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考古图记》

别部司马

                                  出版前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值得欣慰的一件大事。《西域考古图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丛书包括英、德、法、俄、日等国考察队20世纪初以来，考察并劫掠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珍贵文物后所出版的重要报告和专著）中的第一部。该书和将要出版的本丛书其他著作，对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新疆考古学、河西地区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古民族文字学、简牍文书学、铭刻学、钱币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历史学范畴的新疆古代史、河西地区古代史、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民族学范畴的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古代民族文化史等方面，宗教学范畴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等方面，艺术史范畴的雕塑、绘画、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以及地理学、敦煌吐鲁番学、古代社会学、丝绸之路史、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史、古代国际关系史、古代服饰史和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也是斯坦因1900-1901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斯坦因在这些遗址所发现遗物的主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牍文字（包括汉文、梵文、佉卢文、和田文、龟兹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和回鹘文等），织物（丝、毛、麻、棉等），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石、金属（金、银、铜、铁等）、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卷遗物图版和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⒈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比如：⒈　资料性强，可利用率较高。斯坦因对所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均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遗迹和遗物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后刊于本书中，比较系统和准确，便于利用。⒉　地理学与考古学结合。……他除对某些地区进行单独的地理学考察外，还对所到遗址的地貌、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与遗址的兴废关系进行考察。⒊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除考古学外，凡与遗迹有关的学术领域和学科都程度不等地涉及了，并进行了结合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将所发掘的遗迹、遗物与中亚、犍陀罗和印度、西亚乃至西方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引用了很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对遗迹、遗物的渊源关系，遗物的生产技术与制造工艺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信息量很大。……⒋浓缩了斯坦因三次考察相关部分的主要成果。书中凡涉及他第一、三次考察的相关部分，多相互进行比较和印证，并对考察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因而浓缩了他三次考察的主要成果。⒌集众家之长，研究水平高。本书不仅在资料整理方面集中了众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水平的专家，在研究方面更是名家荟萃。因此，《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惟一的资料。今新疆地区（也包括河西走廊）由于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因此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和多种宗教的交汇融合之地，从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的物质文化。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对这种研究难度很大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指出了这种物质文化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的影响至今犹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兹不详述，请读者参阅原著。下面仅从资料的角度略举几例，简要说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⒈……⒉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米兰佛寺遗址群是研究鄯善佛教与佛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其塑像、壁画和佛塔遗址在新疆独具特色，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密切关系。犍陀罗佛教艺术只发现雕塑，故米兰佛教壁画便成为研究犍陀罗风格佛教绘画仅有的依据，在学术界和艺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米兰佛寺遗址经斯坦因发掘后已遭破坏，所以斯坦因刊布的资料是无法替代的。斯坦因在米兰吐蕃城堡遗址发掘出大量的吐蕃文简牍遗物，还有他在麻扎塔格遗址所发现的吐蕃文简牍和其他遗物，都是研究公元8-9世纪吐蕃在今新疆地区活动情况，吐蕃建筑特点和艺术风格，吐蕃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吐蕃社会状况，职官和军事组织情况，吐蕃文字以及吐蕃与唐朝、西域及周边地区关系的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⒊楼兰遗址，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是由斯坦因进行的。斯坦因所刊布的楼兰遗址（包括其附近地区）的遗迹、遗物，大量的魏晋前凉时期的汉文简牍文书，以及部分 佉卢文简牍文书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基本复原出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机构的职官系统、屯田概况、社会生活状况、西域长史机构与鄯善及西域诸国的关系。这些遗址、遗物对研究楼兰古城的性质和鄯善国都的方位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所发现的汉文简牍文书不仅可以补史籍之不足，还可弥补中国简牍史中的缺环，并为木简向纸文书的过渡提供了实证。斯坦因刊布的这些资料，目前仍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影响很大。现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的楼兰热与此亦有很大关系。⒋……此外，斯坦因还劫掠了敦煌藏经洞的文化宝藏（这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批珍遗文物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兹不赘述。总之，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收录的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基础的研究成果及所构筑的基本学术框架，对前述的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受当时学术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并与他个人学识的局限性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政治思想对他有较强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和评论。
　　除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所收的遗迹、遗物等全部资料，都是通过对新疆和甘肃西部重要遗址的破坏和劫掠而获得的。他在遗址中剥取壁画，搬走塑像，凡能拿走的文物均席卷一空。对此，斯坦因在书中亦直言不讳，因而给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些被斯坦因和西方其他列强的学者、探险家们所劫掠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从而引发了当时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研究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学术界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始觉醒，奋起抗争，并积极投身到这批文物的研究当中去。此后，国内外一批新学科陆续建立，一批大学者相续出现，填补了许多学术领域研究空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凡此都是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本身的价值所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本意相违的。因此，必须将上述情况与他们应受到的严正谴责的劫掠和行径严格区分开来。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遭受西方列强空前的浩劫。所有遭到这场浩劫的遗址均被破坏了，珍贵的遗物也没有了，所以斯坦因等人刊布的这些劫掠遗迹、遗物的报告的专著，就成为研究与此相关的各学科仅存的基础资料。……几十年来，我国几代学者都有将这些书译成汉文出版的强烈愿望，然而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能实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高瞻远瞩的胆识，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促进学术繁荣，加强民族团结，毅然肩负重担，决定投巨资出版列强劫掠中国古代珍贵文物后所发表的主著作，并立即着手，以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为起点，与我所携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编辑工作。这是对我国学术研究和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敬意……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以后其他有关重要著作的汉译本将陆续奉献给读者。我们相信这些著作汉译本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与些相关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并必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和重要而良好的社会效益。
                                         孟凡人 1998年10月

别部司马

丛书简介

  
“西域游历”之一：重返和田绿洲
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再次回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在和田这个古老的绿洲文化古都中搜集了丰富的古文物，寻找到了一系列的、先前从未涉足的风蚀了的遗址，在已被湮没的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文物。书中的文字和图片就是对这一过程的详细记录。本书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年代，认识和体会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
“西域游历”之二：踏勘尼雅遗址
1906年，斯坦因向东继续他的考古探险。第一个目标是在达玛沟一带被沙子湮没的遗址中的发掘，搜集到了大量的唐代末期以后的文物。之后在尼雅遗址意外地发掘了一些用佉卢文书写的木质简牍。再向东到达了安迪尔河尾闾地带，发现了古代聚落遗址，最后是漫长的沙漠之旅——经且末和瓦石峡直至若羌，对史料中的有关罗布、鄯善和楼兰的历史记载做了考证。
“西域游历”之三：路经楼兰
一百年前，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中国，掀开了西域沙漠中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其所显示的东方文明令他震惊，于是，他劫掠了能拿得走的珍贵的出土文物。本书就是他对楼兰古城发掘、劫掠过程的记录。书中的文字和图片，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楼兰古城的历史，更可以使我们认识我国古代社会曾有过的辉煌。

“西域游历”之四：从罗布沙漠到敦煌
本收记录了作者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的考察行程及调查情况，先是穿过罗布荒原东北行，沿途观察了那些将当今之塔里木盆地与疏勒河分隔开来的地带的自然地理状况，及这条中国最早与中亚相连的道路的历史地貌。到达敦煌的新营地后，一方面循古长城遗址调查，另一方面则是寻找所有的那些烽燧和驿站遗址，发掘了很多用汉字书写的文字和生活用品，反映了公元前后时期这个荒凉的边境地区的生活。
“西域游历”之五：发现藏经洞
当我们面对敦煌的文物宝藏时，不能不想到一百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走的藏经洞的珍贵文物，也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屈辱和心碎。斯坦因的这本书，记录了他发现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以及掠夺那里珍贵文物的过程。书中附的大量图片，可以使我们间接地见到部分被掠文物的面容。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追寻已经逝去的历史的文明并使之延续下去。
“西域游历”之六：穿越塔克拉玛干
一百年前，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中国，使沉寂的西域再一次变得热闹起来。1908年，斯坦因带着他的助手以及他满载文物的骆驼队，迎着风沙，沿着玄奘曾经走过的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雪山，回到了伦敦。本书的文字及大量的图片，生动再现了古代塔克拉玛干地区繁荣的佛教文明及地理风貌。今天的我们可以踩着他们的足迹，穿越时空，进入神秘富饶的“死亡之谷”。

别部司马

绿洲中的古遗址

　　
摘自：西域游历之一《重返和田绿洲》
　　在事隔五年之后，我于1906年8月5日又重返了和田，这个广袤的绿洲曾是我前次探险的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我曾致力于研究其古代地志、历史与现存遗址，其结果也已经全部记录在《古代和田》一书第六至八章中了。因此很明显，我在和田城中从当地“找宝人”那里搜集有关绿洲以外沙漠中可能存在的古遗址信息，并为下一步野外的旅行做准备。这样的话，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的也仅限于对地面上仍看到的古迹的补充性观察以及对我在约特干——古于阗国都城遗址所做的这一类观察之简短说明。
     首先我能提到的观察是，在从喀拉喀什镇前往和田城、沿着先前未曾走访过的直达路线上，遇到了一处很明显的塔提遗迹，即古代东端，沙漠的名字叫八喇玛库木，在斯帕与拉什库亚的耕地之间，从北面楔入绿洲。该处地表上散布着红陶碎片，未覆盖有沙丘，明显看上去很古老。这证明了在古代时期，在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之间绿洲北部，耕种一直是持续的。很有可能这些耕种区沿着这一方向扩展，明显地超过了现今主要绿洲——玉龙喀什河上的英阿日克村和喀拉喀什河上色日克也孜村所在之前沿线。在我来访期间，绿洲上的耕地正在稳定地增加，看起来主要是由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这一进程的意义的证据（在我的个人探险记中，我已多次注意及此）是，八喇玛库木之沙漠飞地，正由于为开垦新土地起见在其边缘修建的灌溉渠道而迅速地减少着。这样的话，上面说到的塔提就必然在新垦殖活动下迅即消失，并愈益为伴随着这地区的灌溉所带来的肥沃黄土之稳固积累而被埋藏起来。
     在亚玛达村南面那广阔的塔提地面上，我亦看到了这一进程，在那地方新建了一条渠道，正在帮着人们复垦。同样的变化据说正在恰勒马喀赞的大遗址上重演着，那遗址位于亚玛达村塔提以上约4英里，在玉龙喀什河左岸。1900年我曾亲眼目睹的满布陶片的废地，如今又开始重新耕种了起来。
     这一年（1906）的8月11日到9月8日之间，我离开了和田前往南部的山中。在尼萨和喀兰古塔格以上的冰雪覆盖的昆仑山中，做我的地形学方面的考察。关于这些，在我的个人探险记中已谈过了。第一站我到达了兰格鲁，它位于喀拉喀什河右岸，在山脚之下，这地方给我提供了新的文物观察机会——尽管我以前曾走过它的大部分地方。我把我的路线首先对准了约特干，它是古于阗国都城遗址；我重访了艾丁库勒的沼泽地，还有南岸那戛拉哈纳的土墩。正如我在《古代和田》一书中详细指出的那样，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将这座土墩与“鼓池侧伽蓝”废寺对应起来。关于这座伽蓝，玄奘的《西域记》中曾记录了一个奇妙的古代传说。
     1900年我初访此地时，地面上还生长着繁茂的芦苇，在沼泽地周围亦是如此，它使得我做进一步的调查很困难。但是如今耕地的迅速扩展已将这整个地面都改造成农田了，正像以前对艾丁库勒与和田城之间那块称作硝尔鲁克的废地的大部分所做的改造那样。这一变化导致了土墩大小、高度上的明显减少，它的土壤被用来施肥了。墩中包含有很规则的夯土层，每层厚约17英寸。在主体土墩脚下一侧有一条小灌溉渠；向东约30码处还有另一条更小的水渠，上面散布着大量的陶片。更有趣的是，在主体土墩北侧一个高出现在地面约五六英尺的土层中，发现有烧得很硬的砖块及大块石头。这土墩无疑被连续时期之建筑占据过，这进一步说明了一个结论，即：该土墩曾经是玄奘见过的古代寺庙遗址，当时它就已经成废墟了。而那个传说从那戛拉哈纳——“鼓室”一名中，亦留下了一些痕迹与此遗址有关。
     邻近的“三尕孜麻扎”证实了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当地信仰。管事的毛拉用“人生得过多、土地越来越少”来解释我现在看到的正在进行中的大量的新垦殖活动。他自己也在紧靠那戛拉哈纳的地方，投资开垦了大约30顷地。如果这种农业上的繁荣发展再持续一或两代人的话，人们就可以亲眼目睹玄奘记载的寺院最后一点遗迹彻底消失，而“鼓池”本身亦会缩减成一片肥沃的洼地的。因为，耕地已经开始蚕食到沼泽地泉水周围芦苇丛生的沙丘上了。
    在约特干，由于长年累月的淘金和挖“宝藏”，致使这地方变成了一个大坑。这地方昔日曾是一座古都，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自1900年以来，它还没有多大改变。一系列的原因使淘金活动有减少的趋势。作为副产品，他们还挖出了大量的令人惊奇的古代于阗遗物。首先是由于在博拉占及其他地方耕地面积急剧扩张，夏季洪水期间从灌溉渠中分水变得不可能，那时渠道中都涨满了水，任何大型的淘金活动都无法开展。另外在挖掘区的北缘，靠近哈尔车小村（那儿的“能获利”的地层据说一直延伸到很远），农田的增值连同树木、农舍等阻碍了更进一步的挖掘。损坏挖掘区边侧渠道的风险，也扮演了一种阻止物的角色，因为如果挖坏了渠道，那里面的水就会冲出来，并流到下面的废地上去。最后还有一个完全明朗的事实即：随着农业劳动的极大增值，靠在约特干淘金所获得的一般性收益已失去了其魅力（除了极少数稳定的淘金者之外）。在我访问之时，干这活的男人、小孩仅有大约二十来人，他们正在淘的地方，整个都局限在以前的挖掘中尚未染指的低岸地带。我被告知自从大约1901年以来，这些挖掘区基本上未扩展过。尽管工作很有限，出土物又少，但像陶塑像、钱币、刻石等仍持续有山土，这一点可以从相对大量的这一类遗物的搜集上得到证明。那一年我在约特干搜集到了不少这一类的文物。之后在1908年我再访这些遗址期间，也收获不少。我马上就要谈到这些搜集物了。
   鉴于在中国新疆实际上全部古代宗教遗址中都存在过的本土信仰（这些遗址在居住区内或附近仍有存在），在约特干缺乏任何永久性的穆罕默德教寺院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尽管玄奘没有单独提及在于阗古都中有任何重要的寺院，他记载的都是与其周围的大量的佛寺和佛塔有关的有趣传说，但是显然这城市本身肯定包含有一座以上的宗教建筑。在这一次考察中，当我从一个新的方向接近遗址时，我很满意地发现了一座在当地很著名的麻扎，名叫如肯乌德丁撒西布，建在极靠近挖掘区东南角的地方。传说中现存寺庙部分已有三百年左右历史了，而清真寺中那些精致的古木雕，则属于那个传说中的圣徒墓上的遗物。在附近棚架边的那些宏伟的树，看起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说法。
   　从约特干到兰格鲁的旅行，使我有机会重访库赫麻日麻扎。这遗迹很久以前即已为人所知，在和田的佛教遗迹中，以“瞿室棱伽”（意即“牛角”）或“瞿室尔沙”（意谓“牛头”）山而著称。这素朴的寺庙未发生任何变化。穆罕默德教的圣徒继承了玄奘的罗汉，据说他长眠于此。那烟熏过的神窟也没有什么改变，它坐落在“牛角”山下，俯视着喀拉喀什河水。近来修建了一条粗糙的通道，可能通到一条小而陡峭的溪谷中，溪谷下到了濒临河岸的聚成一团的断崖面上，要想接近那通道只能通过很粗陋的梯子。在向这里下降时，我经过了大约两到三个浅窟，高出河床约100英尺。再向下大约60英尺，我发现还有半打这样的浅窟。它们明显是天然的，让我回想起在比哈尔的拉吉尔和杰特显所见过的那种作庇护用的石洞。关于这些窟的用处，正像有一时期人们对比哈尔的这类窟所作的推测那样，可能正是用来做托钵僧们的寄宿处等用的。这些窟深4~12英尺，有一部分为石壁上掉下的碎屑所填满，对于古代遗物来讲，正好起到了保护作用。因此下述念头自然就浮现了上来：著名的杜特雷伊•德•安之桦皮书碎片——1892年与库赫麻日洞窟本身有关之发现——是否原来不是获自这些洞窟中的一个。
    　接下来我继续我的行程。在奴西亚村以外的喀拉喀什河右岸，距该村上端约1英里，我注意到一条小沟或“亚尔”的两岸，那上面有路通过，还有连续的陶片层及类似塔提那样的遗物等碎屑，厚约6~8英寸。现在的地表上分布有肥沃的黄土堆积，位于此“文化层”之上，厚4~6英尺。现在还没有耕种迹象，但从以前存在的厚厚的土层上可以猜出，现在的地表下可能埋藏有古代聚落的遗存。一条狭窄的耕地，从河岸一侧延伸到了法伊札在耕地入口处，我遇到了另一处古迹的痕迹——梯木，一座小而完全坍塌的土墩。其直径约15英尺，高出路面大约12英尺。毫无疑问本是一座人工建筑，可能就是一座佛塔的遗迹。
    　法伊札巴德村对面，是河左岸壁立的断崖，高约120英尺，间夹着红和蓝灰色的地层，砂岩质，俯视着河水。当夏季来临时，河水开始上涨，断崖脚下滩地即变得无法接近。在断崖上大约五六十英尺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洞穴的长方形入口凿进岩层之中。1908年4月我重访了这个地方，涉过河水，我从左岸更贴近地观看了一下这座人工凿挖的洞穴。它的入口看上去约10英尺阔、8英尺高，深约6英尺。其中央背面有一道低矮的门道，大约5英尺高，宽3~4英尺，由此可进入某种内部洞窟。它的顶部呈拱形，看上去像被截短过的三角形。这些有限的面积让人推测，这个挖凿出的洞穴更可能是用来作一座坟墓，而不像是用来作寺庙的。可惜我当时及后来皆没时间来搭建一座脚手架，以进到这座奇异的洞穴中看一番。在我看来它属于前穆罕默德教时期是很可能的，而且它自然而然让人想起，要么是属于聂斯里派基督教徒，要么就是摩尼教徒的。由此看来，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洞穴以下大约2英里处河左岸上的大村庄乌加特（那地方的名产是葡萄），在后来的传说中，似扮演过一处一度为聂斯托里派基督徒住过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一些被认为不虔诚的穆斯林。
    　从法伊札巴德起，骑马走过高悬在河岸上长3英里许的赤裸裸的砾石高地后，我的视野中就现出了兰格鲁的最东部的农田。这时紧靠路的右侧出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遗迹，以前我就听说过它，当地的传说把它与一个叫“昆煞士魔马”的古代神灵联系在一起。城墙颓毁得很厉害，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坐落在河水右岸与干砾石沟之间角落处一块石质高地的边缘。围墙的西北边沿着高地的边缘修建，那高地下接很陡峭的河岸，高出河面约上百英尺。东北面墙沿着砾石沟的边缘分布，曲曲折折，长约300英尺。东南墙长245英尺，土坯中满含砾石，大约为18英寸×12英寸大小，厚度从3英寸到6英寸不等，它们构成了墙体的建筑材料。墙的底部平均厚8英尺。靠近东南墙看起来像出入口的地方，墙体的残高仍有15英尺左右。它们的建造都很粗陋，看上去明显很古老。但是在围墙内部，既没有建筑遗迹也没有其他遗物，可以让人对城堡的年代做任何明确一点的判断。然而让人感到很清楚的是：这座小堡垒是用来做封闭通往喀拉喀什河谷以及自南山出山口那面过来的道路的。

