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选载
塞纳河岸的文明对话
刘正成按。吴健民:伟大的外交家,睿智而平和,立场坚定,内刚外柔,有书卷气,能化干戈为玉帛!在今天的战国时代,中国就缺这样的外交部长!巨星殒落,国家损失!此照片在近二十年前,犹令人忆当时风仪!关于1998年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我写有一文记述此事,选载拙著《我与书法二十年(未刊本)》第七十一章,以示怀念!
1999年1月,法国希拉克总统(左五)参观“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吴健民和法国柯乃柏(左一)、布朗歇(右四)、梁扬(左三)陪同
1998年“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举办时,正在春节后十多天。从法国巴黎回京探亲的梁扬参加了大展的活动,与我聊天,谈到成立法国书法家协会,再谈到中、法书法交流,于是便有了“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最初的幻想。
梁扬1980年代中毕业于人民大学中文系,然后到中国书协《中国书法》编辑部工作。我去书协时,他调来不到一年时间。后来他的夫人赴法国留学,他也于1990年代初申请去法国“陪读”,后来就在巴黎大学攻读中西比较艺术学博士课程。1998年初,大约正是他取得博士学位的前后。1986年《中国书法》改版后,梁扬在编辑陈振濂书法专题时,亲自写了一篇评介文章用了“陈振濂广旋风”的说法而名扬书坛。后来,又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启功评传》。他以文学笔触,将启先生的个性和学行均写得生动传神,并得到启先生本人的欣赏。他的父亲梁东也是书法家,能唱京剧。梁扬拜欧阳中石为师,不仅长于书法,也长于奚派老生京剧。梁扬在《中国书法》编辑部年纪最小,但聪颖过人,如果不去法国,他早已在中国书坛成大腕级人物——这是我经常见到他时的调侃。梁扬与中国传统文化结缘很深,当然很想回国,但终于没有回来,现在当了法国中文《欧洲时报》副总编辑,至今仍生活在巴黎。
不久之后,梁扬从巴黎传来信息,他说我们的想法得到熊秉明和柯乃柏的赞同,柯乃柏立即与法国教育部和外交部沟通,也得到政府支持。熊秉明教授长期担任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当年外交界中国事务官员有不少都是熊先生的弟子。柯乃柏在1980年代初留学于南京艺术学院,既是书法家,也是中国通。事情一拍即合,并被列入当年法国与中国的重要文化交流项目。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喜欢中国书法,还在练习书法,他对这个交流计划非常热心。不久,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处长刘佩华女士亲自来到松竹草堂,具体商量赴法展览的日程及内容。刘佩华处长还告诉我,就在一年前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时,江泽民主席赠送希拉克总统一张自己的书法作品,希拉克总统十分高兴,当即向江主席发出在巴黎举办中国书法展览的邀请,江主席欣然应允。现在,没想到我们筹备巴黎中国书法展一事还真与两国最高领导人想到一处去了:刘佩华处长是位漂亮、悠雅而干练的法国外交官,很快与我敲定了以下几项事务:一,展览时间:当年年底圣诞节前后,那时看展览人多;二,展览地点:巴黎索尔邦大学即巴黎第一大学小教堂,这是柯乃柏选定的;三,请两国领导人为展览题词;四,法方承担全部展览费用,包括中国书法代表团5位主要成员在法的住宿费,中方承担出版作品集及代表团旅费。那天,我们在家招待了刘佩华处长和她随行人员晚餐。我看她喜欢中国的盖碗茶,便将有“松竹草堂”字样的盖碗茶具送了一对给她,她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让外交活动变得轻松起来。
不久,柯乃柏又亲自来北京,进一步与我们敲定展览作品内容、展览名称、作品集的翻译和编辑事务,以及同期召开国际书法研讨会的计划。我对柯乃柏早已闻其大名,这次是初识其面。他在法国教育界、外交界中国事务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此项目推上中法国家文化交流项目并有了财政支撑,不仅展现了他的外交才能,也因此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我多次提议过由中国书协设立对外籍人士的荣誉奖,以表彰其在中外书法交流中的贡献。如果真有这个奖项,柯乃柏教授是应该得到的。柯乃柏还邀请我先行去法国考察一下展览场地,以使展览的总体设计效果更为理想。于是,当年夏天,我自费携了夫人付淑群和小女刘月旅游法国,作了展览的考察工作。考察时,我还拜谒了熊秉明和夫人陆炳安伉俪,熊先生实际上成了这次展览和研讨会的学术总监。
