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英伦行十：大英图书馆-吴芳思（FRANES WOOD）博士访淡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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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思（FRANES WOOD）博士

（刘正成）英伦行色十一：

                   大英图书馆3-吴芳思（FRANES WOOD）博士访淡
               [color=#8B0000]“敦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希望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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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05年1月初，刘正成先生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查阅敦煌文书等古代文献时，受到了其中国馆馆长吴芳思博士的热情接待。吴博士作为英国汉学家，她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在许多方面均有其学术建树。这些，均引起了刘正成先生的兴趣，并很高兴地接受了刘先生的建议，接受了访谈的要求，她回答的许多的问题，对中国学者和书法家们来说，值得学习和沉思。这个谈话用中文完成，唐朝轶根据录音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刘正成：请问，您作为大英图书馆中文馆长多年，您和英国学者以及世界各国学者，对馆内收藏的敦煌写经等重要中国古代文献与书法遗产开展了哪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哪些重要的有关出版物？?
　　吴芳思：真可惜我们收藏的材料很少有英国人用，我是七七年在这儿开始工作的。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基本上支持中国学者的活动，也支持好多日本的学者。而且，英国汉学家特少，特别是古代汉语、中国的草书、书法等等，很少有人用。我认识好多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比如说中国有张光刚他原来在北大，还有他的学生龙庆祥。还有李学勤来过，他是陪别人来看我们的甲骨文，李学勤帮助把我们收藏的甲骨文都发表。社科院的李学勤和张弓他们来了，这是为了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活动，把全部可以收入的东方文献在中国发表。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版，因为英国人他们不懂，对他们来说没有意思。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当时在八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者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买到外文书，他们没有钱，现在问题不一样了，而且当时在中国出版是非常重要，可以给中国学者看。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网上，因为我们第一是想让中国学者和中国学生看看，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到英国来，而且，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学习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偶然的原因在英国收藏（笑），中国人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七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都是支持中国学者，英国没有人研究，真是太可惜啦！?
　　刘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我碰见伦敦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是个女士，研究青铜器不研究铭文，她研究形制、金属的含量啊！我就跟她谈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青铜器最重要的是铭文，因为她释别铭文有相当的困难，这个研究她就放弃了，她就从图案、设计、金属含量这方面去研究，这方面又是中国人不太注意的，这样会互补，由我们来研究它的铭文。因为我们关注是不太一样，现在中国的考古发掘里边，确定一个城市，或者确定一个方国，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是城、金属器和文字。现在我们大量出土的东西缺乏文字，比如三星堆就没有文字，金沙遗址也没有文字。没有文字有个什么问题呢？其实中国甲骨文之前，大量的文字是存在简牍上面的。而简牍容易毁坏，到了新石器时代出土这些木器都变成泥土了，它必须用一种固作剂把它固定以后才能保持它的形状拿出来。所以，实际上中国大量的文字是在简牍里边。“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在甲骨文时代以前，就有很多简牍了。这个文字，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里边是很难看到。但是，文字在中国考古中间很重要。?
　　吴芳思：最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在上海博物馆，他们有一个展览，包括法门寺的国宝。我自己觉得法门寺的东西很美丽。那个陶瓷是非常重要，而最重要是那块石头（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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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是不是唐代的那个纪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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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芳思：对。我觉得带文字的这块碑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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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中国的考古学和西方的考古学有点不同，西方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倾向，它主要是用拉网式的调查方法；中国考古学具有历史学倾向，它的特点是通过古代文献的记载去找这个出土物。现在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的古代文献是很有用处的。你根据文献的提示，去安阳或者二里头遗址，你就能把它大致的东西找出来。?
　　吴芳思：我们欧洲人早就没有文字，所以方法就不一样了。（笑）?
　　刘正成：我那天去大英博物馆看罗塞塔石碑，如果没有那个石碑的话，埃及的文明就没法解读了。所以文字太重要了。那全靠法国人，我原以为罗塞塔石碑是在法国，那天到了博物馆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罗塞塔石碑。?
　　吴芳思：原来是个法国人发现的。?