别部司马

重返尼雅河尽头附近的遗址

摘自：西域游历之二《踏勘尼雅遗址》
　　1906年10月6日我离开达玛沟一带继续东行，下一个目的地是尼雅河尽头附近荒漠中的古代遗址，1901年我曾在那里有过重大发现。我知道当年不得不“搁下”的遗址尚待进一步发掘。通往于田和民丰绿洲的这条路我已走过两次，所以我尽量加快速度。不过我稍稍改变路线，去了阿其玛。这是一处富饶的新绿洲，位于大路以北，距达玛沟耕耘区西缘约6英里。大约15年前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些水泉，因而这块据称现在生活着600-800户人家的土地迅速得到开垦。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这一地段周期性发生的对沙漠的征服中，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例。由于亨延顿教授已对此地作过记述，又没有古代居民任何有迹要循的遗存，故我对此地就不细述了。
    第二日我离开希吾勒滩地边的宿营地，去探访一个存有陶片的小塔提。我听说过这个叫吉格代库都克的地方，它坐落于希吾勒兰干以南约4英里处。一块沙包环绕的滩地紧挨着从山脚下伸向托特伊玛目和普鲁尔光秃的砾石坡。没有任何遗物可明确指示当年人们在此塔提定居的年代。不过从于田绿洲现在的边缘仅在此地以东约2英里来看，这里当年肯定是于田那片大耕耘区的一部分，并且从克里雅河水道的最西端引水灌溉。顺便提一下，1908年3月我骑马沿大路前往于田，发现牙喀兰干附近耕耘区的边缘比我1901年到达时的地点足足远出1英里。
　　 因为要买7峰骆驼（它们后来成为我们沙漠之行的主要运输工具），且还要办其他几件事，我在镇上及于田县城一直呆到10月13日。又经过两天长途中跋涉，我才赶到东面最后一处小绿洲——民丰。我要在这里为北边沙漠中古代遗址的挖掘工作作好准备。从前的“寻宝”向导，被称为“磨坊主”的伊布拉音告诉我，我责成他对埋没在沙丘腹地的古代民居进行的进一步探察成果丰富。这令我大受鼓舞。同样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1901年雇用过的民丰民工十分乐意再次参加。这一次，我决定只要带往遗址的饮水供应得上，就多挑选劳力，以加快发掘进度。老向导已经作出榜样，再加上在叶城与我会合的干练的老听差伊布拉音伯克的影响，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召来50个人，还搞到了骆驼，准备了4个星期的供给。
　　 我在上一本报告中说过，现在民丰就是尼壤城，即玄奘所谓于阗东境之关防,我1901年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书中记载的尼那可能就是指民丰。因为在我的《旅行杂记》中已有记载，对此段经历我就不作详述了。在以前的详细报告中，我也曾描述过途经的一条沿河林带和河流尽头附近沙漠中奇怪的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札。10月18日，我们来到吐勒库存其库勒，这是正在干涸的尼雅河尽头附近几条泉水汇集而成的一个小湖，距麻札约4英里。茂密的森林中有一块开阔地，住着大约15个人。第二天早晨，我们把不急用的物品存放好，灌满所有水壶和羊皮袋，然后就动身离开这最后一处居民点，也离开了生命之源——尼雅河的终点。
     我极希望尽可能当天不朝这片古遗址的北方前进。自1901年冬季那次令人兴奋的发掘以来，我的思绪常常飘向这里。但是，意外的发现使我停了下来。离开吐勒库其库勒走了大约5英里，刚经过渐渐稀疏的林带中一个牧人小栅，伊布拉音和几个同伴就过来告诉我，当我走进路东那片又高又密的红柳丛时，他们发现了几个遗址。往东北方向走了约1英里半，我突然走进一小片开阔地，此开阔地南北长约240码，宽度约是长度的一半。
       在严重剥蚀的地面，可以看见栅栏残迹和一些倾倒的桑树和白杨树干，表明这是一处古代果园。靠近中央有几间泥木结构住宅的残余。露天的地面剥蚀得很厉害，没有一点积沙和垃圾遮护这些稀少的遗物。不过，在一处仍可看出墙基木，它们围成的面积约57英尺×26英尺。在显然是一间大房的一边，有一道墙基长约32英尺，墙基木上只残留着一点篱笆墙。但我多年积累的观察各种建筑特点的经验足以使我断定，该遗址的年代与前面大遗址的年代是一致的，在公元3世纪。
      整个遗址位于一块高出剥蚀地面约8英尺的高台之上。四周是些互不关联的物件。西北端紧挨着一些红柳根部的地方，一排干枯的桑树干依然立着，由于在沙漠中已暴露数世纪之久，经年的风吹日晒，已使这里没有留下值得一挖的东西了。但古代居民居然向南深入这么远，这件事倒颇耐人寻味。由此看来，也许还有更多的废墟被埋藏在这片红柳丛生的高大沙包之中。但是在这种地方找寻它们需要花费时间，这我就花不起了。可发现自己再次置身于仿佛罗马时代曾枝繁叶茂的白杨、果树，而现在却已是枯萎的树干之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回到原路之后，我们又经过一条大胡杨林带，在里面走了约1英里。从树干的粗细和树枝的裂纹看，大部分树似乎已年代久远。还有不少枯死的树横倒在林中的灌木丛里。我不时发现沙地上有一条细长曲折的水道，好象是去年夏天正在干涸的尼雅河冲过这条林带，在沙地上冲刷出来的。不过也可能是好几百年前留下的，因为巨大的野生白杨把自己的根扎得极深，以不依赖于稀少的地表水。我们走出这片依然存活的森林以及它那明丽的秋色，向西北方向拐了1英里路，进入一片高达30英尺以上的密集红柳丛。这时，我发现自己又身处一小片开阔地，一排排已经完全晒干的白杨和桑树树干立在那儿，这是我1901年就来过的一处古代果园或种植园。这里的积沙不很厚，在一段大约60码的距离上，可以看到古树依一定间距植于地上。它们所在的地层比近旁剥蚀的地面高出约10英尺。
      从麻扎来的牧羊人沙杜克提出领我去看以前未发现的几处废墟，他牵着驮水的骆驼走在前面。他带的路比我1901年的那条路好像靠西一些。走了大概不到半英里，我们意外地来到一小块平地，东南至西北向的距离约300码长。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剥蚀地面和一些碎陶片及类似的残片，周围牢固的灯心草篱笆和一排排枯死的白杨树立在低低的沙地上。近中央处是一块岛状土壤，其上为一住宅遗址，部分墙壁以泥、木筑成，还有部分墙壁只是在灯心草篱笆上敷以胶泥。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把它编为N.XLI，并摄制了全景照片。废墟墙高均未超过2英尺，房间全部很小。
      我记得十分清楚，以前在尼雅遗址这种小废墟中也有过有趣的发现。这回果然又是这样。我几乎没让别人动手，开始清理住宅东北角一间8英尺见方的小屋，作尝试性挖掘。很快就先后挖得3块保存完好的木板，上书印度俗语和佉卢文字，与我十分熟悉的尼雅遗址所出其他木制文具属同一类型。其一为一完整的矩形双简，其木盖或封套尚存。另一块为相似文书的下简。第3块为Takhti形标签，菱形柄上有一绳孔。还发现有一青铜匙把和匙碗头部，以及一似为凿子的青铜器。发现这些古代书信的残余并不新鲜，不过，得到它们还是很高兴，因为它们展示出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也提供了一个我正在找寻的结论性证据，那就是，我1901年初次发掘的废墟以南整整4英里外的这片地区所出遗物属同一古远年代。
我急于当天将大队人马、装备带往伊布拉音报告的遗址西北部的大群未掘废墟，所以很快就不得不把自己从这个诱人的地点“扯开”。在一片活树和死树间杂的野生白杨林中前行3/4英里，看见一组古代房舍，我只能约略一看。一列红柳丛生的高大沙包正好把这些废墟和东边我1901年走的路线隔开。年代已久但依然枝叶茂密的胡杨树生在废墟附近，看起来颇有趣味。周围的树多已枯亡，剥蚀程度不一的细长枝干向上伸出。这片森林极可能是在沙丘埋没这些古代住宅废墟后很久才生长起来的，但枝冠依然吐露生机的古老树木，我心中不由得生出敬意。悠悠数百年，这些沿河森林最后的前哨经历了多少大漠之中的持续干旱和恶劣气候！
　　 又经过一段疲惫的跋涉，在一片宽阔沙丘和有少量红柳丛的较开阔地区中走了3英里，我们来到两处大住宅，N.Ⅲ和N.Ⅳ。这里是1901年那次探察的最南端了。数年来的时光流逝对废墟没有大的影响，裸露木材剥蚀的程度与照片和我的记忆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仅有几英寸厚的积沙覆盖在我上次在所谓“衙门”的N.Ⅲ与那把古椅一道发现的翻倒的顶饰和其他几件大木雕上。当时我不得不把那把椅子留在原处。我高兴地看见，被墙壁遮挡下来的流沙已将我们上次挖掘的房间完全填满，和从前一样起着保护作用。只是附近的沙丘看起来矮了一些。向北行1英里半之后，来到我第一次的宿营地的那座土坯佛塔。当年尚掩埋在流沙中的最下一层塔基已经因风吹而裸露。但没有时间作进一步检查。
　　 我们穿过一片高隆的沙丘向西北方向走。我带领稀稀落落的队伍尽力前行，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2英里外的一小片剥蚀地区。我知道，这里离我上次探险最后一天看见的那几所房屋废墟已不远了。当时，我未能进行挖掘，只好留待后日。扎好帐篷之后，我就动身去找它们，并且很快就步入积沙掩埋着的木材之中。我所在的这个废墟，一副饰以犍陀罗风格雕刻装饰的大木托架裸露地横倒在地面。我坐在上面小憩了片刻，心中充满对仁慈的命运之神的感激，是她又一次让我横渡大漠，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片神奇土地。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离我最近的一个废墟中竟有那么丰富的考古宝藏正在等待着我。