熊先生家在巴黎东北郊一个静谧的小镇,我们一家应邀来到这里熊先生寓所做客。那一次,由柯乃柏和梁扬陪同,还在那里进一步商讨了展览与学术讨论会的诸多事宜。第二天,熊先生和夫人又特地在巴黎拉丁区著名的老字号福楼餐厅请我们吃法国大餐,然后还一起去索尔邦大学小教堂看展览场地。熊先生告诉我二十年前,日本书法展就在这里展出过,曾轰动巴黎。二十年后,中国人来了,也要在这里办书法展,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说,大家都在一种理想和激情中竭尽所能地规划着这次壮举。
展览作品集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世界性的经济奇迹的发生,日本书法家就开始到欧、美各国办展览,传播着日本文化。反过来,这些日本文化的传播,又扩张放大了日本对西方的经济影响。因此,上世纪凡是流传在欧美的现代出版物中的书法类书籍,大多是日文版的。书法属于日本的艺术,是一度在欧美形成的文化误会。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见过梵·高的两幅临摹有汉字的油画作品,那临摹的汉字也是日本使用的汉字。2005年年底,我们在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国际书法家协会时,日本著名书法家樽本树村就曾在交谈中告诉中国驻韩使馆文化参赞朱英杰先生,日本每年都要在美国的日本文化中心举办书法展,他作为书法家曾经一度每年去一次,评选作品,给参加书法展的美国教师和儿童们发奖。书法艺术属于日本这句话没有错,但书法艺术不仅仅是属于日本,中国是书法艺术的发源地和母国这个事实也要让西方现代人知道。2005年,韩国人成功申请了“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很多中国人知道这事后心里不太平衡,这倒并非完全属于民粹主义。在世界性的文化比拼中,中国人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大家想一想,在十年、二十年前,别说西方,在中国、在日本谁看得上“韩国制造”呢?但今天,随着韩国的电视剧、流行音乐、流行时尚的走红,有谁敢邈视韩国的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化妆品呢?2005年年底我们去韩国成立国际书协的二十来个中国书法家,都纷纷抢购韩国最新款数码相机和化妆品。当年初我也在伦敦的几家大超市中,看见韩国电视机就摆在电器热卖的前档。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要出一本象模象样的中法两种文本的作品集这件事,似乎就不仅仅是学术、艺术层面的事情了。通过青岛中国书法学院院长范国强联络到了青岛出版社的范开玉、刘咏两位画家书法家编辑,又遇上热心好义的徐诚社长,作品集便成了青岛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作品的编选当然不成问题,因为有“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的基础。作品集体例中,柯乃柏要求有一篇中国书法概论,同时要求每一件作品除了作者介绍以外,还需要加一段简要评介。“概论”的撰写交给了中国书协研究部的刘恒,作品评介交给了从日本回国滞留北京的邱振中。翻译工作十分繁难,由严峻分管交给了中央编译局的法文专家,最后译本送给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刘佩华处长,由刘佩华处长交法国专家审定。耗资几十万的《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样书一出,我们先送到法国大使馆文化处,文化处又送给毛磊大使,毛磊大使就十分满意极力赞赏。后来被我们随机携到巴黎,在索尔邦大学展览会上引起了震动。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馆正在塞纳河北岸的大王宫举办“帝国的回忆——台湾故宫藏品藏”,也出了一本展品集,但其质量却逊于我们出版的作品集,令法国专家十分惊讶:真没想到现在中国大陆也能出这样高档的图书!
