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啟後之作--評傅申新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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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素書法鑑定封面 (古美術 資料室)

承前啟後之作
評傅申新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
文／白謙慎
從1965年入故宮書畫處，在庫房裡拿著放大鏡一遍遍地仔細觀察院藏古書畫，到2004年10月參與〈自敘帖〉真偽之辯、撰寫《書法鑑定》一書，在這近40年的歲月中，傅申曾撰寫以下和鑑定相關的書籍（散篇的論文不計）：1973年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出版的《中國書畫鑑別研究》，雖主要為石濤繪畫的研究，但由於石濤喜歡題跋，傳世偽作亦多，題跋書法就成為鑑定工作的重要物件和依據之一。在此書中傅申對真偽石濤的書法，特別是針對張大千的偽作有極為細緻的比較研究。1977年，傅申在耶魯大學美術館主持「海外書跡研究」展，並撰寫展覽研究圖錄，圖錄的第一章就是〈法書的複本與偽跡〉。圖錄中尚有從風格上分析傳世真偽祝允明作品的一章。1991年沙可樂美術館出版的《血戰古人的張大千》展覽圖錄，是研究20世紀最大的作偽畫家張大千的專著，鑑別張大千作偽的古畫，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展覽圖錄的重點。因此，雖說40年來，傅申還從事書畫史的研究，但書畫鑑定始終是他的重要關注。此次《書法鑑定》的出版，雖以〈自敘帖〉論辯為契機，但也可視為作者對自己40年來的書法鑑定研究所做的一個總結。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書法鑑定〉乃作者歷年積累的鑑定工作的心得，涉及面很廣，從鑑定心理、法書的複本和偽跡，到傳統的鑑定方法和現代科學檢驗手段，都有簡明扼要的討論。第二部分雖是關於一件古代書法真偽的討論，但正如傅所言，「這一次懷素〈自敘帖〉的辯論，其意義絕不僅限於〈自敘帖〉的真偽，或是否為文彭摹本的問題，而是書法鑑定的方法問題。什麼才是直接、正確、絕對的依據和方法？如何區別寫本、摹本，以及摹本中的映摹、鉤摹本？以及刻帖可能改動母本的種種，及其在書法鑑定上的適用度，其限度又在哪裡等等。」（頁301）因此，這一部分雖為辨析、批駁〈自敘帖〉墨跡本為摹本說，但文字之中又在在透露出對鑑定方法的關懷。其中大量的案例及其對鑑定學一些通則的意義，都有待讀者自己去體會領悟，並非一篇短評所能詳盡介紹。在這裡，我想就這一著作對中國書畫鑑定學承前啟後的意義，談一些看法。
書畫鑑定學通常以目鑑為主，考訂為輔。由於工作的關係，幾十年來，傅申觀摩了海內外大量的法書名跡，可以說他是繼老一輩書畫鑑定家後，少數幾位有豐富目鑑經驗的鑑定家，也是他這一輩的古書畫鑑定的代表人物之一。雖說傅申深得傳統鑑定學三昧，但不同的是，他對傳統鑑定學的侷限性有著更為清晰的認識和更為自覺的反思。以大陸的公藏書畫鑑定為例，眾多博物館的館藏多由幾位專家組成的鑑定小組負責鑑定。雖說這些專家都有十分豐富的經驗，但以鑑定結果而論，專家們的意見也常常不一致。即使有時諸位專家的意見趨於一致，有些意見依然是帶有假設性質的推斷，儘管它們是廣徵博引的推斷。我們本無需苛求鑑定專家們，因為鑑定古書畫確實很難。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譬如留下的作品太少，無法建立基準作品，亦無其他的文獻可徵引，對於一些藝術品的作者、年代的判斷只能付之闕如。但是，有時某些爭議則導源於鑑定家們在不同的鑑定心理影響下，採用的方法互異，對所取證據的適用度的掌握不同，推理過程的寬嚴不一。從好的一面來看專家之間的爭議，我們可以說這是「百家爭鳴」，活躍了學術的氣氛。但其負面的作用則在於，即使是鑑定權威的意見，也常缺乏公信力。數年前關於傳董源〈溪岸圖〉之爭，辯論雙方都有權威人士，一方認為是北宋早期繪畫，一方則認為是張大千手筆，時間差距近一千年。正是書畫鑑定中這種缺乏公信力的狀況，為改進留下了很大的空間。《書法鑑定》書中認為，如果鑑定界能夠借鑑其他領域更為嚴密的檢驗方法，並借助一些現代科技手段，就能讓某些過去不能解決的問題能夠解決或部分地解決，使我們接近歷史的真相，減少誤鑑，增加鑑定工作的公信力。正因為如此，《書法鑑定》關於鑑定心理的討論，對借鑑刑事鑑識學和醫學臨床診斷研究成果的提倡，及運用科學檢驗的嘗試，就值得我們格外地重視。