发现佉卢文书窖藏
　　
在梳刮地面时，鲁斯塔姆找到一个奇怪的东西。他1901年就跟着我干过，是最有经验也最可依赖的劳工，我这次又雇用了他。在第一次清理时，我就注意到，离这间屋子发现了大量木简的北墙不远处，有一大块黏土或灰泥，像是一堵破墙的碎片。当时我对它没多想，只是不让动它。但眼下鲁斯塔姆在土块和墙壁之间挖出1枚楔形盖简，我不能不让人挪开。土块刚挪开，就见鲁斯塔姆的双手挖进了光秃的地面，还没等我发问，他的手已从挖了不到6英寸深的洞中拽出1枚完整的矩形木简，封泥完好，函盖仍由原来的线绳捆扎完好。鲁斯塔姆的手指好像突然贯注了成功的“寻宝人”的力量，在扩大洞口。很快我就看到，靠近墙的地方及墙柱基座下，堆满了层层摞起的同样大小的木板。图101显示了文书存放点，就在测标右边的一点，拍摄的是次日早晨清理完毕之前的情形。
    毫无疑问，我们发现了一个掩藏着的小档案室。对于这一最新发现，我感到极为满意。除了这些木简本身及其良好保存状况的价值外，发现它们的细节也值得一述。首先，附近地面被清理出来，以便有条不紊地取出木简。然后，从最上层开始，由西往东依次取出，并相应给木简编上号。当一枚枚矩形大木简被取出，清理掉沾染的灰尘时，我特别满意地注意到，除少数外，木简几乎都以线绳紧扎，未曾启封，盖简上的封泥依旧，不等我将墙下裸露的木简全部取出，天就黑了下来。我当晚只满意地清理出木简N.XXIV.ⅷ.71—86。在我的《旅行杂记》中，我提到这天夜里我安排了警卫，以防止有人扰动剩下的藏品。次日（10月25日）早晨，我把剩下的木简N.XXIV.ⅷ.87—96安全地取了出来。
　　 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批保存完好的木简提供的新的材料，对佉卢文书研究和佉卢文书内容的解读具有极大价值。不过，我也明白，这批材料在语言学研究中得到完全利用还要等若干年。所以，在此地我更满意地发现，它们为我从先前若干此种发现品中得出的假设提供了鲜明的证据。我在《古代和田》中介绍先前发现的这种极其重要的文书的外形等特征时，尚没有一枚矩形木简得以解译。但是，在N.XV发现至少3枚完整木简都是未启封的，再加上其他考虑，我当时就认为这些木简是契约，它们须按原样捆好，以便以对证公堂时发挥其效力。因为，如该段介绍所言，封泥印记是证明这种古佉卢文书效力的唯一凭证，所以，显然盖简中央的封泥以及从封泥下穿过将盖简和下简捆扎为一体的线绳都必须完好无缺，这样才能保证写在简面的文字不被窜改，以确保对所记交易起到法律证据的作用。
　　 这个假设是几年前形成的，由于解读工作进展缓慢，尚未得以验证，小档案室N.XXIV.ⅷ现在提供的考古学证据令我喜出望外。这一大批当时被精心收藏以备后用的契约、债券及类似有价值的法律文书都书于矩形双简之上，且绝大多数封有封泥。我在当时及后来对它们所作的简短检查表明，在几乎所有盖简正面封泥上、下都可以看到的类似摘要的项目，与我上次发现的显然是信件的矩形木简盖简上的通常的名址格式不同。这样，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封泥与捆扎均完好无损的文书是不是由居住于此的官吏妥善保存的契约或协议？它们是否涉及这位官吏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我十分清楚，问题的答案完全依赖于对这批意外所获的文书进行彻底解译。不过，我同时又极其兴奋地注意到，文书中的两个特例似乎可证明我在上述假设的要点。发现木简的那天晚上，我检查了两枚木简，它们是仅有的两枚启了封的木简，捆扎的线绳已完全断裂。我发现它们均为信件，其名址书写为规定格式，是致“神人爱戴之”“伟大的CojhboSomjaka”(即“都伯索汲阇迦”——译者)的信件，这位官吏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由此室发现的大量楔形盖简的名址项上，这批函盖或许属载有简短官方命令的信件。当时，我就想道：究意这两封信件的内容是什么，以致还是他的后裔、部属或继任，要把它们当做有价值的“文件”，与我认为是契约的木简收藏在一起？
       为便利起见，在我继续介绍实际的解读结果是如何惊人地证实了我当场得出并在《旅行杂记》中提及的大至结论之前，不妨先在此记下由检查这批文书的外形而得出的启发性数据。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总共26枚矩形木简中，至少18枚在发现时是由封泥缄闭线绳捆扎的，当然未曾启封过。这13枚仍保持完整的木简中，有6枚的线绳穿过盖简的封泥槽，又绕过下简背面，捆扎方式与我先前解释过的相同，图103及图104的复原图详细反映了这种捆扎方式。在另5枚木简中，不止一枚木简的线绳已断裂，不过，至少还有一枚保存完好，这就足以证明，这枚双简从未启过封。图105在大英博物馆启封前后的情形正说明了这种情况。起初我只认为在完好的木简近旁出现线绳断裂的木简是出于偶然，但随着在一些毫无磨损或扯动迹象的木简上也不断出现线绳断裂现象，我才想到，或许这在古代公务程序中有一定意义。我们现在明白，在简文中或许可为这一推测找到证据。
      其余木简中，有5枚上面的线绳已不在下简背面原来位置上，明显是剪断后又以不同方式系起来的。由于线绳在3个封泥槽中都要绕双匝，而且在木简背面剪断每副双匝中的一匝后，剩下的线绳仍然够长，所以上述操作十分方便。只要想一想这种古代木文具在捆扎等技术细节上设计安排得有多么精巧，我们就应该考虑到，线绳绕双匝或许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另外，如图104或图103复原所示，线绳在绕完在三次双匝后，仍留下相当长一截绳头。这也便于人们在启开木简阅读后重新捆扎。
为了进一步防止有人窜改或私阅文书，还必须在木简背面的绳结上封上封泥。这种后加的封泥实际上在下简（图106）背面已发现，只是已破损。该文书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它后来曾经黄色丝巾包裹，以保护封泥，这种后加的封泥难免破损、脱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重新捆扎的文书中，盖简（图107）的封泥槽中，封泥已完全被破坏。这显然是在木简初次启封时造成的。N.XXIV.ⅷ.86、87、88、89和90这5件文书或经重新捆扎，或启封，或封泥槽已空，形成一个有序系列，如其编号所示，在发现时几乎一个挨着一个。似乎小档案室的保存者有心将单独一组以某种方式处理的文书存放在一起。
   
    下面谈谈封泥。如上所述，封泥是保证木简效力的必要措施。所以，在档案室发现的所有文书，包括上文已提到的两个特例N.XXIV.ⅷ.89及图107，仍留有封泥印记，这一点值得重视。只有极个别封泥遭到破坏，还有几个封泥上捺出的印记不甚清楚。有15件文书中捺了一个印记，其余木简中，有5件捺了两个印记，还有3件捺了3个印记。这种单个印记盛行的情况，最初或许会令人对此处掩藏的这一大批矩形双简所载是契约、合同之类内容的假设产生怀疑。但是，尽管缺乏译解出的文书（后文将进一步介绍）作为直接证明，请记住，由于地域广阔，时间久远，仅凭涉及这些文书拟写时在场的那位权威人物的印象或签名就足以证明这些法律文书的效力。
   
    由此看来，两枚双简（图108为其中之一）上的印记就极具价值。这是一方形印章捺下的印记，上有4个篆字。在矩形盖简（图109）上也有这个印记。沙畹根据蒋师爷的誊写把它读为“鄯善郡印”，即鄯善郡守之印。经霍普金斯先生核对原文，这一解释是正确的。沙畹认为，“郡”即为现今之“府”。前文已提到过，“精绝国”的治所肯定拉于尼雅遗址，在公元3世纪末这片古绿洲被废弃之前的时期，精绝国属鄯善或罗布淖尔。这批载有“鄯善郡印”文书的发现，惊人地证实了《魏略》对鄯善与精绝关系的记载，同时也表明中国对该地区行政事务的管理比人们设想的要有力。因为，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拉普森教授及时对图108所作的译解无可置疑地证明，这件文书是一分关于土地买卖的契约。

别部司马

确定去楼兰的路线

摘自：西域游历之三《路经楼兰》

　　我们现在所处柴鲁特库勒湖滨的地点，对确定前去楼兰遗址的路线很重要。从赫定博士的《中亚与西藏》及其第一卷所附示意图上，我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走的路线，与他1900—1901年从库鲁克塔格山脚穿越罗布沙漠、到达今塔里木河三角洲或喀拉库顺湖西北边缘、然后前往塔里木河最下游所取道的路线是相同的。托乎提阿洪说，我们中转库的所在，与赫定博士1901年3月在柴鲁特库勒湖畔扎营的地点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这没什么可怀疑的。那时或以前我既不曾看过他的大作《中亚》，也未见过附于该书中的详细地图。但前面提到的示意地图足以说明，为了到达他首先发现的废址，我现在必将取道向北、东北方向，这必然趋近他所走的路线，只是方向相反而已，而且如果我们保持直线前进，实际上将与其所走路线保持一致。但在前面的荒漠中，除罗盘外，别无他物可以判明方向，木拉和托乎提阿洪也都不曾从这边访问过那个废址。不过，又向北行约一天，地貌仍与他们以前狩猎时所见相似，这使他们对那个重要目标充满信心。新近形成的、1901年3月迫使赫定博士迂回了一个大圈子的大浅湖，自那以后几乎完全干涸了，只剩下散落的咸水湖。因此，只要赫定博士的示意地图中标出的楼兰遗址的位置大致正确，我就能够用罗盘可靠地控制我的路线，而不必担心迂回和浪费时间。

楼兰遗址
12月18日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按预定计划安排运输。主骆驼队已经派出，在托乎提阿洪的带领下，前往西北边库鲁克塔格山脚的一眼盐泉。这口盐泉是他去年发现的，他称这眼泉为英布拉克，即“新泉”。我们进行发掘工作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整和牧放。后又派了5峰骆驼返回我们121号营地的中转库，去拿留在那里的供给品，并驮运由备用驴队运到那里的鲜冰。我让奈克•拉姆•辛格带一些骆驼往北调查，以确定赫定博士通俗游记中提到的那个方向的废墟。这个废墟在他有关这一地区的小比例示意地图中，并没有精确标出其位置。
     离开这个未被扰乱的单独遗址，我开始快速调查它的废墟。从扎营处的窣堵波高台上四望，眼前的景象真令我感到惊奇，它既熟悉又新奇（图9、10）。南和西南面，有小群的木构和涂以灰泥的房屋废墟。这些废墟发白破裂的木柱，以及废墟随处可见碎片的风蚀台地的陡坡，无不令我回想起仍记忆犹新的尼雅遗址，虽然这里覆盖着的护沙要少得多。
     但环境的不同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在散落着废墟的尼雅遗址及其寂静的四周，沙丘和沙包连绵起伏，宛若波浪一般，让人想起广阔的海洋。而这里除无边无际陡峭、坚硬的雅丹和冲刷得很深的风蚀沟外，风蚀沟的走向全都相同，是由无情的东北风雕刻出来的。它也像一幅奇妙的海洋画，不过这个“海”是冻硬的、崎岖而凄凉的。除附近的废墟外，只在北和西北边相当远的地方，有几个零散的土墩，它们明显是以土坯砌成，已严重损坏。此外，我功能强大的望远镜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迹。似乎很奇怪，那些仅仅是用木材和枝条建成的建筑，竟然经受住了如此可怕的风蚀作用而幸存下来。但当时我并没有停下来去深究个中原因。它们仍然保存在窣堵波附近。
      正像对废墟本身一样，我对这里的工作既熟悉又新奇。事先我知道，这里显露出来的遗迹大概可以追溯到与尼雅遗址相同的时期，即大约公元3世纪开始。清理废弃建筑物和积聚其中的沙子，以及清理希望中的废弃物，搜索散落在下面侵蚀斜坡上的碎片等等，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奈克•拉姆•辛格和我忠诚的总管伊布拉音伯克完全习惯了的工作。但我感到工作中还是有些新意，这个遗址已经被一个更早的欧洲探险家至少是部分地搜索过，但我们仍按惯例进行了操作。赫定博士关于他1899—1901年旅行的著名游记中，有几章专门写到了“古罗布淖尔废墟”和“楼兰”，特别是其中精美的插图，使我熟悉了这些废墟总的特征。这些废墟是他首次从阿提米什布拉克横穿罗布沙漠时，于1900年3月偶然发现的。从中我也熟悉了他第二次这些废墟作专访时，于1901年3月发现的遗迹。这次访问使他获得了重要发现，虽然它们还没有得到完全、专门的分析，它们给予的古物证明在许多方面是确定无疑的。但显然，赫定博士并未对遗址进行彻底调查，甚或是对遗址的某一部分进行彻底调查。第二次访问时他总共在这里只呆了6天，因此实际上他只在东组废墟群发掘了三处，在西组废墟群发掘了第四处。除他自己外，他只有5个民工。整个队伍中没有一个是有经验或经过特别训练的，而搜寻到的废墟又如此众多，分布范围如此之广。因此，对遗址作一系统的考古调查显然很有必要。但还能有多少的发现，仍然是个问题。
       我第一次快速调查东组废墟群时升起的希望，12月18—23日便得到了回报。这几天我们一起在那里不停地工作。对它们的描述，我打算按发现的先后顺序进行，并加带我对它们所代表的古代中国要塞总性质的调查。有许多是他的民工找到的，或在他的管理下找到。
      赫定博士在其科学报告的第四十四、四十五章中，描述了他见到“楼兰废屋”时的情形，他对它们进行了测量，拍摄了许多有益的照片。但由于其调查和发掘时，受到时间和上文提到的劳工的限制，以及其他明确的缺陷，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他观察的细节，但我访问时已不再存在的那些部分除外。我也没有感到有义务去检查他大量的推论，除非它们可能具有特别的古物或地理学意义，并能得到审慎的、可容许的考古论据的支持。我认为不可能详细比较或者利用赫定博士从遗址带回的写卷（即简牍和纸文书。——译者）或其他有古物学价值的发现，因为他的巨著中写有专章。
      我们的发掘工作从废墟L.A.I开始，它离窣堵波最近，发掘结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希望。窣堵波南—南—东约60码，自风蚀地面突起的台地，边缘土堤陡峭，顶部显然有房子遗迹，曾建造得很好，也大得多。如图10、11所示，巨大的木料残件散落在台的斜坡上，特别是在东和南面，它们标明了房屋的位置。由于地基泥土的侵蚀，现在房屋完全消失了。南面紧邻该地区的最深处，低于仍然位于原地的基梁（指地袱。——译者）所示的原地表足有18英尺。其他的这种基梁见图11，坍落在斜坡上。与此遗址所有其他废墟一样，这里的这些基梁和所有立柱等，构成墙壁的木骨架，它们一律是野杨木。废墟L.A.I的基梁异常结实，厚度将近1英尺，其下铺有一层红柳枝。墙的构造特征，与在尼雅和喀达里克废址中发现的极其相似。基梁的插槽中立着成排的方立柱（图10），较粗者用来支持顶梁，其间规则地间隔以较小的立柱。立柱间用横置的芦苇束加固，形成墙的枝条构架，外面涂泥膏。这间房子的墙壁与其他大多数建筑一样，谨慎地考虑到了盛行风的方向，矩形的一条边总是面向东—北—东。
　　从规模判断，该废墟可能是一位官员或有一定地位的人的住宅。房子尺寸为31英尺╳13英尺。邻房虽然大部分已毁坏，但仍保留有一个相当宽的平台。虽然现存的房屋中，覆盖的流沙没有一处超过2英尺深，而且大部分地方甚至不到2英尺，但却足以保护大量重要文物，这些文物马上为前述推测提供了支持。三件窄木片，大约半英寸宽，每一件的正面和背面都写有一竖行汉字，我立即认出其形状与文字，跟我1901年在尼雅遗址最先发掘到的中国方木简完全相同。它们内容的官方性质，被沙畹翻译后所证实，译文表明木条之一精确地注明日期为公元330年。从下文将要提到的各种理由看，此日期可以假定为就在遗址的最后放弃之前。因此，很有可能L.A.I一直被某官员居住到结束。
　　此废墟和我在尼雅遗址如此熟悉的古住宅之间，在样式和内部布局上极其相似，当时使我稍稍感到惊奇。但是，比起我发现两枚长方形木简时的惊奇来，就大大不如了。这两件木简第一件都有四或五行模糊却还易读的佉卢文（古印度的一种文字，于公元前5世纪绝迹。——编注）笔迹。它是迄今为止我最感满意的发现，它马上就证明了这种古代印度文字和语言的使用，向东延伸到遥远的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在东北边一个侵蚀房间坍塌木块下的各种垃圾中，又发现了3枚佉卢文木简，每一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一规则的楔形盖简，上面有封泥槽，准确地重现出楔形木双简的形状与设计，我在尼雅遗址的发现已经证明这种木简似乎是用作半官方信件。因此，这种古信件复杂的本地体系，在塔里木盆地这个遥远的角落与在和田地区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正面被磨损，不再有写明地址的字迹（肯定曾经包含有可读的地址），但是毫无疑问，它典型地表明了该地属本地官员的管理。
　　另一件文书是一片粗糙的红柳木，背面尚带有树皮，平面上题写两行佉卢文。与尼雅遗址中加工整洁平滑的木简相比，其材料简直不可思议，太粗糙了。这个观察使我立即注意到，这种古信在制作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更仔细地考证另一件佉卢文木简（后来在该遗址发现了更多这样的木简）时，我发现它们粗糙和爆裂的表面，并不像是由于长期的暴晒和腐蚀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是用胡杨或野杨木做成的，这种木质纤维本身就粗一些，而尼雅遗址的佉卢文木简一律是用白杨或人工栽植的杨树做成的。在这个遗址的古代凉亭或果园中，几乎完全没有死树干，它清楚表明了当地耕作资源相当有限。下文讨论这一点时，我将有必要提到这个重要事实。
   从相同的撒满垃圾的斜坡上，也发现三页纸片，属于同一文书，上面写有佉卢文字，字迹模糊散乱。其本身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的第一个证据，证明当塔里木盆地还在能行佉卢文字和婆罗谜文字（古印度使用最广的一种文字，主要用于书写梵文著作。——编注）时，已经使用纸。从风蚀斜坡上的垃圾堆中，捡到许多中文纸文书残片。这些发现也肯定了在此地区和此时代，纸和木被同时用来记录中文档案。后一组文书发现时黏合在一起，其状大致作半圆形小包状，包的一边敷有浅色灰泥。这些废纸片，沙畹的译解证明包含一部分私人信件，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是被用作描画装饰的底子，还是像沙畹认为的那样，是用来填塞墙中的口子，不可能确定。这个废墟的佉卢文文书几乎与汉语文书一样多，这似乎表明，住宅L.A.I可能是楼兰一个当地小奠长或本地管理代表的住所。
        但除这些文书外，在探测到的第一个废墟中还搜索到其他重要文物。在房间的一角，发现两块毛绒片，它们属于同一绒毯（图12），大部分地方很旧，但其他处仍保持着其相当明亮的浓厚的深紫红色、两处褐色、暗黄色和淡蓝色等色彩。它是我迄今为止成功发现的、证明和田地区从很早时代起就有工业的第一件古代标本，并在那里保存至今。这些地毯是否事实上来自和田，当然不可能断言。但考虑到和田地毯工业很久以前就在中国新疆享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历史证据又证明这些地毯相当古老，因此我认为这个推测已经得到了证明。
      早期中国史料已经完全证明罗布地区有丰富的羊毛，因为牧民很容易在塔里木河岸丛林和若羌崇山峻岭上继续生存，今天还是如此。另一方面，在该遗址的其他废墟的垃圾中，还发现大量小片丝绸残片，色彩富丽，无疑是衣服上的碎片，当然是从中国内地出口到这里的。我知道古代中国与中亚及更远地方的丝绸贸易，一定沿这个废弃的拓居地所标示的特别路线进行了数世纪。我也知道建立这个拓居地，本来就是为了维护丝绸贸易的顺利进行。然而当这些早期贸易的文物那天从此废墟附近显露出来时，我开始简直不敢相信，我竟发现了如此惊人而有益的文物。
   北— 北—西面，L.A.I所在台地与窣堵波基座以南的大片地区相连着。窣堵波基座虽然受到风蚀，但在有木料和看起来像是芦苇柴捆的地面的保护下，仍然保持着其原来的高度。这层芦苇很可能是墙基，但墙已不可能再找到了。清理地面上的一层薄流沙时，从原地上发现了一小捆黄色丝绸（图13）。它们紧紧地卷着，显然未有用过，干而脆，第一次拿起它时即碎成两截。其实际宽度为18.75英寸，直径为2.5英寸。坐落于此的建筑被　废弃时，这些丝绸是如何被留下的，或是怎样逃脱了后人的搜索而不被发现，去推测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该废墟废弃以后，似乎曾有人搜索过，可能是为了寻找有价值或实用的物品。但我马上认识到，这个发现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过去从中国运销到古典西方的最著名的丝绸产品实际样式。
      后来的一系列发现解除了所有疑点，这一小捆丝卷所表明的宽度，是纪元前后中国最重要出口品所采用的标准宽度。关于这一点，其中两条未染的丝绸，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它们是我大约四个月后在敦煌以西古代中国边境上一座废弃的烽燧发现的，上面写的文字沙畹已经考证并解释出来。其一，印记完整，表明此片丝绸宽有50厘米（19.69英寸）。另一件30.5厘米长，不完整，有一汉语题字，精确指出这片丝绸的产地、尺寸、重量和价钱：“任城国亢父丝一卷，宽2尺2寸，长40尺，重25两，值618钱。”文中提到的任城国，建于公元84年，位于山东，乃是中国的主要丝绸产地之一，证明此丝绸生产年代在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
        所载丝卷的宽度2尺2寸，使我们能够根据其实际情况确立时期丝绸的标准宽度。我沿敦煌以西中国边境发掘时，获得两件木尺，它们精确地表明了当时中国的寸值（十进位）。1尺被分成10寸，每寸为0.9英寸，或22.9毫米长。两件尺子均发现于烽燧，在那里发现的纪年文书证明烽燧的年代在公元1—2世纪。如果接受后汉时期的1寸为22.9毫米，就会得出22中国寸等于50.38厘米（或19.83英寸），这正是记载的宽度。这个实际宽度与沙畹时得的50厘米事实上也相符合。现在再看黄色丝绸卷，我们发现它的实际长度是18.75英寸,比刚才确定的标准宽度约小1英寸。但看一下丝绸卷的两端，尤其是上端，已经磨损。这种情况与织物堆放于干沙中 如此长久而可能引起的萎缩，足以说明这个细微的差别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也证明了后汉时期丝绸的标准宽度，到晋代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为黄色丝绸卷肯定属于晋代。???
    在发现上述织物遗迹的外面的散木头中发现一堆垃圾，其中有许多家用的小物件。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其中的一把木匙、一双筷子、一只残漆碗。此外有一根雕刻得非常仔细的小棒，一端有横档(图14，上)，与今天中国新疆的去鲁克极为相似，是用来将小羊捆绑到绳子上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古代流传很广，因为在其他早期遗址也发现了这样的标本(见图14，中)。性质更使人迷惑的，是大量小而薄的尖头“标签”(见图14，下)。方头穿有两孔，边缘下凹，可能用于穿线，做成胄甲的鳞片。这些木片长约3英寸，样式与在尼雅遗址的硬皮鳞片多少有些相似。但要确定现在这个解释，显然还有技术上的困难需要解决。值得注意的可能还有两块陶片，外表面有釉，是两种不同的绿色。因为这些陶片插在垃圾中，它才得以保存下来。在遗址的其他地方罕见这种釉陶片，是因为那里的所有陶片都被风吹动流沙而毫无保护地暴露于地面。一件陶片，釉呈叶绿色，有冰裂纹，说明是中国汉代物品。另一件陶片饰有阴刻图案，釉为深绿色，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
    最后，我应该记下下，在仔细搜寻L.A.I覆盖着碎块的斜坡时，还发现了7枚中国铜钱，大多是残片。都是五铢钱，最早传入年代可以在光武年间，即公元26—57年。