中国文联领导对这次赴法国展览十分重视,让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高运甲亲自负责指导有关工作。当时还没有“文化外交”、“输出文化”等说法,但对中国书法首次由国家组织到所谓“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去亮相,做一次“文化的西征”,所有参与者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当年,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立“中国文化中心”。而当时的巴黎市中心却有一个台湾建立的“中国文化中心”。颇具战略眼光的外交家吴健民当时刚刚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这项书法交流活动立即得到吴健民大使的全力支持,他责成文化参赞侯湘华女士直接参与我们的联络襄助。当我们到了法国后,吴健民大使把高运甲、沈鹏为首的赴法书法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请到他的官邸座谈和设宴招待。吴大使用精心烹制的鲍鱼和珍藏茅台酒款待书法家们,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一再充分肯定这次展览的重要意义,并希望我们把这项文化交流搞深搞好。就是在那次吴大使官邸宴请中,侯湘华参赞在大家的赞许下提出了建立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议。吴健民大使在索尔邦大学隆重的展览开幕式上关于加强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致辞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后来他又陪同希拉克总统看了这个展览,从希拉克总统十分内行的参观与赞赏中,想必看到了“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在强化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开拓性意义。所以,当这次展览活动已经完成后,中国驻法大使馆仍在极力帮助中国书协要在巴黎市中心建立一座“中国书法纪念碑”的工作与法国方面交涉。
在中国文联直接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赴法书法家代表团。法方正式邀请中方5位成员,再加上我方官派自费成员15人,共计20人“远征”欧洲。官派5位成员计划中国文联领导1位,中国书协主席团成员1位,中国书协秘书长班子中一位,中国书协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1位,翻译1位。当年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参与中国书协外事活动多,特别是对日本的外事经验不少,我与书协外联部负责人就商量由他代表主席团领衔去法国,并把这个计划也报告了谢云秘书长以备讨论。一天,代主席沈鹏忽然来电话约我见面,我按约到台湾饭店西餐厅与沈鹏碰了面,由沈先生做东请我吃西餐。沈先生开门见山询问了赴法展览筹备情况,我对沈先生如此重视这次交流话动感到很振奋,便不厌其烦地将有关情况逐一做了汇报。沈先生边听边点头,除了赞许我们的筹备工作外,也提出了关于这次展览的一些建议。前此,即1990年代初,沈先生个人曾到英国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在书坛引起轰动。但因为是私人性质,规模也不大,但好歹是中国书法走向西方的第一步。沈先生说这次在巴黎的展览,是在世界文化之都的有官方性质的文化行为,更为重要。我看沈鹏代主席这样关心这件事很受鼓舞,便向他汇报了文联关于组团的意见,并问他最近身体怎样,沈先生说我身体不错。我说沈先生是不是可以领队去,沈先生很干脆地说可以。当即,我将沈鹏代主席要去法国的信息报告给谢云秘书长和知会了书协外联部负责人。在这样的事情上,沈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代主席兼分党组成员,他的意见在中国书协内当然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我没有充分预料到,这次派团人事安排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加上在并未严格要求信息保密的情况下,显然书协外联部负责人已在征求刘炳森副主席的意见,于是,矛盾产生了。又由于我们在贯彻文联的官方5人名单时,缺乏应有灵活性,不仅没有把主席团成员协调好,还在秘书长和组联部负责人之间产生严重摩擦,以致差一点影响到按时签证出行,最后只好把我自己从官方名单中取消才把事情摆平。这些人事问题内中曲折,显然对于我是十分不利的,我可能被误会。这又与“二十世纪书法大展”接待江泽民主席看展览由谁来陪同的那件事相似,当时我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各项棘手的准备工作上,而疏忽了人事协调比你做好其它工作更重要:你把展览办得再好书出得再好研讨会开得再好都没用,只要你得罪了什么人,红的就可以说成蓝的,白的就可以说成黑的,功劳是大家的,过错你就自己扛着吧!
