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读后》 遵命作答 摘自《书法导报》

雨心

黄文《读后》  遵命作答
    所见批评文章，大致如下数种，或因作品而发，或因作家而作，或针对某一文章，兼或遭受伤害，以文回应（此种昔年墙头文章多见），再如见到有  可找有懈可击之文，评对了，高明，若失之偏颇，则须究其文风了。
    伴随整个二十世纪耕耘一生的朱复戡先生，至今仍然较少见关于他的文章《书法导报》2001年20期载冯广鉴先生《〈朱复戡墨迹遗存〉编后絮语》一文，又有黄谟耿关注，撰发《读后》（见同报2001年31期），都是难得的。
    黄文系因读了冯先生文章“甚感意外”，针对“文中的一些言论似失偏颇”而作。全文分为三节，内容可归纳为：
    开头对张大千谓朱先生艺术“能超越时流，开一代宗风”作责问。再者责问朱先生的“诗词、手札、书法，又怎‘开一代宗风’？”未节“晋代二王无金石气”至“故吾谓朱君艺术，实千年来一人而已”。黄君误认作冯广鉴语，加以责问。黄文以批评冯先生《编后絮语》一文为名，实则从首至尾皆指责张大千、刘海粟、马公愚对朱先生艺术所作的评语。甚至将马公愚的评价，误作冯先生的话加以责难。
    来而不往非礼，黄君“望冯先生见教”，若无回答，似嫌失敬，故不避偏颇而急就写此粗疏之文。
    黄文以为“故我谓朱君艺术实千年来一人而已”是冯广鉴语，大误。是何时、何地、为何方才道出之言？恐慌黄君未知。马公愚冠以“朱君”的话，黄文都认作是朱门弟子语，读文之慌疏可见。
    如果有人见怪于马公愚对朱先生艺术评价的话，今将马先生原文和另外相关之语，抄录数则于下：
    余生平最钦服惟老友朱君复戡，君渊博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饫览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秀浑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而自成宗派。实千来一人而已。吴昌老视为“小畏友”，良有以也。
辛卯三月永嘉马公愚
    你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朋友，亦是最知已的朋友……现在我是风烛残年了，明年今日，不知如何，毫无把握。我希望你于百忙之中，抽暇实行你的宿诺，使我在未死之前，一睹为快：（一）你数年来所刻的印请将印拓给我两份……（二）你给我的诗（《怀公愚》）请写于诗笺上给我（诗笺附上）。（三）请将毛主席诗词写数个立轴给我。行、草、篆、隶都要（宣纸我另寄上）。……以上诸事，请你及早实行，越早越好，我病中无聊，正在日夜等待你的惠赐，请万勿置之脑后，不胜感祷之至。

    昨接锦州许壮图来函（原函附上）对兄倾服备至，有“能得百行一印，为不虚此生”之语。有此天涯知已，兄亦足以自豪矣。
    马公愚所以钦服崇敬朱先生，原因是：（一）朱先生艺术深深感动他；（二）曾经帮助他提高作行草书水平；（三）初从永嘉故里至上海，曾介绍他任教于上海美专，情谊至深。（四）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朱先生的艺术有不能深解者。
    黄文谓张大千对朱先生评语有：“惺惺相惜之意”，认为朱先生同里同窗沙孟海的艺术更高，沙先生如何评价朱老，仅举一例：