绘图护壁的首次发现
当天下午，在环形过道清理过程中，不断从它东北和东南段的堆积物中发现着色的灰泥壁面碎片，它与内殿内侧墙上的区别也愈发确定。清理工作仍在继续，从寺庙M.III东北 和东南段环形过道的碎块中，很快不断地露出一些着色的灰泥壁面断片，当挖掘到距地面大约4英尺高时，发现了绘画护壁（图84），护壁上展现出精美的有翼天使半身像，我吃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想到，在靠近荒凉的罗布淖尔盐碱大漠的地方，在似乎是佛教从中亚通往中国的最后要塞的废墟上，能见到古典天使像的晚期作品。这些优雅的头像让人回想起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相似形象，它们出现在这个明显是佛教寺院的建筑物上，究竟作何用途？

带翼天使半身像
为防止损坏，在顺着东北和东南壁的残存护壁上，我用赤裸的双手精心地逐个清理这些“天使”像。这时我不能再怀疑，这些壁画中的古典影响，远比我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昆仑和兴都库什山之南，还是之北所见或所闻到的任何古代绘画艺术遗存更为显著。在我看来，这些有翼“天使”半身像那充分张开的大眼睛上露出的愉快神色，微敛的小口和轻微钩的鼻子所蕴涵的神态，有许多因素使我忆起多年以前，在极远的西方收集到的那些精美的、具有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国家和岛屿中的居民相貌特征的头像。我们保存有这些属于希腊化时期的法尤姆木乃伊的头的画板，其中有些呈现出不甚明显的闪族血统特征的痕迹，这似乎支持了这样的印象，即与希腊化的近东存在直接的联系。图案形式相近，细节表现简洁熟练，这也表明，不但图式，而且在布局结构上，装饰者都是在重复一种远源的图案。然而，还有种灵活和富于变化的艺术感的表现，它们似乎存在于生动率直的眼神和身体的姿势中，以及甚至在短鼓翼优雅向上弯曲勾勒的轮廓的简洁流畅之中。当我最初被迅速检查中所泄露出来的许多现象弄得非常困惑时，我至少还能够感觉到，这种风格的作品，不可能产生于西藏人占领期间或紧接于其前的汉人控制时期，这是十分确实的。但我还想知道如何解释这些“天使”在处理上的独特的古典风格，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好像是借自早期基督教肖像的图案的意义。这里，一个幸运的发现，提供了明确的古文书学证据，可以弄清其时代问题。

搬运坍落的壁画断片
在我的《旅行杂记》中，我已经详尽记录了在极其小心和努力之后才得以成功的高难度操作，即将一度属于这些壁画饰带的易碎的绘图泥块断片抢救出来，再将它们安全地包扎好，使它们在经历了几千英里大漠高山间的跋涉后依然完好，没有再出现新的明显损伤。在当时，我对于能否在这样路程和地表情况下将这些易碎的泥块安全运抵并保持尚可仔细布置和研究的状况，没有抱太大希望。直到三年后，在我的第二个助手德鲁普先生的帮助下，F.H.安德鲁斯先生得以将这些如此之大而又保存完好的残画板及一批相当数量的小画板拼到一起，我才有充分的理由对我的努力感到欣慰。

壁画断片的重要性

这些断片的解救成功，使F.H.安德鲁斯和M.A.富歇这样的专家得以对许多中亚佛教艺术史的重要问题进行审视，而仅凭我在即使较从容的情况下所记的笔记和拍摄的照片则不可能保存足够的资料。同样，如果不是从寺庙发现的相似的壁画饰带提供了确凿证据，以及其中对故事的处理方式如此明显地表现出与希腊化佛教艺术（如我们在犍陀罗塑像所见）的联系，我就不可能马上开始对这些壁画断片进行考察，可能更易于我们随后确定这些护壁上迷人“天使”的真正世系和重要性，否则，它们就会令我们迷惑。

失落的犍陀罗绘画艺术

正是这种与佛教艺术的联系，使得米兰佛寺的壁画残片备受关注，不管它们有多么破碎。在印度，还没有出土一件与犍陀罗佛教塑像在年代和来源上相应的绘画艺术作品遗物，而且，除非巴米扬石窟寺或巴克特里亚出土文物中有这种遗物存在，否则，一个注定要对中亚及远东绘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发展早期阶段就永远与我们失之交臂了。我们目前拥有的任何考古学证据似乎都证明，从米兰的壁画中我们找到了与猜想中的中亚佛教艺术原型最为相似的样本，而这在其发源地已了无踪迹。正是这一点，令我们要认真地探究这些碎片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我认为，它们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与更西边的古希腊艺术东方形式之间的联系。
     下面对这些壁画的技巧作一个概要的分析。这些壁画都是以蛋彩绘在薄薄一层帕里斯（Paris）泥上（据阿瑟.丘奇先生的化学分析），这层泥被娴熟地铺在黄土背衬上。在白色的帕里斯泥表面，涂有用氧化铁制成的浅红色颜料，是在泥层未干时涂上的，以充作底色。底色之上各种颜料中是否有胶料不好断定，不过看起来很有可能有。应该记下的是，这种以薄薄一层涂有氧化铁颜料的帕里斯泥作为背衬的方法，在和田地区一直沿用至唐代。阿瑟.丘奇先生的分析证明喀达里克的“壁画”也是如此。
      我已经举出的理由证明，墙壁装饰肯定包括我在这里发现的护壁之上环绕圆厅的至少两条饰带。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认为图88属于这两条饰带中低处那条（图88绘制了色彩保存完好的这块画板）。由于其较大的尺寸及其主题、细节所显示出的重要性，这块画板为我们重新考究这些解救出来的壁画残存提供了合适的导引。这块画板由两个碎块拼写而成，长3英尺3英寸，高1英尺10英寸多，出土时是断开的，发现于半圆形iv和v之下的护壁脚，距离墙壁很近，在另两层绘图泥块碎片后，如图86所示。这个位置极有可能表明它们是从紧挨着“天使”之上的墙上剥落下来的。沿背衬现存部分的上端有一条黑色宽带，旁边有一条灰带的残迹。如前文所述，这条黑带属于分隔上述两条饰带的第三条带。下面的注释详细记录把这块画板严重破损的碎块拼写起来所使用的方法。在保存米兰其他壁画残片时也使用了这一方法。这种方法的起源及其成功应用要归于F.H.安德鲁斯先生的高超技艺和悉心投入。为了说明安德鲁斯先生用这种方法达到的上佳效果，我引用下面两个例子来进行对比:一个是图88中主要塑像从墙脚下发现时的状况（图86），另一个是这块画板拼合后在图88中绘制的同一塑像的外表。在反映泥块发现时状况的照片中，大的破裂清晰可见，但在拼合后的画板上，这些破裂处被修复得如此完好，几乎难以看见，原始的绘图表层全部恢复原样。

别部司马

敦煌绿洲

摘自：西域游历之四《从罗布沙漠到敦煌》
　　在我个人笔记的第五十一章里，我详细地记录了1907年3月12-22日第一次考察敦煌时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完全雇用中国人考察文物古迹，而且在敦煌我很快获取了一些克服困难的经验，这是我在那里进行考察所必需的。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许多幸运的机会，尤其是蒋师爷的帮助，我才可能带回比我期望的更丰硕的考古调查成果。在那诸多的困难当中，我首先应该强调一点，因为它对我在甘肃，尤其是在敦煌地区的考察影响极大。
　　我的意思是我完全缺乏汉学训练。正如在《沙漠契丹》中所说，这是真的。在蒋师爷的帮助下，通过和他交谈及他的开导，我尽力不断地练习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到最后我还能独立地处理一些简单的个人事务。同时，在蒋的帮助下，我还能赢得官方的善意，时时得到有关文物的线索。但是，我对书面语言仍是一窍不通。也许当我现在记录我的民工的劳动成果时，我有更多的理由为这巨大的不便感到遗憾，因为这使我不能把这里的考古学和其他遗存所反映的历史进行完整的评价。敦煌目前仍沿用着古代汉人的名字。这里名闻遐迩的绿洲在我们的书中和地图上通常标为沙洲，即“沙漠城市”。沙洲之名始于唐代。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深入中亚的各个历史时期，沙州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晋和唐末势力式微的时期，中国的地方小王朝在极西地区的统治依然存在。因此，关于这个边疆地区的历史资料在各朝代的正史和其他记载中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不大重要的已被翻译过来。如果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文献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缺乏我能看懂的文献资料是我必须面对的首要困难。因此，我只能使用文献中既能让我理解，又能直接说明与我的考察有关的考古和地形特点的材料。当我继续在甘肃东部考察时，我还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