《書法鑑定》反覆提到兩個不同於書法鑑定的領域──醫學臨床診斷學和刑事鑑識學。傅申在書中雖未明言點出，但我們依然能夠感覺到，他認為這兩個領域比書畫鑑定有著更為嚴格、更為慎重的診斷和鑑識方法。書畫鑑定學之所以落後於這兩個領域，不僅僅是技術設備上的，而且還是思維方法上的。這當然和這兩個領域的性質有關。在醫學領域中，診斷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書中這樣寫道：「作為一位醫生，他的『誤診』可能導致病人殘疾甚至死亡，真是『生命攸關』。而書畫鑑定家的『誤鑑』，當然沒有那麼嚴重，因為在鑑定之後不需要作後續的醫療工作，所以不會真正置某一作品於死地。」（頁299）而刑事鑑識學如發生誤差，可能會使罪犯逍遙法外，而無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書畫鑑定錯了，只要不是私家收藏，既不會死人，也不會引發訴訟。所以，相對而言，書畫鑑定界的人是勇於發表意見的，儘管這些意見可能還只是假設和推測。即以〈自敘帖〉真偽之辨為例，連一些資深的鑑定家，也是根據幾十年前的目驗所得印象或根據印刷品來推斷〈自敘帖〉乃一摹本。姑且不論關於摹本的推斷是否正確，其方法上已存在著問題。設想一下，如讓神探李昌鈺辦理一個大案，他如果沒到過現場觀察取樣，他敢這樣下結論嗎？雖說刑事鑑識也有誤鑑，但總體而言，以嚴謹性和科學性而論，書畫鑑定學是遠遠不及刑事鑑識學的。刑事鑑識如何從現場取證，對證據本身的檢驗，對證據適用範圍的限定，犯罪現場的重構等，都能夠對書畫鑑定工作有借鑑意義。
因此，傅申在討論故宮本〈自敘帖〉是摹本還是寫本時，「最主要與最大的不同，是不存任何成見，甚至放下個人從前的印象，直接先從故宮墨跡卷作實物的『臨床診斷』。」（頁254）讓我們來看看傅申怎樣來診斷的。他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是摹本，使用的是什麼紙？透明度如何？診斷結果是：〈自敘帖〉墨跡本紙張近似麻紙，較厚，透明度不高。加上〈自敘帖〉為草書大字，書寫速度很快，準確的映摹必然會留下不自然的痕跡。而借助科技手段的觀察結果是，無映摹痕跡。因此，傅申斷定故宮藏〈自敘帖〉是寫本而非摹本。如果持摹本說的人們對此還有疑問或不同意見，還要繼續辯論的話，那麼，他們需要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如可能在現代科學工具的幫助下）直接觀察原作。傅申的工作逼著論辨的雙方來到了同一個出發點。雖說來到共同的出發點未必最終能達到一致的意見，但它畢竟是個進步。
由於美國的博物館較早採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文物鑑定，所以傅申在擔任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中國書畫部主任時，就開始思考如何把現代科技引入書畫鑑定。在前輩鑑藏家中，王方宇最早提出用電腦技術來研究書畫鑑定（見其1975年發表的文章〈電子電腦和八大山人〉），啟功也曾提到過運用新的科學技術研究書畫鑑定，但是他們畢竟還沒有這方面的實踐。而傅申在投入〈自敘帖〉論辨時，參與了台北故宮的科技檢驗工作，並在《書法鑑定》中具體地運用檢驗成果來討論書法鑑定。
科技手段不但能解決一些目驗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具有客觀性。它可以反覆檢驗，只要儀器和操作方式相同，它不會因鑑定家的立場、心理、目的不同而改變檢驗的結果，所得結果因此具有公信力。而公信力正是傅申寫作此書最重要的關懷之一。我想，很可能40年前在故宮工作時，放大鏡下對原跡的觀察就已使傅申相信，懷素〈自敘帖〉不是摹本。但他依然希望運用科技手段再次檢驗他從幾十年的經驗和常識中得出的某些看法。這種檢驗具有兩個意義：第一、經驗畢竟只是經驗，即使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勝算的把握，依然不是定論。臨床醫學有這樣的先例，許多症狀都表明一位病人可能患了癌症，但切片檢驗的結果卻證明不是癌症。所以，應讓經驗接受科學的檢驗，避免誤鑑。第二、以科學檢驗的結果來取信疑者。我們來看看傅申是怎樣對待〈自敘帖〉墨跡本拖尾上的宋人十個題跋：「至於其他另紙宋人十跋，不但各段各人用紙用墨均有肉眼能見之明顯差異，且大多有書跡可比，已經可證為真跡。如果能夠，再一次以科學檢驗其紙墨異同與年代，以取信於疑者。」（頁260）根據傳統的鑑定方法已可以證明是真跡，但如條件允許，依然接受科學檢驗。這樣做無非是要增加鑑定結果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書法鑑定》結尾時，傅申專門引用了《誤診學》一書。（頁298～300）此書分析了臨床診斷中的種種誤診，傅申以為可資書法鑑定借鑑。我倒是很樂意見到，將來有一天傅申能主編一本《書畫鑑定誤鑑案例匯編》，把我們已經可以肯定的誤鑑案例（包括那些著名鑑定家的誤鑑）匯總起來，從各個角度分析誤鑑的原因，使我們對古書畫鑑定存在的問題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如前所述，《書法鑑定》是一本很豐富的書，它徵引了許多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了作者多年的心得，很多具體的案例都可啟發讀者舉一反三。而作者提出對刑事鑑識、醫學臨床診斷的借鑑，對科學檢驗手段的提倡和實踐，可以說實際地推進了現代書畫鑑定學的建設。雖說，書畫鑑定學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作者這樣樂觀地預見，「由於博物館藏品的公開化及數位化計劃，以及數位相機及電腦的普及化，新一代的研究者借助於種種光學儀器的幫助，一個嶄新的書畫鑑定時代當可拭目以待。」（頁112）
當這個嶄新的時代到來的時候，人們再來讀《書法鑑定》，他們或許會同意我的這一看法：在中國書法鑑定史上，《書法鑑定》扮演著一個承前啟後的角色。

本文轉自2005‧1月號《典藏古美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