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光荣与梦想——关于手札书法 《中国书法》杂志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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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杂志七月号

光荣与梦想

——关于手札书法

文/李廷华

侯勇按：收到著名学者李廷华先生文章《光荣与梦想——关于手札书法》系《中国书法 》七月号发表邀李廷华先生谈手札文字，插图曾巩《局事帖》，由编者自行添另。刊于此，以飨众网友。

注：曾巩《局事帖》，镜心，水墨纸本，29×38.2cm。此件作品是书写在宋代印刷书籍纸张的背面。 《局事帖》书于印书纸背，仍能看出图书印刷的字痕，根据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一书考证。该帖为曾巩在通判越时任上所书信牍，时间应在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曾氏约50余岁，书法结字修长，笔划清劲，为曾氏存世罕见的墨迹。

曾南丰的一件不足二平尺的手札《局事帖》，被拍卖出过亿人民币的天价，给人很多联想：曾氏虽然名列“唐宋八大家”，但他不是书法史上重要人物。苏黄米蔡之后，再排四家甚至八家，都未必有他的位置。想来当时文士，有这样书法造诣的不在少数，手札的普遍，亦若汗牛充栋。可惜“内库烧为锦灰堆”，侥幸流传至今便成为艺术瑰宝、文化珍稀。手札和手卷都姓手，它们的共同处，是都可以在尺幅之地完成，也可以在案上手头欣赏把玩；不同处是手卷的长度不受限制，可以三尺两尺，也可以三丈五丈。李世民在搜集王羲之遗墨时，将其连缀成若干大卷，手札便成为手卷。与尺牍比较，手札的内容可以宽泛些，它可以是一页或数页的尺牍，也可以是随手记录的短篇文字。与手卷比较，手札的短小随意，更没有“作品”意识。如果说：《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三大行书都可以称为手卷，则王羲之、王献之被收录在《淳化阁帖》里的所有作品都是手札。手札与手卷的区别，有些象文学作品里的随笔和散文。散文虽然不同于小说的人物情节必须完整，也还是要讲究些布局、立意、构思，随笔则完全是自由心境的随时表现，或者不成章法，但绝对不输文采；甚至粗头乱服，但必然自见心胸。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淳化阁帖》所保留的“二王”书法，又是不争的中国书法经典。那么，人们又会发问：王羲之作为文学家，一生所写文字，若《兰亭序》者应该不在少数，为什么都没有流传？王献之作为朝廷的中书令（此官职非同唐、宋时期的宰相），是秘书文翰之长，为什么遗留后世的还是那些嘘寒问暖、庆吊出入的“手札”。这其中缘由，难道仅仅是因为作品保留过程中间的偶然性？苏东坡的遗墨，保存至今者大大多于“二王”，其中若《表忠观碑》这样的鸿篇巨制也不乏，但是，我们若多读苏东坡书法，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认识，他的最优秀的书法作品，还是像《寒食诗》那样带有很大随机性与随意性的东西？在广东惠州的西湖，有苏东坡的大量手札被刻勒上石，观览之间，确实是书风墨趣，心胸文采，汇于笔间。《世说新语》议论王献之书法的那段逸事，说朝廷新宫落成，请王献之题写一块匾额，竟然被他拒绝，这是不是太矫情，太不通世事？深入些了解晋人普遍崇尚自然，欣悦洒脱的性情风貌，就不觉得那是什么怪事了。这或许也是《淳化阁帖》所收“二王”作品全为“手札”的原因之一。书法之“晋韵”，基本表现形式就是手札。

中国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其得以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及至晚近，因为书写工具的变化，实用性逐渐消亡，也让人由今天的困惑连带出对历史认识的模糊，在张扬书法的艺术性时，便对实用性加以贬斥，似乎实用性的“写字”，与艺术性的“书法”不是血缘兄弟，竟成陌路生人。书法的技艺性主要产生于对笔墨性质的把握，而“精熟”则是得以把握的不二法门。“二王”书法、苏东坡书法，以至于流传到今一切优秀书家的书法，没有一个不是在“实用”的磨砺过程里实现的。又因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难解难分，中国文化的融合性质，中国文人的博雅品质，也在“实用”的手札书法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此“实用”并非全是博取功名的利禄之用与纪功镌史的受命之用。晋人手札即多是性情流露的“为我之用”，王羲之、苏东坡都曾经是功名中人，他们也一定有“干禄”之书，但那与我们今天还有幸得见他们的手札书法关系很小。他们的手札，是他们自由精神的表现，是他们随着自由书写、自由思考而逐渐归向“山边水边”的引渡梯航。就连曾南丰的这件《局事帖》，楷法端严，内里还是透露公务繁忙之间想望艺文排遣的心情。

中国书法为什么在中国文人精神生活里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盖因人生的诸多局限造成的苦恼与困顿可以藉此方寸挥洒得以散漫，得以忘怀，但它又不同于鸦片让人迷乱，在短暂亢奋之后让人陷入长久萎顿与空虚。在对书法的寝馈濡染里，人的精神最终得到升华。中国人的这种实用性的日常文化行为终于发展成为人类大家庭里独特的艺术瑰宝。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都是书法家，而若王羲之、苏东坡之成为典范意义上的书法家，就是他们将书法对人生的挥洒达到艺术状态，达到可以让千秋后世借代汲取效法的极则。这里，作为人生意义精神意义的“实用性”，与功利意义的“实用性”就几乎要分道扬镳，而越是出于自然的书写就越有可能进入艺术状态，人类精神生产与艺术价值之间十分复杂而又十分明朗的关系，就是这样体现的。宋人欧阳修在其《辑古录》中跋王献之法帖时说：“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不意间道出了两种“实用性”的不同。“初非用意”的书法，与“高文大册”的书法，就是“为我”之实用及售卖性质之实用的不同。“逸笔余兴”、“百态横生”，“意态无穷”。我们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尺幅短札之间，难道不是得到这样的艺术感染也追寻艺术发生的端倪？  