       幸运的是，在讨论对敦煌的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地理特征，尤其是解释它在中国政治、军事力量最早向西扩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时，我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在下面将要讨论的这里的地理特征时，我主要依据我自己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简明的总体印象。在讨论本地的地理特征时，一些条件上的局限性在这里也要引起适当的注意。由沙漠地带的延伸而导致中国古代长城遗迹的延伸，对此我必须前往考察。在我为期三个月的敦煌考察期间，更多的时间必须花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饶有兴趣而又重要的文物调查上，这使我在千佛洞停留了三个多星期。因此，除了像地图78所提供的地形特征的调查成果外，我很少有机会来密切地关注农业区的经济条件以及它们在人力、可耕地、水源等方面的资源情况。
　　但是，除了时间有限之外，我们还要和其他困难作斗争。一个非常严峻的困难是中国人的沉默，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当地利益可能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拒绝回答。在敦煌，这种怀疑、保留的态度，比甘肃其他地方更明显。这可能是被一种在当地蔓延的共同感受所刺激的疑虑，从而也使这些以前的帝国西部边陲卫士的后代的情绪变得更难以控制。有学者气而又很善良的县长汪大老爷的遭遇，就很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这种印象。汪大老爷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他自己最终也成了这种情绪爆发的受害者。
      修正在这些问题上的结论在另一个重大障碍，直接来自最近造成敦煌一直为外人所注目的历史巨变。像甘肃大多数由此向东的地区一样，敦煌现在还只是缓慢地从东干人最后一次大叛乱，以及1862-1873年间大多数当地居民受到迫害这两次大灾难中得到恢复。整个绿洲大面积废弃的住宅和村庄废墟静静地躺在那里，非常雄辩地说明这连续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很明显，由于不能根据可靠的方志资料进行验证，人们对这么长时间的动荡的印象，尚不足以成为判断目前敦煌绿洲的资源状况的充分依据，也不足以说明过去的情况。
      敦煌的经济资源对这一绿洲在中国与中亚，尤其是与塔里木盆地的关系史上的作用，的确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决定于与敦煌在疏勒河流域所处的位置有关的广泛的地理事实。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幅包括甘肃及新疆在内的地图，就很容易发现，疏勒河下游流域就是从中国到塔里木盆地的最早启用也是路途最近的路线。从这条水源来自冰川和常年积雪的重要河流穿过外层山地、折转向西的地方开始，它几乎由东向西直线延伸了200多英里。完全开放的疏勒河下游盆地，是始自甘肃省城兰州和黄河上游的甘肃西向交通线的自然连接点。这条路线沿着南山北麓，穿过包括凉州、甘州、肃州等城镇的连绵不断的富庶地带，几乎是一条不间断的连接许多小村落的链条。在中国—新疆贸易大动脉的肃州—玉门县一段上，这种小村落也是星罗棋布。这条路线穿过一系列宽阔的高原，把这里的水域分割成肃州河（北大河）与疏勒河。
　　刚刚被勾画出来的黄河与疏勒河之间的山麓通道，比其他任何交通线在中国—新疆东部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都大。事实上，对于军队调遣和贸易护送来说，这是一条唯一可用的通道。它的南面是南山雪山和西藏最北的高原禁区柯林湖和柴达木地区；北面那虽长却狭窄的地区，被沙漠及几乎同样是不毛之地的蒙古最南端的山地所隔绝。在那里找不到永久居民点或可耕地，可以为长途跋涉、耗时数日的商队提供后援。这种地理事实势必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从中国的势力最早向西延伸的时候起，帝国权威在中亚得以巩固的必要条件，是依赖于对这条天然大动脉的控制。
　　这可以明显地从详细记载了中国第一次西进的大行动，即记载汉武帝“西进政策”的《汉书》有关章节中看出。史料告诉我们，公元前121年，匈奴战败并被赶出与南山毗邻的地区，于是汉朝“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几乎在此后正好2000年时，南方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中华帝国准备平叛新疆阿古柏的叛乱。2000多年来，中央帝国对西域的控制与失控过程不断重复，只不过略有小异而已。东干叛乱部族已被赶出南山北麓富庶的狭长地带，通过这里的“帝国之路”由于有一连串的兵营和哨所变得安全。同时这些几乎已荒无人烟的绿洲，在名将刘锦棠和左宗棠率领的中国军队重新光复新疆前，已开始被中国逐步恢复控制。
       一旦占据了疏勒河下游盆地，就有两条延伸到中国的中亚据点的主要道路，时至今日仍是如此。一条经过敦煌直达疏勒河终碛盆地的边缘，它在古代就是一条向西延伸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通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经过拜什托格拉克谷地，到达干燥的罗布泊，再到楼兰。另一条同样直达的通道，从安西即现在的瓜州向北拐向天山东麓，到达古代的哈密绿洲。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也是一条早已开通的通道，它经过哈密的那一段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使这条道路在唐代已经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的主要交通要道，直至今日仍然如此。主要是自然条件变化，而我们在把它与楼兰联系起来考察时，经常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必须讨论它和它东西两侧的其他道路。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构成安西“区”的那些中小型村庄，之所以在我们的地图上以及中国行政区划上，要比大而富的敦煌绿洲更显赫，完全是因为它们的位置更重要。它们位于疏勒河与北山—哈密沙漠带之间，即目前的交通要道上。
　　在汉代则不同，那时敦煌在河西即甘肃西部的四个军事重镇中是声名显赫的，其他三镇为凉州、甘州和肃州。对中国来说，敦煌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可提供的资源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在今天当中国通往中亚的要道最终从这里往北拐，上述优势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是目前在肃州与和田之间1200英里范围内，能找到的最大的可连续耕作的地区，而且很可能在历史时期就是如此。就其可耕地的延伸幅度来说，尽管目前满打满算也不过南北长20英里、东西宽16英里，然而与之相比，肃州东边的绿洲算是小的，而罗布泊周围的绿洲也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容易认识敦煌在中国人第一次推进到塔里木盆地时，其价值有多么大，以及为何这条经过楼兰的最直接的道路目前仍然开通着。由于这个军队和商队的重要补给基地在那么遥远的西部，更由于它处在楼兰道进入人类完全无法生存的巨大沙漠地带的关键位置，敦煌的重要性才与日俱增。
     敦煌之所以有相对较大的可耕地，是由于这里有一大片能在关键时期有充足可靠的水源而易于灌溉的河口冲积扇。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强调的，疏勒河下游盆地的自然条件和塔里木盆地有着十分类似的地方。两地都是具有极为相似的气候条件的内河流域地区，而且很可能像我曾提到过的那样，在某个较早的历史时期曾经一度连成一片。与塔里木盆地一样，这里的基本地理条件必然导致农耕地的延伸完全依赖于灌溉所需的自然条件。
　　敦煌的这些条件，比东起肃州西至库车这一带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利。党河是一条水量相当大的河流，它穿过南山西部，水从高山上流向南部一片至少不小于疏勒河所流经的地区。向党河提供水源的山峰中，有好几座的山顶高出雪线，它们给党河带来大量的融雪甚至一定的冰川融水。在我们调查的石包城和昌马之间的大山麓，情况确实如此，这里峰顶超过了20000英尺。这里的水主要向南流入党河的支流之一野马河。党河流量之大，在1907年4月5日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那天敦煌城镇外的河水流量不少于每秒2100立方英尺，致使流经镇里以及河口附近的大水渠也都全部泛滥了。在我5月下旬从烽燧考察回来时，它们都一样满，那时经过河床而又用不上的水的流量明显增加了。当然这还只是灌溉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即和田的河流春季泛滥过去之后水位回落到很低水平的时期。
    我想，从这里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党河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比目前沙漠绿洲所需的水量要丰富得多。如果这一地区向外延伸，包括绿洲内以及向北、东方向超出目前界线的带状地区（这些地区只是在东干人入侵之后才废弃的），灌溉水源依然绰绰有余。东干人叛乱之后，人口减少，绿洲恢复缓慢，而缺乏劳力，又使得这片相当肥沃、并且曾经经营良好的水渠依然存在的广袤的土地，不能得到很好的重新利用。由于时间不够，我们没有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因此，不能给出上个世纪60年代废弃至今仍等待开垦的土地的大致范围。同样，我们也不能确定起出现有绿洲范围的、古代可能曾耕种过的土地的范围。那时候人口稠密，可利用的灌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而且政治气候也能保障安全及经济发展。
    下结论时仍需注意使敦煌地区易于耕作的两个自然特征。冲积扇本身的坡度、土壤先等是巨大的优势，使党河带来的充裕的河水能够用于灌溉。这使灌溉水渠工程很容易做到安全可靠，同时土壤的结构也防止了由于蒸发和渗漏造成水的流失。可是在其他绝大部分地方，水渠经过长距离的裸露的沙砾“塞”，抵达可耕地之前，水都会流失相当一部分。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党河冲积扇延伸得相当长，使它在右岸与疏勒河相会之前，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利用那些可以利用的巨大水源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为了支持这个说法，我在这里可以指出，党河支流（即党河左岸水渠的起点处）与疏勒河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6英里。
　　就灌溉而言，疏勒河各段也有很大的区别。尽管汇集了多雪的南山山脉的水源，而且山脉既长且高，这使河流的水流量相当大，但是，从玉门县到安西之间的一系列小沙漠，无论其范围，还是经济资源都不能与敦煌相比，尽管它们也从疏勒河引水灌溉。相对而言，这里并不那么重要，这可以从有关更广泛的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疏勒河虽然水量充沛，但不易用于灌溉，而且当地的有关设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成功地加以利用，这些足以证明为何这里并不重要。从穿越昌马绿洲北面南山最外侧的一个狭口处，疏勒河分成向个支流，它们在山脉陡峭多石的冰川中经常改道，而且也不能用于灌溉比离支流30英里更近的土地。
     疏勒河到达冲积扇时，河床深深地切入松软的土壤里，这是疏勒河干流在玉门县绿洲向西大拐弯之后的独一无二的特点。从那里到离安西一天里程的下万山子支脉，河流像一个深管状河床向四周流淌，使之难以用于灌溉。1914年4月我沿河右岸进行的近距离考察所看到的情况，使我作出这个清晰的结论。从万山子支脉西端至安西，左岸的灌溉渠道重新变得有实用价值。但是，由于南部一系列山丘的逼近，可耕地又急剧减少。安西以下不远处，大石河和南面来的其他小河所形成的洪水及沼泽地又阻止了耕作的发展。再往西疏勒河的河床变浅也不很规则，同时向外扩散变成边缘沼泽及泻湖，它们经过到处是沼泽的党河三角洲直至哈拉湖及更远。这些变化加上河水不断变咸，河水无法灌溉。
      通过这次快速调查，可以看出与党河下游相比，疏勒下游对于维护永久性农耕聚落的价值现在很有限，过去也是如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疏勒河下游也有一个更明显的优势。在几乎完全东西方向上，它是中国最早向中亚渗透的军队和商队一个可以依赖的理想安全保障线。由于中国人似乎一直对地形的观察很敏锐，而且在考虑防御或交流的措施时思路特别清晰，因此，负责开通与维护这条要道的人，从一开始就必然认识到了疏勒河的天然防御作用及其重要性。我1907年的调查和1914年继续向东的补充调查已经证明，从疏勒河在玉门县的拐弯处直至末端的盆地，长城及其烽燧一直沿河而建，以防此路被匈奴进攻，当时它们控制着北部地区，包括天山东段两侧。此地开阔的地理特征十分明显，使我可以非常简明地解释它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而无需深入到一些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的与烽燧相关的细节中去。
      在东边始于甘州和肃州河流交汇处的古代汉“长城”，经过沙漠直达北面的大肃州绿洲，首次与玉门县拐弯的疏勒河相连。从这里起，它沿着河流的右岸即北岸直到前面提到的离万山子支脉很近的地方。通过维护这段约40英里的北岸防线，那些构筑烽燧的人得到了巨大的好处。除了他们自己的据点保护水源之外（在这不毛之处还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这条防线还阻止了匈奴突击队可能突破北面的北山沙漠，接近水源并在此放牧。同样，它还防止匈奴接近农耕地，它们一直延伸到河流的左岸。在万山子以上的小湾小绿洲，长城在河流两岸临近的高地的保卫下，延伸到河流的左岸。因此，它们在左岸一带离疏勒河末端的绿洲的距离各不相同。
     由于紧靠河流南岸，这一大段长达160英里的长城的优势更加明显。始于安西并几乎一直延长到疏勒河末端的连绵不断的河边沼泽及湖床带，强化了长城的防御作用，增加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关卡，因为沼泽及犬牙交错的河床形成一道巨大的“城壕”，在大多数地方长年不可逾越，在其余的地方春夏季节也难以通过。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湖泊和泻湖连成一线，把长城连成一条烽燧线会受到限制。因此，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沙漠里，使这些烽燧作长距离延伸就要花费巨大的努力。
     事实上，凭着对南部一大片带状河边沼泽地的控制，匈奴可能从北边接近水源和牧场。但是与此相对，我们必须记住，在敦煌—哈密交通线西部的沙漠里，含饮用水的井和泉在古代极为罕见，至少不比现在多。因此，大自然在这里设置了一片不可逾越一步的干旱的保护带。这一带状地区为防御游牧部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要比沿疏勒河水路一直向西的地带更为重要。因为完全没有水、草以至燃料的库鲁克塔格为不断向北延伸，使任何从山路突破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库姆塔格沙漠为楼兰道对付来自南面的进攻提供了同样安全的保障，我们将更进一步看到，在同一侧，长城是如何精巧地被保护着。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古代这段向西通往疏勒河终碛盆地的线路，不必担心受到匈奴的侵袭。
　　中国的政治家也包括军人似乎一直对这种威胁极为敏感，而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又远没有对决定敦煌及中国最西端长城的重要性等一系列地理条件的快速调查作一总结时，这个事实必须予以强调。因为这同时可能帮助解释，为什么汉武帝的将领们要把长城及烽燧一直延伸到疏勒河终碛盆地中去，以及为什么尽管有许多难以克服的自然障碍，他们当初仍要依赖楼兰道。

别部司马

第一节 绘画的发现和研究过程

摘自：西域游历之五《发现藏经洞》
　　上一章我谈到，在封闭的石室中匆匆翻检之后我发现了许多东西，其中我一眼就看出那为数众多的绘画价值和意义（它们都裹在各种包裹里或写卷里）。幸运的是，王道士对这类珍品漠不关心，它们的艺术价值和宗教特性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极大地方便了我的挑选工作。所以尽管在仓促翻捡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还是成功地搬走了石室中所藏的绘画、素描以及艺术品的大部分。它们数量很多、意义很大，所以我首先来说这些绘画。
     在王道士的石室中我挑选得十分仓促，根本没有时间细看这些精美的佛教艺术珍品。但我发现它们时，这些绘画的状况，以及后来把它们安然无恙地捆扎好所费的功夫，都使我觉得十分幸运，自己能有机会把它们从王道士漠不关心的照管之下拯救出来。大多数画是画在很细密的丝绸上（有的丝绸玟理像纱）的，其余的画所用材料是麻布或纸。多数画使用的是更珍贵的丝绸，这一点本身就很有价值，因为我很快就发现，丝绸上的画作一般画得更细致，工艺更高超。但因为材料很细致，它们也更容易受损，这极大地增加了安全转移和研究的难度。
  