　　刘正成：对，尚博罗——拿破仑攻占埃及的一个随军医生。那是因为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了以后，被英国军队作为战利品拿回英国来的。但是，现在保存的很好。九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拜访饶宗颐先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罗塞塔石碑很重要。当时他没给我把图片找出来，后来我通过别的书上找到这个石碑了。所以，文字在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学研究中间太重要了。?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你作为一个汉学家，也有重要的著述问世，你也应邀到中国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你进行那些课题研究？还有什么新的课题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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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芳思：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觉得我选择好，我六十年代底开始学。?
　　刘正成：在哪里学的？?
　　吴芳思：开始在剑桥大学学汉语，七五到七六年，在北大学了一年。而且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笑）我学习的时候，访问中国是有困难的，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且，我发现中国文化那么丰富。我自己没有研究过一个题目，我发表了关于各种各样的题目，关于上海和天津外国人的生活，你知道在天津和上海都有租界，我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的租界。出版了一本《中国旅游指南》，而且专门去访问哥窑，这是关于中国历史，不是现在的饭馆或者旅馆，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还有一本关于马可·波罗他到过中国没有？中国人还是很感兴趣，有人反对我的看法，但感兴趣。我也发表了一切关于丝稠之路，关于斯坦因他怎么发现、他发现了什么，他跟大英博物馆的关系？斯坦因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跟人的关系很不好，因为他拼命做自己的，为了自己的考察等等，别人他不管。常常可以看到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面有人说，斯坦因又要来，他们害怕他，因为他说，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要是他们说不方便的话，他就不中意。用今天的话说，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我发表了一两篇文章关于斯坦因。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国北京的故宫，在春天要出版。我现在正在计划写两本书，我要写一个关于中国明代历史专家吴晗，因为他的历史和他的政治经验是挺有意思的。另外，我还准备写一本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特别是早的时候，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人对英国有什么影响。我们这个收藏的书，有的是比较早来的，有的是十六世纪来的。所以，早的关系要写。我自己要是在一个大学工作，就应该选一个题目，不做别的。但在图书馆里，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书，可以写这个，写那个。?
　　刘正成：研究吴晗的话，最近有一点背景资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那个书，写了一点吴晗。?
　　吴芳思：啊！这个我不知道，请你写一下。（刘正成写下：国内大陆版是《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是《最后的贵族》）?
　　刘正成：章诒和是章伯钧的女儿，她回忆的都是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吴晗，吴晗他们当时批判章伯钧，后来又怎么被别人批判。?
　　吴芳思：哦，对，对（笑）。?
　　刘正成：章伯钧是中国唯一的两个没有平反的右派，她女儿为父亲平反了！她这本书写的文字也是非常漂亮！现在是最畅销的书！我回去就给你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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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思文：太谢谢了！我不是敦煌学的专家，但是我是一个照顾敦煌学者的专家。?
　　刘正成：图书馆学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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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芳思：我自己没有学图书馆学，我只是学了汉语。照顾汉语的书和学者。我们的敦煌学者，他们常常不会一点英语。因为，学敦煌的不需要。所以，他们到这儿来，我们给他找房子，帮助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我们很高兴这样做，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刘正成：国内学者李学勤，因为他英语好，所以他研究文献比较方便。饶宗颐先生也是这样。?
　　吴芳思：对。李学勤英文很好，他来这儿好几次，我们有很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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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成：饶宗颐先生的英文和法文都比较好，所以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的研究很有建树。刚才，你其实也给中国学者说了很多了，借此机会，您可以向关心敦煌学、甲骨学和书法学的中国学者、读者再多说几句话吗？?
　　吴芳思：我还是很愿意为他们服务，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材料在中国发表，让他们首先看，比如西夏文，上海古籍快要出版，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很想跟饶宗颐一样，发表在法国最漂亮的敦煌文献，有漂亮的书法等等。我自己觉得，把所有的收集出版，这是浪费纸，应该有人来选择。这里面的书法是很漂亮的，这个前言还是序也是很重要等等。所以，我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来出版这一类书。这是两个计划，快要实行。还有我们要继续把世界上所有的敦煌文献放在网上，我想春天，俄罗斯部的敦煌文献要开始放在那个同样的地址（指国际敦煌项目网址：ＩＤＰ.ＮＬＣ.ＧＯＶ.ＣＮ）。所以，我希望能在电脑里联合一些分散的敦煌文献，因为有些文书前边部分在法国，后边在英国，以后，他们可以自己全部看，在电脑上。当然，在电脑上看不是最好的方法。有人还是愿意看原件，所以我们欢迎一些人来看原件，当然原件是很宝贵，也很古老，我们有很多是放在一种塑料袋内，这样我们可以保护原件。因为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所以我们欢迎他们来，特别是年青的学生来看一看。?
　　刘正成：这次我见到吴博士，感触很深！你是一个英国学者，非常希望中国的学者来看博物馆的资料。我来的时候，对能看不看得到这些作品，抱着一种怀疑，所以，你的这番话，这种态度，我一定要把它传播出去。这可能对我们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原先，我把对中国图书馆的经验用到国外的图书馆，我在北京工作，关系还是很多的，我自己看东西都觉得有困难，一般的青年学者就更困难了！所以，再一次对吴芳思博士接受我的采访和对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在访谈结束之前，我还向她征求意见，问她是否有意接受邀请到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硕士课程班讲一次学，她说，时间合适的话，她很乐意去，她说想重回北京大学看一看，那是她三十年前学习过的地方。）   