于是,高运甲书记为团长,沈鹏代主席为副团长,谢云秘书长为代表团秘书长,组联部主任和翻译为团员。我虽然是代表团副秘书长,但是属于自费公派团员。自费团员还包括中国书协常务理事朱关田、张海、何应辉,理事韩天衡、邱振中、梁东以及书协展览部主任蔡祥麟、《中国书法》杂志社副社长崔志强以及梁扬、孙敏、范国强和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刘京山、青岛出版社社长徐诚等二十人。二十人的庞大代表团,近二周的日程,又未完全依靠旅行社,我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责任人,深感责任重大累身累心。
在回忆“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筹备过程的2006年初,让我又想起了前不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遇上恐怖爆炸中牺牲的中国军事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孙景波上校。孙景波当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贾廷安的秘书,“二十世纪书法大展”时,我太太付淑群就是通过孙景波把中国书协邀请江泽民主席观看展览的信转呈上去的。在得到中办负责人肯定的答复后,然后由时任中国文联组联部副主任的郭雅君把文联公函按正式程序报送中央办公厅。这次,临到《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快开印时,江泽民主席的题词还未得到,于是,我又和付淑群一同去军委办公厅找孙景波帮忙。孙景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中文人,不仅没有一点官架子,反而为我们的工作着急。付淑群是中国书协展览部的干部,在我当了副秘书长后,她回避了许多工作,但关键的大活动她是不遗余力地奔跑,在关键环节上当“无名英雄”。孙景波也为我们的事业心所感动,很快帮助我们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题词:
祝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圆满成功!
——江泽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
这是继江泽民主席参观“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之后,在当年第二次对当代书法发展的直接关心和推动。孙景波上校已不在人世,我在这里慎重地记录下他为中国书法事业所做的工作和他的名字,以表我们的哀悼。
在柯乃柏的努力下,希拉克总统的题词也从巴黎寄来了:(法文请按《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照录入)
题词的译文是:
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
祖祖辈辈,她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世纪更迭,她代代传沿不息,在崇尚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她既即使人惊诧也令人着迷。
我 祝愿这个我们即将有幸观赏的中国的精采展出能使法国观众得以切近这门如此独特的艺术,并从中领悟生发于动作之精与笔画之雅的快意。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签名)
在刚拿到这份题词时,我私下在怀疑,一个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法国总统,怎么会有这样富于美学意味的精堪题词。后来,我听梁扬为我介绍希拉克总统来看“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时的详情,和两年前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的第一站成都时,他对三星堆的兴趣,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以及他对李白、杜甫诗歌的引用和赏析,我深深地相信和认知了这个国家领导人和世界政治领袖身上所体现的法国文明的深度与高度,以及对世界其它文明的涵咏与包容。政治的文明度,应该与文化艺术的文明度相辅相成的。政治是经济的延伸,书法也是文化的延伸。孔子云:“学诗乎,学礼乎?”“诗礼传家”、“诗礼传世”不应该仅仅是中国文明的专利。希拉克总统的题词和参观展览的照片同时在《中国书法》1999年第一期发表后,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波及整个社会。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果永毅采写了—篇题为《书法展总统赞叹——希拉克在巴黎参现中国书法大展》的现场新闻发表后,当年在整个中国也引起了对希拉克总统珍重中国文化和他的修养的广泛兴趣与赞赏。我看见希拉克总统在题词上那个刚健而潇洒的签名,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政治领导人的魅力,并非仅仅来源于他的政治权力。