  在各种包裹里发现的一些窄幢幡是整齐地卷起来的，丝绸依然柔软、有弹性，所以幢幡可以轻松地打开。由于它们是埋在还愿用的织物、废纸中间，所以丝绸没有受压，也没有变硬。
     但其他包裹中的画境遇要糟得多。有此画夹在包裹中间，包裹中是厚重的汉文卷子。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几个世纪以来承受了多大的重压。如今它们已经变成了十分紧实的小包裹，又脆又硬。任何想当场打开它们的举动，都可能会使脆硬的织物破裂或剥落。那些大绢画（我们后来发现，其中有些高达7英尺）由于折叠起来，受了近900年的重压，加之在封入石室之前可能也没有得到精心的料理，所以遭受了更多的损坏。有些大画似乎在当初存放起来时是用某种固定的方式折叠的，但我还是不敢将其完全打开，生怕加剧它们所受的损伤。但绝大多数画或大画的残片，看起来完全是一小堆乱七八糟、皱巴巴的硬脆的丝绸，根本无法判断其中有什么内容。当时我还看到，很多大画上沾了灰，或用粗陋的针脚缝过，或用粗纸裱过，还有其他类似的修补之处。这些都充分说明，早在被封存之前，它们就饱受漠不关心、烟熏火燎及尘封之害。
  把这一卷卷脆硬细致的丝绸打成包裹来运输，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而在运抵大英博物馆之后把它们打开，则更为艰难。好在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全体人员都被调动起来，花了六年多的功夫，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大多数绘画，不论大小，都要先经过一种特别的化学处理，然后才能由专家来将其安全地打开，之后才能进行研究。这段工作给人带来不少惊喜，因为有些绸卷乍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当皱缩、易碎的丝绸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柔软性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它们竟是精美的绘画。尽管有此画已残破不全，但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用这种方法，某些大画缺失的部分时常可以从另外一团脏污的绸卷中得到。
    表面经过精心处理之后，每幅绢画都要加固，以确保人们能安全地拿取它们。小型丝绸幢幡画被临时裱在有大网眼的细纱上，以便人们也能看到其背面（因为小幢幡背面也画了画），然后再装在玻璃框中。大绢画先得裱在薄薄的日本纸上，这样就能用远东国家的传统方式把它们卷起来加以保存，图62、63即为裱在丝绸上的绢画。我们最终要将这几百幅画永久性地裱在精心选择的日本丝绸上，用轻巧的木框装起来。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至今（1917年）任务尚未完成。有些图版拍摄的日期较晚，拍下这些画最终裱在丝绸上的样子，这种待遇对它们来讲才算公平。
    这些漫长的工作主要是在劳伦斯.宾勇先生精心的长期监督下进行的。由于他渊博的知识和不懈的努力，加上开始时锡德尼.考温爵士的帮助，学者们才能方便地研究这些精美的佛教艺术。对此，人们不能不心怀感激。工作人员尽量不做任何修复。但是，大绢画本来用素绸或其他织物做了镶边以便于把画悬挂起来，但这类镶边有的没法保留下来（图64、65）。
    因为，绢画裱贴之后，由于镶边的材料与绢画主体不同，会发生收缩，不利于绢画的保存。于是，有几件大画原来的镶边被换成了一条条适当的日本织锦，用传统的挂画方式裱贴起来，这样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裱贴物是现代的织物。上述保存和处理方法在做了适当调整后，也应用于麻布画和纸画。虽然麻布和纸便宜，不太细致，麻布画和纸画的艺术价值一般也没有丝绸画高，但由于麻布和纸比较结实，所以减少了保存所需的工作量。
　　在石室中一眼见到这些画时，我就意识到它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它们在中亚、远东佛教发展史和佛教造像史上的地位。但是，只有当大英博物馆在保存它们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它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之后，我才完全认识到它们的多种意义，以及对它们进行细致研究所需的工作量和难度。最初发现这些画的位置和它们的保存状态，以及某些画上标注的日期，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画作绝大多数属于唐朝和唐朝之后的一个世纪。同样可以确信的是，它们的内容几乎都是大乘佛教的神祇及故事场景——当时，大乘佛教正流行于中国的西部边陲。从它们的题材和风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直接取自希腊化佛教艺术的因素，这种艺术在途经中亚或西藏时所发生的变形及其对中国本土艺术的强烈影响，尽管各种影响在不同画作中的比重有所不同。
　　这些新发现的画作表现出了一种混合风格，这不仅增添了人们对它们的兴趣，同时也增加了对它们进行准确分析的难度。从艺术的角度看，人们一眼就会发现，中国风格和情趣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显然更增添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因为据我所知，唐代画作的真品保存下来的极少。从造像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快发现，这些基于印度观念和形式的画作，清晰地显示出佛教在向中国传播并被中国接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小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可以把它们同后来远东（尤其是日本）的佛教艺术相比较来进行研究。此外，要想解读这个佛教“万神殿”，还应依靠许多绢画上的题识，不管它们是题榜还是献辞。这此题识不仅能提供关于供养人及日期的信息，而且能提供关于神及场景等的情况。显然，要处理这些题识，我急需一个工作伙伴，他应当对佛教造像艺术有专门研究，并且熟悉汉学和远东艺术。
　　不仅我自己急于找到这样一位工作伙伴，而且富歇先生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1919年夏天，富歇先生研究了当时可以研究的画作。凭着他对佛教造像无与伦比的学识，他给我提供了虽然简短却很有价值的笔记，阐述了绘画题材的大体分类和相关的造像艺术问题。关于这些绘画在艺术上的不同特征，我有幸得到了劳伦斯.宾勇先生的极有益的帮助——他是专门从事远东绘画的，并一开始就对这些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宾勇先生的友好介绍，我找到了一个极合适的工作伙伴拉斐尔. 彼得鲁奇先生，来共同研究这些画作。彼得鲁奇先生已在不止一个研究领域有杰出表现，他不仅是一位热忱的远东艺术家、鉴赏家、收藏家，而且在沙畹先生的指导下正在学习汉学。这位极有天赋的学者已经连续出版了好几本关于中国和日本艺术的重要著作，这足以证明他完全有能力承担我上文所说的艰巨任务。1911年秋，在彼得鲁奇先生多次参观了这些艺术品之后，他表示愿意承担千佛洞绘画作品的系统研究工作，我非常欣慰、满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1911年11月16日他给我写了份备忘录，其中详细说明了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详尽的工作计划。
　　在此后两年中，彼得鲁奇先生为完成这一任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仔细研究了绘画和画中的题识（有的是通过原件，有的是通过专门为他准备的照片），还收集了有可能对绘画造像提供解释的汉文佛经。作为这些研究的第一期成果，他于1913年给了我一份介绍性章节的草稿，其内容是画中的题识及从题识中可以发现的信息。约在同时或是在1914年初，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了复杂的大画，或和“曼荼罗”，这是藏品中尺寸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些画作。彼得鲁奇先生从汉文佛经中还成功地收集了大量章节，用以识别画面主体及两侧条幅上的佛本生故事场景、个别神祇等。当此之时，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他无法回到比利时的家，所以也无法利用那里的写卷等资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彼得鲁奇先生约有两年无法继续对这些画进行研究。他参加了比利时红十字会，大部分时间忙于从事自愿的医疗护理工作。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外，他还精通医术。即便如此，他还抽出时间来再次看了藏品，并对藏品如何在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之间分配提出了建议。同时，幸运的是，他还把写卷安全地转移到了荷兰的朋友那里。我于1916年回到欧洲，在我的要求下，他安排别人将他手写的有关笔记、摘抄资料等誊抄了一遍（威德希教授监督了誊抄工作）。年末，在英国外交部的帮助下，大量的写卷安全地送到了当时在巴黎的彼得鲁奇先生手中。
　　他的材料被挽救了出来，又可以用于完成那项艰巨的工作，这是命运赐予这位热情的学者的最后一件乐事。1916年5月我途经巴黎时，发现他正精神抖擞地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但几个月之后，一种内科病开始折磨他。尽管秋天他还能支撑着对《千佛洞图集》（The Thousand Buddhas）的准备工作提供热心帮助（我想在这本书中选登有代表性的画作，以供研究远东艺术的学者们参考），但到了1917年2月，他的病情已很严重，必须做大手术。手术显然是成功的，但一周后残酷的命运击中了他，在医院里感染的白喉夺走了他的生命。
　　 对他所给予的帮助我满怀感激。为方便将来其他学者做更细致的研究，1911年我在制作图版时收入了尽可能多的有代表性的不同种类的绘画、素描以及版画的照片。出于同样考虑，我在书中尽可能收入了绘画的描述资料，以便学者们对那些没有图的画也有可参考的资料。下面的工作是必须先将画作归为几类，然后再将各类画加以比较，才能知道其造像和艺术处理上的基本特征。彼得鲁奇先生研究工作的第二大部分中就含有这一内容。由于他的早逝，不得不由我来做这个分类，尽管能力有限，我却只能勉力而为了。
    关于画作的分类，我有幸可以参照彼得鲁奇先生的备忘录，以及富歇先生1910年参观藏品后交给我的那些虽不长却很有益的笔记。无疑，无论是画作所用的不同材料（丝绸、麻布或纸），还是不同风格，或是凭现有知识能确定的它们所属的不同时期，都不足作为分类标准，于是只能将画按题材分类。考虑到造像的题材，我觉得下述分类法是最方便不过的。
　　 排在第一位的显然应当是那些关于乔答摩生平的丝绸幢幡画，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它们的处理方式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再往下就是那些“造像”画。根据它们所表现的是个别神还是一群神，可以将其再分成两大类。表现个别神的画又可以分成三类。首先似乎应当是少数佛像。第二类是数量要多得多的各类菩萨像——有的菩萨无从者，有的有从者和供养人。菩萨像一类中，首先应当说的是数量极多的幢幡。幢幡神祇的身份大多难以确定，但可以依照风格分类，看它是更多地遵循印度佛教艺术原有的模式，还是表现出中国艺术对佛教原型的改造。类似的大菩萨绢画也可以造像特征分类。第三种是天王像和护法金刚像（天王和金刚是佛教神话的所有侍从中最受中国信徒欢迎的），这类画的造像特征和风格都比较明确。
　　 第二大类包括表现成群的人物且一般较大的画作。我们将先讨论画一组神或一队神的画。然后再讨论那些绚丽的、在佛教艺术上有重要价值的净土画，尤其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或称极乐世界）。这类画中有大量天堂人物，充分展示了半俗世的欢乐场面。
　　 第三类是一组风格题材不一的画。它们大多数是素描（其中有几个是非佛教题材），还包括大画和壁画的草图、人体图或符咒图等。最后我们将简略地讨论一下版画——大多数版画上印着文章或发愿文，表明版画艺术很早以前在中国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别部司马

到万里长城之门

摘自：西域游历之六《穿过塔克拉玛干》
　　1907年7月3日从万佛峡出发，我开始了沿南山西部高山地区的探险。沿伸展到土达坂西面的那部分南山所作的考察，向我展示出了必定阻碍过那里的河谷的自然状况。踏实河源头处巨大的三角形凹地，虽然紧邻主脉，但几乎是一片无水的荒漠。其中仅有的一处看上去曾被占据过一定时期的地方，就是石包城废弃的城堡。该废墟由一道石头建成的围墙组成，大约180英寸见方，带有一块防御区以及在一个角落里的守望塔。它警戒着的峡谷上面，从南面高山上过来的不同道路在那里相会。虽然其遗迹看上去时代不早，但它所处的位置却可能在早年间具有军事上的价值。
     在光秃秃的岩石或砾石高原上继续向东行进了将近50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昌马的一片繁荣的上绿洲，它高出疏勒河穿经的走廊南山余脉通往玉门县的峡谷以上7000多英尺。但是更高处的河道流经的却是一段完全无法通过的峡谷，而高达19000~20000英尺的昌马南面的主脉，亦未提供任何实用的通道。下来的山坡上极端的荒凉，缺乏任何哪怕是最少的地表水。这样的话，昌马这地方就从不会是一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地方。虽然是很宜人的季节，但我们在经过疏勒河东面山地的路上，也体验到了饮水之艰难。从这一点上来讲，值得指出的是水渠沟山口，我在那里发现了两座驿站遗址。它们是被用来警戒下到河谷的道路的，其位置在现在能见到水的地点附近一个可看得到的地方。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就是自这些驿站被建立以来所发生的干燥化之证据。
      然而，一个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从白杨河以外的砾石高原上行到土达坂的地方。这座山口是翻越走廊南山的那些山口中最西面的一座，通往这里的宽阔河谷披着茂盛的草和鲜花，让人想起真正的阿尔卑斯山上的植被。这是第一个（但是极鲜明）气候状况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的迹象，此种迹象后来在南山山脉的东南部分也观察到了，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也是在邻近它们的山麓北部。我们此时正将亚洲腹地以塔里木盆地及周围无水区为代表的大干旱带的最东南端界限抛在身后，但已令人感觉到气候的潮湿度增加了。
    重要的是，我们须得清楚地认识到，亚洲的两个大自然带正是在这里相会的。因为最近500年（如果不是更长的话）以来，这一地理事实曾影响着这个被认作是进入中原的主要西部门户。我指的是著名的嘉峪关，古代玉门关的现代代表，它距离土达坂河谷的出山口不少于25英里。这座青翠的山谷与其西面干燥的南山荒山之间所形成的反差，与一个旅行者自西向东进入嘉峪关时所经历的那种变化一样强烈。那时他穿过了一片广阔的砾石草原，抵达了万里长城，并通过嘉峪关而进入了它里面的一连串沃野。我第一次看到万里长城是在7月18日夜间，当时我正从土达坂上下来，沿着南山山脚那些惊心动魄的风蚀地，骑马前往东面的小村庄大韩庄。向北可看到一片荒无人烟的砾石淮，有12至15英里宽，将积雪的南山边缘与一道令人恐怖的荒山隔开了。那荒山与南山相平行，构成了北山的一条东南支脉。当我自近8000英尺的高处向下望时，沿着这个宽广的谷地向东，我的视野一览无余。远处的砾石滩涂边缘，是北大河的分水岭，看上去构成了谷地的东缘。循着这一方向望去，夕阳之下闪现着一条长长的若隐若现的白线——万里长城之线。在我与其最近点之间，隔着20英里许的距离。在清澈的空气之中，我可以看到那些反射着斜光的烽燧的影子，一直消失在地平线上，此外就是暗沉沉的辽阔的大地。那是肃州的沃野，连同那些青色的田地和树木，与那些灰色的荒原和红色的荒山分开了。它使我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到了在中国所谓“关内”（关里头）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把关设在这里。
       翌日早晨，我走访了大韩庄那座堡垒似的小驿站。作为嘉峪关的前哨，那里驻扎着一小部分士兵，警戒着沿山脚的道路。它那巨大的瞭望塔以及周围的小围墙都已半颓了，看上去倒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古代的汉长城应是一副什么样子，虽然它处在一个远为孤立的位置上。同一天，在经过一段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横穿过了谷地里赤裸裸的砾石萨依，到达了大路上的某一点，这地方距嘉峪关以西大约4英里。所有的城墙和雄关的影子，皆突然消失在白天令人炫目的光线之中，取代它们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长长的荒山的东端。从北面俯瞰着谷地，它那锯齿般的深切的山脊由狭窄的河流岬角切削而成，充分地显示出了这座山峦在各个时期，都一直是这条通往安西和中亚道路的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沿着这座山脚，有三站的路程。距我们遇到这条大路的地点不远，一条称作壕山口（系指今峡口——译者）的小河谷接收了来自南山的地下水，在这里流出了地面并切断了山的东南端。一些蹲伏在低山冈上的烽燧，似是为了警戒有人靠近它而设置的。当我走在通往嘉峪关的狭窄的马车道上时，我感到我是走在历史之中。因为正是这条连接着肃州与安西和敦煌的最直接、便利的交通线，两千年以来就成了中国所有在西域的事业——军事的、政治的及贸易的。
      沿着平缓但逐步上升的乱石滩走了4英里之后，我们到了一道宽阔的山脊顶上。它的东缘，在一块比山顶低大约80—100英尺的平地上，屹立着嘉峪关的关城。西门上高大的用木头建造的一层层塔楼，从两英里以外就开始映入我的眼帘。接下来的再近一些，是夯土建造的城墙。向防卫着“中国”这道大门的关城两侧伸展开去。在南面可看到其城墙线延伸了6英里左右，一直到北大河或肃州河所在的南山凸出去的山脚下。向北的城墙，走了不远就隐入我们站立的山脊后面去了。但是再走了大约4英里之后，其线条重又闪现了出来，上到了壕山口峡谷东北端以上的乱石嶙峋的山冈。向东从山脊上望过去，排成长列的远景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带着田野与树木的青色缓缓地滑向肃州。
      站在这块制高点的边缘，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假如不得不选择一个地点设置一道障碍以封锁住这条天然大道，使从西面来的人不至于进入这片沿南山山脚下分布的耕作区的话，没有一处地方会比这里更合适了。对别的地方来讲，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地守卫住这条宽阔的介于积雪的山脚与北山沙漠之间的宽广谷地。这一线两侧的宽度都不足8英里，每一侧都有着天然的屏障，在南面是北大河，在北面是陡峭的实际上无法通过的山脊。对一种志在闭关自守、被动防御的政策（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知识而言，这种政策是从嘉峪关的修建而开始大举奉行的）来说，在这种正面是赤裸裸的冰碛砾石荒原（它向西延伸了20多英里）、紧靠着背后又是丰富的当地资源的地区，它还是有着明显的优越性的。
      但就在我们的眼睛出于地形优势之考虑，而将这个地点选择作屏障设置处的时候，只见从那道山脊上也闪现出一种看上去似可作考古学观察的东西，虽遥远而清晰。与我面前的城墙线（它大致呈西北方向走向，趋向壕山口之出河口）大不一样，可看到另一条城墙和烽燧线，远远地向东北方向延伸过去，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一些，但其轮廓线依然很分明。我非常了解，所有的书和地图（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上，都将保护了甘肃北境的万里长城之终点，确定在肃州极西部地方的南山正山脚下。长城以一种令人印象很深的线条，向着那个地方曲折而去。但是现在可见到的城墙，其走向呈西南—东北向，并不像是嘉峪关两侧延伸开去的城栅之延续。它在右角处与后者相接。二者似属于不同时期之建筑，或者至少一开始就是出于不同之目的而建造的。
     嘉峪关是中国中世纪交通线上一座典型的关城。它的门楼存在的时间并不太久，按照当地人的观点，其修建是在乾隆皇帝时期（公元1736—1796年），而我也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从不止一个方面来看，它都使我回想起玉门关在古代敦煌亭障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它们修建的时代和背景是不一样的。它有方形的城墙，墙头上带有雉堞，这一切都被维修得很好。一条单一的宽阔的街道，自东向西穿过了棱堡。次第而建的三道城门穿过巨大的棱堡及内侧防卫设施，通达上述街道。我发现城内的房屋除了衙署和可驻扎几十人的小营房区之外，大多已荒废成废墟了。但我仍感觉到了这个关城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乾隆帝时期，曾致力于给帝国的这座西部门户以一副真正威严的面孔。
     但甚至在那时，嘉峪关也肯定已丧失了这地方在某个时期曾具有的军事价值，其重要性仅在于被当做了一处控制清帝国内部行政区边缘的哨所。康熙帝时期所恢复的对中亚的扩张政策，在17世纪末期以前就已将中国军队在西部边境的戍守范围，带到了远至瓜州和敦煌的地方。从下面讨论的历史记载里我们将会看到，自明朝以来嘉峪关是如何担当一处所有从“关外”来的车马之检查站的。乾隆时期对新疆之收复，肯定影响到了这一交通管制站的用途和方法。然而其基本特征一直保存到了我们今天，蒋师爷仍然能辨认出位于西门内侧的那个小检查所，在那里那些前往新疆或返回的行人，必须办理他们的通行证。蒋师爷本人上一次通过那里是在17年以前。现在的嘉峪关仍保留着一座海关的特征，所有从新疆通过这里的大路运往中国的货物，都要在这里纳税。