在全世界各民族文化里，中国文化显然具有古典性质。中国文艺的许多精髓，主要存留于古典之中。这既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显然有许多怅然与无奈。中国书法在晋唐两代达到高峰，以后，实际上是逐渐衰微的态势，尽管到明清两代及以后，纸张的幅度空前扩大，展览的厅堂空前扩展，书家的阵容空前扩充，但书法成就，毕竟不能追驷前代。如同诗词在唐宋两代达到的高度，后人无论如何努力，终于不能追步前贤。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长期陈列着田家英的“小莽苍苍斋”收藏，全为清人书法，其中又以手札居多。清人的传统艺文修养，比起今人，已经足可让人叹服（陈寅恪先生为现代文化巨擘，但他在钱谦益面前亦大叹弗如），但以书法而论，比起宋，明，已经是下驷，更遑论晋、唐。碑学兴起，在清代成为振衰起颓的书法现象和文化现象，但以大字擘窠为特征的碑体书法，“高文大册”居多，对榜书与对联的发扬十分明显，于手札一路却完全异趣。在田家英的收藏里，也还有几件用篆书和隶书写的手札，表现出时代痕迹。

到现代，手札书法的式微更是显然。不要说现下，就以二、三十年前的情形而论，那时候，老一辈的文人还有许多健在，书法热也已经兴起，可以作为普遍文化状态与具体书法状态的一个比较。比如：林散之的草书，比起清代与民国许多名家，可以说有全新气象，但林散之所写，很少有手札。倒是不在书法圈的钱锺书最喜欢写手札，很多年轻一辈的学人真诚请益之际，有幸得到他的墨宝。但钱锺书虽然一辈子喜欢书法，但其书法成就远逊于文学成就，所以，他的手札虽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却在书法的艺术性方面还不能成为典范（这是放在历史时空里的权衡，比较今天的圈内名家们，他已经写得很好）。这确实是文化断裂时期给中国书法留下的遗憾。我有时耽想：如果陈寅恪、钱锺书能够在书法上更加精熟，我们今天也有得苏东坡一样“全能”的文化楷模可以瞻拜呀！可惜，他们未及顾惜后人这样的想望。如果要说大文人里面书法最为突出的，可能还该是沈从文。1996年初，我为《中国书法》做“学者谈书”的系列文字，和沈从文夫人通过电话。沈夫人连连声明“沈从文不是书法家”。沈从文从小就喜欢书法，以后又真正下过功夫，他的书法，特别是手札，真可以让诸多专业书家汗颜。但沈从文的榜样，不仅一般书法家学不来，也并没有被今天蜂拥进入书法市场的作家们效法。  

今天，展览模式的改变继续从表现方式和接受方式两方面改变着中国书法，书写工具的改变则从实用基础方面加剧颠覆着中国书法，这两者都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实用”趋势而发展。古人出于自娱游艺之“为我”实用，则早已经随着传统礼乐社会之消亡而绝迹。毛笔退出日常书写，而“书法热”并不退潮，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今天的书法，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发挥着更加“实用”的作用，书法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舞台上表现出长久的“吊诡”。在这样的语境里，谈手札书法，颇有观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大战风车的味道。据说海涅每读塞万提斯的小说竟感动到流泪，被一般人视为喜剧闹剧人物的堂吉诃德，在海涅眼里却是一个有着兴灭继绝豪情勇气的悲剧英雄。若用中国传统语言表述，就是于右任的两句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氛围里，从事书法者亦不可能不把作品视为“产品”，书法作品论尺售价，书家展览竞相比大，也已经成为常态。一件八尺中堂写一个寿字、四尺横幅写四字吉言，都是现在书法市场上的常态，但倘若一件半尺手札，也如法炮制，就不成为东西。比如曾南丰那件手札，尺幅小件，写了十三行，其中文意婉转，足可让人品味。篇幅越小，内容越不能空疏，且莫说尺幅小件的商业价值会让人踟蹰，仅仅是不照抄古人诗句语录已经让今天的很多书家挠头。可以说，在今天，写好一件手札竟然比惯常所见书家们的四尺八尺作品还要难。今人之难事，在古人却为易事，除却其他因素之外，“习惯成自然”，长年累月、世世代代的濡染传承，形成了书写习惯与语言习惯。今天，传统文化生活与因科技发展而急剧变化的日常生活不断牴牾，就以手札书写而言，即使我们排除功利因素，把它作为纯粹的文化行为来学习实践、也大不同于古人笔下的自然表露，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使用手机，短信代替了书信。可以把短信语言锻炼得精炼雅致（这样的短信我们经常收到），但若把已经用手机短信发送给朋友的内容，再写一通“手札”邮寄，即使不嫌费事，显然已经失去了情绪的鲜活。

在这样的困窘面前，谈论手札书法，是否又有些像坐在沸反盈天的中超联赛现场唱昆曲？是了，手札书法与昆曲，既然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存，在经济发展里更趋自尊的国人，应该不会任其沦落。如同中国的昆曲不论怎样曲高和寡，还是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手札呢，是否正在成为今天书坛的一个话题，成为一个不仅是话题的问题？如果它还有可能回归与复兴，需要多少事功与性情的分辨与澹定？需要多少代人的磨砺与濡染？

回望光荣，依然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