当然,提起希拉克总统与中国书法的逸事因缘,在我心中又浮上两件与法国文化交流中的憾事:
其一,1998年巴黎书法大展后,巴黎市政厅专门规划了一个公园绿地,给我们去设置一个中国书法纪念碑,而我们最终没有完成。这是因为1998年之后的那一年“舒同伪作案”与“毛泽东伪作事件”的现状和调查,严重干扰和拖累了我的工作秩计划与工作精力而功败垂成。柯乃柏不无遗憾地叹息到:无计其数的国家都想在巴黎建纪念碑而得不到批准,而我们是批准了又建不成!中国书法纪念碑的设计图还是我委托张海找了河南两位著名美术家给设计的,设计图后来没有使用至今还留下话柄。
其二,便是2004年巴黎“中法文化年”时,中国书法缺席。据曾来德叙述,他于2003年随同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冯远去法国协商“中法文化年”中方赴法节目时,同时也为刚刚落成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剪彩,法国文化部官员看见中国文化部计划中没有书法展览时,曾特地指出说:“我们总统希拉克特别喜欢书法,法国人也喜欢中国书法,为什么不把中国书法的内容安排进去?”文化部负责人当即把法国方面的这个要求转告中国书协党组负责人,希望中国书协能去巴黎办一个书法展以满足法方对“中法文化年”的要求。据说,后来是中国书协因为“没得到拨款”,这次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便自行取消了。
我在想,前一件事情没办好,实在是我个人能力有限精力不足令人遗憾终身;而后一件事情没办成实在不应该。中国书协在最近这些年时间里,一年中有能力办十多个全国性展览,为什么办这样一个牵涉国家利益和国际交流的大事,却如此讨价还价不担责任呢?现在法国总统和人民欢迎中国的书法去,让中国的书法家走出国门去西方世界亮相,中国书协揣着国家的饭碗顶着国家的金字招牌为啥要讲条件不为国分忧?多做文化和艺术家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总比近年来中法两国常常搞冲突好呀!古时候朝廷命官为国家办事称为“尽忠”,个人能捞到好处才办,个人捞不到好处就不办,就是对国家“不忠”,可以说就是奸臣奸佞!我当时真有些挺胸顿足之慨,不能自已,讨得我太太的挖苦。电视剧《乔家大院》有个乔致庸,本来他商人就是商人,又总要把商人的事扯到大清国的安危利益上去纠缠,所以活该他痛苦背时——太太付淑群说我有点像乔致庸,总要夸大书法家的意义和书协官员的责任,自个儿心里干着急,办了事还不讨好,活该!
当年,梁扬采写了题为《“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面面观》的综述文章。他记叙道;“展览在圣诞节、新年前后,观众人数达到高潮,每天达两千之多。展览未做过任何广告,西方媒体也少有报道,但参观人数之多,出乎主办者的预料。也许因免费入场的优势,有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看了三、四次,仍觉不过瘾。他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
在我的印象中,也有几个场面记忆尤为深刻。一个是展览开幕式。在主席台上,挤满了巴黎和欧洲各国艺术界、学术界名流,在主席台下,挤满了法国的书法和中国文化专家与爱好者,喧哗的声音回荡在教堂高高的穹顶。嘉宾致词后,由中国的杨丽宁女士和法国的皮卡尔博士用古琴与箫合奏《梅花三弄》。在轻柔的中国古典音乐声中,中国书法家挥笔作书,使展览场中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韩天衡被安排当场篆刻一方印章赠送希拉克总统。后来,希拉克得到这方图章后还专门给韩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在我的建议编排下发表于《中国书法》后,还惹来一些嫉妒的批评这是后话。我陪着熊秉明教授、德国雷德侯教授等各国学者逐一观看展品,并与他们讨论一些问题。吴健民大使陪同巴黎大学区主席布朗歇先生、索尔邦大学莫利尼耶校长等巴黎社会名流在激赏着毛泽东草书《清平乐·六盘山》,吴大使介绍作品中渊博的学问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展厅中,王冬题的巨幅楷书“龙”字县挂在教堂正中,将原来的耶稣圣像也遮了起来,据说当时还遭到天主教人士的非议,这当然是一段小插曲。孙伯翔、刘炳森超大型的对联伸向教堂神秘的穹顶,显得奇崛而辉煌。那真是一个中国书法的神圣的节日!正因为展览的观众很多,应法方要求,展期还因之延长了一个月。
