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岳川《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有感

六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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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丽军

      近日读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一文，全文9500多字，有7700多字介绍当代书法流派，其中对传统派的解释有3700多字，有1600多字是介绍自己的“文化书法”，用2400多字介绍其他8种流派。读后心有所思，不得不发，感受如下，请多批评。
　　一，对传统派的特征描述不当。

　　王教授原话为“大体上说，传统派重视笔画和字之间的勾连去表现出书法飞动的气势，展现线条空间的变化……”
　　我认为传统派就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17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在美术上来说，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对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艺术风格的怀旧与模仿之风，以普桑代表的崇尚永恒和自然理性的古典主义。中国艺术本无什么主义，这些新名词都是西风东渐后用西方的瓶子装中国酒。于书法上来说，古典主义指的是潜心学习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法书、碑刻。王教授上面的描述以行草书代替传统派，那么，学《张迁碑》、《黄庭经》、《石鼓文》的都不是传统派吗？学书法有一定时日的人都知道，学书须从古代经典碑帖入手。各种书体都有经典，唐宋时人学书也要学习前代经典。举凡古代及当代在书法上真正有成就者，无不是走这样的道路，如果把这些成功者归类的话，那他们全是古典派。在古典派看来，好的都要学，且各体均有涉猎，因各种书体是相辅相成的。如王羲之，成就在行草、楷，但还精通隶书；钟繇成就在楷书，但还精通铭石书；如颜真卿对楷书有重大贡献，但还写就了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在中国古代甚至在解放前，都不是一个技艺性的东西，这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前提条件。文人要考试，当然要学写字、学写诗，他们只为实用，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造成的，如果科举不要求楷法端正，不考策论，不考做诗，他们也不会具备这种能力。
　　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以来已有2000多年，在这条长河中，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形式，如飞白书、鸟虫书、蝌蚪书等，但都是昙花一现，转瞬间成过眼云烟，不会因哪一个人的提倡而兴盛，也不会因哪个人的反对而消失，即使他是帝王将相、王权富贵。至现在，能为学人接受的还是古代在书法上有巨大成就者的观点—即学古。曾有人向启功请教如何能写好字，回答只有简单两字：“临帖。”

　　二，对传统派这一标题下的描述，3700多字似乎成了一个书法简史，成为一篇书法赏析文章。

　　国内现在逐渐有学术层次较高的书法论坛，有很多名家介绍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在书法界创作热情高于理论研究的现状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王教授参加的是“涌泉国际书法论坛”，学术层次想必很高，细读对“传统派”这一标题下的描述，感到存在以下问题：
　　1.用词单一。如“神骏”、“高妙”，用“神骏”来称王羲之《兰亭序》，后又用以称赞苏东坡的字。没有对书法作品进行深入精细的思考进而找到一个恰当的描述这一件作品风格的词。古人在这方面很讲究，分类细致，对这个人这件作品的描述若换至另一个人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定不行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美学风格的理论著作，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我想，借鉴来用以对书法风格进行描述亦不无益处。
　　2.对碑学学者的主张简单否定，没有用一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王教授原话：“但是过分人为地将中国书法正脉——帖学加以断然否定，即使像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抨击，其偏激的学术眼光造成了对帖学的不公正和对碑学的过分吹捧，实在是问题很多。从此，中国20世纪碑帖恩怨纠葛不清。”
　　事实是这样吗？任何的观点、主张，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只孤零零地评价一个观点，那任何观点都是错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比如唐代古文运动，针对的是当时文坛盛行的骈文——讲究对仗、声韵讲究平仄、重藻饰和用典。文章太过质朴也不好，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不能不看形式技巧，又不可把技巧当成文章的本体。形式技巧运用得当，则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成功者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但过度重视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则内容空虚、流于形式、华而不实。又如公安派“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作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其所针对的是明代文坛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李贽适时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观点，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与“理”尖锐对立。“性灵说”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无数书家在真迹难见、拓本难得的状况下，以“帖学”为依归，继承中有创新，在楷、行、草各体上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学法不当便成巧媚轻滑。为挽救帖学末流之颓败风气，创造意识强烈的书家，以碑之阳刚补帖之柔弱。
　　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是对帖学的反叛，书法审美的标准发生变化。又因考据之学在清代大盛，古朴质拙的金石文字以其独特之美深深地打动了学者们，这正与书法艺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求相合。康有为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有学碑的成功者，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又为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碑派书法大行于世。