后记：
她走上北大讲堂
    2005年暮春，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硕士课程班开学，正赶上吴芳思博士来北京参加世界博物馆学会的文献保护研讨会，抽出会议间隙如约来到了讲堂。同学们对敦煌学很陌生，敦煌学与敦煌书法书法的渊源与契合点在什么地方，都想听一听这个本土英国人的观念。吴博士还是从斯坦因讲起。显然，中国人和英国人有不同的回忆：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斯坦因是一个洋窃贼，用一种卑鄙的方法，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敦煌宝物。这是在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漫画定格。不久前，在网上读到了一篇署名流沙河的讲演记录稿《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流沙河先生叙述自己童年时“修凤凰山机场”所见所闻的经历所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流沙河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他是否要挑战经典现代史教材，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的诚实，因为我曾经是他的同事和聊天的聊友。历史需要细节，否别将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女子”，变成一种神话。
    吴博士说，斯坦因是一个制图员，一个测量员，一个考古员。他学会了梵文。他去考察新疆/甘肃的目的有一点复杂。他的地图、测量工作对驻印度的英国政府很有作用。他的考古活动受到了欧洲文化影响。1907 年3月斯坦因到了敦煌，看见了敦煌石窟，说服王道士而买了几千件文献和绘画。吴博士把斯坦因的行为称作：“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她说：斯坦因带回来了15000多种文献，有的是10米多长的卷子，有的是小碎片，从5世纪到11世纪。大英博物馆和 印度部（驻印度的英国政府部门）给了斯坦因路费，所以，他回来之后，从中国带来的文物和文献交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部。在吴博士看来，斯坦因是当时的政治或军事的目的做测量工作，搞到的敦煌文物又交给了英国政府博物馆，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倒爷”。谁该为这种历史负责呢？看过我从大英图书馆、博物馆拍的作品的个别网友发了十分愤然的跟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更多的网友更为理性地看待一段历史，相反对异国博物馆珍视、善待中国文物而表示庆幸。这就是做为一个博物馆学者所称许的“成就”。尤其当我们回忆“十年文革”时对文物的毁弃，又岂可同日而语哉！我也曾经说过：在斯坦因去敦煌以前，王道士已经打开了藏经洞，而非斯坦因去挖开的，问题只在斯坦因用很便宜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我们今天所视为的国宝。其时，当时甘肃的官员也从王道士那里巧取豪夺大量的国宝，这些国宝后来有的进了国家博物馆，有的也不知所终。何况，王道士是慷国家之慨，也将许多钱中饱了私囊。然而，斯坦国从一个博物学者的态度，将自已搞到的文物——编号记录，缁珠不遗地上缴国家博物馆，对这种行为应该有一种更为客观、历史的评价。
    吴博士带来了大量的幻灯片，将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宝藏如数家珍般展示给北大的同学们观看。同学们很兴奋地看这些昔日的国宝，在中国博物馆也难得一见的东西，在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分明感觉到，吴博士这绝非在炫耀当年英帝国的威力，而是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一种讲解的热忱。
吴博士作为一个博物馆学者，还向同学们介给了俄藏、法藏敦煌文献的出版情况，还告诉同学们她和她的中国同事正在积极建设“国际敦煌网站”，希望给予一切关心敦煌的人提供尽可能全面、周到的服务。她留下了“国际敦煌网站”的网址，希望大家去上网浏览。她在讲述“敦煌与中国书法”时，还热情地告诉大家： “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佛经都拍了缩微照片。当然，黑白的缩微照片不是最好的表现办法 但如果您想概观7000多卷的书法特性一定要用缩微照片或者复印本。” 讲完课，同学们纷纷给吴博士合影留念，我还特地陪她去了离上课教室不远处的北大图书馆，吴博士在这个也同样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前留了影。饭后，我们还陪同吴博士去了一趟未名湖。在未名湖畔，吴博士一边深情地观赏着这里的风物，一边用并不熟练的中国话向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曾在这里留学学中文的经历。她对三十年后重新回到这里的讲堂来讲课，感到很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又在那里留了纪念照，才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异国的学者和友人。

