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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列平、张强作客松竹草堂 关于现代书法的话题
按:3月9日上午,著名汉字艺术家濮列平,张强作客松竹草堂,讨论关于汉字艺术走出去的话题,同时讨论到现代书法发展30年里的一些经历,笔者在结束后与濮列平老师,张强老师就现代书法的一些基本常识向二位老师作了请教,原文附后。此次内容经录音整理,未经在座的诸位老师审阅,特此说明。
濮列平:刘老师,一晃时间就过了,但是你的身体还可以。一做事,生活就好,身体就好。
刘正成:我现在觉得一天就像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濮列平:刘老师是对现代书法贡献巨大的人。客观上讲,这三十年经历过来,和刘老师平时见面少,但是感情好。每次跟刘老师通个电话,都觉得很亲切,今天张强来了,刚好聊到98年的世纪书法大展的事情,
张强:两年前,由邵岩兄出面向你约了一篇文章《关于现代书法的记忆》,收录在我主编的《视觉史的思想生成——现代书法30年文献初编》里面。
刘正成:我前天找朱青生,向他介绍剑桥诗歌节的情况,并计划邀请他一起来参与这个事。
濮列平:刘老师,我们也一起嘛,昨天,我们还给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联系,他们也计划在这方面做一些项目,你做的也是汉字艺术嘛,对不对。
刘正成:剑桥诗歌艺术节做了两次,两次都邀请了邵岩,而且这两次,他的作品都被购买了,其它人的作品别人却不买,徐志摩的孙子还专门买了他一件。诗歌节在国王学院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有很多作品,他们就把邵岩的作品挂在那里,他们问我,邵岩的作品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啦。所以我这次和朱青生教授探讨了一下中国艺术走出去的问题。
濮列平:你现在和牛津和剑桥都对接上了?
刘正成:剑桥是主动找我的。这个剑桥诗歌艺术节基本上是我策划和组织起来的,政府要在剑桥大学开设孔子学院,剑桥大学拒绝了,而他们却找我,他们认为我不是政府宣传,其实我做的和国家做的也差不多,人家既然信任我,我就尽力去做。英国方面对参加活动的书法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两次的诗人是有影响力的。像北岛、杨炼、舒婷、欧阳江河等,这些人在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现在不仅剑桥找我,爱尔兰也在专门找我,让我帮他们搞一个中外诗歌艺术节,后来我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马啸鸿教授聚会时谈到这个事,他说,要做,要做,一定要做,哈哈,原来他是北爱尔兰人,所以,他就说爱尔兰如何如何好,做这个事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非常支持,所以我专门与那个人见面,那个人代表国家旅游局和文化部与我谈这个事。我突然看到都柏林这个城市很漂亮,我想跟吉地马迦商量一下诗歌的问题。
濮列平:你把诗歌和中国汉字的书写结合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刘正成:我也支持这些诗人当书法家,他们写的也不错。因为他们对中国书法的了解和进入说不定现代书法是一个入口,他们看得懂,
濮列平:张强在2002年在大英博物馆做了一次现场活动,英国人很感兴趣。
刘正成: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我都比较熟悉。
濮列平:以前,我们做了很多零零星星的推广,现在想系统的做国际推广,资金来源一个是来自民间,还有一个是国家文创的资金,已经跟我们谈了两轮,准备给我们做一些支持,因为有这个计划,客观的讲,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领头羊,文化首先要出去,我们中国只有汉字书写和书墨,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与英国方面进行深入的对接。
张强:刘老师,我们现在有几个资方面的支持,一个是国家艺术基金,可能有300-500万,另外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底下有个美学基金,拿下来数额也比较可观,所以我们想的是,先在资金方面有个保障,把汉字艺术向国外推出,才能够作的更加扎实。现在也在联系伦敦泰特美术馆,他们要两到三年的才能有档期。
刘正成:艾未未和徐冰在西方受到追捧,书法方面就是王冬龄比较被认可。
濮列平:下一步,我们做一个系统的国际推广。政府对这个版块还是很赞同,因为汉字的书写,汉字的水墨实际是我们跟世界文化贡献的骨干力量,以前是个体化推广,下一步,我们想系统化推广,大英博物馆在2002年收藏了一部份现代汉字艺术作品,大概有十个人。