　　3.没有搞清文字与书法的区别。

　　⑴原话：“但书法保存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命脉——《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写成书法；老子“上善若水”可以写成书法；庄子《逍遥游》可以写成书法；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苏东坡“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都可以用书法写出来。正是书法把先秦到明清这些美好的中华文明的“文化钻石”保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场景中，将传统文化精神保存在书法中。书法家是大国精神的守宝人！”
　　王教授说的是文字传达给接受者的意义，而不是书法的功能。中国的传统书法是借汉字来表现汉字字形之美、线条之美。汉字产生在前，之后才有书法。我们可以在印刷的书上领略“厚德载物”之意，却不会从书上剪下那四个铅字贴于壁上欣赏，即使用电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字，但也不会有人将电脑上的字放大装裱后张于壁上欣赏，因为这字已没有人的参与，而只是起到一个传达文字意思的作用，类如我们常看到的通知、告示。有了人的参与，即书法家的参与，在欣赏文意之时，还可以感受书法的魅力，一幅书法作品就具有了双重功能，接受者是在对其进行双重感受。
　　⑵原文：“在计算机时代，行政文件已经不再使用书法，高考也不再看书法，平常给朋友们写信也不用手札，一个短信或电子邮件就可以。书法是不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也是不可谅的。中国历代行政文件何时用过书法？没有，用的是文字，书法与文字不是一个概念。古代文件用的都是当时的最简便的书体或可称为字体，有用隶书的，有用楷书的，为的就是实用、便捷，使政令畅通，便于识读，当时的人也没有将这认为是书法。如多不署名的汉代碑刻、楼兰文书、各级官府文书等等。文字的使用还有一个基本要求——规范性，官府选拔人才时要进行“书法”考试，这不是“书法艺术”考试，而是考查其基本的书写能力。唐代要考查“身、言、书、判”，董其昌也因字不好而屈居第二，后发愤学书，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碑帖也没有一件是当时的行政文件。在文章好的前提下，一手好字更容易胜出，这种状况，在现在社会也是一样的。当今许多考公务员的学生要练字，只为考试能给阅卷者一个好印象，中考、高考、考研中也有要求卷面整洁、字迹清晰的提示，也是这个道理。

　　三，对“文化书法”盲目自信。

　　原文：“文化书法，由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提倡，为我所坚持。‘文化书法’事实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流派，而是一种当下微弱的书法力量，这恰恰也体现了一种精神，就是北大的传统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表面上看是复归传统，实际这种复归恰恰是带有革命性的更高的提升。因为，文化表达的是中国人那种灵性的内在深层存在意识。”
　　其所称的“文化书法”并无任何新意，既非天下先，亦无革命性。毛泽东《赠柳亚子先生》有句诗“风物长宜放眼量”，何故王先生只作井蛙之语呢？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当代书法教育的情况。
　　1962年6月，潘天寿在全国“美术教育会议”上发言：“目前老书法家寥寥无几，且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虑。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承。”文化部采纳此建议，并批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增设书法篆刻专业，由陆维钊主持工作。1963年，新中国书法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正式成立，任课教师有陆维钊、朱家济、诸乐三、方介堪、沙孟海、刘江、章祖安，课程设置有书法、书史、书论、篆刻、史论、文字学、印学、古代汉语言文学。1979年，浙江美院开始培养书法篆刻研究生。陆先生强调人品、学问、学术性、系统性，明确了要成就一个书法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而不是只要技法过关，或可说，是要塑造传统文人式的书法家。
　　至于原文所言“学生读经史、外出考查、习碑观帖等”，现在每一个办书法专业的高校都这样做。书法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尚不如美术、中文等老学科。现在虽然书法专业在高校中遍地开花，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各校因主持者的偏好，对学生所学方向亦也不同意见，即使同一校内，不同老师也有不同主张。书法与文学、史学、哲学、美术等学科都有联系，但还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这就是为何书法专业只能寄人篱下，挂在其他院系下之原因。

