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印强兄探讨——读《倡导书法创作的社会化关怀》观感

丁剑

与冯印强兄探讨

——读《倡导书法创作的社会化关怀》观感

首先，冯兄这个题目很值得商榷，“倡导书法创作的社会化关怀”，什么叫社会化关怀！这个意思是要书法回到社会，即首先认定书法不够社会化了，所以要社会化，是吗？

文中提到“目前关于书法的社会学关照是多局限于书法本体研究的社会化关怀层面。”这种说法不够确切，我觉得所谓书法社会学恰恰不是从书法本体切入的，或者说目前的书法社会学（当然这个“书法社会学”是个新提法，姑且这样叫之）与书法本体的关联不大，像网络就属于书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或新形式。像天生书呆子从来不从书法本体切入，而天生书呆子本人即属于书法社会学的一个现象，一个个案。孙向群也是。其实，社会学研究书法主要是研究的是“书坛”，而重点是放在这个“坛”，因为“坛”其实就是社会。

还有两个名词我没搞明白，文中提到与中原兄的对话是要提出“旨在构建书法本体研究的社会学体系和书法创作研究的社会化关怀这样一个双重标系”，我的疑问是这个“书法本体”和“书法创作”不是一回事吗？兄所指的书法本体是什么，而我一直理解书法本体的具体问题就是书法创作。狭义的讲创作即是本体。

文中说：“我基本认同文字的产生既书法的产生这一观点。”这是一种美学意义的认定，但不符合历史现实，书法的艺术学意识产生于东晋，所以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所说的剑法从书法中悟出没有历史依据，那时可能还没有“书法”这一说。当然兄以美学的观点对书法的认定很有现实意义的，其实这样的美学意义的认识早就有了，一部文字史料史就是一部书法史料史，也就是说书法史就是文字史。

兄对书法美学史的梳理，我基本赞成，但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碑学的产生并不是打破书法文人化倾向而是加重了书法文人化倾向，也即从二王经典拓展到“尚趣"意味的碑学，要知道对于碑学的认定仍然是文人，也即精英。尚趣的碑学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心理的一个反映，但总体来看，碑学实际上是文人消极的表现。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康有为。我记得诗人海子曾经把陶渊明和梭罗放在一起比较，他的观点是东方的尚趣如陶渊明是消极的，而梭罗的隐退却不放弃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是积极的，这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碑学可以说是文人“玩物丧志”的表现，碑学也是近代书法美术化或艺术化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碑学意识是艺术书法的滥觞。

大抵看出兄所提出的汉魏以前的书法生态实际上是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统一的时代，一个事物基于它的本来当然是最佳状态，但产生了其他状态后才有了比较和参照，即书法成为艺术后，有了艺术意识后，我们反视它的历史会觉得它的本来是多么质朴和美好，但其实当我们说这话时，我们是基于艺术的观点而不是基于生活和实用本身，这也就可以解释兄所说的书法创作与社会相隔膜的问题，其实那不是问题，是趋势。当我们把书法呼为艺术的时候，它与社会就产生了隔膜，这也就是西方美学所讲的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道理。这个“高于”就是兄所说的隔膜。

还有，兄的一些观点有点极端和矫情，比如兄说：“试想，如果考古资料没有了，今后书法的创新和突破还从何谈起呢？”这句话我以为毫无意义，如果确认书法是一门艺术，那么它永远都会有它发展的时代印记，我曾经说过：民国是不会出现王镛的，更长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新”是与时俱进的，源源不穷。对“新”的美学认定也是与时俱进的，代有不同。另外兄举的以古为新的例子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其实，如何继承和如何发展实际上佐佑它们的是“风”的问题，是“流行”的问题，这是问题的根源，这是可以探讨的，即它为什么会流行，为什么流行的会是它。

艺术高于生活，想要实现它的社会化就很难了，书法现在就是向着更加艺术化（艺术书法）的方向发展，我最近在沈鹏先生的精英班上听到个新名词，叫：“笔墨告别时代”，笔墨告别时代正大步逼近，这是个现实，这个现实的结果是艺术将“更”高于生活了，所以一切社会化的提法是很不现实的，当然，也许在新的定位后会有新的社会化关怀，即创作如何贴近生活，如何表现对生活的关怀，但这实在也说不清楚，我倒觉得书法无论怎样发展还是会表现出个体的人文情怀的，即实证着古典理论中“书如其人，字为心画”，这即是最好的社会化关怀！如果这一点将来都做不到了，那就是技术或技术化的极致，那书法可就真的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