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场】梁披云先生103岁华诞暨香港《书谱》复刊一周年 “百家春茗”在中国大饭店举行 本站讯(记者三马)2009年3月15日下午三时,梁披云先生103岁华诞暨香港《书谱》复刊一周年“百家春茗”在中国大饭店举行。出席嘉宾有:国际书协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陈洪武、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旭光、国际书协副主席郭子绪、中国书协理事胡抗美(详细名单见后)和中国书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以及首都书画艺术界以及在京书画艺术界专业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刘正成、林岫、周志高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张培元代表梁披云先生致答谢辞。刘正成先生的发言对梁披云先生和《书谱》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一,梁披云先生是于右任书法的“传薪者”;二,《书谱》杂态是“文革”时代中国书法的“传薪者”;三,《书谱》复刊是引导当代书法迈向学术高度的一面旗帜。刘先生为《书谱》题了“书学传薪”四字,同时把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关梁披云先生和《书谱》的部分文稿交给了张培元先生,以兹纪念。 此次活动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汉字书法篆刻研究会、香港书谱出版社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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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先生的发言对梁披云先生和《书谱》给予高度肯定。他说: 一,梁披云先生是于右任书法的“传薪者”; 二,《书谱》杂态是“文革”时代中国书法的“传薪者”; 三,《书谱》复刊是引导当代书法迈向学术高度的一面旗帜。 刘先生为《书谱》题了“书学传薪”四字,同时把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关梁披云先生和《书谱》的部分文稿交给了张培元先生,以兹纪念。
我所见识的梁披云先生和《书谱》杂志 其实,在港澳地区、尚有众多文化界耆宿在,其文化多元、正统、自由的生态环境,不仅不能称为“沙漠”,亦可称为明珠。2001年4月我去香港参加了“中国碑帖和书法艺术研讨会”后,曾借道澳门拜见了另一位传奇人物梁披云。 我没有办澳门的签证,但香港甲子书学会会长苏树辉工作在澳门,他是亚洲赌王何鸿燊的执行董事,由他给予安排去了澳门。香港甲子书学会石斋黄博铮、容浩然二位陪同,从湾仔乘过海轮船去了澳门。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事理长霍志钊负责安排并陪同去了梁披云先生家。当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梁披云先生曾以主编《书谱》和《中国书法大辞典》闻名于世。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我曾偶然在大陆上看到一本从香港“偷渡”来的《书谱》杂志,无异于会了一顿精神大餐。后来《书谱》停刊了,但《书谱》在我们这代书法人心中的地位是犹忆犹深的。熊秉明先生也曾给我提起过,他的那本《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也是在《书谱》连载的。那时候,《书谱》当然不仅仅是香港的,它是世界范围内华人心中书法的圣火。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书法学人的案头没有摆放着梁披云主编的一套两大本的《中国书法大辞典》?霍先生说,与梁老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谁知梁老对我这个造访的后生也是一见如故,把原定的半小时见面时间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不是家人的劝阻,我们的话题还要继续下去。那次访谈让我倍加感慨的,还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与于右任的薪传关系。 上世纪二十年初,梁先生就读于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于先生就教他学书法。一提起于右任,老人深切怀念的心情不能自已。他说于先生告诉他喜欢什么碑帖就临什么碑帖,从爱好出发学习。当时,他学于右任学得很像,有人要他代笔题签,他严正拒绝。他说,七十年代初,大陆在搞“文革”,但海外的华人反而珍视书法,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抗战时,于右任也在那个危难时期,领导刘延涛、王世镗、胡公石搞了《草书月刊》。他现在也可以搞《书法》杂志传播书法。于是,1974年《书谱》诞生于香港。他说他当时就收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大陆各地的积极反响,纷纷来信求购,让他激动不已。谈起这些往事,梁披云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战士”,无比激动和兴奋。在那次,他还透露了埋在他心底多年的关于于右任原本不想去台湾的故事,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代诗人和书圣于右任的那首《望大陆》之挽歌,和我去阳明山谒陵时的那阵大雨。于右任的诗与书是一首真正的现代版《离骚》,梁先生堪称其薪火传人和历史见证。寂静地幽居于澳门—隅的梁披云,值得当代书法史册的记忆——从《书谱》起步的当代书法史的创造者足迹。与梁披云的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7期上。没想到,2008年,梁先生已103岁的高龄要复刊《书谱》,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小同乡、福建张培元。一天,张先生来松竹草堂为《书谱》复刊组稿,我便建改把这篇访谈重新发表,以示对于、梁二先辈的纪念。当然,这篇访谈没有重新发表,但《书谱》毕竟复刊了。梁披云有了传薪者,《书谱》必将在急功近利主流之外另辟蹊径而影响当代书坛。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位港澳书坛人物马国权,他也与《书谱》有关。就是在此的两年前,我曾与梁披云的一个重要合作者马国权也有一个访谈,发表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12期上。《书谱》杂志和《中国书法大辞典》的另一位执行主编马国权,也是书法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坛上遐尔闻名的大人物,我那次在中文大学办展览时,由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书画鉴定家林业强引荐认识了马先生的。马先生是容庚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的研究生,当然也成了容庚先生的薪火传人。1956年张伯驹组建北京中国书法社时,他就作为一个外地会员参加。后来作为书法篆刻家和学者长期活跃在书法界。他曾追随和协助容庚编纂《古玺文编》和《丛帖目》,既立功德,又广见识。使他在古文字领域驰骋多年,颇有建树。我们畅谈很久,末了,与林业强—起在中文大学食堂用餐,延续着我们的谈话。第二年,即千禧年1月某日,我忽然接到马先生一信,他说他在《大公报》上连载的《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拟出单行本,请我作序。他说他读过我在《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略论隶书与当代隶书创作》一文,他很欣赏,所以想到委托我为之作序。他还告诉我在中文大学开设“新文字学”新课和“篆隶草楷书法歌诀研究”新课的情况。我感谢马先生对我的赏识,我即回信称不惴浅陋愿意效劳。千禧年世事匆忙,直到2001年4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碑帖与书法艺术研讨会》时,我仍未完成。那一次,我也见到了前来听会的马先生,我一边道歉,一边表示会尽快写了呈上奉教。也许由于我对单行本何时出版未予认定致使一再延误。直到2002年4月27日,马先生瘁然仙逝于香港,我的序言仍未完成,以致成终生憾事和欠债。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到,气宇轩昂、红光满面且壮硕康健的马国权,竟会在七十初度便倏然而去。我也尚不知道马先生的这单行本出了没有,还出不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补上这个欠债。我看见案头这封马先生的遗书和两篇遗稿,不禁潸然而叹。 摘自刘正成《我与书法二十年79--香港岂敢称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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