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评论文库]盛东涛

书法在线

[这个贴子最后由书法在线在 2003/04/16 03:42pm 第 2 次编辑]


     [高瞻周览  致曲钩幽]
     ——读《刘正成书法文集(一)》
     盛东涛
    《刘正成书法文集(一)》近日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有刘先生发表的25篇文章，按学科特征分为三部分：书法基础理论、书法批评和书法史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刘先生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正如该书编辑许洪国在编后记所说，这本书“很少有拾人牙慧之物，更多新鲜活泼、人所未发未道的东西”。
:em02: 一、高瞻周览，得风会之先
     郑樵《通志·总序》说：“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刘知几也早言：“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治书法史，才、学、识缺一不可。诚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的：“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刘正成先生的松竹草堂藏书甚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他也坐拥书城，浸淫于古代灿烂的文化，积学储宝，炼识成才。“识力”作为洞察力、判断力、鉴赏力使他在治书法史中游刃有余，新见迭出。例如《中国书法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与《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反映出作者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道出了书法史乃至艺术上前人所未道的真知灼见。”书法，作为中国文人社会特殊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书法史的学者大多从书体的演变入手梳理。刘正成先生却独辟蹊径，从文人化与非文化人化的视角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刘文从文人的概念入手，认为宋以后的书法史“书卷气”成了文人书法的“传统”精髓，然而纸的幅面改变了书法的的审美功能。明代文人，徐渭破坏了笔法，董其昌破坏了墨法，王铎破坏了章法，书法非文化人的倾向得以发展。至清，邓石如金石之法施之于书，赵之谦以方笔入书，这种非文人化倾向推动了书法的发展。然而，帖学书风在刘石庵、何绍基、谢无量那里又得到了复兴。文章至此，似乎应归纳出结论来。刘正成的高明处在于：他把眼光放在欧美风雨中来看待中国书法。中西艺术观念的碰撞使当代书家以“构成和制作”创造了“现代派书法”，这是书法“非文人化”的高潮。中国的书法艺术按正——反——合的规律在发展。是否是无根之木，作者并非作简单的结论，但文章在短短的几千字中揭示的现象却令人深思。
    《论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则从书画同源的老生常谈阐发了当今书坛的热门话题，识见超群。大多数论者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谈上古史实，刘正成只是把春秋战国时期的鸟凤龙虫去看作是书法史的第一个返祖现象。两汉时期的蝌蚪文是第二次返祖现象，从宋到明，书法对绘画的主导性影响和渗透是全面的，、持续不断的。王羲之、颜真卿、韩愈、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一直延续到近代的赵之谦、吴昌硕，书法与绘画的审美方式不断趋同。刘正成把当今的现代派书法视为第三次返祖现象。书法与绘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又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美学命题。刘正成作了这样的回答：书法的符号是不能与绘画的符号彻底决裂的，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其决定性的本质，是属人为的符号——法象，而非自然的象。这不但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书法与绘画的区别，而且澄清了当今对现代书法认识的许多模糊观念，起到了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
    《文集》中有一篇文章曰“历史需要发现”。刘正成先生治书法史有许多发现，这说明他不拘守一隅面持特立之见，刘氏之识，是思深虑密之识，是识典听真之识，这在《文章》中是随处可见的，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信矣夫!
:em07: 二、治学方法：化古今中外无町畦
     1997年，刘正成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刍议》，这篇文章是他亲自参加桓台岳石甲骨出土的田野考古后写出的，体现了他书法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睿智。岳石甲骨的出土，回答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的诸多疑问，也为书法史的源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书法研究，大多数人只是在书上的史料中找东西，这不但影响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且也无法对上古书法作真正的审美观照。刘正成先生指出，借助古书画鉴定家、碑帖学家、考古学家的眼睛和口笔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多大程度上是合乎实际的，谁也心中无数。如果仍然停留在引用《广艺舟双揖·碑品》来对北魏书法作审美描述的话，我们研究的前景则岌岌可危矣。这是对当前书法研究弊病的有力针砭。他说：‘二
重证据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它是我们研究工作掘进的钻头。”“二重证据法”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倡导的方法，即既看“纸上的史料”，也重视“地下之材料”。数十年间，史学界运用这个方法，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考证、商史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下中国书学界研究方法改进微小，因此进展缓慢。刘氏重提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意义非同寻常。