穿过塔克拉玛干
　　

　　我元月17日抵达库车，在此停留的时间不仅短而且还很繁忙。就是在此地，我最后决定了横穿沙漠盆地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旅行计划，并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抵达库尔勒之前，我听说有一封来信，是拉伊.拉姆.辛格通过若羌抵达和田后写的。信的内容是关于那次徒步旅行调查结果，该调查是我上个春季指导并安排的，是由和田的几位寻宝的老向导们实施的，结果他们在于田和田罡端的沙漠地带发现了几处未经调查过的遗迹。一封来自老朋友和家务总管巴德鲁丁汗的信，此人是在和田的印度和阿富汗商人中最年长的一位阿克萨喀拉（维吾尔语，意为老人。——译者）。这封信是刚到库车的一个商人给我带来的，从而更加确证了上面我听说的消息。信上主要谈及在这些遗址的部分地区发现了大量老房子，也就是建筑遗址，还提供了这些房址的确切位置等详细情况，最后他确信这些会使我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对这些遗址进行勘察，以免春季天气变热和沙漠风暴来临后，妨碍在此实施调查。
　　的确出于这种考虑，我被迫尽早向南走。同时也因报告在克里雅河流下游附近发现一处喀拉墩遗址，自我1901年的访问之后，那里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因此，我决定直接从库车南下，前往流入沙漠而断流的克里雅河流的终端，走此“近道”以便节省时间。我明白要从此处穿越沙漠是非常艰难的，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
　　这里我要简要解释，在库车停留的一个星期内，我为何没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一些延期的劳力。如吸收那些曾经在这个既大又重要的绿 洲地区的许多古代遗址中工作过的人，也就是指在过去五年中，为日本、俄国、德国和法国考古探险队效力的人们。主要原因是我竭力安排时间，使自己能够调查所有距库车只有一天路程的重要遗址，如位于库木土拉、克孜尔尕哈和克日斯等地的有趣的寺庙洞窟，以及杜勒都尔阿库尔和苏巴什的大寺庙遗址。后两个遗址地，在伯希和教授率领下，法国探险队显然进行了全面、系统和认真的清理，取得的收获想必令他们十分满意。可能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和手段，他们还从当地的阿富汗商人手里搜集了一批有价值的文书，那都是1890年起库车出土的大量重要的古代文书资料，其中包括著名的“鲍尔文书”。现在这些文书主要都收藏在霍恩博士创建的英国收藏馆内。
　　库车在各时期都是塔里木盆地中最重要的地区（国家）之一。同时它也是和田地区重要的领地，不仅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还因为它在佛教艺术和文明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非常幸运的是西尔文.烈维教授，在其权威的论文中，证明以前曾解释为吐火罗B种的奇特的印度－欧洲语言与库车当地曾经一度使用的语言是一致的。同时，他还对《史记》和其他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有关库车的所有历史资料进行了清晰和广泛的分析。这使我更加明确，应保留哪些观察到的有关库车历史地形方面的资料，以及哪些特殊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广阔和繁荣的绿洲区在古代的重要性，并将它们都收录在我的第三次旅行的报告中。那样，我才能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对实际种植区和曾经一度是其组成部分的区域进行仔细调查，诸如沙漠以东、南和西部地区。并且还证实，在这些长满灌木的沙漠地带发现的无数散布各处的古代遗迹的消息的确属实。这里与塔克拉玛干南部的古代绿洲地区的情况，干旱问题本身早已引起考古研究者的极大重视。
  　　元月25日我离开库车镇，次日抵达南部最远的居民区沙滩，现此地为一个独立地区的政府驻地。在此我停留了一天，主要为我的大部队做好最后的准备，如解决他们一个半月的给养等问题。元月30日我们向南走，穿过结冰的塔里木后，就将那最后一间牧民的小木屋甩出很远。经验证明，试图穿越长达180英里的高土墩地带，显然是一次艰险的旅行。
　　在阿其克河，我们通过了偶尔从塔里木河流获取水源的最后的干河床遗迹，随后我们又翻越了西东向较高的沙石山脊或达坂，距我们的317营地直线距离大约只有28英里。这些达坂恰好都与塔里木河道大致平行分布，这一点明确说明这些地表上的流沙系统主要是受到与其分界的大河床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在不同地方路过的那一片片光秃秃的泥土地带中，没有获得任何石器时代或其他时期的遗物。那么，也就无法证明这地方史前是否与今日的一样，被猎人和牧民们的临时小居址所占据。
　　从317营地向南行，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地形变化，形成的沙石山大多相连，而且都比较高，与独立的沙丘有明显的区别。达坂距我们的道路很远，它们高度估计一般都在安全线之内，但在某些地方高度可达150英尺，或更高，绵延几英里，而且现在北部的东北至南部的西南地区达坂没有任何变化，都是光秃秃的。克里雅河下游河道蜿蜒曲折的变化，恰好是由大沙漠盆地中崎岖的坡地的外形（等高线）所决定的。而且达坂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标迹，它能够证明克里雅河曾经流达这里；我们无论是在干枯的河床上，还是在仍然有水的河床上都发现了流沙堆积形成的达坂，而且它们基本上都是与河流平行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随处都可观察到，不仅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还包括罗布泊地区。
　　在317营地南部直线距离13余英里处，每隔一段距离我们就能看到成片生长的胡杨林，其结构非常显著。各处的树木都是成行排列的，方向基本上是由东北向西南，或由南向北。在塔里木盆地中，河边丛林带的野白杨和其他种类的树一般也都是靠近河岸，或以与河床平行的方式分布，这的确是事实。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从318营地向南走的三段路中，每间隔一段距离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即有成排的胡杨树出现，但量相对较少，其中有些还活着，但大多数都已枯萎。在这个停留点，我们仍可以通过在浅洼地挖井取水，但在我们接着抵达的下两个营地就不可能了。在我们到达320营地之前，也就是在距320营地几英里的一个地点，我们首次发现了一条古代河床的痕迹，走向由南向北，河床很窄且很陡，一部分已被沙丘覆盖，无疑这是由水流冲积形成的。第二天傍晚，即2月6日晚，确定了我们所处的方位为南190度西，我们抵达了一个大达坂，高300英尺左右。当我们攀登达坂时，突然发现我们面前是一片干枯的树林带，无疑标明是干枯的克里雅河流老三角洲的最北端。在321营地，在多年以前已枯竭的河流侵蚀的洼地上，我们打了一口井，解决了饮水问题。正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我们已准确地到达了被很高的沙丘覆盖的古代三角洲的终端，即克里雅河的断流处。从这里我们开始了穿越沙漠的最艰难的一段里程。为了寻找水源和向导，我们在这最靠不住的干枯的三角洲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我还要附带说明，我们又走了6段里程后，才找到了那条已干枯的河流，河面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同四年前证实的一样，这条河流已经改道。与1896年赫定博士发现时的情景比较，现它已向西迁移了相当一段距离。
　　在323营地，我们进入了严禁入内的干枯的三角洲，走到直线距离大约25英里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人类留下的痕迹。主要是从小型破院墙式的建筑中推测出来的，这种建筑与我们通往楼兰遗址的途中看到相当数量的建筑很相似，它们都是在古代河床被侵蚀地面上发现的，很显然是源于前期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向南再行9英里多，在同一条古代河床上，我们发现了一块烧焦的木头，以及早期人类造访过的痕迹。我们又走了大约24英里后才扎营。在此处我们发现了过去曾有人短期居住过的证据，那是一间毁坏较严重的牧民的小木屋。登上这真正意义上的干河床，大约又行走了两段路程，我们穿过了光秃秃的沙丘地带和枯死的胡杨林带，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河边种地区。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已到达尧干库木附近的牧场了。1901年我在此地时，就已辨认出该地是克里雅河三角洲的最上端。沿途已经过了喀拉墩遗址约4英里，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
　　1901年我勘察的一个烽燧遗址，使我曾有机会探讨古代可能有一条常用的道路。我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以及穿越沙漠时简单记录的调查结果，促使我作出这样的推断。我仍然相信，通过在一条线上修建许多井和烽燧来开辟道路，与我们经过的这条道大致相似，而且在特别容易迷失方向的道路旁竖立标记也是很实际的。根据戈厄纳先生1893年的报告，大家都相信，这条通道实际上是于田很能干的阿木班策划的。如果观察塔里木河流最南端的干河床地带，以及通古孜巴斯特牧场以下一两段路程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地区之间几乎是大片寸草不生的荒芜区域，再考虑其间的距离之长，我认为这条通道现代不会成为一条常用的商道。
　　克里雅河的终端从那时起就因过度干旱而开始萎缩，所以到了汉代，甚至到了唐代，这里各方面的条件可能已逐渐好转，但却找不到直接的历史和考古方面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这里的地形特征表明克里雅河曾经抵达或接近于塔里木河流，但我通过各种途径都无法确定克里雅河变化的大体年代。米尔扎.海达尔认为克里雅河是所有注入沙漠东部大湖的河流之一，尽管他的断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调查实践，但却代表着普遍和流行的看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疆的水文学通常是含糊不清的缘故。
       　　对当地地形情况的了解使我坚信这条穿越沙漠的捷径，从很久以前，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偶尔会使用。事实上，那些现已到过克里雅河终端的猎人和牧民们普遍确信这是一条“盗贼之路”。就是因为这种诱惑，促使那信心十足的寻宝向导吐尔迪前来给我帮忙。大约在1903年，他与和田人伯克为了逃避汉族自治政府的干涉，也尝试从克里雅河终端穿过沙漠到达沙雅，那次冒险探宝旅行的结局非常糟糕，无论对伯克，还是对诚实的吐尔迪。这些不可靠的探宝者或者是由强盗和其他人员构成的探险队，他们必然要避开那条主干道，走此捷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么，这条捷径对他们就自然很有诱惑力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有必要将古老的突厥寓言中流行的传说，或达特克拉翻译出来。这个传说主要虚构了一群来自塔里木河流域的穆斯林武士，通过克里雅河通道，向于田周围的异教徒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的故事。
　　1901年底在那条河流旁边，我再度调查完现已被完全遗弃的通古孜巴斯特遗址后，就从沿途遇到的牧民中挑选向导，又添了一些劳力，然后再度向喀拉墩遗址走。自我1901年考察此遗址后，就有报道说在沙丘堆中发现了不少遗址，这次我亲眼目睹了这些遗址，只是觉得它们的数量和范围相对还是比较小。其中那个四边形的大遗址发生的变化较小，该遗址中一些没有被高沙丘完全覆盖的部分，那时就清理过。其他地方，如南部及东南部地表空旷，而且沙丘较矮的地方发生的变化较大，这里不仅遗址的面积已相对扩大，而且还发现了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暴露在外的居住遗址。如图121所示，在可以看到这些遗址的区域内，遗址是由南至北分布的，南北距离近1英里，宽度1/3英里。此外，还能看到大片被侵蚀的空地，地表残留许多破土块。在由此向南延伸半英里的区域内，一直都能找到散布各处的这类遗物。此行最有趣的发现是我返回了原遗址时，在沙丘堆中找到了两条灌溉水渠的痕迹，而且每条水渠在不同的点都有发现，是由南向北流淌的，它的底部宽度约3/2英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种植的已枯死的白杨和果树林。将上述水渠和树林遗迹相结合，就能够证实在这个堡垒的遗址附近一定存在一个农耕区。
　　遗迹中最大的kai.I遗址，是一间面积最合理的房子。墙壁是用泥和木头修筑的，这与尼雅遗址中发现的那些房屋的建筑方式完全相同，甚至房间的整体布局以及内部设计也都与尼雅遗址很接近。然而，这里所使用的木料基本上是野白杨，这与楼兰居住遗址中使用的材料大体相同。我们对位于主要部位的一间房屋进行了清理，其内部填满了6-8英尺厚的沙子。由于遗址距一个高12英尺左右的沙丘较近，大房间东部的一些房址就没有发掘，主要是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我们合计只有十二三个人。同样，对房址外面高高的垃圾堆也都没有清理，或许其中还残存有考古价值的遗物。其中可能提到了木头锁和钥匙、类似剑的铁工具、几个双耳陶罐，以及不同种类的很结实的毛织物残片等，这些均与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非常相似。图123中的一片透雕木板画也是如此。一个方形木板，也是尼雅遗址出土的木器中常见的形制，只可惜上面的文字已不存。在ka.Ⅱ遗址，我们发现了主要用泥和木头建筑的一间房址，因风蚀被严重破坏，后来又被生长的胡杨树覆盖。现在这些胡杨树都已枯死，并在沙漠中形成了高约7英尺的锥状物。清理这间房址，没有发现任何遗物。第三间居住遗址ka.Ⅲ也被掩埋在仍然活着的锥状胡杨树丛中，墙壁也是由木头和成捆的芦苇和杂草垂直固定的。除一件大陶罐外，这里出土的唯一一件遗物是一张素面木板床，长15/2英尺、宽9/2英尺。另外，还有四个小型居住遗址，这些房址要么是完全遭风蚀，只残留地基部分，要么是被很高的沙丘掩埋，均因人手有限，而无法进行发掘。
   　　虽然新调查的遗址和发现的遗物都比较少，但却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在沙漠深处一定存在过一个小型农耕居住区遗址，而且小的烽燧遗址也不只一个，正如我以前所推测的那样，关于该遗址可能存在的年代，我认为不仅要考虑其特征。还要结合新调查的结果，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它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从居住遗址的建筑方式和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具的形制上的相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该遗址的年代大致可以归到尼雅和楼兰遗址被遗弃的时期，即相当于公元2—3世纪的遗物。我第一次在此勘察时，发现的钱币共计有14枚，基本上都是五铁钱，还有少量没有铭文的其他钱币。1901年，我在四边形遗址内发现了几张小纸片，确定它们的年代不再成问题，是因为在楼兰的发现证明，在塔里木盆地除用木头片写字外，还用纸张。如果其他地方没有再发现更早的证据，那么就可以确定这种书写方式是3世纪中期在塔里木盆地开始采用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促使人们放弃了该居住区。

别部司马

敦 煌 历 史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
　　"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协，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武力防御和主动进攻两者兼用的战略，于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汉王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掖，进发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陕西凤翔）加以供养礼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绘有此段故事。这年夏天，霍去病亲率骑兵涉过居延水，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万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为促进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建设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丝路要道敦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西至龙勒阳关，东到渊泉（今玉门市以西），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青海柴达木）。敦煌建郡之后，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获汗血马；赵破奴击姑师国俘获楼兰王，都是以敦煌为粮草、兵马供应基地而一举获胜的。
　　东汉初年，匈奴又逐渐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管辖的大部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5年，东汉王朝出兵四路进击北匈奴，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同时派遣名将班超两度出使西域，杀死匈奴使节，联络西域诸国与东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使断绝65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所交大都会”。在此期间，敦煌文化发达，名士济济，人才辈出：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有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
　　永嘉丧乱，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割据局面。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封建政权。前凉张骏时期，曾改敦煌为沙州。公元400年，李暠据敦煌称王，建立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以后亡于北凉。前凉、西凉、北凉三政权先后统治河西地区时，比较注重谨修内政，安民保境，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这一时期，凉州已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如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靖、汜衷、张甝、索紒、索永，俱以文学闻名当时。索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敦煌的经学大师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阚骃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还有天文学家赵　及索袭、宋繇、张湛等敦煌较知名的学者。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拜倒在“佛”的脚下，企望解脱苦难，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讲经说法。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佛学。如有世居敦煌的译经大师竺法护，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等。法显、鸠摩罗什等佛学大师无论东进还是西去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北魏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改北周以来的鸣沙县为敦煌县。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大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业初年，隋炀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敦煌一带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27国贸易交易大会，盛况空前。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占道的畅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经敦煌回到长安。
　　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沙州将士百姓坚持了长达11年的抵抗，终因弹尽粮绝，以城降蕃。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70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暗无天日的统治，奴隶般的生活，本地人张议潮乘吐蕃王朝发生内乱，联络当地各族群众，聚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一举光复沙州。经过10多年的斗争，全部收复河西、河湟等地，并遣使奉表归唐。唐王朝封张议潮为河西、河湟十一州节度使，建归义军，治沙州。
　　后来，朝廷诏张议潮人朝为官，沙州张氏宗族内乱。其孙张承奉嗣节度使，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甘州回鹘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鹃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后回鹘攻打沙州，张承奉难以抵挡，只好投降。公元9l4年，金山国亡，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曹氏统治期间，笼络瓜、沙望族，注意发展生产，重视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改善同周围各民族的关系，东交回鹘，西联于阗，与邻邦各国和睦相处，保持了稳定和安宁，维持了130多年。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的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别部司马