　　四，“文化书法”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之问题。

　　“回归经典”之主旨是在中国书协各次展览中都可看出的，通过淘汰取法不正者、自由书写者的作品来使学书者走到真正对中国书法传统的继承的道路上来。如果说“中青展”是鼓励创新的，那么中国书协的各届大展则是坚持传统的。
　　“走进魏晋”，魏晋”是一种风韵、格调，是思想的自由，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在文学、书法、哲学上，“魏晋”都是后人追求的境界，而不是具象的雄强和优美，“魏晋风流”也称作“魏晋风度”，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外貌又转向人物的精神气质。“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深深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
　　“守正创新”，只要能做到回归经典自然可以守正进而可以创新，这是因果关系，也是历代成功书家已经证明了的。
　　其所说的“文化输出”，更是一厢情愿。从古至今，文化只有相互交流，而不能输出，输出的只能是产品、技术。文化的影响力首先要看这一国的经济实力。唐代，我们没有有意输出，也自然有各国人冒生命危险来学我们先进文化、先进技术。从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节达19次，平均每次人数约400余人；从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的148年间，大食派遣的访华和对华贸易政府使团达37批。新罗从唐传入佛教；佛教的六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先后由唐传入日本……
　　观其全文，只感到一种无谓空喊的气势。初一看，很激动人心，再一看，则觉无味，有些梁启超式的文风。我们不用提倡什么，也无须反对什么，事物自然会按照它自己发展的规律运行，如同冬去春来，日落月升，岂是我们所能提倡的，冬天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走，绿叶也不会因我们的欢喜而生。
　　以上为个人一些感想，再次请诸前辈多指正。
                                                                                          原載《美术报》2011.2.5

六月雪

近读《南方周末》刊有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一文，很感动。转此供王、李暨诸兄一阅。
                        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
                                          ——2010年11月9日在徐晋如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袁伟时

    现在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以下是我在会上的发言。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新书发布会。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今天破例参加，首先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环境下那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除了品德上赢得很多人尊敬以外，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除了对他个人的尊敬外，我今天晚上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刚才讲我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这本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可以讲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个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得那么远，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我们今天能不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局面？我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前途、思想文化的前途。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想特别重要。因为20世纪中国之所以形成一个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局面，是从广州开始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要党化教育，要党化司法，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不允许言论自由，不允许思想自由。近代中国统制思想的制度就是从广东开始的。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今天晚上很高兴参加这个会的最主要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我想讲的就是这些。
　　
    附记：以上即席发言，重读一遍，觉得意犹未尽。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那种应用武力来保证其一统天下的暴政，而是使人们不知道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不知道还有其他道路可走，不知天外有天。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刊登于《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D17版

南舍地天生

上面这篇从南方周末转来的文章虽然作者表现出了风度，所谓宽容，实际上还是不宽容的，作者也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有些事并不能完全用“理”来讲，因为“理'恰恰是一元的，最后都归结到一点的争论上来，实际上是无助于现实的。
比如，前些年的“艳照门”，事件一出，各种观点交错，有说当事人也是受害者，有说这是人生自由……总之从法律的角度的争论较多，但是，后来当事人都还是复出了，大众似乎都觉得无所谓了，现在各种“门”出不穷了，有的居然自造 艳照门 而炒作，那么，这些其实就不能光从法律的角度，而应该将当事人永远逐出演艺界，封杀。这种严苛并不是对当事人不公，而是对社会负责，要告诉社会，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不能让大众跟着“偶像”模仿，这件事实在不应该宽容。

最近看一篇博客，采访刘梦溪，刘先生说书法是一种秩序，我觉得这话说的太深刻，那么，这种秩序显然不是今天的秩序，肯定是传统的秩序，那么，你有什么权利改变它？

就像白话文和文言文，恰恰在今天大家都说白话文的时候，文言文所代表的秩序被破坏了，这种破坏是不是会付出代价呢？到底要不要保护？
我们搞艺术、搞书法，如果不在形而上层面做思考，那就是个字匠，或者连字匠也谈不上，也就是说你不关心国家前途，人类命运，你真的无法成为一流艺术家，按今天的说法，艺术家应该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文化人，你不思考或者缺乏思考能力，你的艺术，你写那两笔字究竟有多少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