刘正成

吴芳思博士相关资料


马可·波罗可能没来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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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4-4-10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武玉军　点击：242次

　　
　　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
　　马可·波罗被公认为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旅行家，为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
　　按书中所述，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出发，于1275年抵达中国，他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宠信，足迹踏遍大江南北。1292年马可·波罗启程回国，三年后返回意大利。1298年他与热那亚作战时被俘，在狱中与狱友作家鲁思弟·切洛合作完成《马可·波罗游记》(也叫《寰宇记》)。该书介绍了东方的文明，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快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欧洲。
　　然而成书700多年来，人们不断质疑书中那些夸大和虚构的东西，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自称受忽必烈器重但元朝史书中找不到记载
　　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
　　1.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
　　2.游记中叙述的许多地名、人名甚至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但是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并没有提到也懂波斯语。
　　3.游记中只是描写了一些“尽人皆知”(吴芳思语)的资料，而当时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术、茶叶、筷子以及其他极其引人注目的东西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4.游记中记载混乱、错误百出，并且描写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然而经认真分析，他们的解释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
　　1.为反驳史书中没有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2.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马可·波罗的辩护者们辩称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但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辩护者后来别出心裁地认为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且不说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马可·波罗没有记载长城
　　3.关于马可·波罗没有记载长城的问题，辩护者认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经兴安岭、阴山西至呼和浩特，规模宏大。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至于茶叶，辩护者们声称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但是实际情况是：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辩护者们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此外，还有筷子、缠足、鸬鹚等，辩护者的解释更加离奇：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而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都有记述。
　　襄阳献炮是捏造
　　4.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
　　辩护者的解释牵强，说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而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罪过。这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说书中所有与事实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劳呢？何况提供不出这种解释的证据，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5.辩护者还提出了一个细节，就是《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辩护者认为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
　　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游记可能成于道听途说
　　基于以上疑问分析以及有关资料证明，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吴芳思博士甚至进一步指出他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则是从来往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和夸张而形成的。
　　1.而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2.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3.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4.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炮外，还把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这样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不一而足。
　　5.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6.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北京青年报》武玉军)
　　不要让想像呆滞
　　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并不高明的传奇故事？德国的徐尔曼教授认为他企图借以激发蒙古贵族对西方人士的热情和帮助以及西方人士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兴趣，《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可能与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又想向上层社会爬有关。
　　有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和马可·波罗差不多同时代的、并自称是他的旅伴的约翰·曼德维尔，写出了《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仿效了马可·波罗的说法，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的书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阿尔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记述，或许可以说明马可·波罗说自己到过中国也不过是追逐名利罢了。
　　这篇文章无意彻底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只是就700年来存有疑问的问题进行研究，激励学者们做更深一步的探索，促进中西文化学术的交流。英国功勋哲学家柏林说过：“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而将他束之高阁，社会就会僵化，信仰就会教条，想像就会呆滞，知识就会贫乏……”
　　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并不高明的传奇故事？德国的徐尔曼教授认为他企图借以激发蒙古贵族对西方人士的热情和帮助以及西方人士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兴趣，《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可能与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又想向上层社会爬有关。
　　吴芳思博士甚至进一步指出他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则是从来往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像和夸张而形成的。
　　马可·波罗竟然没有记载长城。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经兴安岭、阴山西至呼和浩特，规模宏大。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刘正成

         

