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沈定庵伉俪做客松竹草堂

书法在线 · 发表于 2011-4-21 16:23:28

绍兴沈定庵伉俪做客松竹草堂

   三马记：2011年4月18日下午，兰亭书会会长、浙江文史研究馆官员、浙江书协顾问沈定庵伉俪做客松竹草堂，拜会老朋友刘正成先生。刘先生问沈先生北京此行有什么任务？沈先生说是专程看望刘先生的，感谢刘先生为他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撰写的序言。沈先生说这个序言写得很好，很生动，他很满意。他还说，从序言所写的内容看，刘先生是很仔细读了他的书稿的。刘先生说：沈先生这本书很重要，为绍兴民国时期的众多书画人物立传，沈先生要不写出来，很可能这中间的很些人物和事迹被历史湮没了。刘先生还认为，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在近一百年来已经断裂了，尤其是非官方的“野史”也很少有人写作了，沈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作此“笔耕”实属难得，令人敬佩。

   据悉，沈先生的这本在近期鸿由西沦印社出版问世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只是初集，沈先生还将继续写作第二本、第三本来。刘先生还与沈先生约定，在本办问世时他将去绍兴参加首发式，以示庆祝。临行，刘先生也向沈先生赠送了他的《书法艺术概论》以求指正。

   与沈先生同行的还有其任职于绍兴市图书馆的女儿和女婿。

书家柔毫人文丰碑
—--沈定庵《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代序

刘正成

沈定庵先生，绍兴书家也。以耄年高龄，罄两年之功，只手挥毫为绍兴百年书画名宿五十三人立传，嘉词俪句，艺海钩沉，举凡事类，皆为史实。又逐一刊于《绍兴日报》，今辑为初集出书，命我作序，实让我感慨有加！

古来，《尚书》为史，《春秋》为史，而成史学规范者称《史记》。《史记》有志、纪、表、传，然以传为主体。传者，人物之记也。其中，人物以政治论为大宗，然后有儒林、文苑、忠义、宦官等诸项。书画名人除了有官位政声者，大约均列入文苑传之。如此，中国有廿四史，成史官文化之传统，此与当今全球二百多个国家文化之最大不同者。然一百年来，此传统断裂，是邪？非耶？“五、四”时代，绍兴人鲁迅曾以“吃人”二字总括之，十年“文革”又将这个传统贬称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历史，必欲砸之而后快！而代之以“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云云，但“人民”是谁呢？谁都是“人民”，而谁都不是“人民”！要为“人民”立传，而又没有哪一个“人民”有传！中国已没有史官史馆，历史还要不要记？历史该由谁记？历史今天不记，后代何以来修？历史真要成为“任人打扮的女人”了？有人回忆说，1960年代初，有一次刘少奇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闲聊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刘对毛慎重地说：“死人的事，是要上史书的！”据说这句话曾让毛泽东很不舒服。当然，发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后来又发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显然会有另一种“阶级斗争学说”来回答刘少奇，会让刘少奇也很不舒服。而我要指出刘少奇这句话的意义，其实是他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要不要“史书”的问题，这个中华民族已断裂的三千多年的传统还要不要保留下来，再传给后代的问题！

近百年来，新历史学兴，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学到社科院，已有成百上千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们都在不厌其烦地做着一些自行其事自圆其说不断推翻重来的“学问”。然而，基本上没有传统史学文化了。不仅没有史官，也没有本朝人修前朝史这个两千多年来约定俗成绵延不废的工作了。你可以说史官文化中的封建主义道统必须扬弃，但是不是说要根本否定史官文化本身这个传统呢？

沈定庵先生《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为我们做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为已逝文化艺术界人物树碑立传，并非仅仅文人雅趣逸韵的孤芳自赏，而是当代全球化趋势下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现实需要。《绍兴日报》在连载本书时的编者按中说：沈定庵“所写人物，涉及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有的家喻户晓，有的名囿于越。但他们都是绍兴文化的功臣，作为绍兴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沈定庵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潜心搜集整理这些稿件，让这些书画家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实为发掘弘扬绍兴历史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恳切希望，热心于绍兴历史文化的读者，能与沈定庵先生一起，继续担当起发掘弘扬绍兴历史文化的重任。”

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基于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各地恢复了文史资料馆开始修地方志，但这些地方志能传读于社会大众者罕。唐人刘知几著《史通》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清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亦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可谓之为“四长”。也就是说所述之史除了要事类真实，资料详尽，要有作者观点之外，还要有文采，能引起读者兴趣。正所谓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谓也。具之“四长”者，首推司马迁《史记》。读者应熟知《史记-项羽本纪》写西楚霸王项羽之死的“史才”。寻常史书大约只用七个字：“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司马迁却用了整整一千字。其文先写项王兵败垓下，夜闻四面楚歌，然后写项王作《垓下歌》别虞姬；继而写项王率八百壮士突围，汉军数千人追近，项王许以三胜之，三次突入敌阵杀数十百人，退至乌江；项王不愿乘义船渡乌江逃命，将乌骓马赠与乌江亭长，下马步行接战；最后写项王身被十余创伤，却指汉军中认识的故人司马吕曰：“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然后汉军五将争裂项王五体以献功，被分封为五侯。中国古来文史不分，此段文字乃中国史学的颠峰之作，亦是中国文学的颠峰之作！沈定庵先生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即有这种“史才”的传统遗韵，而非一般地方志写文苑人物的枯燥乏味。