如果形容展览开幕的场面是热烈,那么“国际书法学术研讨会”则是庄严。索尔邦大学的学术报告厅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典而辉煌的殿堂。索尔邦大学是一所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大学,学术报告厅四面的高墙伟壁上悬挂着这个学校历代名宿的油画像。几百年以来的历代名人们张着双眼在注视着我们的国际书法学术研究会,他们大约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多的中国学者坐在这个西方顶级的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中国的学问!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各国学者都有精彩的发言。然而,最为精彩的发言还是法籍华裔学者熊秉明教授的,结束时令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以表达对来到西方五十多年的中国文化学术艺术友好使者的崇高敬意,以及对他贯通中西的学问的由衷钦佩。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逐期记载了部份会议发言提纲,熊秉明的《书法和中国文化》是先准备的,而当场以中法西种语言的讲演却是即兴的。从他1960年代在巴黎大学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书法在他的生活中走过了几十年历程。《中国书法》还发表了沈鹏的题为《探索书法的本体和多元》的发言提纲,朱关田的《书学资料整理中的一些问题》;韩天衡的《我对篆刻艺术的几点认识》,邱振中的《中国书法的“涵义”》;我即发表了题为《技法的积累与消解·访欧随想》,这是我在当年夏天为筹备展览来法国和旅游南欧的一篇学术随笔。雷德侯、幽兰、斯特凡·格尔贝德、南西·贝宁奈等四位西方学者的发言没有翻译成中文文本。原计划由柯乃柏教授将东西方共十位发言学者的讲演做成法、英、中三种文字的会议文献集,但因故至今未全部整理出来,以成憾事。现在仅仅由《中国书法》刊载了中国五位学者和法国熊秉明教授的讲演题纲而成为不完全的文献记录。
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在开幕式和学术讨论会以后,南游意大利、北游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看了无数的博物馆与美术馆。但值得记忆的与书法有关的有两处:
一处是到巴黎图书馆参观中国敦煌文献,这是上世纪初由法国学者伯希和从中国携回法国的。巴黎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与大英图书馆、彼德格勒博物馆为欧洲最大三处敦煌文献收藏地。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郭恩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代表团的一、二十位成员无不用自己戴上白手套的手去触摸了这些闪着黄澄澄幽光的简牍与经卷,从零距离去感受中国历史文化艺术之国宝的崇高与神秘。当看见这些宝贝被异国人士如此优良的保管着,无不表示庆幸。
另一处是代表团北行至德国法兰克福时,受到法兰克福书法博物馆的盛情接待。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法兰克福市政府出资金修建的。斯凯夫勒馆长为我们展示了馆藏欧洲各国的名人书法文献,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些各个国家民族、各个文种、各种颜色、各种形式构成的作品,当然与中国书法作品反差很大,但在美的创造动机和笔迹学原理上,又有着同等价值。代表团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留下来,大家只在博物馆纪念册上签了名,我则用自带的毛笔记录了代表团来访缘由与日期,并留下了几本《中国书法》杂志和我的一本书法集与论文集,为这个书法博物馆增添一点东方的风味。