敦 煌 研 究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举世瞩目，中外学者共同开拓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称为敦煌学。 敦煌学之名，始于我国。1930年我国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以后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不过当时主要指研究敦煌文书而言。敦煌学之研究亦始于我国。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得到敦煌藏经洞的绢画、文书后开始进行研究，其文章录入《语石》出版。至于我国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迹的研究更不待言。敦煌学之兴起，在20世纪初，至今也有80年了。其内容涵义不断发展充实，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深入。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敦煌学，就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用以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敦煌学特有的研究资料，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石窟寺遗存，敦煌石窟艺术不仅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应当是极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从40年代以来，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敦煌石窟不仅指敦煌莫高窟，还应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敦煌古郡范围内的石窟、崖画（在今肃北县就已发现古代崖画）。内容分雕塑、壁画、题记、碑刻、建筑几个部分，包括约550个以上的洞窟，5万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尊塑像和古代木檐建筑等丰富内容。另一类是莫高窟石室遗书，主要是第17窟（藏经洞）所出遗书，还有第464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1944年8月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61卷六朝写本残卷（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和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概要》中均有记述），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卷子，内容分宗教经典和世俗文书两部分。此外，敦煌学的研究资料还应包括敦煌史迹，即敦煌古郡范围内的郡县、关址、长城、烽燧、墓葬、塔寺，以及出土的织绣、绘画、幢幡等佛教法物、敦煌汉简。除大家熟知的瓜沙郡县遗址，阳关、玉门关遗址，150多公里的长城和50多座烽燧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木简。从1906年起，敦煌出土了五批汉简，绝大部分是西汉文书。其中第一批发现于1906-1908年，第二批在1913-1915年，这两批均是英国人斯坦因盗掘的，共789枚。第三批是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的共43枚。第四批是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和敦煌县博物馆组成的汉代长城组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的，共1217枚。第五批是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发现的70余枚。关于最后一批汉简，敦煌县博物馆有专文发表。此外还有古墓群，敦煌古墓群颇多，仅1981-1982年，敦煌县博物馆在莫高窟附近戈壁滩上、敦煌飞机场戈壁滩上局部发掘的几十个古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文物，对此已有考古报告。
　　敦煌学的研究领域、范围就是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10几个学科。这恰好反映了敦煌学的特点。首先是多学科性。敦煌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很多，不仅包括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也涉及到自然科学。敦煌学可开拓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这是由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敦煌学不是边缘科学。这些内容之间也不是交叉的。其次是因地名学。地就是敦煌，敦煌就成了敦煌学特定的时空范围，特有的内容风貌，就成了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学科，而只有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就是敦煌文书中的变文、诗赋曲子词等等。它如敦煌学的其他内容有着内在联系，反映了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和其他中国文学区别也就在这里。
　　
　从敦煌学近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40年。敦煌文书的研究占主要地位。
　　第二阶段，l940－1949年。不仅有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展了对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的研究。
　　第三阶段，1950年至今。对敦煌学各个主要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

　　1．第一阶段（约1900－1940年）
　　随着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石窟、敦煌文书震动了学术界。中外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风靡一时。 正如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指敦煌文书），廿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在风靡一时的研究潮流中，我国学者奋勇当先，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脚踏实地对敦煌文书的目录辑逸、资料考证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对石窟壁画开始进行探讨。
　　第一阶段40年（1900－1940年），又可分为前期（1900－1924年）和后期（1925－1940年），都注重于敦煌文书的研究。
　　1900－1924年，敦煌文书开始刊布、出版，并进行了一些考证工作，但主要限于敦煌文书的经部、子部。主要著述见下表：
1900－1924年我国学者研究敦煌文书成果

书 名                             作者           日期            卷 数

敦煌石窟遗书                     罗振玉          1909 　
敦煌石窟真迹录                   王仁俊          1909         五部三十五种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刘师培          1910 　
鸣沙石窟选书                     罗振玉          1913         十六
鸣沙石窟古藉丛残                 罗振玉          1916         三十
敦煌本诸书跋文                   罗振玉 　                    四十六种
敦煌拾零                         罗振玉                       1924 　
敦惶发现唐朝之
通俗文及通俗小说                 王国维          1920 　

沙州文录、沙州文录文及通俗小说    蒋斧　罗福苌   1924 　
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           罗福苌          1923 　
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           罗福苌          1923 　

　　总之，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经部，只限于文献本身，作了大量辑录、考证工作。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盗的卷子，少数是斯坦因盗的卷子。
　　第一阶段的后期，其特点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文书资料数量增多，敦煌文书研究领域的扩大。刘复的《敦煌掇琐》和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出版，就是标志。在这一阶段，对敦煌文书中经、史、子、集古籍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等宗教经典的整理研究仍在继续，但已不占主要地位，研究领域明显扩大到敦煌文书的文学、语言、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在文献的研究上，我国有了自己编著的规模较大的敦煌文献目录。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学的书籍，见下表：
1925－1945年我国学者研究敦煌文书成果

书 名                               作者                日期

敦煌掇琐                           刘复编             1925年
敦煌劫余录                         陈垣编著           1930年
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             1930年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二辑           王重民             1936年
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许国霖             1938年
松贞堂西陲秘籍丛残                 罗振玉             1939年影印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向达               1939年
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             向达               1937年
　 　 　
《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介绍了向达在伦敦所见的卷子40余种。后来的事实证明，敦煌俗文学材料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新的一页”。
　　以上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刘复的《敦煌掇琐》和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敦煌文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敦煌掇琐》是刘复从巴黎根据原卷抄录的105种敦煌文书，其内容超出了经、史、子、集的范围，主要是民间文学、语言文学、社会经济资料及官府文书，资料增多，研究范围就扩大，这对敦煌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和陈寅恪为此写的序，是我国学者编辑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该书依佛经种次编汇8679卷写卷，排成目次。王重民在评价这部书时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做的。”
　　继刘复之后，从1934年以来，我国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等人相继去英法转录、拍摄敦煌文书。特别一提的是向达，他于1935年9月远渡重洋，去英国伦敦阅读经卷文书500余卷并予拍摄。1937年又去巴黎阅读、拍摄了敦煌文书，先后成书《伦敦所载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别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等，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资料从国外归来。先后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并从事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
　　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运用了较多的敦煌资料，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历史方面的研究：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1926年）、《瓜沙曹氏年表》，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1935年）。
　　民间文学的研究：郑振铎的《敦煌俗文学》（1924年），向达的《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1940年），以及关于唐诗《秦妇吟》的研究等。
　　文字音韵研究：董作宾的《跋唐写本切韵残卷》（1928年），罗常培的《敦煌写本音韵学残卷考）（1931年）等20余篇文章。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俨研究敦煌石室算经的文章4篇，王重民的《敦煌本历日之研究》（1937年）等20余篇文章。
　　社会经济、土地制度方面的研究：曾了若的《隋唐之均田》（1936年）等。
　　较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并有著述的是贺昌群，在1931年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
　　这一时期的国外著名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大师沙畹（1865?—1918年）和弟子戴密维，梵文大师烈维（1863－1935年），英国学者魏蕾（1889年出生），日本的狩野直喜和弟子吉川幸次郎。其他如：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人羽田亨共编《敦煌遗书》，1928年出版（日本大正五年）；日本人桔瑞超的《敦煌将来藏经目录》，l9l4年出版（日本大正三年）；松本荣一著有《敦煌画的研究》，1937年出版。对中外学者的研究，后来学术界也有评论。说日本守野博士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不亚于我国罗振玉"，还说我国学者陈寅烙的造诣“决不差于戴密维（法国）和吉川幸次郎（日本）二人。”这说明在敦煌学兴起和形成的这一阶段，我国学者的研究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对敦煌学有重大贡献。老一辈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以及陈垣、陈寅恪、向达、刘复、王重民、贺昌群、蒋斧、姜亮夫等，他们为敦煌学的研究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2．第二阶段（约1940－1949年）
　　（1）研究敦煌石窟，临摹敦煌壁画，考察敦煌史迹是在这一时期。敦煌学的研究由以敦煌文书为主而发展到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遗迹为主要对象。这个基础是40年代奠定的。同时，敦煌文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4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纷纷亲临敦煌学的故乡敦煌，研究石窟、临摹壁画、考察史迹（敦煌郡县、两关遗址、长城烽燧、古墓塔寺等），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把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发掘考证，这是敦煌学研究方法上的首创。
　　（2）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是在这一阶段。如果说30年代“敦煌学成为一个名词”，那么40年代“敦煌学成为国际汉学家所公认的一门显学”。
　　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是40年代敦煌学的显著特点，打开这个局面的仍是我国学者。
　　1942年，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其中有历史考古和美术工作者。向达、阎文儒、夏作铭、谢稚柳、何正璜、傅振伦等人先后来敦煌，打开了敦煌石窟、敦煌史地研究的局面。
　　在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他们踏查洞窟，抄录碑文题记，研究壁画内容，考证建窟年代，探讨洞窟分期，其中何正横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1943年）就是敦煌莫高窟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其他著述有《敦煌石室》（卫聚贤，1943年）、《敦煌千佛洞概述》（史岩，1943年）、《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1949年）等。同时史岩（1943年）、李浴（1944年）在张大千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编号，共编437窟，这一研究成果一直沿用到60年代。
　　在壁画的临摹、研究方面，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先后到敦煌石窟。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批：一批是王子云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美术工作者。他们临摹的画品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展览。第二批就是张大千等人。
　　张大千听说“敦煌莫高窟中壁画之富冠绝东方”，便决心西行实地研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交通不便。1941年2月，他由成都携带500公斤行李，乘飞机到兰州。借助部队一连骑兵，护送到敦煌。实地查看，果真如此，他为艺术宝库的丰富而惊叹，也为宝库的损失而痛心。工作也并不是三五月能完成的。于是当年7月离敦煌，去青海西宁塔尔寺，聘雇了昂吉等五个喇嘛，率子心智、侄儿心德、学生刘力土、肯建初、孙宗慰及炊事勤杂人员，连同工作生活的器具，一行驴车达78辆之多，又来到莫高窟，准备大干一场。他主要的工作是临摹壁画。当年条件很差，沿窟内光线不好，他们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有时躺卧。就这样辛苦工作了两年七个月。又到安西榆林窟。总计共临摹壁画276件，都是精品。先在兰州展览（l943年8月14日），然后到四川展览，使大家得以观赏，实为不易。当时，学者陈垣评论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因以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境界。”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期间进行的又一项研究，就是为洞窟编号。在此之前，法国的伯希和曾编号共171窟（后人在号上写P字），极为粗略。张大千经认真研究编号309窟（后人在号上写C字），在此基础上，1943年史岩、1944年李浴又进行调查研究，补充遗漏，共编437窟，并有专论。
　　同时张大千还呼吁当局，设立专门机构保护研究，这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也是一个推动。
　　随着临摹、展览，我国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敦煌艺术。如傅振伦的《敦煌艺术略论》（1945年）、宗白华的《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1946年）、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1946年）、关山月的《敦煌壁画的作风》（1945年）、顾颉刚的《敦煌千佛洞壁画留真》（1945年）等20多篇。
　　我国学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开始把洞窟壁画、文书卷子、考古发掘、古籍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在敦煌史地遗迹方面获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成绩突出的是向达，他的著述有《西征小记》（1943年）、《记敦煌石窟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1948年）、《两关杂考》（1945年）、《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1948年）等。还有董作宾的《敦煌纪年》（1943年），方诗铭的《敦煌郡置年代考）（1946年），陈希夷的《古敦煌郡沿革及其遗迹）（1948年）等。
　　在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陈垣、陈寅恪、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姜亮夫、罗常培、孙楷第等一批学者又有新的研究，其中向达、王重民、周绍良、傅芸子、夏元等对敦煌文学和历书等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在敦煌学已成为世界学术新潮流一，成为国际显学的情况下，在我国学者几十年卓有成效的研究和不断呼吁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l年，横贯甘肃省的公路全线通车。当时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往西北视察时顺便到敦煌莫高窟参观。他看到这样伟大的宝藏竟任其荒废、损坏，实为国家民族的损失。回重庆后，发表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文史杂志》2卷2期）的文章，再次呼吁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194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椿等人为筹备委员，由常书鸿负责，与窦景椿到敦煌，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建所工作。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局不会真正重视和有效支持这一机构和事业，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毕竟是我国第一个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构。更重要的是最早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间、李其琼、万庚育、霍熙亮等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强烈的爱国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艰苦奋斗、不断攀登的自学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对保护敦煌文物，研究发展敦煌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在这里造就了“三代"”研究人员，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开设了“敦煌学导论”课程。尽管在抗战时期、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但这是我国高等院校开设敦煌学课程的首创。
　　这一时期国外著名的学者有日本的神田喜一郎（研究文书），羽田亨（研究历日、景教经卷、西域文化），腾枝晃（研究归义军），松本荣一、结诚素明（研究壁画）等；法国有戴密维。从1944年起，戴密维在法国高等实验学校历史语言系任导师，并主持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一直到1964年退休。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也有重大进展。

　　3．第三阶段（1950年至今）
　　这一阶段在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等方面的研究中均有重大进展。
　　在敦煌文书方面，出了一大批有关敦煌文书研究的书籍。其中有总结性质的专著，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敦煌变文集》等；有专科性的敦煌文书集，如《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等；有可信赖的工具书，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也有综合性的敦煌资料集，如《敦煌资料》。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经过第一、第二阶段近50年的研究，我们已具备了不少有利条件：第一，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成就；第二，有了较完善的工具书；第三，有了较系统而又科学的整理方法；第四，开创了新的体例；第五、积累了较完备的资料。这些条件为敦煌文书研究的更大发展作了准备。
　　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敦煌文书的论著，包括民间文学、文字音韵、历史考古、社会经济、法制地志、科技史料等方面。如：向达、夏鼎、阎文儒对敦煌史地考古的研究文章；姜亮夫、周祖谟对文字音韵的研究文章；范文澜、韩国磐、王仲荦运用敦煌户籍资料对南北朝、隋唐时期土地制度的研究，对《开元残地志》的研究。60年代末，敦煌县博物馆所藏的《开元残地志》公布于世。研究考释这份地志的文章有多篇。
　　现将这一阶段出版的有关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书籍列表于下，供参考：
　　解放后我国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在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继续深入。
书 名                       作者           日期             附注

敦煌曲子词               王重民校辑        1950 　
敦煌变文汇录             周绍良编          1950
　
瀛涯敦煌韵辑             姜亮夫 　 　
敦煌曲初探               任二北            1955 　
敦煌曲校录               任二北            1955 　
敦煌变文集               王重民等          1956 　
敦煌                     姜亮夫            1956 　
敦煌古籍叙录             王重民编著        1957 这是对前半个世纪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敦煌文书的总结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蒋礼鸿 　                    重要的工具书
敦煌资料第一辑           历史所编          1960 综合性的敦煌资料集
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       王重民编          1962 我国学者编著的较完成、较准确的敦煌文书目录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王尧　陈践　译著 　      第一部大型的敦煌文书中藏文文书的    译著  
敦煌文学                 张锡厚            1980 　
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     孙楷第 　 　
   临摹。敦煌所共临摹了近1000千方米的壁画和30多身彩塑，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先后在印度、缅甸、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和北京、上海、兰州等国内大城市，举行了大小20余次展览。对宣扬祖国文化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敦煌画库》、《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等画册。
　　对洞窟、壁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向达、周一良、梁思成、阎文儒、宿白、常任侠、史岩、李浴、洪毅然、阴法鲁、潘兹等，就莫高窟、榆林窟建造时代，莫高窟题记，莫高窟壁画建筑，莫高窟壁画与佛经，莫高窟故事画的内容形式，敦煌装饰图案的结构色彩，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内容，敦煌艺术的风格特点，敦煌艺术与西域的关系，敦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争鸣。
　　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尽管有很大的发展，但不同学术观点颇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甚至技法都来自印度，只不过是西域艺术传到了中国，不能不沾上一层中国的色彩。段文杰、史苇湘等敦煌所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外来宗教艺术传人中国，必然受到中国固有思想和艺术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艺术的某些有益因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艺术。经过调查、研究、论证，后一种观点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看法。
　　十年动乱期间，国内研究遭到摧残，文书石窟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使我国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别国。甚至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粉碎四人帮后，敦煌学的研究不但得以恢复，而且空前活跃。
　　仅以石窟研究来说，在石窟考古、断代分期上，壁画内容的考证上，藏文题记的研究上，敦煌历史、宗教与敦煌艺术的关系研究上以及壁画艺术、音乐、舞蹈等方面均有不少突破，这反映在中日合出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兰州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等专刊、专论中，舞蹈《敦煌彩塑》、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也是推陈出新方面的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