沈定庵先生写人物，大多为亲历亲见有过从有往还者，故有情有义有音容笑貌现之，所记之事亦大多身在其中，且有品味有曲折的故事，微言大义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例如他写“四通”之才余任天，写他第一次去余任天先生家里拜谒，余先生就亲自开箱给他这个初次见面的晚辈看收藏，还开门见山把自已收藏的一件邓石如隶书大堂是揭底填墨的“底细”兜了出来，足见其人的真诚与坦率。又如他写山水画家罗哑子，一头一尾两件事都让人动情。先是写自己四、五岁幼年时初见罗哑子：

“罗先生人很高大，看到我，先是笑眯眯地发出‘阿吧吧’的声音，接着又是抓、又是抱、还吻我的脸，真把我吓坏了，后来每当先生来时，我赶快躲起来。”

结尾写“不忍下笔”的画家之死：

“在194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先生从友人家归，大雪结冰路滑，不幸在宝佑桥河沿落水，当时先生发出‘阿吧吧’的呼救声，停泊河沿的换灰船的船老大，听到‘阿吧吧’的声音有点怕，又因天冻，不愿起来，就这样罗默先生悲惨地溺水而亡了。识与不识，同感痛惜。”

读这些文字，似进入鲁迅先生《孔乙已》、《故乡》中的绍兴，只不过鲁迅所写的是没落的普通文人与变成麻木的普通农民，而沈先生写的是闻名于一时的画家，真是异曲而同工，令人“同感痛惜”。

常言道“文如其人”。沈定庵先生文中不仅记传主生平逸事堪称珍贵，亦凸现作者的真挚情怀令人起敬。例如他写恩师徐生翁，足见他尊师、爱师之情溢于言表。《青藤传灯徐生翁》中写道，沈先生六岁就因其父认识徐生翁，习书之作即得到徐生翁称赞。抗日战争爆发，沈先生一家避战广州，但家破人亡，胜利后只身回到绍兴。一日，他携了父亲遗传的两张徐生翁旧作拜访徐先生。徐先生见旧作很不满意，便以一字一画两件新作换回两张旧作，新作上还署以“定庵世兄”。徐生翁对作品艺术质量严格要求和提携后辈的精神令人起敬。徐生翁从不收学生，沈先生已追随二十多年方才成为真正唯一的入室弟子。正因为沈先生这种执着的学习精神，才牢牢记住了老师在各个阶段所发表的关于书画艺术的经验之谈，这个跟徐渭一样生前名不出越中的徐生翁的艺术精神才得以传播于今世。于是，传主与作者的品行修养相得益彰，均传为佳话。这样的文字，又非今日一般治艺术史者所能及。

绍兴这个地方，实在是人才辈出的文化摇篮，但一般史家皆言必称任伯年、罗振玉、蔡元培、鲁迅、马一浮、茅盾、阵半丁、来楚生等这些书画名家，而往往忽略了在社会动荡和变革期中最易被遗忘的有真才实学而其名不显的艺术家。本书所传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在严寒中落水而亡的罗哑子，又有：只知其生而不知其终的篆刻家“怪山居士王瞻民”，诗人兼画家的“挥毫凭酒力的周茂斋”，拒绝供职汪伪痛骂其行政院长染鸿志的“铁骨画家商笙伯”，等等……“小传”除了尽可能钩沉其人生平与艺术的要行要事要言外，均一一为其配了一张以上书画作品图版，以供读者自行去品会其人其艺之实。这又是一般传统著史者和目前大规模地方志修撰者所难以办到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沈定庵先生是否是绍兴志的修撰官员？如果不是，那么，他所著的这本《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按旧时归类，它又属于“稗官野史”。这“稗官野史”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说，其价值大矣哉而胜于“正史”！何哉？它没有一股的庸俗政治功利观，而实现一种著史的学术超越性。近日，某一学者赠我一新著名其曰：《新中国书法六十年》。我尝当面请教：这“新中国”是否包括台湾？他一时语塞。我这一句问话当然是一种归谬之论，但确实要知道，这一“新”字，显然并非《新唐书》之“新”字。而这一个“新”字，就让其费力不少内容诸多的史书沦为了政治宣传品。艺术史著作当然有政治宣传作用，但政治宣传品绝对不是艺术史著作。我们持任何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艺术史著作，都只能把这种价值观融入历史叙述之中，让其自然显现，而不能以“新”划线，滑入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说教之中。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担任宣传工作任务的“野史”《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反而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趣、更有说服力地呈现一段地方艺术史，让人们自会从中更深刻地体味到人生、艺术、社会和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我想，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极度看不起“正史”，而十分青睐“野史”的道理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定庵先生的这部《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也将有其不朽的、不可代替的艺术史学价值。为此，我祝年高德劭的沈定庵先生艺术与学术的青春长驻！

谨代为序。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泥龟梦蝶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