    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侪辈大名家之盛称朱先生乃因都深爱先生艺术，又见他只顾埋头提高而自甘寂寞，惟恐后人错待也，马公愚有言道出个中信息，“先生于名，则信手拈舍；于利，则随挥去来“。张大千因为约朱先生一同出国办书画联展和定居域外，未能成行而书“用特重为介绍”一段意义深长的文字，意亦在此，不想于今有人，终于未出所料。
    还有更多类似内容的题识、信函，粘集成册，朱先生原想以《吹捧集》命名，后易《谬誉集》题耑。对此先生以“过誉芜庸愧惭”诗句作答，其谦逊态度和清醒头脑可见。盛誉之下，先生当作不懈攀登的鞭策。对此，有他后来的艺术成就为证。
    黄文之谓“但近前就有了吴昌硕的一座艺术大山挡着，似也很难‘冠绝前人’了”，否！以杰出艺术家的襟怀、抱负，“会当飞步攀峰巅”（朱老诗句）。在他的心上，再大名家也不会阻挡前路，若畏怯如此，何以称为大家。“艺无止境”一语，尽人皆知，黄君是否以为大山之下，已是止境？……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中提高，大凡停滞的论点，终止的论点，都是倒退的，悲观的，阻碍前进的。说到具体情况，黄君是否知道：1907年春节前夕，当吴昌硕在上海南京路怡春堂初见七龄童朱义方（先生原名）和所作集石鼓文擘窠书对联时，昌老惊呼这字写得好，“我写了一辈子石鼓，还没有写过这般大字”，奖掖一番之后，称他做“小畏友”，十年后指导他的篆刻，要求他取法乎上，学秦汉人，而不要学他自己的印风。指引他开一代宗风（见《书法》杂志，1984年第五期《怀念吴昌老》）。当年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长杨庶堪持朱先生二十岁前拟吴氏印作给昌老看，一时吴昌老竟视为自己作品。民国初年在沪上朱先生篆刻润格高出吴昌硕一倍，这类有据可查的史迹，恐黄君不会知道。冯君木、张蹇叟诸前辈大家之盛赞他的书刻作品的题识亦恐黄君未见。以上所举限于有案可查者。“凡老一辈名家对他的艺术无不推崇备至”一语，依据既多，文字亦有出处，并非冯先生之言，是一句经得住推敲的实在话。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沈尹默见到朱老草书《二王书跋》一帖，说过“水平已越二王”。王羲之书圣大山也难挡住有志攀登的朱先生，更何况近前的大家。黄君看重名声，名声或与水平有距离。通常内行人看重水平，历史的考验、选择才是公允的。
    我们崇敬名实相符的大家，别有用意者凭一已好恶，力排某家，妄费心机，徒劳而已。若凭感情用事，欲给许多近代大名家段位，未免操之过急。如此具有理论深度的庞大课题，怎么能以浮泛之言一语带过？学术问题的简单化，或杂以个人感情，或人云亦云，均欠妥当。
    黄文谓“似乎这是朱老向吴昌硕学习的”，否？只能说朱先生从艺深受吴昌硕的影响，他是听了昌老的话，“取法乎上，学商周秦汉，以迄晋唐”，两人是忘年交的朋友。一位水平杰出成就辉煌的大家，其艺术上承三代，下迄近人，集金石诗书画诸艺、篆隶草行真诸体于一身，又能并皆精擅，自成宗风，在中国书法史上作出巨大贡献。黄君却谓先生仅学近人某家，则是有意的贬抑。
    马公愚：“晋代二王，无金石气；唐代吴阎，无书卷气；近代夫论矣”，非冯先生语。马公愚与朱先生早年同执教于上海美专，相处数十年之后作此评价，是很慎重的。马公愚之理解朱先生艺术较之今人深刻得多，至少他见到过大量的朱先生的作品。王羲之书法以“姿媚”婉约胜，而得书圣大名，他也不会不允许一千七百年之后，另有一家以金石气胜。朱老作品的金石建构因素繁复，表现在他的篆隶书法，也表现在行草楷诸体书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弟子就《兰亭》论辨写信向朱先生求教，复信有“《兰亭》真迹既已殉葬，诸家临本，无足轻重”一语，接着就神龙本中指出几处文字差误，后有“王羲之是书法家不是古方家，书法家而不通《说文》亦可怪也”。这封写给年轻后生的信，句句真言，深有见地。今年初，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有数位专家拜读此信，信中灼见，都深为钦服。唯黄君一时不解，而作指责。不知黄君读过全信否？
    黄文有“昔日笔法精绝的书圣逸少尚且受着时人非议，何况朱老”一语，道出了黄文旨在非议朱老的动意。二十年书坛怪现状，君全看惯否？对于冯文所介绍的一位通常人尚生疏的豪宿，黄君却恍忽茫然。对于在书坛上做出巨大功绩的豪宿，劳神撰文见责，以认识之局限，导致借机为文，伤害别人。
    黄文中论及诗词作品之“堪称绝唱”，谓“豪迈才堪称绝唱”。殊不知豪迈风之外，婉约如李清照之“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柳永之“杨柳岸，晓风残月”亦千古绝唱，将绝唱者局限于某一种风格，错了。黄君既然推崇陈诗、苏词之豪迈，可知朱老诗句如：“天外昂头万象低”，“神驰珠穆接云天”，“待到中秋凌绝顶，揽将皓月作明灯”之豪放？先生诗书画艺术的总倾向都是豪放的，阳刚之气十足。至于黄文中提到的《雏雀吟》，冯文中讲得清楚，是朱先生在文革之初“遭受非人迫害”之时的抒情寓意之作，是据当时经历记述内心活动的写照，实属情真意切之作，概黄君尚未通读全诗，而作引伸评述。
    拜读黄文，总觉得黄君对朱老艺术所知不多，见到的作品少，不理解，以至误解如此，乃情有可原。书法家评论终归重在研究作品、抛离作品，对一篇介绍文章求庇、缺乏艺术研究、分析，以致未窥精髓，便动感情，非议评论，似有充里探表之嫌。艺术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之空洞浮泛，属何文风？
    艺术欣赏，因人而异，爱好不同，各有取舍；见仁见智，千差万别。人的气质之不同导致审美爱好的差别，偏见或一已之见无法强求，也无须求得一致。谁也不能强令人喜爱某家某派艺术。但是若以为已所不爱者便不好，便作排斥，此风差矣。一但撰述成文，公诸于世，还请切勿轻率。试想失敬于他人者是否尊重自己。
    到底朱先生的张大千、马公愚诸友和冯广鉴等弟子对他的艺术评价切合实际？还是局外某人如黄君说得更为客观、准确？幸有先生大量遗作，即将公诸于世，可作研究，热心人欲作评价，还请稍待。作品是最为有力的依据，谁也无法将某一家实实在在的水平拉低。
黄文中唯一一句较为公正的话，“朱老是老一代非常有名望的书家”，用语欠确。“所以冯文中洋洋数千言的讲述我都铙有兴趣地赏读着”非真情实话。我们因读了不谙朱派艺术精髓而立论；未深读冯广鉴文章而作《读后》一文，深有所感，骨鲠在喉，而急就草成此章，冀就教于识者。信笔写来，难免有不妥之处，更多的话题且听知情者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