吴芳思博士相关资料

记念俄国杰出的西夏学者—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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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新闻网    [ 2004-4-30 10:20:59 ]
（英）吴芳思(Dr.Frances Wood）著   （中）胡若飞译
　　克平于2002年12月13日去世，至今仍不能抚平萦绕在我心头的哀思。在过去的几年里，她曾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斯坦因所获黑水城西夏文献，尽其所能地做了一些工作。
　　克平的英语表达流畅，她不仅是国际上著名的西夏学家，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优秀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是独具人格魅力的女界精英。她的去世既是学术界的损失，对于许多她的朋友和仰慕者来说也是如此。
　　我第一次见到克平是在12年前，那时她刚刚结束荷兰莱顿汉学中心的学术访问趁便来到伦敦位于奥比特豪斯（Orbit House）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物部所属的临时图书馆，查阅移藏此处的斯坦因文库。
　　格林斯塔德（Eric&Grinstead）在任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助理部长期间曾略微整理过英藏斯坦因西夏文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英博物馆”（季刊）发表了两篇短文。因此我极有兴趣接触西夏学方面的专家，克平的热情和优雅的举止使我略出意外，我们一起在外用餐，席间我第一次得知了一些她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在谈到了克平从小长大的地方---天津，我想讲几句中文，可是发现克平带有华北口音的中文说得好极了。
　　她的经历，我听起来很有趣而且颇感振奋，但我想肯定也是不容易的。克平的父母在民国时代是旧俄难民，后被遣返至苏联的东部地区。克平的伯父为北京东正教堂最后一任主教，她对此很以为荣。她的伯父妥善保管教堂，直到把钥匙交给了有关当局。她的伯父并不因为表现的很诚实而受到公正的待遇。一念及此，克平频有啧言。然而她并非反复咀嚼过去的不幸。后来，她有机会愉快地重访了天津，见到住过的老屋，一位邻居老大妈甚至认出了她，还能记起她的名字。
　　克平极为推崇中国的元朝，这使我们足感新奇。在我们讨论时，每当我忽略元朝相互关联的起因、结局等问题时，她总是提醒我：“芳思，没有这样巧合的事。”
　　她由于西夏文的解读工作，具备了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她的专著里长于对照引用夏汉译文，但又不忽略西夏文本身的特殊性。
　　通过近年来研究西夏诗文和绘画，她的有关西夏人思想的阐述影响广泛。克平在符号学方面研趣很深，经常与密友相互交流。克平的去世，对她的密友打击尤重。
　　克平身材颀长而显优雅，衣装漂亮而得体，一头好发梳饰整齐，风格明快，她对所喜欢的人很为宽容。她提醒我关于不存在的“巧合”的学术问题至少数百遍，极具耐心，我也只好姑妄听之了。当我把克平去世的消息告诉仰慕她的考林吉耐里，考林温馨地回忆起克平生前称呼他的方式，“小伙子”，对于她所喜爱的人来说，克平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在家里，她也是辛勤养育两个儿子的母亲。
　　西夏灭国后，元人称西夏为弥药，因此克平在英图书馆工作时，喜欢称西夏文书为弥药文书。她再也不能来这里继续从事弥药文书的检理了，令人可惜。在我们的手边还保存着她尚未完成的、用来试图西夏文编目的一堆小条子，这项工作她未能亲视其终，使人扼腕。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中亚艺术界收编了她的几篇文章，汇为专册，拟在“国际敦煌项目通讯”上近期发表，克平的儿子鲍里斯在彼得堡也在同时编辑她母亲的文集。

　　注1：本文著者吴芳思博士（Dr.Frances Wood）,长期任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部部长。译者在英学术访问时曾得到她的友好帮助。十年光阴，悠忽而过；海天遥阔，犹自感念如新。
　　注2：1989年上半年，前苏联著名西夏学者克平来中国学术访问，译者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师从克平教授短期研习西夏语形态学的核心理论。
　　注3：格林斯塔德（Eric&Grinstead）为丹麦籍的著名西夏学者，于西夏文草书释读造诣较高，曾长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退休返回丹麦。译者访英时他曾热情招邀赴哥本哈根，并承赠其收山巨作，全套采例丰富的“西夏文字典”电子文稿百余万字，并殷勤瞩我续貂。其关爱培诲之谊，犹自感悚于中。


【稿源】： 宁夏新闻网
   

刘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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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吴芳思博士看敦煌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