列的程序之后，逐渐得出一种艺术史观，而不是用既定的史学观去主观地套用现成的艺术文本。这种艺术史观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史观，早已经超越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书法全集》突出的是方法论的创新而不是艺术史观的创新，只有拥有先进的方法论，才能保证有先进的史学观。这种艺术史研究范式是一种完全个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学术研究范式，它完全不受任何官方学术机构及利益集团的影响。《中国书法全集》完全是按照现代考古学及东方学的方法论，致力于建立科学的书法艺术历史文化谱系，而不是要建立政治历史谱系，是对主流学术观及主流史学观的疏离与背叛，它不是对郭沫若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机械复制，而是试图在丰富驳杂的历史文本中建立全新的书法艺术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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