当代表团南行意大利时,我留在了巴黎,一来我已去过一次,二来为了等候希拉克总统随时可能来看展览。等到代表团南行返回巴黎后,我才又与他们汇合而北行。代表团的住地是由巴黎市政厅给安排的,位于巴黎第三区,即拉丁区。这个区是一个闻名的文化区,离市政厅不远,饭店的名字叫阿克西亚。它的旁边就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篷皮杜中心。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开展、讨论会后,我已经轻松多了。我每天早上独自从饭店缓步步行15分钟就到达索尔邦大学。我从市政厅这个华丽的宫殿和广场前经过,便到了塞纳河北岸。踏上这座塞纳河桥,向东望去便可看见西提岛上巴黎圣母院巍巍高峭的哥特式屋顶。从这里往南岸的索尔邦大学和东去巴黎圣母院均只须步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到展厅巡视一番,看看观众的反映,与柏乃柏碰碰头。下午,时间充裕的话,我就去卢浮宫或大王宫看展览,时间少一点的话我就去巴黎圣母院走走。我喜欢巴黎圣母院,这当然是与雨果的小说有关。这里总是有不少各国游客光临,都是雨果小说在世界传播的结果和效应。这座举世闻名的教堂与索尔邦大学的历史差不多,都有700多年。不过,这座教堂光修建起来就花了200来年时间。这当然不仅是一座古建筑,而是一个崇高的文化象征,雨果的人道主义文学巨著,使这所宗教建筑富于了特殊的文化价值。这与罗马圣彼德大教堂米开朗其罗与拉斐尔壁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之角一样,是属于世界文化的记忆,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存在了。你没有去巴黎时,你会首先想到艾菲尔铁塔,想到巴黎时尚服装展示会。你来到巴黎后,强烈刺激你的不是这些,而是各式各样从中世纪便耸立在这里的建筑与文化传统。
我和观众一起在展厅里漫步,不时举头仰望索尔邦小教堂那崇高而神秘的穹顶。为展览设置的灯光聚集在作品展墙上,而屋顶是灰暗的。一幅一幅闪亮的书法挂在空中,我觉得这里似乎涌来了不少东方的面孔与精灵。这里有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林散之……也有今天活跃在文坛的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在这个西方的文化和宗教的神圣殿堂里舒展地微笑着,唱着东方的歌。二十世纪,中国有三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巴黎定居:一个就是熊秉明,另外两个是赵无极和朱德群。朱德群我没有见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赵无极在北京办个人展时,我应邀参加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在官邸为他举办的招待宴会上见过。他们都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和开拓的大师,他们身上记录了二十世纪这段中国文化在最低谷中特殊的历史。今天,一百位中国现代书法家的来到巴黎这个展厅,虽然还远未如他们三位为巴黎所知名,仅仅在这些闪亮的灯光下静静地述说,但这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历程——它从正面向西方文化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我们当然还不必使用“崛起”这个夸张的名词,但我走在巴黎的土地上,走在展览的作品之间,我感到一种力量在发散着,让我兴奋和畅想。我觉得,我们同行的一、二十位中国书法家,都会有这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它绝对不同于你到这里来旅游。记得,我们临离开巴黎在戴高乐机场遇上工人罢工时,与浙江省文化代表团的鲍贤伦碰上了,他说他们曾乘车经过索尔邦大学,曾看见了挂在展厅正门上那幅巨大的展览招贴,心里就有一股冲动,想跳下汽车去展览厅。
《人民日报》记者果永毅记述道:“希拉克总统临行前对记者表示,他和江泽民主席多次交谈过两国文化交流,他称赞江主席十分了解欧洲和法国文化。他和江主席一致认为,我们两国不但需要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还应促进文化领域的相互交流,这时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十分重要的。”平常,我会感到这不过是些外交辞令,而此时,我觉得它充满真实的情感和欲求。但在两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之后,现实在急速变化,仅两三年时间,中国的第一个驻外的“中国文化中心”就在巴黎建立起来了。再过两年之后,更大规模的“中国文化年”就在巴黎开场了。你能说这仅仅是“外交辞令”吗?