     刘正成曾提出“必须对书法史料作时空定位”的主张。所谓时间定位，就是对史料的钩沉梳理，找出它们的时间关系；所谓空间定位，就是了解“各个民族在空间位置的变换中对文化的影响”，“从一个艺术家一生所处的空间关系去认识和研究”。刘正成认为，书法家的“艺术创作在这样一个空间与时间定位中，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这实际上是“二重证据法”的具体注释与延续。94年潮州召开研讨会，美术史家博申特地从苏州坐船去潮州，他是想实地考察一下赵孟頫当年如何从大运河往返于京城家乡之间。这一说，刘正成马上就考虑到了赵孟頫书法的空间关系。而且，他在研究王铎、黄道周时有两件事感触尤深：一个是王铎在旅途中的作品，有的是在大运河航船上，有的是在剑门蜀道的客栈中所作；另一个是黄道周隆武二年春天，率军与清军作战中留下的书作。正因为他对王、黄两人的作品作了这样的时空定位。因此，“比此前更深刻地理解了王铎和黄道周作为艺术家写艺术作品的血肉关系”，或者说，更透彻地理解了他们作品鲜活的生命力。注重考证、注重实地考察，是刘正成的一贯学风。他在编写《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王铎卷、黄道周卷时，都亲自到他们的家乡、游历之地考察，亲眼看一下他们的故居，采访他们的后裔或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诗文。从而获得感性的第一手材料和印象。他审读秦汉刻石卷时，跟着何应辉“踏着齐腰深的茅草，钻进泥泞而黑糊糊的‘蛮子洞’，去看东汉人凿在石壁上的崖墓文字。”这种给史料时空定位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考察中比较分析的过程，也是反复领悟和体验的过程，惟有此，才能在一大堆杂乱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认为“最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及所得出的思想观念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推断、论证、抽象出一种结果、观念的过程。”
   书法研究方法其实也是思维方法的问题。这使我们想到钱钟书，钱钟书的方法论思想即是“打通”，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从《文集》看刘正成的思维方法，还真有这种“打通”的感觉。例如前面提到的那篇《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从思维的方法看，就打通了书法与绘画、书法与文字学、考古学的界限，甚至也打通了中、外的界限，文章最后一部分，将莱辛与苏轼比，将现代书法与西方绘画比，论述的视野十分宽阔，眼观八方，化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在充分阐述书法与美术的相同时，也充分看到了二者之异，故全文论述通而不蔽，让人觉得它不是单文孤证，也不是一时兴到之语，而是集思综新，人所共慨。再如《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一文，作者并没有把目光只停留在几件出土的竹简上，而是打通了出土文物与书法的关系，由物及人论证了钟繇的存在；由字体的形态进而证实王羲之和《兰亭序》的真实性，找到王羲之的新体与钟繇“旧体”的关系，并且从唐张怀瓘的用笔法中得到验证。真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以小见大，这也反映出刘正成研究中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em10: 三、形式批评：回鸾舞凤之姿
     书法研究主要的应当研究什么？这个看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在研究实践中成了问题。许多研究者把重点放在资料的考证、史料的收集上，面对作品的形式却视而不见，知之甚少。书法研究中的资料考证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因为任何结论都建立在大量可靠的资料之上，但烦琐的考证却是无补费精神的。例如《红楼梦》研究，是放在大观园地点的考证，放在曹雪芹祖宗的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曾将文学研究分成外部的研究和内部的研究两部分，这一区分，得到了文学界普遍的认可。书法研究的侧重点理应放在书法内部的研究，这是形式的研究。书法作品存在方式、线条、韵律、章法、意境、作品评价等这些方面。刘正成书法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抓住形式这个关键，从书法内部揭示书法本质和美的规律。这一点，从他主编的苏轼、王铎、黄道周各卷中充分体现出来。例如王铎卷中，专门有一节“魅力无穷的形式法则”论述王铎草书艺术特色。在“挥拆八极之势”中，将王铎草书的气势与《十七帖》、《自叙帖》和董、张、黄、倪作了比较，然后说：“而王铎便不一样了。他在一个以上下延伸为主的空间中，能动的作一种左右，以至四面八方的冲击，即‘挥拆八极之势’，于是空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把平面中极难打破的板滞、呆笨、凝固的成分打破了；线条获得了最大的生命律动……你可以发现，找不到任何一条等分的行距，找不到哪一行是垂直的，或给人垂直笔立的感觉。一切都在摇曳和震荡，都在向‘八极’冲突、聚散、伸缩、回环和延伸，有右疏左密者，有左疏右密者，有上疏下密者……”这里十分形象、鲜明地描述了王铎草书中的气势，艺术地再现了王铎草书的特征。
     苏珊朗格曾说：“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形式内在于感性，意义又内在于形式。赏评，就是领会趣味并作出趣味判断。因而对形式的领悟就是让自身受感性渗透。这一点上，刘正成有着丰富的形式敏感和对形式的深度体验。他深厚的学养，在对时空定位中的种种体验都会跑出来帮助他理解作品。他观看作品中所获得的种种美感也一齐以艺术的形式得到了传达。故他的艺术评论是真正的艺术的评论。人们常称颂宗白华赏鉴式的批评，以诗一样的方式陈述他的感受，刘正成的许多赏析，也有诗的特质。如他评王铎的《临王羲之秋月帖》，这样写道：“幅高近两米，两行狂草如藤萝婀娜，迎风轻指，又像山间流泉，潺潺回环，何等优游流美。左行最后10字无一断笔，但曲折变幻，妙趣无穷，没有任何一点局促、紧张，一派从容、安闲之态。每一点画，每一转折，均曲尽其妙，所有细节刻画无一丝习气和乖张的毛病。”这是“以象拟象”的赏评方式。王铎一笔书给人的感受本来很难描述，刘用两个比喻，以形象体示形象，构成一种物境、情境、意境，这就使抽象的形式分析形象化了，这不能不说是精当的艺术分析，如王夫人所谓“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致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文集》共配插图近200幅。这些插图是理解文集内容的感性资料，弥补了一些抽象概念和分析的不足，丰富了文章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