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人民网”----[访谈]：中国文化需要输出

李骉

[访谈]：中国文化需要输出
——访北大中文系博导王岳川教授

　　研修西学应该采取平视——对话的态度，这需要自信同时需要虚心。
　　“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
　　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太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的微弱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
　　王岳川这个人——
　　北大教授、博导。1955生，四川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兼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首都师大等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学术著作：《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书法艺术美学》，《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发现东方——岳川讲演录》。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文艺现象学》（译著），《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60卷），《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文艺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上下卷）。
　　提起现代文艺理论
　　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引介，我们会立
　　即想起知名学者、北大中文系博导王岳川教授。在网上我们更是能经常见到王教授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当代诗歌、行为艺术、女性写作、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独到见解。
　　自信源自于
　　历史体悟和中国立场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前十几年大量工作是推介西方最新理论，近些年又转向中国文化问题研究，您是如何保持一个中国学者的自信的呢？
　　王岳川（以下简称“王”）：我的自信是由历史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我在研究西学之前曾长期研究国学，大学前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化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功夫。八十年代中期在北大考研，发现北大接受现代西学思想很多，研究生大多谈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1984年在北大哲学系研修，经常同刘小枫、甘阳、王鲁湘等谈论一些问题，感到北大思想推进的份量。考上中文系研究生后，觉得应该好好补学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翻译出版了一本《文艺现象学》），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几年下来感到有些收获（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后来出书为《艺术本体论》）。
　　留校任教后，又发现西方已经开始超越现代性问题而进入后现代问题领域，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
　　不断推出。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界的西学问题落后西方20 30年，甚至50年。我不这么看，我倒觉得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胜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1988年接了
　　北大全校选修课《西方文化思潮研究》，我分到的讲演内容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我收集了很多资料，闭门苦读，主编并翻译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写了近四万字的长篇序言。我并不想引进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而是要反
　　思后现代文化——我们正在进入现代性时，西方已经用后现代反思现代性弊端了，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的正负面效应认真分析，所以写作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出路问题是一个让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新儒家很深地了解中国文化，但开出的药方却不太高明，事实上内圣（个体修养）是难以开出外王（现
　　代制度）的。中国历史上失去了很多转型机会，不是人不好，而是制度有问题。应该使普泛的道德说教让位于真切的制度建立。
　　九十年代研读过一段时间的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感到要进入学术前沿对话还是需要弄清他们的思想。但他们似乎过分重视消解颠覆制度和法规，而忽视个体道德内修，使得后现代的价值平面状态以至成为人文学界一个问题。看来真是“过犹不及”。
　　我们做西学的基本视角，主要有四种：仰视、俯视、歧视、平视。仰视认为西方一切都好，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俯视是认为中国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而无视其真正的学术思想；歧视更是认为西方是帝国主义的，应该拒之门外。研修西学应该采取平视——对话的态度，这需要自信同时需要虚心。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学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中国本位立场。打个比方，唐僧取经，不是留在印度，而是要回到长安。
　　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在取经的过程中，您主张变文化拿来为文化输出，宗白华先生临终前也讲过类似的话。那这种文化输出有哪些困难呢？
　　王：我坚持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伸张“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立场。我注意到最近考古学界和文字印刷学界出现了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1966年10月（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木板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学者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人创造的，而且用了一个词是“发明”。一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或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甚至有的韩国学者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那时中国正在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到了1979年国外的一位学者把这个问题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或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外国提出“发明”问题以后，对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也就是对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提出了挑战。另外有西方人认为，活字印刷是德国人古登堡十五世纪创造的。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