刘正成:苏立文介绍我还专门和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主席GrahamGreene见过面,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是这个人出钱把你们的作品收购,然后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人是个中国通。
濮列平:他对中国文化很热爱。他还很有思想,他说中国在书法上面的变革说明中国这个民族很厉害。真正和书法,西方也有,阿拉伯国家也有,书法成为完整的艺术,只有中国才有。我觉得欧州人把欧洲文化推动出来,是从哲学和艺术理论,史学全方位、体系化的建立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也是这个,比如刘老师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也是一样,把传统的书法的大板块整理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我还建议你编一本《现代书法》。
刘正成:我以前想把当代编进去,后来我们讨论了很多矛盾,有一回王镛还专门和我讨论了,所以我们准备这样,就是当代活着的人不编,过一段时间,在100卷之后,可能作为续编。这是以后的事情。
关于现代书法,1985年,正是85新潮的时候,崔健唱《一无所有》的时候,美术馆的85新潮展,后来的98年的现代书法探索展没有做下去,有点遗憾,也怪我的事情太多,沟通不够,当时如果把人搞清楚以后,我们有办法控制就不怕了,那个时候上面很关注这个事情,如果闹点负面的事情就不好了,我就怕他要拿墨水去泼这些作品,我借了很多像沙孟海、林散之这些作品,还有去博物馆借的作品要是被泼了,那就不麻烦了嘛。
张强:这就是搞破坏。他是用这个事件让你害怕。当时刘老师还是争取了,把这个展览放在了王府井的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这种个人的阴暗,对历史的危害还是蛮大的。
刘正成:那次如果顺利,现代书法的影响就大了。
濮列平:我把这件事完整的记录了下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我们都是几十年都在做这个事。我经常和学生说,人的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他哪天会死去。第二,他不知道他在死的时候做了多少事,他就在那个点就死了。现在一般的老百姓的概念是做到六十岁退休,我现在成都一帮朋友都退了,当企业家的都把厂卖了,经常跟我说,你赶紧回来,一起喝茶。我又不好说,我还要干,我要干到死为止。
我还是比较欣赏西方人的工作方法,他们真不知道他们哪天会死,郑逸梅,杨守年办了一个《读书人》报,80年代后期我是他的美术版的主编,每周郑逸梅给我们写一篇豆腐块文章,结果有一期没有来文章,第2周还没来,我就跟他女儿打电话说,你爸爸的文章怎么还没寄过来呢,结果,她跟我说,就是跟你们《读书人》报写文章,结果那天晚上趴在书案上走了,标题都出来了。你说幸不幸福,很高的境界了,我们能够做到没有痛苦,趴在那里就走了。成都的孙海泉老师也是这样,正在刻印章,叫夫人拿个玉米过来,夫人从厨房拿个玉米过来,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这代人,能够做到哪一天不晓得,突然就没有了,这就是幸福。
刘正成:我接触了好几个高寿的老人,第一个是季羡林,季羡林说他的大多数成就都在在80岁以后,80岁以前都在忙杂务,当北大校长忙得一塌糊涂,当右派,他说他主要的著作是80以后写的。第二个是苏立文,苏立文96岁去世,他是偶然去世。我在他去世前20天见着他,他说他要活一百岁,94岁时,我介绍刘尚勇去找他,他居然自己开车去路口接刘尚勇,95岁的时候,我去见他,我说我要坐他的车,还要拍张照片,94.95岁的老头自己开车,在中国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拿着这个照片跟家里的人说,给我办个驾驶证,比我大的都还在开车,我为什么不能呢,他们同意给我补办了驾驶证,我就可以开车,我是亲自看到苏立文把宝马倒进车库。
还有一个是饶宗颐,我认识他的时候他80多岁,在香港办展览的时候,他来剪彩,他说了两件事情,他说,他如果有时间,也要把字写好,另外,就是很少有人跟他谈书法,自从那次展览多年以后,他也不断办展览,字越写越好,画也越来越好,我97年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在香港没人跟我谈书法,能够对话的很少,一直到现在105岁。
濮列平:刘老师,时机来了,趋势也在这里,你看美国文化走不动了,欧洲文化很辉煌这是肯定的,中国文化也很辉煌,但是这个国家形势发展,现阶段才开始具有真正本源文化创新系统向整个世界做推介,我们想和刘老师汇报关于汉字艺术的问题,因为汉字就是宣传和平,汉字与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念,我们要把这种理念推向全世界,今天来拜访刘老师,听刘老师一说,我们就有信心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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