“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成功举办,拿梁扬先生的话来形容:“可以说在戊寅之末,中国书法在塞纳河两岸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确实,那“一道独特的风景”,可以称之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中空前的“蜜月”期。
今天,我在回忆“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的火爆场面时,心境已经大有变化:在塞纳河畔的火矩传递中,在北京家乐福超市门前,一些旁生的枝节,令中法两个文化大国交谊忽起的愁云,在刺激我的神经,令人目眩而心寒。
最近,法 國 佳 士 得 拍 賣 行 要 拍 賣 1860 年 遭 英 法 聯 軍 掠 奪 的北京 圓 明 園 鼠 首 和 兔 首 銅 像 , 中 國 訴 訟 團 向 巴 黎 法 院 申 請 禁 制 。 法 院 裁 定 訟 訴 團 敗 訴 , 中 國 兩 件 國 寶 将如期 拍 賣 , 估 計 每 個 叫 價 高 達 1,000 萬 歐 元 ( 1 億 港 元 )。于是引来了中国外交部和民间的一片抗议声,旅法中国学生还举着标语去巴黎塞纳河边大王宫拍卖现场抗议,掀起了又一场文明的对抗。
中国人的东西被强盗抢走了,当然应该追还。但是,两只一百年前庭院装饰兽首,不过就一值500美元的东西,炒成了1亿人民帀!这值吗?你越闹,他越起劲,你说我们刚有了点线的中国人是不是有些大头!据称,我国1万多件重要流失文物,怎么去买?怎么去打官司?要政府去,那外交部啥都别干了,就干这个!要说追回丢失“国宝”,象毛公鼎、散氏盘这种真国宝,在日本、美国公私博物馆海里去了!才真该去追。这圆明园的东西都丢了100多年,琉球群岛、海参威、蒙古才丢了多少年,怎不去追?现在中国和平崛起,处理历史问题要三思而后行,不能跟着网络情绪跑。要靠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要用文明的对话,不要文明的对抗,当然也不必靠打官司、靠运动!
前面已经提到,是该沈鹏代主席带队去巴黎,还是该刘炳森副主席带队去巴黎,抑或两人一同带队去巴黎呢?刘先生后来对我积怨颇深,有没有包括这样的事情在内?在安排正式出访的5人名单时,外联部负责人曾提议让谢云秘书长进入自费名单,这可激怒了谢老,他十分少有地大发脾气,让我认识到了一个艺术家的谢云,和他对此行历史意义的看重与失态。再说,为了减轻书协几个“自费”名额的经济压力,我们约请了并非中国书协理事的孙敏,他是国企老总可以多出钱。同时,邀请了在当老板的四川我的两个“学生”参加,以增加补贴经费。这是不是让代表团加了“水分”,会在书坛引起消极反响?至今当我翻开“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作品集时,一两件“水分”作品总让我心里不安!最感到揪心的是,吴健民大使向希拉克总统隆重推荐的那幅毛泽东草书《清平乐·六盘山》,是1960年代就发表过的毛泽东原作,我们从收藏家手中拿过来上了飞机,亲手挂在展览厅,从巴黎运回中国时,又从飞机场直接送回收藏者家中,作品根本没在北京露过面。可是,在后来某些书协“职业革命家”向中央领导诬告我的信中,竟然声称这又是一件“伪作”。如果你真是书法界里能辨别作品真伪的专家,你难道连看原作辩真伪的起码专业规则都不懂吗?你连原作都没有看过,你就能辨真伪吗?当然,这包括将韩天衡收藏的一件吴昌硕精品也称为“伪作”。韩先生是上海著名收藏大家,他有必要把吴昌硕这样当时并不太值钱的作品“作伪”堂而皇之去唬弄人而不顾及一世英名吗?甚至还攻击他为希拉克总统刻印章,哗众取宠。书不知,为希拉克总统刻印章这是中国书协安排给他的任务,希拉克总统的来信又不是他自己要求发表的。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试想,今天如果中国书协还要向韩先生去借收藏品来办学术展,他还会像当年那样热心?他会不会和别的那些帮助过中国书协的收藏家一样想起昔日经验而痛定思痛?宗派人物的活动确实像一粒老鼠屎扔在汤锅里面,还要冠冕堂皇端到台面上来杀风景,让大家想起来都恶心不已!
2006年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