　　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他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5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这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孜孜寻求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挖掘也就成了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手段。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的专门作假“神手”，只要到了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有文物。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5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2000年的5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世界考古界的丑闻。
　　由此我想说，在我们的经济起飞之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我们穿着是西装革履，我们所有玩卡拉OK方式是日本的、迪斯科是欧美的。如果像新加坡前总理所说，到了40年左右，中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力接近于美国，或20年左右等于日本的时候，中国能输出什么样的文化？
　　有些人认为：中国就在那里，你要“发现”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理解了她的存在历史和新历史中的意义，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成为永恒不变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灰尘和耻辱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还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这岂不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太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的微弱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
　　记：文化输出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呢？
　　王：文化输出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可分为几个方面来看：其一，是有的人的心理被打败了——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拼命跟西方，跟还来不及，遑论输出。缺乏评价自身文化的眼光，要么数典忘祖，要么什么都好。
　　其二，我们的“水”还不满（王岳川讲文化输出问题时在车上拿矿泉水瓶打比方），没有输出的前提。但我们有这种可能性，有想法。其三，我们缺乏有文化输出胆识的人。这方面的政府行为太少，目前的文化输出多是民间团体在做。其四，我们在普及的基础上没有提高。我们的书法练习者有百万大军，国家书协有五千员，地方一级有近十万会员。但应该在普及基础上推出能够与外国书法家对话的重要书家。只有将书法写好了提升了，我们才可以输出。
　　其五，我们缺乏可“文化的持续发展”的眼光。活动前搞排练，过了就完了。特长生进了大学，也不坚持练了。现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
　　最后，文化输出缺乏资金。只能通过民间方式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我目前就正在吸收“欧美同学会”以及其他一些民间资金做文化输出的工作。我们的海外华人有七千万呀！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把中、日、韩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现代化。在评价中国现代化研究模式时，您分出了杜维明、李梵、周蕾等几种。他们的研究各有特色，该如何互补呢？
　　王：这涉及到对未来中国的基本判断。杜维明的“北京模式”着眼于大文化、大气象，看得准。北京是中国的文化重镇。李欧梵是上海人，上海带有西方现代气息，但上海只是中国的“窗户”，不是中国文化的重镇。周蕾认为香港文化是在大陆文化、英国文化挤压下的“第三种文化”，这是一种“97恐怖症”，与当时出现的“港独”思潮有关。我赞同的是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整合。上海开窗开门，北京陶冶巩固，推出经过现代性汰变的新文化，还有厚重的“西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需要好好整理，以深化“文化中国”输出的重要性。
　　有一个新说法值得注意。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不同意亨廷顿的不同文明间的“文明的冲突”说法，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中提出文明内部冲突的说法。他从精神内层注意到当代人精神和存在中具有的难以言清的精神错乱的症候，他从拉康的心理分析视角重新描述人类思想和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冲突，与其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只有在每一个社会都承认，将其撕裂的‘冲突’来自其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真正接触才是可能的，这种接触是以参与统一斗争的共同经验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整合十分重要，可以将21世纪新的动向——“文明内部的冲突”减少到最小。
　　艺术家应具基本人性
　　记：在名师云集的北大中文系，这些年先后涌现出了吴晓东、余世存、橡子、余杰、迟宇宙、徐晋如等不少优秀学生，他们中不少人也广受争议，被认为虽然资质不错，但主要是借北大这样一个便利平台而暴得大名，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学生？
　　王：不是资质问题，是机遇，高中时大家实力应该都差不太多。北京媒体便捷，还有海外的种种机会。另外北大的开放式教学风度也逐渐熏陶出一种知识品格——北大好的老师从不点名，任你来往。在我教室听课的一半是外边来的人，人家大老远赶来听课是对知识的尊重。我们有些在校学生却不来上课，考试后来要学分。你提到这些学生中的余世存、橡子、余杰等，在校时都听过我的课，相处很好，教学相长。在他们有问题时候，我也同他们深谈，亦师亦友。
　　记：去年北京的一次行为艺术上，有中国艺术家“吃死婴”的表演，这种极端的行为艺术自我辩解为“艺术不负载道德承诺”，你一定不能同意了。
　　王：艺术家首先是在艺术境界中提升道德的，否则，连普通人的境界都比不上。不要求他成为道德的化身，但普通人的基本人性底线必须有。行为艺术的虚无化发展到极端，就很令人担忧。
　　记：您修养的全面令我辈望尘莫及，精通音乐、书画，可以到音乐学院讲演，书法作品还和启功先生的一起被荣宝斋出版。这些兴趣，在您的生活中占怎样一个地位，又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
　　王：说来惭愧，我的这些兴趣是在“匮乏时代”逼出来的。我很小就开始写颜体字，后来又练了二王和怀素。大学时代获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和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后来又搞过一段时间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学术史，并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转益多师”对我的书法推进很有好处。音乐则是在下乡的时候学会的，大概在大自然中人更需要音乐。回城后连续六年每天六个小时苦练二胡，终有所成。所以经常在音乐和书法中放松被枯燥理论弄得有些发木的脑袋，倒也其乐融融。